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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是光彩的”
1980年，姜维从部队转业后，一直没有工作。8个月后，姜维决定自食其力，摆起了摄影地摊。但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年代，摆地摊就是干个体，而当时只有释放出来的劳教人员才干个体，因此备受歧视。
1983年是姜维经商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当时参加表彰会的有400多位青年代表，其中有一部分是捏面人、修自行车等一类的个体户。由于“个体户不光彩”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争取到相应的权利和待遇，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
8月30日，胡耀邦与个体户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座谈会。卖肠粉的荣志仁得到了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荣志仁后来回忆：胡耀邦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有没有心理负担？我说有，觉得不是很光彩。他马上说，谁说你们不光彩，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座谈会后，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姜维在报纸上看到胡耀邦的讲话后，和同行们激动得大哭一场，他决定好好大干一番。他在大连繁华的中山街租了个1平方米的小门面，开了“姜维影书社”。
当时受大连市委市政府邀请来搞公私合营的港商、廖承志的侄子廖志强，投资4300万美金，在大连建富丽华大酒店，听说大连个体户“姜维影书社”很出名，就约见了姜维。当了解到姜维由于设备原因，只能冲洗黑白照片时，廖志强当即表示愿意以成本价提供一台19.8万元的彩色洗印机。然而19.8万元对姜维来说犹如天文数字，于是他决定仿照国营企业搞合资。他自己出场地、人力与技术，让廖志强以设备入股，两人合作办公司。
但当姜维去大连市工商局办手续时，工作人员翻遍有关的中央文件以及法律，都找不到允许个人与外商合资办企业的依据，只好让他去北京找政策。
胡耀邦过问，姜维获特批
在北京，姜维四处奔波。几番周折，他經人介绍认识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任重。在王任重接见姜维时，其女儿王晓黎也了解了姜维的情况，并将此事告诉了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1984年夏，胡德平和王晓黎来到姜维住处询问了详细情况，并带走了姜维写的材料。胡德平回去在和父亲散步的时候说了姜维办私企的事情，得知国务院在受理后，胡耀邦说：这是好事，让他们（国务院）先办，办不好，你再来说。
不到1个月，姜维就接到了国务院法规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去参加讨论关于公司能不能成立的会议。当时参加讨论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关总署、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各个部门的20多名代表。为了姜维办公司惊动了如此多的部门来论证研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未有过的。
这次讨论，姜维得到的结果就是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政策性的问题解决不了。在姜维感到压力和害怕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法规中心秘书长的王正明安慰他说：有耀邦同志，一定会解决的。
1984年11月9日，姜维终于等到了好消息，他同港商合资办私营公司的方案通过了。当时姜维并不清楚为什么在大会讨论没结果的情况下，他仍然得到了国务院特批。多年后，时任大连市市委书记的李灏告诉姜维：“你的事耀邦同志没少费心，我们当时也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耀邦同志说让他先试办一下嘛。就这样，你的公司才得到国务院的特例批准。”
有了政策支持，姜维的事业越干越大，先后建立了北京光彩实业公司、辽宁光彩实业公司，并于1991年创立了我国第一家私营跨国公司——日本光彩实业有限公司。
1980年，姜维从部队转业后，一直没有工作。8个月后，姜维决定自食其力，摆起了摄影地摊。但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年代，摆地摊就是干个体，而当时只有释放出来的劳教人员才干个体，因此备受歧视。
1983年是姜维经商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8月，在北京郊外的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召开了一次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当时参加表彰会的有400多位青年代表，其中有一部分是捏面人、修自行车等一类的个体户。由于“个体户不光彩”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争取到相应的权利和待遇，个体户代表们联名写信给大会，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党中央的领导。
8月30日，胡耀邦与个体户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座谈会。卖肠粉的荣志仁得到了与胡耀邦近距离交流的机会。荣志仁后来回忆：胡耀邦问我，你当时为什么卖肠粉，有没有心理负担？我说有，觉得不是很光彩。他马上说，谁说你们不光彩，你们是光彩的人，走的是光彩的路，个体经济的事业是光彩的事业。
座谈会后，胡耀邦随即在怀仁堂发表了《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姜维在报纸上看到胡耀邦的讲话后，和同行们激动得大哭一场，他决定好好大干一番。他在大连繁华的中山街租了个1平方米的小门面，开了“姜维影书社”。
当时受大连市委市政府邀请来搞公私合营的港商、廖承志的侄子廖志强，投资4300万美金，在大连建富丽华大酒店，听说大连个体户“姜维影书社”很出名，就约见了姜维。当了解到姜维由于设备原因，只能冲洗黑白照片时，廖志强当即表示愿意以成本价提供一台19.8万元的彩色洗印机。然而19.8万元对姜维来说犹如天文数字，于是他决定仿照国营企业搞合资。他自己出场地、人力与技术，让廖志强以设备入股，两人合作办公司。
但当姜维去大连市工商局办手续时，工作人员翻遍有关的中央文件以及法律，都找不到允许个人与外商合资办企业的依据，只好让他去北京找政策。
胡耀邦过问，姜维获特批
在北京，姜维四处奔波。几番周折，他經人介绍认识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任重。在王任重接见姜维时，其女儿王晓黎也了解了姜维的情况，并将此事告诉了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1984年夏，胡德平和王晓黎来到姜维住处询问了详细情况，并带走了姜维写的材料。胡德平回去在和父亲散步的时候说了姜维办私企的事情，得知国务院在受理后，胡耀邦说：这是好事，让他们（国务院）先办，办不好，你再来说。
不到1个月，姜维就接到了国务院法规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去参加讨论关于公司能不能成立的会议。当时参加讨论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关总署、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各个部门的20多名代表。为了姜维办公司惊动了如此多的部门来论证研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未有过的。
这次讨论，姜维得到的结果就是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政策性的问题解决不了。在姜维感到压力和害怕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法规中心秘书长的王正明安慰他说：有耀邦同志，一定会解决的。
1984年11月9日，姜维终于等到了好消息，他同港商合资办私营公司的方案通过了。当时姜维并不清楚为什么在大会讨论没结果的情况下，他仍然得到了国务院特批。多年后，时任大连市市委书记的李灏告诉姜维：“你的事耀邦同志没少费心，我们当时也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耀邦同志说让他先试办一下嘛。就这样，你的公司才得到国务院的特例批准。”
有了政策支持，姜维的事业越干越大，先后建立了北京光彩实业公司、辽宁光彩实业公司，并于1991年创立了我国第一家私营跨国公司——日本光彩实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