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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有着极其灿烂的古文化，书籍作为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经历着由繁到简、由物质到数字的发展，通过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大藏书性质、目的与现代藏书的对比，说明古今藏书是从“以书为本”到“以人为本”管理理念转变的。
关键词：古代藏书；以人为本；物质载体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0-0158-02
一、以简易繁——由书籍载体的演变看图书形态的发展
我国文字出现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在考古发掘的古文献中，发现商周时期有关王室、诸侯等的一些重要事件，主要是雕刻在甲骨、青铜器、石块、玉器上面，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初期书籍的样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私人讲学兴起，各家独抒己见，涌现出了众多思想著作，书籍作为这一阶段思想的传播者，较商、周而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常以竹、版、牍以及缣、帛等为材质书写文字，但竹书、木简书之类，翻阅起来不方便，制作程序还比较烦琐。汉代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於火上炙乾之。之后还有十几道工序，耗时费力且用久了“韦”、“丝绳”易断，容易导致书籍内容的混乱、残缺；缣帛书相对而言要轻便许多，可是比较贵重，不利于为社会普遍使用。西汉末年，蔡伦改进造纸术，纸书的轻便、价廉等特征，为社会广泛接受，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再加上发明于隋唐之际，推广于五代的雕版印刷术的盛行，纸书至今都是图书的主要形态。近现代书籍的物质形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转变，针对纸书相对的局限性、易损性，开始向数字化方向发展，视听型图书、电子图书纷纷出现。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增加了图书阅读的随意性，资源的整合及检索平台的统一，越来越能及时满足读者多元化的信息需求。从书籍载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图书的形态经历着一个以简易繁、由物质到数字的转变过程。图书向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源自图书收藏性质及其目的的转变。
二、重藏轻用——看古代图书收藏性质与目的
古代图书收藏性质是以藏书为目的，大致可分为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类。
1.官府藏书。官府藏书源于夏商，《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那时已经有了专门人员掌管典籍，所藏图书大多为法典、盟书之类，其目的就是为统治阶级保存史事，提供鉴戒。《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外，据《周礼》记载，设立“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来分别管理政治、教育、礼仪、军事、法律、建筑等六方面的典册，可见官藏设施已趋完备。秦代藏书由内廷与政府共同管理，其中，内廷的书籍主要是供皇帝阅览的。东汉时期，设“秘书监”一职以管理图书，主要负责书籍典藏、校勘、抄写事务。唐代增加弘文馆、集贤院，等等，图书管理机构，大规模组织官员校对，并建立了管理制度。宋代的藏书机构体制不仅健全，还建立了完备的官府藏书保管措施，广泛搜集散籍，并组织专员整理、校对。从渊源可观，官府藏书服务于皇帝或宫府官员，不对外开放。朝代的更替、政治的混乱、战争的频发，等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大量的图书被焚毁，政府于是向民间访书、求书，广泛搜集图书，藏于秘府，并委派官员校勘、整理、抄写。校勘是为了定脱误、成善本；整理是为了析部类，成目录；抄写是为了供阅览，传万世。政府将书籍的保护作为出发点，开展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为藏而藏”成为官藏的一大特点。
2.私家藏书。私家藏书也就是私人藏书。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又，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云：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古代人以藏书为贵，私藏现象甚多。书刊在印刷或传抄过程中常出现讹误，藏书家常于各地搜集异本，藏于家中，秘不示人，凭借自己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图书资源，他们或考订、或校雠、或收集、或赏鉴，对图书的保存和善本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私家藏书是为个人服务的，也有少数藏书家公开藏书的现象（大概是为了更好的交流学术、传播知识），大多数还是藏书自用，社会主流因素形成了私家藏书“秘惜所藏”的特点。
3.寺观藏书。也就是寺院和道观藏书，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及道教的出现，对佛经、道藏的翻译而萌生的产物，它主要服务于自己特定的群体。由于战争、政治因素的影响，信徒采用秘藏的方法以使书籍免遭祸害。寺观会组织专门人员对典籍进行校勘、注释、刊印等，政府有时也会大规模整理。书籍的整理、保存、特定人员的阅览亦是寺观藏书的主要特点。
三、藏用并举——看书院藏书的性质与目的
各地书院以教育为基础，所藏书籍主要是为了辅助教学。书院有一套职责分明的图书管理系统，有管理图书的总负责人，负责管理书院藏书室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图书借阅；另有一批文化修养较高的专业人员，负责对所藏图书进行目录编制、记录图书详细情况的工作；还有一些普通管理人员，负责书籍晾晒、通风、卫生打扫等工作。书院藏书可借出，于是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借阅制度。另外，有些书院还会将官藏书目及借阅信息公布于外，方便学生借阅，这些举措对今天的图书馆管理、借阅制度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书院藏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上三类重藏、秘藏的封闭保守的做法，它重视图书的实用性。图书资源信息利用率的提高、以人为主体的服务理念在其中已有彰显，但并非所有书院藏书都面向社会公开借阅，真正实现这一转变的还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改变了以往“以书为本”的理念，以人为主体，使藏书首次公开面向社会，这不仅有利于知识的传播，还便于知识的普及。
四、结论——从“以书为本”到“以人为本”理念的转变
1.书目分类。古代藏书目录多沿用《隋书·经籍志》中的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四部名称进行划分。现代图书管理则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的图书分类法，尤其是以学科为分类标准技术的引入，借阅者查寻，图书管理人员上架、插架等整理工作就变得更加容易。
2.服务对象。古人集书是为了“藏”，有自己特定的服务群体。有爱好者校雠、抄写，为的是让书中的思想精华流芳百世，也有部分官员，曲解文意，为统治阶层服务，这样书籍就又成为统治者驾驭天下的思想工具，为古代藏书蒙上了政治色彩。现代图书馆直接面向社会，服务于大众，更多是为了满足读者学习知识的需求。
3.管理人员。古代负责图书管理的人员，大都有较高的专业文化技能，他们在目录、校勘、版本、考订等文献学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这些跟古人“以书为本”的服务目的是紧密相连的。随着科学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广泛应用，这就要求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基本的文化知识，还要能够熟练掌握图书管理系统对图书进行借还、上架、下架、查询等工作，学会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数据库，充分满足读者的需要，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关键词：古代藏书；以人为本；物质载体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0-0158-02
一、以简易繁——由书籍载体的演变看图书形态的发展
我国文字出现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在考古发掘的古文献中，发现商周时期有关王室、诸侯等的一些重要事件，主要是雕刻在甲骨、青铜器、石块、玉器上面，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初期书籍的样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私人讲学兴起，各家独抒己见，涌现出了众多思想著作，书籍作为这一阶段思想的传播者，较商、周而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常以竹、版、牍以及缣、帛等为材质书写文字，但竹书、木简书之类，翻阅起来不方便，制作程序还比较烦琐。汉代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於火上炙乾之。之后还有十几道工序，耗时费力且用久了“韦”、“丝绳”易断，容易导致书籍内容的混乱、残缺；缣帛书相对而言要轻便许多，可是比较贵重，不利于为社会普遍使用。西汉末年，蔡伦改进造纸术，纸书的轻便、价廉等特征，为社会广泛接受，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再加上发明于隋唐之际，推广于五代的雕版印刷术的盛行，纸书至今都是图书的主要形态。近现代书籍的物质形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转变，针对纸书相对的局限性、易损性，开始向数字化方向发展，视听型图书、电子图书纷纷出现。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增加了图书阅读的随意性，资源的整合及检索平台的统一，越来越能及时满足读者多元化的信息需求。从书籍载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图书的形态经历着一个以简易繁、由物质到数字的转变过程。图书向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源自图书收藏性质及其目的的转变。
二、重藏轻用——看古代图书收藏性质与目的
古代图书收藏性质是以藏书为目的，大致可分为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类。
1.官府藏书。官府藏书源于夏商，《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那时已经有了专门人员掌管典籍，所藏图书大多为法典、盟书之类，其目的就是为统治阶级保存史事，提供鉴戒。《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此外，据《周礼》记载，设立“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来分别管理政治、教育、礼仪、军事、法律、建筑等六方面的典册，可见官藏设施已趋完备。秦代藏书由内廷与政府共同管理，其中，内廷的书籍主要是供皇帝阅览的。东汉时期，设“秘书监”一职以管理图书，主要负责书籍典藏、校勘、抄写事务。唐代增加弘文馆、集贤院，等等，图书管理机构，大规模组织官员校对，并建立了管理制度。宋代的藏书机构体制不仅健全，还建立了完备的官府藏书保管措施，广泛搜集散籍，并组织专员整理、校对。从渊源可观，官府藏书服务于皇帝或宫府官员，不对外开放。朝代的更替、政治的混乱、战争的频发，等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大量的图书被焚毁，政府于是向民间访书、求书，广泛搜集图书，藏于秘府，并委派官员校勘、整理、抄写。校勘是为了定脱误、成善本；整理是为了析部类，成目录；抄写是为了供阅览，传万世。政府将书籍的保护作为出发点，开展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为藏而藏”成为官藏的一大特点。
2.私家藏书。私家藏书也就是私人藏书。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又，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云：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古代人以藏书为贵，私藏现象甚多。书刊在印刷或传抄过程中常出现讹误，藏书家常于各地搜集异本，藏于家中，秘不示人，凭借自己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图书资源，他们或考订、或校雠、或收集、或赏鉴，对图书的保存和善本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私家藏书是为个人服务的，也有少数藏书家公开藏书的现象（大概是为了更好的交流学术、传播知识），大多数还是藏书自用，社会主流因素形成了私家藏书“秘惜所藏”的特点。
3.寺观藏书。也就是寺院和道观藏书，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及道教的出现，对佛经、道藏的翻译而萌生的产物，它主要服务于自己特定的群体。由于战争、政治因素的影响，信徒采用秘藏的方法以使书籍免遭祸害。寺观会组织专门人员对典籍进行校勘、注释、刊印等，政府有时也会大规模整理。书籍的整理、保存、特定人员的阅览亦是寺观藏书的主要特点。
三、藏用并举——看书院藏书的性质与目的
各地书院以教育为基础，所藏书籍主要是为了辅助教学。书院有一套职责分明的图书管理系统，有管理图书的总负责人，负责管理书院藏书室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图书借阅；另有一批文化修养较高的专业人员，负责对所藏图书进行目录编制、记录图书详细情况的工作；还有一些普通管理人员，负责书籍晾晒、通风、卫生打扫等工作。书院藏书可借出，于是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借阅制度。另外，有些书院还会将官藏书目及借阅信息公布于外，方便学生借阅，这些举措对今天的图书馆管理、借阅制度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书院藏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上三类重藏、秘藏的封闭保守的做法，它重视图书的实用性。图书资源信息利用率的提高、以人为主体的服务理念在其中已有彰显，但并非所有书院藏书都面向社会公开借阅，真正实现这一转变的还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改变了以往“以书为本”的理念，以人为主体，使藏书首次公开面向社会，这不仅有利于知识的传播，还便于知识的普及。
四、结论——从“以书为本”到“以人为本”理念的转变
1.书目分类。古代藏书目录多沿用《隋书·经籍志》中的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四部名称进行划分。现代图书管理则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的图书分类法，尤其是以学科为分类标准技术的引入，借阅者查寻，图书管理人员上架、插架等整理工作就变得更加容易。
2.服务对象。古人集书是为了“藏”，有自己特定的服务群体。有爱好者校雠、抄写，为的是让书中的思想精华流芳百世，也有部分官员，曲解文意，为统治阶层服务，这样书籍就又成为统治者驾驭天下的思想工具，为古代藏书蒙上了政治色彩。现代图书馆直接面向社会，服务于大众，更多是为了满足读者学习知识的需求。
3.管理人员。古代负责图书管理的人员，大都有较高的专业文化技能，他们在目录、校勘、版本、考订等文献学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这些跟古人“以书为本”的服务目的是紧密相连的。随着科学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广泛应用，这就要求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基本的文化知识，还要能够熟练掌握图书管理系统对图书进行借还、上架、下架、查询等工作，学会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数据库，充分满足读者的需要，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