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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和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不仅是20世纪早期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心机构和女性知识分子的摇篮,也因其参与和见证时代嬗变的特质而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标识。由于现代性的核心指向个体解放,因此,对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考察,将为重新解读抑或反思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打开一扇窗口。
关键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位;教育史学;现代性;个人生活史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又称“女高师”,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国人自办和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8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8月,即增设教育国文专修科,筹备改组高等师范;[1]1919年4月,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2]1924年5月,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简称“女师大”。[3]本文所述“女高师”系指其自1917年筹备改组到1924年升格为师范大学的七年时间。
在20世纪早期,女高师曾经是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心机构和早期女性知识分子的摇篮,对其时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推进作用。并且,还因其参与和见证时代嬗变的特质而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标识。由于现代性的核心指向个体解放,因此,对女高师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考察,将为我们重新解读抑或反思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打开一扇窗口。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女高师已经退居主流教育史学的边缘位置,为人们所逐渐淡忘。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这一教育史学的边缘处出发,经由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独特视角对其进行梳理和探考,以彰显这一课题的研究价值和别样视角观照下的独特魅力。
一、女高师的历史地位:中心与摇篮
在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组高等师范之前,国内如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等学府尚未开放女禁,招收女生。这段时期,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远涉重洋,留学海外;二是进入国内的教会女子大学。民国初年,在女子留学方面主要有三条渠道:(1)清华学校;(2)教育部和各省市官派留学;(3)自费留学。清华学校从1914年到1923年的九年时间共派出女生38人。[4]民国初期大规模的官派留学只有一次,即1916年官费派遣留日女生43人。至于自费留学,据相关统计,到1916年时,全国各地自费留学女生共计86人。[5]在教会女子大学方面,在五四运动前,只有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三所学校招收女生。[6]协和女子大学自1905年建校到1919年与燕京大学合并时,共有本专科毕业生49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1907年初创时只设预科班,1917年时才开齐大学四年的全部课程,到1921年时方才送出该校的首批大学毕业生3人。[7]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最初建立时只有教职员9人,学生13人,经过4年的发展,到1919年时学生人数也只有52名。[8]
与之相比,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虽然起步较晚,却后来居上,其生源数量、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都很快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其时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机构。如1917年8月女高师最初筹备改组时,一次性招生就达24名。[9]1919年正式更名时,学校已有教职员71人,包括预科在内的学生260人。[10]到1924年时,女高师在短短的七年中,已送出本专科毕业生303人。[11]
此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更名(1919年)不久的1920年,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放女禁,招收女生。随后,全国各地许多高校纷纷效仿,陆续开放女禁,男女同校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趋势。但是,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数据显示,1922年全国范围内国人自办高校招收的女生数量共有665人,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校的女生数量就达236人,约占总数的35%。[12]由此足见,即使在国内大学开放女禁,纷纷招收女生的一段时期中,女高师的招生数量依然独占鳌头,无可争议地成为其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心机构。
事实上,除去稳定、可观的生源数量和快速的发展规模等外延之外,女高师作为中国早期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镇和中心,还以其较高的教育质量和积极的社会影响而为时人所推重。在短短的七年中,女高师不仅为全国各地的女子中学、师范学校和教育行政机构输送了大量的师资和管理人员,为缓解女子中等教育机构的师资紧缺,保障女子教育的有效运行作出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一批卓越的女性精英,她们大多成为“后五四”一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先锋力量,为其时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在文学史界堪称“豪杰”的冯元君、当代《诗经》研究名家程俊英和屈赋研究专家苏雪林等知名学者;曾在文坛与冰心齐名、“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中能够注目于革命性社会题材的第一人(茅盾语)庐隐,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淦女士”,20世纪20年代即饮誉文苑的“苏绿漪”,以及“一星”、“隽因”、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和吕云章等一批曾推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并以其文学作品为女性解放、个体解放声援的第一代现代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光荣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曾投身台湾政界、热心教育事业和社会活动的陶玄、钱用和和孙继绪等人;以及一批或隐身家庭襄助丈夫或不时走出家庭成为社会活动家的名流妻子,如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张君劢的妻子王世瑛和熊希龄的妻子毛彦文,等等。她们虽然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却殊途同归地对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女高师的研究现状:教育史学的边缘
遗憾的是,与女高师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相比,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截至目前,在笔者目力所及范围内,有关女高师的专门研究还非常罕见,在相关的女子教育通史或断代史、高等教育史或校史的研究中虽然偶有涉及,也大多一提而过,对其详细教育情况和真实教育场景的研究还非常稀少,即使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也尚未出现较大突破。事实上,有关女高师的研究,就其研究性质而言,应该归属于女子教育史的研究范畴,又进一步归属于女性学或性别学的分支领域。因此,其在学界的遭遇也就受到教育史学和女性学或性别学在我国发展境遇的双重影响。
大致说来,五四运动前后至抗日战争前,是我国女性研究的起步阶段。由于女性解放思潮的高涨和女学的前期发展,这段时期曾涌现出一批早期的力作。如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13]、程谪凡的《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14]等有关妇女生活和女子教育的专著,俞庆棠的《三十五年来之中国女子教育》[15]等研究论文,均对女高师的教育情况有所提及。但是作为开创阶段的早期研究,它们多将考察重点放在通史或断代史的宏观梳理上,其间对女高师的记录往往限于只言片语的事实描述,虽然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却还很难谈上严格意义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救亡主题压倒启蒙,女性解放和女子教育问题也随之渐趋沉寂。
新中国建立后,抛开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不论,单就学术研究取向来看,由于“中性化”研究取向和传统史学理路的双重影响,有关女子教育的历史研究一直难以走进主流学界的关注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研究和教育史学的共同复兴及其专深化发展,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研究逐渐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的广泛介入,涌现出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其间,多数成果对女高师均有提及,但是,作为第二次起步阶段的“拓荒性”研究,大多数论者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女子教育通史或断代史的研究上,侧重于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发展脉络及其特点的宏观把握,抑或针对某类女子教育或某些女子教育问题进行通史性梳理或专题研究,较少进行女校校史的个案研究。①即使偶有涉及女校校史,也多数限于教会女子大学。仅见的几项有关女高师的专门研究,则大多来自文学史或音乐学等学科领域。这些成果虽然从不同的学科视阈出发,丰富了我们对女高师教育及其历史影响的认识,但是,由于学科领域的限制,其研究起点和终点多在文学史或音乐学等范畴,止于女高师在促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音乐专业发展等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功能性描述,抑或作为引证蔡元培、鲁迅等著名人物思想影响的注解性材料,还较少从教育学科的立场,从考察女高师教育的本体视点出发,对女高师首先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对其历史沿革、总体教育状貌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探讨。②此外,在史料的整理方面,虽然较前有所突破,但是迄今对女高师的教育宗旨、院系设置、课程体系、师资教学等一般教育情况,还缺乏必要的史料发掘和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开展。
综上所述,抛开新中国建立以后特殊的学术氛围不论,单就学术研究的取向来看,由于“中性化”研究取向和传统史学理路等多种影响,导致女性或性别研究在我国学界的长期势微,使得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研究难以走进主流学界的关注视野。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述情况有所改观,但就总体而言,女子教育史仍然处在主流教育史学的边缘位置。在这种背景下,女高师还远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
三、别样的研究视角:女大学生的个人生活史
个人生活史是一种社会学的完善资料,因为生活史是个人适应社会环境的产物,凭借生活史的记述,可以更好地发现个体与社会之间微妙、复杂的互动关系。[16]对女高师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研究,意味着我们将抛开主流教育史学关注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研究的一般框架,借助微观史学中日常生活史和心态史的研究方法,转而聚焦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命运,即关注女性个体微观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通过对其教育经历、生活经历及其思想演变轨迹的考察,试图揭示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中,女性个体、高等教育和社会转型之间丰富、复杂的纠葛关系,进而探讨高等教育在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中所发挥的功能与限度等问题。
事实上,由于女高师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可供选择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也就丰富多样。笔者之所以放弃教育史研究的一般路数,另辟蹊径地从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角度来观照女高师,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古老的中国开始其艰难的现代化之路。尽管今天看来,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已经变得复杂歧义,聚颂难辨。但是,如果暂时抛开20世纪60年代以后来自西方抑或东方的多样话语[17],回归1840-1949年代的特定历史时空的话,那么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欧美的现代化道路在1890-1930年代的中国还是十分走俏的。因此,用源出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来观照1890-1930年代的中国也就具有相当的适切性。如此一来,不难发现,自甲午战后到20世纪30年代,由家族伦理转向个体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罗网”中解放个体,实现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成为精英阶层的主流诉求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趋向。无论是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个人“冲决网罗”的早期提倡,严复对“群己”关系的阐释与定义,还是五四时期陈独秀对“最后觉悟之觉悟”的呼喊、鲁迅对“礼教吃人”的剖析、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抑或是巴金等人的早期作品,无不表达着这种思想。可以说,在这一场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中,无论社会、文化和思想等各层面的现代性转型,其核心都指向个体觉醒、个性解放。[18][19]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个体解放并非一个抽象命题,抑或仅为少数精英相互叹赏的概念,它必须真实地体现在每个个体的生命体验里,必须借由个体观念的变革和行动的变化来具体体现抑或实现,即,鲁迅所谓改造国民的“灵魂”和长久“积习”。[20]据此,以个人生活史的方式切入,聚焦个体生活世界及其精神世界的细微变化,无疑为了解和剖析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提供一个具体而真实的“视点”。
此外,“性别是一个被建构的概念”。中国女性在古代社会的特殊处境及其身份认同并非来自某一家庭抑或某一男子的“非理性”行为,而是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理性”“自觉”、“群体”建构的产物。远自先秦孔孟,近至宋明理学,经由“性”、“人性”等基本命题的探讨,并借助儒学的官学化和制度化,层层累积、几经嬗替,最终建构起血缘与地域二系合一、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脉络,并在层层的累积中,环环相扣地将女性圈禁于其中。[21][22]因此,近代以来,所谓“妇女解放”、“女性个体觉醒”的问题就并非一个单纯涉及女性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如何通过女性的解放和重新定位来解构传统中国并建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基于这一认识,自19世纪末期以来,女性、性等传统中国的敏感话题开始从历史的帷幕之后被“推向”前台,进入知识分子的关注视野。从郑观应的《女教》(1892)到康有为的《大同书》(1902)、梁启超的《论女学》(1896)、金一(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再到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胡适的《贞操问题》(1918)和《美国的妇人》(1918)以及同期发表的大量关于贞操、节烈和娜拉出走的言论中,不难看到将女性与中国社会连并一体进行解构与建构的双重理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作为身处其间的女性,男性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她们无一能幸免,除此之外,因为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境遇,更有其必须独自面对的解放难题。[23]因此,对于这一时期女性个体生活世界及其精神世界的考察,无疑为我们从微观角度来把握和考量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打开一扇别致的窗口。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意义的女子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产生的。它既是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女性解放”的产物,又通过对女大学生个体的培养和型塑间接地影响社会的变迁与转型。由此,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它的产生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女性可以追求高等教育,更暗示着国人的女性观及其由崭新的两性角色和性别关系所建构的社会观的某种转变。为此,其创立本身不仅是中国早期女子教育发展的里程碑,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之间交互作用、变迁转型的重视标识。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大学生,作为借助社会转型和性别观念松动而出场的一批早期女性,她们出场之后的现实走向及其命运又始终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休戚相关,表现出某些与时俱进的特质。并且,作为亲历新文化运动的“五四产儿”,她们的生卒年限大多在1880—1990年代,多数经历了从清末到民国的沧桑巨变,并经历了从女童到女师范生再到国民女教师的“蜕变”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她们的一部个人生活史,就是一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教育变迁史,也是一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嬗变史。因此,对女高师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考查,所带给我们的并非仅仅是关于女性个体教育经历和生活经历的零星史实,实则为我们深入了解和剖析女子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在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中所发挥的功能与限度,透视女性个体、高等教育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联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实例。因此,当我们调整焦距,将研究的镜头转向女高师女大学生个人的生活世界及其精神世界时,也就同时打开了一扇由此洞悉抑或重新解读和反思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窗口。
注释:
①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年-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1984年版;黄新宪著:《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雷良波等著:《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杜学元著:《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熊贤君著:《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乔素玲著:《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谷忠玉著:《中国近代女性观的演变与女子学校教育》,安徽出版社2006年版;张素玲著:《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参见王翠艳:《女高师校园文学活动与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何玲华:《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与现代女子教育》,《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何玲华:《蔡元培与北京女高师》,《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9期;祁斌斌:《由<女高师周刊>再识女高师音乐系》,《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研究虽然已有不少成果出现,但是由于本文所述“女高师”主要限定在1917到1924年,“女师大风潮”则发生于1925年,因此未将此类成果综述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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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位;教育史学;现代性;个人生活史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又称“女高师”,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国人自办和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8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8月,即增设教育国文专修科,筹备改组高等师范;[1]1919年4月,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2]1924年5月,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简称“女师大”。[3]本文所述“女高师”系指其自1917年筹备改组到1924年升格为师范大学的七年时间。
在20世纪早期,女高师曾经是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心机构和早期女性知识分子的摇篮,对其时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推进作用。并且,还因其参与和见证时代嬗变的特质而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标识。由于现代性的核心指向个体解放,因此,对女高师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考察,将为我们重新解读抑或反思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打开一扇窗口。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女高师已经退居主流教育史学的边缘位置,为人们所逐渐淡忘。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这一教育史学的边缘处出发,经由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独特视角对其进行梳理和探考,以彰显这一课题的研究价值和别样视角观照下的独特魅力。
一、女高师的历史地位:中心与摇篮
在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组高等师范之前,国内如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等学府尚未开放女禁,招收女生。这段时期,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远涉重洋,留学海外;二是进入国内的教会女子大学。民国初年,在女子留学方面主要有三条渠道:(1)清华学校;(2)教育部和各省市官派留学;(3)自费留学。清华学校从1914年到1923年的九年时间共派出女生38人。[4]民国初期大规模的官派留学只有一次,即1916年官费派遣留日女生43人。至于自费留学,据相关统计,到1916年时,全国各地自费留学女生共计86人。[5]在教会女子大学方面,在五四运动前,只有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三所学校招收女生。[6]协和女子大学自1905年建校到1919年与燕京大学合并时,共有本专科毕业生49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1907年初创时只设预科班,1917年时才开齐大学四年的全部课程,到1921年时方才送出该校的首批大学毕业生3人。[7]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最初建立时只有教职员9人,学生13人,经过4年的发展,到1919年时学生人数也只有52名。[8]
与之相比,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虽然起步较晚,却后来居上,其生源数量、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都很快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其时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机构。如1917年8月女高师最初筹备改组时,一次性招生就达24名。[9]1919年正式更名时,学校已有教职员71人,包括预科在内的学生260人。[10]到1924年时,女高师在短短的七年中,已送出本专科毕业生303人。[11]
此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更名(1919年)不久的1920年,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放女禁,招收女生。随后,全国各地许多高校纷纷效仿,陆续开放女禁,男女同校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趋势。但是,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数据显示,1922年全国范围内国人自办高校招收的女生数量共有665人,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校的女生数量就达236人,约占总数的35%。[12]由此足见,即使在国内大学开放女禁,纷纷招收女生的一段时期中,女高师的招生数量依然独占鳌头,无可争议地成为其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心机构。
事实上,除去稳定、可观的生源数量和快速的发展规模等外延之外,女高师作为中国早期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镇和中心,还以其较高的教育质量和积极的社会影响而为时人所推重。在短短的七年中,女高师不仅为全国各地的女子中学、师范学校和教育行政机构输送了大量的师资和管理人员,为缓解女子中等教育机构的师资紧缺,保障女子教育的有效运行作出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一批卓越的女性精英,她们大多成为“后五四”一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先锋力量,为其时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在文学史界堪称“豪杰”的冯元君、当代《诗经》研究名家程俊英和屈赋研究专家苏雪林等知名学者;曾在文坛与冰心齐名、“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中能够注目于革命性社会题材的第一人(茅盾语)庐隐,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淦女士”,20世纪20年代即饮誉文苑的“苏绿漪”,以及“一星”、“隽因”、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和吕云章等一批曾推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并以其文学作品为女性解放、个体解放声援的第一代现代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光荣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曾投身台湾政界、热心教育事业和社会活动的陶玄、钱用和和孙继绪等人;以及一批或隐身家庭襄助丈夫或不时走出家庭成为社会活动家的名流妻子,如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张君劢的妻子王世瑛和熊希龄的妻子毛彦文,等等。她们虽然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却殊途同归地对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女高师的研究现状:教育史学的边缘
遗憾的是,与女高师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相比,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截至目前,在笔者目力所及范围内,有关女高师的专门研究还非常罕见,在相关的女子教育通史或断代史、高等教育史或校史的研究中虽然偶有涉及,也大多一提而过,对其详细教育情况和真实教育场景的研究还非常稀少,即使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也尚未出现较大突破。事实上,有关女高师的研究,就其研究性质而言,应该归属于女子教育史的研究范畴,又进一步归属于女性学或性别学的分支领域。因此,其在学界的遭遇也就受到教育史学和女性学或性别学在我国发展境遇的双重影响。
大致说来,五四运动前后至抗日战争前,是我国女性研究的起步阶段。由于女性解放思潮的高涨和女学的前期发展,这段时期曾涌现出一批早期的力作。如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13]、程谪凡的《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14]等有关妇女生活和女子教育的专著,俞庆棠的《三十五年来之中国女子教育》[15]等研究论文,均对女高师的教育情况有所提及。但是作为开创阶段的早期研究,它们多将考察重点放在通史或断代史的宏观梳理上,其间对女高师的记录往往限于只言片语的事实描述,虽然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却还很难谈上严格意义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救亡主题压倒启蒙,女性解放和女子教育问题也随之渐趋沉寂。
新中国建立后,抛开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不论,单就学术研究取向来看,由于“中性化”研究取向和传统史学理路的双重影响,有关女子教育的历史研究一直难以走进主流学界的关注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研究和教育史学的共同复兴及其专深化发展,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研究逐渐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的广泛介入,涌现出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其间,多数成果对女高师均有提及,但是,作为第二次起步阶段的“拓荒性”研究,大多数论者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女子教育通史或断代史的研究上,侧重于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发展脉络及其特点的宏观把握,抑或针对某类女子教育或某些女子教育问题进行通史性梳理或专题研究,较少进行女校校史的个案研究。①即使偶有涉及女校校史,也多数限于教会女子大学。仅见的几项有关女高师的专门研究,则大多来自文学史或音乐学等学科领域。这些成果虽然从不同的学科视阈出发,丰富了我们对女高师教育及其历史影响的认识,但是,由于学科领域的限制,其研究起点和终点多在文学史或音乐学等范畴,止于女高师在促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音乐专业发展等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功能性描述,抑或作为引证蔡元培、鲁迅等著名人物思想影响的注解性材料,还较少从教育学科的立场,从考察女高师教育的本体视点出发,对女高师首先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对其历史沿革、总体教育状貌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探讨。②此外,在史料的整理方面,虽然较前有所突破,但是迄今对女高师的教育宗旨、院系设置、课程体系、师资教学等一般教育情况,还缺乏必要的史料发掘和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开展。
综上所述,抛开新中国建立以后特殊的学术氛围不论,单就学术研究的取向来看,由于“中性化”研究取向和传统史学理路等多种影响,导致女性或性别研究在我国学界的长期势微,使得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研究难以走进主流学界的关注视野。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述情况有所改观,但就总体而言,女子教育史仍然处在主流教育史学的边缘位置。在这种背景下,女高师还远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
三、别样的研究视角:女大学生的个人生活史
个人生活史是一种社会学的完善资料,因为生活史是个人适应社会环境的产物,凭借生活史的记述,可以更好地发现个体与社会之间微妙、复杂的互动关系。[16]对女高师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研究,意味着我们将抛开主流教育史学关注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研究的一般框架,借助微观史学中日常生活史和心态史的研究方法,转而聚焦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命运,即关注女性个体微观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通过对其教育经历、生活经历及其思想演变轨迹的考察,试图揭示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中,女性个体、高等教育和社会转型之间丰富、复杂的纠葛关系,进而探讨高等教育在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中所发挥的功能与限度等问题。
事实上,由于女高师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可供选择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也就丰富多样。笔者之所以放弃教育史研究的一般路数,另辟蹊径地从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角度来观照女高师,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古老的中国开始其艰难的现代化之路。尽管今天看来,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已经变得复杂歧义,聚颂难辨。但是,如果暂时抛开20世纪60年代以后来自西方抑或东方的多样话语[17],回归1840-1949年代的特定历史时空的话,那么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欧美的现代化道路在1890-1930年代的中国还是十分走俏的。因此,用源出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来观照1890-1930年代的中国也就具有相当的适切性。如此一来,不难发现,自甲午战后到20世纪30年代,由家族伦理转向个体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罗网”中解放个体,实现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成为精英阶层的主流诉求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趋向。无论是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个人“冲决网罗”的早期提倡,严复对“群己”关系的阐释与定义,还是五四时期陈独秀对“最后觉悟之觉悟”的呼喊、鲁迅对“礼教吃人”的剖析、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抑或是巴金等人的早期作品,无不表达着这种思想。可以说,在这一场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中,无论社会、文化和思想等各层面的现代性转型,其核心都指向个体觉醒、个性解放。[18][19]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个体解放并非一个抽象命题,抑或仅为少数精英相互叹赏的概念,它必须真实地体现在每个个体的生命体验里,必须借由个体观念的变革和行动的变化来具体体现抑或实现,即,鲁迅所谓改造国民的“灵魂”和长久“积习”。[20]据此,以个人生活史的方式切入,聚焦个体生活世界及其精神世界的细微变化,无疑为了解和剖析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提供一个具体而真实的“视点”。
此外,“性别是一个被建构的概念”。中国女性在古代社会的特殊处境及其身份认同并非来自某一家庭抑或某一男子的“非理性”行为,而是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理性”“自觉”、“群体”建构的产物。远自先秦孔孟,近至宋明理学,经由“性”、“人性”等基本命题的探讨,并借助儒学的官学化和制度化,层层累积、几经嬗替,最终建构起血缘与地域二系合一、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脉络,并在层层的累积中,环环相扣地将女性圈禁于其中。[21][22]因此,近代以来,所谓“妇女解放”、“女性个体觉醒”的问题就并非一个单纯涉及女性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如何通过女性的解放和重新定位来解构传统中国并建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基于这一认识,自19世纪末期以来,女性、性等传统中国的敏感话题开始从历史的帷幕之后被“推向”前台,进入知识分子的关注视野。从郑观应的《女教》(1892)到康有为的《大同书》(1902)、梁启超的《论女学》(1896)、金一(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再到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胡适的《贞操问题》(1918)和《美国的妇人》(1918)以及同期发表的大量关于贞操、节烈和娜拉出走的言论中,不难看到将女性与中国社会连并一体进行解构与建构的双重理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作为身处其间的女性,男性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她们无一能幸免,除此之外,因为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境遇,更有其必须独自面对的解放难题。[23]因此,对于这一时期女性个体生活世界及其精神世界的考察,无疑为我们从微观角度来把握和考量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打开一扇别致的窗口。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意义的女子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产生的。它既是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女性解放”的产物,又通过对女大学生个体的培养和型塑间接地影响社会的变迁与转型。由此,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学府,它的产生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女性可以追求高等教育,更暗示着国人的女性观及其由崭新的两性角色和性别关系所建构的社会观的某种转变。为此,其创立本身不仅是中国早期女子教育发展的里程碑,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之间交互作用、变迁转型的重视标识。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大学生,作为借助社会转型和性别观念松动而出场的一批早期女性,她们出场之后的现实走向及其命运又始终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休戚相关,表现出某些与时俱进的特质。并且,作为亲历新文化运动的“五四产儿”,她们的生卒年限大多在1880—1990年代,多数经历了从清末到民国的沧桑巨变,并经历了从女童到女师范生再到国民女教师的“蜕变”历程。在一定意义上,她们的一部个人生活史,就是一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教育变迁史,也是一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嬗变史。因此,对女高师女大学生个人生活史的考查,所带给我们的并非仅仅是关于女性个体教育经历和生活经历的零星史实,实则为我们深入了解和剖析女子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在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中所发挥的功能与限度,透视女性个体、高等教育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联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实例。因此,当我们调整焦距,将研究的镜头转向女高师女大学生个人的生活世界及其精神世界时,也就同时打开了一扇由此洞悉抑或重新解读和反思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窗口。
注释:
①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年-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1984年版;黄新宪著:《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雷良波等著:《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杜学元著:《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熊贤君著:《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乔素玲著:《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谷忠玉著:《中国近代女性观的演变与女子学校教育》,安徽出版社2006年版;张素玲著:《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参见王翠艳:《女高师校园文学活动与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何玲华:《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与现代女子教育》,《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何玲华:《蔡元培与北京女高师》,《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9期;祁斌斌:《由<女高师周刊>再识女高师音乐系》,《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研究虽然已有不少成果出现,但是由于本文所述“女高师”主要限定在1917到1924年,“女师大风潮”则发生于1925年,因此未将此类成果综述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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