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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历了IT泡沫的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今天的硅谷仍然是全球第三大高科技工業园区（仅次于纽约大都会和华盛顿都会区），全美逾40%的风投集中在硅谷，这里集聚着上千家高科技企业和22.5万个以上的高薪高科技职位，每一个新兴的“孵化器”和高科技产业园在创立之初和发展过程中，都不能免俗地要对镜顾盼一番——“我很像硅谷，不是么？”
1971年，专跑半导体和电子口的加州小报记者唐纳德.霍夫莱（Donald C. Hoefler）根据自己的职业嗅觉，认定微电子产业前途无量，而集聚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微电子产业精华的加州圣克拉拉山谷（Santa Clara Valley）则将成为光芒四射的高科技产业天堂。他打算根据自己在这条山谷中各高科技企业多年跟踪、采访和蹲点的经验，写一组足以彪炳史册的“定调”专栏文章。
他当时任职于专业性小报《电子新闻》周刊（Electronic News），打算在这家周刊上连载自己的这组专栏，但随着开篇日期的临近，他越来越感到，不论“圣克拉拉谷”或其昵称“果木谷”（Valley of Heart’s Delight）都有些“软绵绵”的，与他心目中即将永铭青史的“高科技山谷”定位大不相称，可饶是他绞尽脑汁，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和“伟大山谷”地位吻合的响亮名称来。
有一天他偶遇好友、在“伟大山谷”中经营一家名叫“离子设备”（Ion Equipment）的小型半导体公司的拉尔夫.瓦埃尔斯特（Ralph Vaerst），后者对霍夫莱的宏大构想并不十分以为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帮朋友构想了一番，并随口建议“叫‘硅谷’（Silicon Valley）如何”？
前浪死在沙滩上
瓦埃尔斯特的离子设备公司是众多硅谷小企业中的一个，如今早已消失在一长串被大浪淘沙的硅谷创业失败者名单中，这家公司在硅谷不长但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仅仅留下了几个浅浅的足印，除了宛如灵光乍现的“硅谷”命名，便只有自1973年起折腾了近10年之久、和几名跳槽员工间糟糕透顶的知识产权诉讼官司了。
据1985年1月9日霍夫莱接受《洛杉矶都市报》（Metro）采访时所言，“硅谷”这个名词似乎也并非瓦埃尔斯特“原创”，而是当时“伟大山谷”内半导体小企业创业者们闲聊时偶尔蹦出的生造词，“硅”是用以指代半导体所需的硅原料。
霍夫莱是一个专跑电子产业新闻的小报记者，他出道于圣克拉拉山谷中半导体企业最集中的地点之一——山景城，最初是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文案公关，后来跳槽去了费尔柴尔德出版集团（Fairchild Publications），《电子新闻》周刊正是这家出版集团所办。
“硅谷”因言简意赅、响亮生动一炮走红，很快风靡全美乃至全球，但霍夫莱却并未因此交上好运，他的“硅谷系列专栏”1971年1月11日开始连载，仅仅连载到第三期就被叫停，他不得不先后跳槽到RCA和专门出版教科书的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出版社，后来在旧金山创办了一家半红不黑的小报《微电子周刊》（MICROELECTRONICS NEWS），直到1985年初，人们才因《洛杉矶都市报》的报道知道了他与“硅谷”一词的渊源，1年后的5月15日，喀纳斯出版社（Cahners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了号称“第一本硅谷专门史”的畅销书《数据化》（Datamation），作者迈克尔.马龙（Michael S. Malone）在书中指出，正是因为霍夫莱的努力，“硅谷”才成为一片高科技热土、一处创造神奇的谷底，和一群科学怪物聚居地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代名词，人们由此送给霍夫莱一个称号——“硅谷先生”（Mr. Silicon Valley）。
然而“硅谷先生”永远听不见这一迟来的评价了：整整一个月前他死于脑溢血突发，终年64岁。人们没有称呼他“硅谷之父”，因为他仅是第一个将“硅谷”一词印成铅字的人，而非这个词的发明者——更不是“硅谷”这片热土的缔造者。
“军转民”？
那么真正的硅谷之父是谁？
很多人认定，“硅谷之父”的桂冠应属于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Emmons Terman）。
特曼是美国著名电子学专家，《无线电工程》（Radio Engineering）一书的执笔人，二战期间他主持美国电子干扰和雷达欺骗技术研究，令美国至今在这一重要军事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二战结束后，特曼回到母校斯坦福大学，出任工程学院院长。在一干学者中他先知先觉地认识到，仅有高科技是不够的，和平年代科技效益的最大化，取决于科技产业化、市场化转化的效率。在他看来，让科技最快速、高效转化为生产力和市场商机、利润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将大学、研究院的科技资源、头脑就近产业化，办法则是以这些学术研究机构为核心，创建让科学家和资本直接“牵手”的创新工业园区。
在他看来，圣克拉拉谷是最理想的地点：这里高校、研究所云集，战时和战后有许多和美国海、空军及航天部门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军事研究部门在萎缩，许多专业人才和年轻毕业生不得不去东海岸的大城市碰运气。
特曼认为这实在是一种浪费：和东海岸相比，圣克拉拉谷资源更集中，一旦有了合适的土壤，高科技产业化的效率将不可估量。鉴于此，他力排众议，在自己学校里找了块旷地，做起了如果在今天会被称作“高科技产业孵化器”的营生，模式是由自己提供方案，鼓励学生入伙发展“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具体来说，学校给符合要求的创业学生提供边攻读学位边自主创业的机会和便利，并签订为期5年的协议，还提供相当于学费两倍的创业投资。这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事。
很快，特曼觉得这样的模式仍然太过“小打小闹”：仅由自己的团队提供方案，能力毕竟有限，而学生“风险投资”的“死亡率”也未免太高。此时在圣克拉拉谷靠近大学和研究院的地方，有一些战后闲置的工业建筑价格低廉，他斥资将这些土地盘下，建立了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 Industrial Park ，后来改称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 ）.，专门吸引高科技企业前来“筑巢”。 今天硅谷的辉煌就是从这里起步，遍布硅谷的大小高科技企业或是“风险投资”所孵化，或是从斯坦福研究园及其无数个复制品起家。特曼晚年曾说“硅谷模式起步时许多人并不看好，因为我们看似什么资源都不比别人更强，但如今许多当初不看好硅谷的人已经来到了硅谷”。尽管许多人认为，硅谷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是因为美国素有“车库创业”的传统和文化，这种传统、文化才是硅谷真正的源泉，但不可否认，倘没有特曼的草莱开辟之功，就不会有硅谷这样一个将研究、开发、生产和营销如此紧密对接的“超级创业车库”。
硅谷江湖之“八叛徒传”
尽管硅谷的成功特曼当记头功，但许多人公正指出，倘没有另一个人，“硅谷”之“硅”恐怕不会轻易冠名到圣克拉拉谷这片原本的地中海水果之乡。
这个人就是充满争议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
肖克利是出生在英国伦敦的美国人，曾任贝尔实验室（Bell Labs）晶体管物理部主任的他1947年和别人合作发明了晶体管，是不折不扣的“晶体管之父”。
才华横溢的他却性格怪异，恃才傲物，独断专行，很快和同事们矛盾激化，1953年他离开贝尔来到西部加州，在加州理工学院栖身。
特曼开辟斯坦福工业园的消息让他眼睛一亮，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自立门户，将专利“变现”的好机会。他找到特曼，向他描述了自己想做的产品——不是被称为“肖克利管”的晶体二极管，而是当时还是绝对新生事物的三极管。
当时正是美苏争霸的早期，苏联在核能和宇航领域的突飞猛进令美国政府感到芒刺在背，他们敏锐地选择电子产业作自己高科技的突破口，科技部门扎堆的圣克拉拉谷对此早已耳熟能详，站在科技前沿的特曼当然知道肖克利提议的价值，两人一拍即合，1956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 ）.在山景城诞生，这被认为是硅谷“姓硅”的关键手笔。
可惜肖克利自己却扮演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角色：仅过一年，他独断专横的痼疾复发，他在公司里推广使用测谎器，还公开员工薪水，结果来自东部的8名业务骨干另立门户，建立飞兆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肖克利憤怒地称他们是“八叛徒”，预言他们绝没有好下场。
这八位“叛徒”是布兰科（Julius Blank）、格里尼茨（ Victor Grinich）、霍艾尼（， Jean Hoerni）、克莱内（ Eugene Kleiner ）、拉斯特（ Jay Last ）、摩尔（Gordon Moore）、诺伊斯（ Robert Noyce ）和罗伯茨（ Sheldon Roberts），1957年8月，他们成立了鼎鼎大名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家被称为“特曼孵化器最成功产品”的公司几年后就变成了更出名的孵化器，硅谷最重要的产业链——集成电路产业从“八叛徒”手中开创。
肖克利预言他们会“不断分裂和叛变”不幸而言中：1961年曾并肩作战的“八叛徒”因利益分配不均一分为二，此后又不断分化组合。但他预言这些人“注定失败”却大错特错了——在他们直接或间接推动下，一个个硅谷鼎鼎大名的品牌诞生了：仙童、英特尔、AMD、亚马逊、康柏、莲花……由于他们的血统直接或间接来自“八叛徒”，“八叛徒”都具备所谓“费尔柴尔德血统”，因此被戏称为“费尔柴尔德系”（Fairchildren ）。
真正“没有好下场”的反倒是明日黄花的肖克利本人——他的公司两次转卖，1968年便永远消失，他只能去斯坦福大学任教，成了一个有极大争议的著名学者，在1989年郁郁而终。
江湖有怨也有恩
一般认为第一个硅谷孵化产品是惠普公司（HP）。
H是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P则是戴夫.帕卡德（Dave Packard），两人都是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师从“硅谷之父”特曼，他们得到特曼赞助，1939年在帕卡德家车库开设了惠普公司，启动资金只有538美元，这家不起眼的“车库公司”从精密音频振荡器起家，并迅速抓住商机崛起壮大，如今他们的车库已成为加州政府所官方认证的“硅谷发祥地”，成了“文物古迹”，这也是第一家硅谷纯民营高科技企业。
由于师生渊源，惠普后来搬入斯坦福研究园区，并在80年代之后壮大一时。但其实将惠普列入早期硅谷成功者是有些牵强的——他们的创业实际上早于特曼创办“孵化器”，且在肖克利-“八叛徒”将“硅产业”弄得风生水起之际，惠普却埋头跟好莱坞和NASA搞雷达、电波系的专利及合同，真正介入“硅产业”是后来的事了。
真正的第一家“纯硅谷企业”是瓦里安公司（Varian Associate），这家公司是特曼的校友瓦里安兄弟（Russell H. and Sigurd F. Varian）等9人在1948年借助特曼“风险投资”计划创办的，斯坦福工业园诞生时，瓦里安是第一家入住的高科技企业。和惠普比起来，起点高得多的瓦里安有22000美元的启动资金，而且一开始他们的小型线性加速器与核磁共振等专利就受到军方和医疗机构的青睐，因此发展势头迅猛，1999年瓦里安一分为三，加上前前后后分拆、并购和新开办的企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瓦里安已成为医疗保健、分析设备、半导体等产业的巨头，在9个国家拥有逾100家分支，雇佣员工多达7000以上，这对于一家高科技公司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瓦里安系”也和“费尔柴尔德系”并称硅谷两大“蓝血”，意即纯粹的硅谷血统。
也许是起点较高的缘故，瓦里安系并未像“八叛徒”那样动辄翻脸，而是遵循好来好散、再见也是朋友的原则，在企业内部推崇高工资、股权激励和丰厚的员工福利，公司分拆或骨干另谋高就，则在保护公司利益和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扶上马送一程”，这些如今在硅谷成为“潜规则”的公司福利和利益分配原则，大多在瓦里安公司成形。 1963年，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在硅谷“借地生财”，开始推动最早的互联网出行ARPANET，这个最初没多少人看好的发明，在十多年后开始起步，如今已变成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互联网，1995年亚马逊公司的成立，被视作互联网诞生的标志。
1975年3月，一群硅谷的“小人物”和“怪才”在硅谷门洛帕克一间车库里聚会，成立了一个名叫“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的小团体，讨论将当时笨重的电脑家庭化、个人化，这个当时被主流讥讽为异想天开的构想却被某些有头脑的风投经理看中，他们获得在当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13亿美元风投，5年后，被称作“家用电脑开山鼻祖”的苹果电脑诞生了——而苹果电脑的“毕生死敌”、被称作“最早实用化微处理器”的英特尔芯片，则由“八叛徒”中的摩尔和诺伊斯在1974年4月悄然“孵化”成功，英特尔这家后来掀起第一次互联网产业浪潮和“IT泡沫”的主力，属于“费尔柴尔德系”，1968年7月在圣克拉拉诞生。
乔布斯和盖茨的恩恩怨怨
接下来就要说到微软和苹果这对硅谷老冤家，以及盖茨（Bill Gates）和乔布斯（Steve Jobs）这对纠缠终生的老熟人了。
微软是1975年由盖茨和发小艾伦（Paul Gardner Allen）搭档建立的，最初只是个鼓捣Basic解释器的小公司，直到1980年搭上IBM这趟快车，从另一家更小的公司“淘”来一个叫86-DOS的操作系统，改头换面变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MS-DOS，从此微软滚雪球般壮大起来。由于艾伦多病，微软崛起后不久便退居二线，未能赶上Windows和Office這两大“拳头”打遍天下的盛世，因此人们往往将微软和盖茨的名字联系起来。
严格说将微软和盖茨归于“硅谷江湖”有些牵强：微软总部最初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1979年迁徙至华盛顿州的比尔维尤，后来定点于西雅图附近的雷德蒙德，可以说从未在硅谷的地理范围内“安家落户”——之所以仍能如此归类，是因为微软和苹果间持续30多年的缠斗，而后者是不折不扣的硅谷“亲生子”。
微软是由乔布斯等三人在1976年愚人节那天成立的，自成立至今其总部都位于旧金山硅谷地带的库比蒂诺，如今已成为苹果公司招牌的“开发者大会”（WWDC）则雷打不动定在“硅谷心脏”——圣何塞麦克利恩会展中心（San Jose McEnery Convention Center）举行，某种程度上，自70年代至今，苹果至少两度占据了硅谷“制高点”。
1977年，硅谷精心打造的盛典——第一届西海岸电脑展览会（West Coast Computer Fair）开幕，乔布斯这个其实并非技术专家的品牌高手将搭档沃兹尼亚克（Stephen Gary Wozniak）精心设计的苹果-II个人电脑隆重推出，一鸣惊人，苹果-II成为第一个获得商业性成功的家用微电脑，开辟了“第一个苹果时代”，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苹果”几乎成了“微机”的代名词。
这段时间微软还只是个“小兄弟”，盖茨经常飞往库比蒂诺向羽翼丰满的苹果取经，而苹果则会委托微软开发一些应用程序，如今早已为人所遗忘的几个“苹果II小游戏”，便是盖茨和微软的杰作。
到了80年代，风水轮流转，乔布斯的“麦金塔”电脑陷入技术和市场瓶颈，如今轮到他频频飞往西雅图，游说已开发出MS-DOS，傍上IBM“大款”，并依托自主知识产权让越来越多品牌微电脑使用DOS系统的盖茨，试图说服后者帮助“麦金塔”开发图文软件。这时两个公司和两个“大佬”间的分歧凸显了：乔布斯执拗地希望“大包大揽”，不愿盖茨为苹果开发的系统保留自家“旗号”，且为了“压价”不断摆出“我不需要你，我让你参与是给你面子”的姿态，而盖茨则在私下抱怨“乔布斯和苹果在做无用功”。
尽管如此，1983年两人还是并排上镜，为“麦金塔”造势，盖茨尽管不看好乔布斯的理念，却仍然投入了相当本钱，他曾说微软参与“麦金塔”开发的人比苹果还多。
让他们决裂的是Windows：1985年微软挟划时代的Windows横空出世，并在短时间内横扫家用微机平台市场，将错过关键节点的苹果和乔布斯一度逼入绝境。
对此乔布斯暴跳如雷，在他看来，盖茨是不折不扣的“小人”，他假装合作，混入“麦金塔”，然后偷走了苹果独有的创意。而盖茨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所谓“麦金塔创意”其实并非乔布斯这个技术门外汉和苹果这家同样是后起的公司所独创，“我们都是去施乐PARC偷电视机的贼，只不过我们刚打算偷，却发现你们已经把电视机偷走了罢了”。
此后一段时间乔布斯大走背字，甚至被自己一手创立的苹果公司轰出去，而苹果也就此沉寂了许多年。而微软则依靠一代又一代的Windows系统成为PC操作系统的“大拿”，将风光一时的“苹果”家用电脑挤到了偏安一隅的尴尬境地。对此气急败坏的乔布斯开始破口大骂，称盖茨和微软“剽窃创意”、“寡廉鲜耻”，对此盖茨则反唇相讥，称乔布斯“陷入自己的现实扭曲力场而不能自拔”。
两人不仅在生意场上针锋相对，个性上似乎也“相性不合”：乔布斯号称“硅谷第一推销员”，对盖茨沉湎技术细节很看不惯，曾讽刺他“哪怕学生时代多嗑几天药也不会如此鼠目寸光”；而“技术党”盖茨则对乔布斯的天马行空同样不以为然，称“从没见过如此性格扭曲的怪人”。
在被赶出苹果的最黑暗年头里，乔布斯创办了私人公司NeXT，即便在如此窘迫境地里他还不忘“黑”盖茨和微软，称“如果我们输给微软，电脑世界就会陷入至少20年的黑暗时代”——然而这个“黑暗时代”还是到来了，对此愤愤不平的乔布斯在1996年登上PBS电视纪录片《书呆子的胜利》（Triumph of the Nerds），抨击盖茨和微软是“三流货色的炮制者”、“缺乏品味和创意的文盲公司和经营者”。
1996年，甩掉乔布斯后被微软逼入绝境的苹果CEO阿梅里奥（Gil Amelio）想出一个死中求活的绝招：让苹果收购NeXT，从而令好面子的乔布斯可以风风光光重返苹果，让两个“失败者”得以“抱团取暖”。这个主意不知怎么被风头正盛的盖茨得悉，他急忙找到阿梅里奥试图加以阻止，指出乔布斯“根本不懂技术和工程学”，“只不过是个超级销售员，其构想99%在原理上是错的”。
然而这次轮到盖茨犯错了：重返苹果的乔布斯很快找到了一个崭新的突破口：时尚电子产品，并从微软“灯下黑”的iTunes和iPod开始扭转乾坤，奇迹般地让苹果再度成为IT领域的霸主，相反，一直执着于PC领域的微软和盖茨，却显得有些后劲不足。
或许是因为这一来一回的较量让两个“相性不合”的高手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乔布斯不顾苹果老臣们的反对，执意吸纳了微软和盖茨的一笔风险投资，而盖茨则两度在微软员工内部发表工作信函，称赞乔布斯和苹果的新创意和新成就，并在公共场合坦承“乔布斯虽然几乎不懂技术，但他总是能一眼看出什么产品和设计是市场所最青睐的”。
尽管如此，两个“老冤家”仍然不免反复斗口：盖茨和微软虽然在智能手机及其平台领域被苹果打得落花流水，但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乔布斯个人的成功，而非苹果体系的胜利”；相反，乔布斯也对微软和盖茨的“碎片化模式”不以为然，认为它“不合时宜”、“无法打造划时代的产品”。
甚至盖茨表示将致力于慈善时，乔布斯也不忘“黑”一把——他说“盖茨早该如此了，他与其在技术上浪费时间还不如去搞搞慈善呢”。
不过进入21世纪后，这对“冤家”的斗口明显变得平和，甚至偶尔还能“友好同框”：2007年，两人在一次硅谷会议上同台，乔布斯当众表示“欣赏微软这家公司，也喜欢和盖茨共事”、“他聪明，而且其实也不算缺乏幽默感”，而盖茨则投桃报李，恭维对方“有令人叹服的品味，我宁愿舍弃很多东西去换取这份品味”。
此时盖茨和乔布斯也好、微软和苹果也罢，都已进入发展的又一个瓶颈，PC及其操作系统市场趋于饱和，而时尚电子产品领域则出现了谷歌/安卓这样强大的新生力量，两位老对手的“相爱相杀”，也到了“江湖事江湖了”的阶段了。
1971年，专跑半导体和电子口的加州小报记者唐纳德.霍夫莱（Donald C. Hoefler）根据自己的职业嗅觉，认定微电子产业前途无量，而集聚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微电子产业精华的加州圣克拉拉山谷（Santa Clara Valley）则将成为光芒四射的高科技产业天堂。他打算根据自己在这条山谷中各高科技企业多年跟踪、采访和蹲点的经验，写一组足以彪炳史册的“定调”专栏文章。
他当时任职于专业性小报《电子新闻》周刊（Electronic News），打算在这家周刊上连载自己的这组专栏，但随着开篇日期的临近，他越来越感到，不论“圣克拉拉谷”或其昵称“果木谷”（Valley of Heart’s Delight）都有些“软绵绵”的，与他心目中即将永铭青史的“高科技山谷”定位大不相称，可饶是他绞尽脑汁，却始终想不出一个和“伟大山谷”地位吻合的响亮名称来。
有一天他偶遇好友、在“伟大山谷”中经营一家名叫“离子设备”（Ion Equipment）的小型半导体公司的拉尔夫.瓦埃尔斯特（Ralph Vaerst），后者对霍夫莱的宏大构想并不十分以为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帮朋友构想了一番，并随口建议“叫‘硅谷’（Silicon Valley）如何”？
前浪死在沙滩上
瓦埃尔斯特的离子设备公司是众多硅谷小企业中的一个，如今早已消失在一长串被大浪淘沙的硅谷创业失败者名单中，这家公司在硅谷不长但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仅仅留下了几个浅浅的足印，除了宛如灵光乍现的“硅谷”命名，便只有自1973年起折腾了近10年之久、和几名跳槽员工间糟糕透顶的知识产权诉讼官司了。
据1985年1月9日霍夫莱接受《洛杉矶都市报》（Metro）采访时所言，“硅谷”这个名词似乎也并非瓦埃尔斯特“原创”，而是当时“伟大山谷”内半导体小企业创业者们闲聊时偶尔蹦出的生造词，“硅”是用以指代半导体所需的硅原料。
霍夫莱是一个专跑电子产业新闻的小报记者，他出道于圣克拉拉山谷中半导体企业最集中的地点之一——山景城，最初是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文案公关，后来跳槽去了费尔柴尔德出版集团（Fairchild Publications），《电子新闻》周刊正是这家出版集团所办。
“硅谷”因言简意赅、响亮生动一炮走红，很快风靡全美乃至全球，但霍夫莱却并未因此交上好运，他的“硅谷系列专栏”1971年1月11日开始连载，仅仅连载到第三期就被叫停，他不得不先后跳槽到RCA和专门出版教科书的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出版社，后来在旧金山创办了一家半红不黑的小报《微电子周刊》（MICROELECTRONICS NEWS），直到1985年初，人们才因《洛杉矶都市报》的报道知道了他与“硅谷”一词的渊源，1年后的5月15日，喀纳斯出版社（Cahners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了号称“第一本硅谷专门史”的畅销书《数据化》（Datamation），作者迈克尔.马龙（Michael S. Malone）在书中指出，正是因为霍夫莱的努力，“硅谷”才成为一片高科技热土、一处创造神奇的谷底，和一群科学怪物聚居地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代名词，人们由此送给霍夫莱一个称号——“硅谷先生”（Mr. Silicon Valley）。
然而“硅谷先生”永远听不见这一迟来的评价了：整整一个月前他死于脑溢血突发，终年64岁。人们没有称呼他“硅谷之父”，因为他仅是第一个将“硅谷”一词印成铅字的人，而非这个词的发明者——更不是“硅谷”这片热土的缔造者。
“军转民”？
那么真正的硅谷之父是谁？
很多人认定，“硅谷之父”的桂冠应属于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Emmons Terman）。
特曼是美国著名电子学专家，《无线电工程》（Radio Engineering）一书的执笔人，二战期间他主持美国电子干扰和雷达欺骗技术研究，令美国至今在这一重要军事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二战结束后，特曼回到母校斯坦福大学，出任工程学院院长。在一干学者中他先知先觉地认识到，仅有高科技是不够的，和平年代科技效益的最大化，取决于科技产业化、市场化转化的效率。在他看来，让科技最快速、高效转化为生产力和市场商机、利润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将大学、研究院的科技资源、头脑就近产业化，办法则是以这些学术研究机构为核心，创建让科学家和资本直接“牵手”的创新工业园区。
在他看来，圣克拉拉谷是最理想的地点：这里高校、研究所云集，战时和战后有许多和美国海、空军及航天部门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军事研究部门在萎缩，许多专业人才和年轻毕业生不得不去东海岸的大城市碰运气。
特曼认为这实在是一种浪费：和东海岸相比，圣克拉拉谷资源更集中，一旦有了合适的土壤，高科技产业化的效率将不可估量。鉴于此，他力排众议，在自己学校里找了块旷地，做起了如果在今天会被称作“高科技产业孵化器”的营生，模式是由自己提供方案，鼓励学生入伙发展“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具体来说，学校给符合要求的创业学生提供边攻读学位边自主创业的机会和便利，并签订为期5年的协议，还提供相当于学费两倍的创业投资。这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事。
很快，特曼觉得这样的模式仍然太过“小打小闹”：仅由自己的团队提供方案，能力毕竟有限，而学生“风险投资”的“死亡率”也未免太高。此时在圣克拉拉谷靠近大学和研究院的地方，有一些战后闲置的工业建筑价格低廉，他斥资将这些土地盘下，建立了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 Industrial Park ，后来改称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 ）.，专门吸引高科技企业前来“筑巢”。 今天硅谷的辉煌就是从这里起步，遍布硅谷的大小高科技企业或是“风险投资”所孵化，或是从斯坦福研究园及其无数个复制品起家。特曼晚年曾说“硅谷模式起步时许多人并不看好，因为我们看似什么资源都不比别人更强，但如今许多当初不看好硅谷的人已经来到了硅谷”。尽管许多人认为，硅谷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是因为美国素有“车库创业”的传统和文化，这种传统、文化才是硅谷真正的源泉，但不可否认，倘没有特曼的草莱开辟之功，就不会有硅谷这样一个将研究、开发、生产和营销如此紧密对接的“超级创业车库”。
硅谷江湖之“八叛徒传”
尽管硅谷的成功特曼当记头功，但许多人公正指出，倘没有另一个人，“硅谷”之“硅”恐怕不会轻易冠名到圣克拉拉谷这片原本的地中海水果之乡。
这个人就是充满争议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
肖克利是出生在英国伦敦的美国人，曾任贝尔实验室（Bell Labs）晶体管物理部主任的他1947年和别人合作发明了晶体管，是不折不扣的“晶体管之父”。
才华横溢的他却性格怪异，恃才傲物，独断专行，很快和同事们矛盾激化，1953年他离开贝尔来到西部加州，在加州理工学院栖身。
特曼开辟斯坦福工业园的消息让他眼睛一亮，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自立门户，将专利“变现”的好机会。他找到特曼，向他描述了自己想做的产品——不是被称为“肖克利管”的晶体二极管，而是当时还是绝对新生事物的三极管。
当时正是美苏争霸的早期，苏联在核能和宇航领域的突飞猛进令美国政府感到芒刺在背，他们敏锐地选择电子产业作自己高科技的突破口，科技部门扎堆的圣克拉拉谷对此早已耳熟能详，站在科技前沿的特曼当然知道肖克利提议的价值，两人一拍即合，1956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 ）.在山景城诞生，这被认为是硅谷“姓硅”的关键手笔。
可惜肖克利自己却扮演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角色：仅过一年，他独断专横的痼疾复发，他在公司里推广使用测谎器，还公开员工薪水，结果来自东部的8名业务骨干另立门户，建立飞兆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肖克利憤怒地称他们是“八叛徒”，预言他们绝没有好下场。
这八位“叛徒”是布兰科（Julius Blank）、格里尼茨（ Victor Grinich）、霍艾尼（， Jean Hoerni）、克莱内（ Eugene Kleiner ）、拉斯特（ Jay Last ）、摩尔（Gordon Moore）、诺伊斯（ Robert Noyce ）和罗伯茨（ Sheldon Roberts），1957年8月，他们成立了鼎鼎大名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家被称为“特曼孵化器最成功产品”的公司几年后就变成了更出名的孵化器，硅谷最重要的产业链——集成电路产业从“八叛徒”手中开创。
肖克利预言他们会“不断分裂和叛变”不幸而言中：1961年曾并肩作战的“八叛徒”因利益分配不均一分为二，此后又不断分化组合。但他预言这些人“注定失败”却大错特错了——在他们直接或间接推动下，一个个硅谷鼎鼎大名的品牌诞生了：仙童、英特尔、AMD、亚马逊、康柏、莲花……由于他们的血统直接或间接来自“八叛徒”，“八叛徒”都具备所谓“费尔柴尔德血统”，因此被戏称为“费尔柴尔德系”（Fairchildren ）。
真正“没有好下场”的反倒是明日黄花的肖克利本人——他的公司两次转卖，1968年便永远消失，他只能去斯坦福大学任教，成了一个有极大争议的著名学者，在1989年郁郁而终。
江湖有怨也有恩
一般认为第一个硅谷孵化产品是惠普公司（HP）。
H是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P则是戴夫.帕卡德（Dave Packard），两人都是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师从“硅谷之父”特曼，他们得到特曼赞助，1939年在帕卡德家车库开设了惠普公司，启动资金只有538美元，这家不起眼的“车库公司”从精密音频振荡器起家，并迅速抓住商机崛起壮大，如今他们的车库已成为加州政府所官方认证的“硅谷发祥地”，成了“文物古迹”，这也是第一家硅谷纯民营高科技企业。
由于师生渊源，惠普后来搬入斯坦福研究园区，并在80年代之后壮大一时。但其实将惠普列入早期硅谷成功者是有些牵强的——他们的创业实际上早于特曼创办“孵化器”，且在肖克利-“八叛徒”将“硅产业”弄得风生水起之际，惠普却埋头跟好莱坞和NASA搞雷达、电波系的专利及合同，真正介入“硅产业”是后来的事了。
真正的第一家“纯硅谷企业”是瓦里安公司（Varian Associate），这家公司是特曼的校友瓦里安兄弟（Russell H. and Sigurd F. Varian）等9人在1948年借助特曼“风险投资”计划创办的，斯坦福工业园诞生时，瓦里安是第一家入住的高科技企业。和惠普比起来，起点高得多的瓦里安有22000美元的启动资金，而且一开始他们的小型线性加速器与核磁共振等专利就受到军方和医疗机构的青睐，因此发展势头迅猛，1999年瓦里安一分为三，加上前前后后分拆、并购和新开办的企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瓦里安已成为医疗保健、分析设备、半导体等产业的巨头，在9个国家拥有逾100家分支，雇佣员工多达7000以上，这对于一家高科技公司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瓦里安系”也和“费尔柴尔德系”并称硅谷两大“蓝血”，意即纯粹的硅谷血统。
也许是起点较高的缘故，瓦里安系并未像“八叛徒”那样动辄翻脸，而是遵循好来好散、再见也是朋友的原则，在企业内部推崇高工资、股权激励和丰厚的员工福利，公司分拆或骨干另谋高就，则在保护公司利益和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扶上马送一程”，这些如今在硅谷成为“潜规则”的公司福利和利益分配原则，大多在瓦里安公司成形。 1963年，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在硅谷“借地生财”，开始推动最早的互联网出行ARPANET，这个最初没多少人看好的发明，在十多年后开始起步，如今已变成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互联网，1995年亚马逊公司的成立，被视作互联网诞生的标志。
1975年3月，一群硅谷的“小人物”和“怪才”在硅谷门洛帕克一间车库里聚会，成立了一个名叫“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的小团体，讨论将当时笨重的电脑家庭化、个人化，这个当时被主流讥讽为异想天开的构想却被某些有头脑的风投经理看中，他们获得在当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13亿美元风投，5年后，被称作“家用电脑开山鼻祖”的苹果电脑诞生了——而苹果电脑的“毕生死敌”、被称作“最早实用化微处理器”的英特尔芯片，则由“八叛徒”中的摩尔和诺伊斯在1974年4月悄然“孵化”成功，英特尔这家后来掀起第一次互联网产业浪潮和“IT泡沫”的主力，属于“费尔柴尔德系”，1968年7月在圣克拉拉诞生。
乔布斯和盖茨的恩恩怨怨
接下来就要说到微软和苹果这对硅谷老冤家，以及盖茨（Bill Gates）和乔布斯（Steve Jobs）这对纠缠终生的老熟人了。
微软是1975年由盖茨和发小艾伦（Paul Gardner Allen）搭档建立的，最初只是个鼓捣Basic解释器的小公司，直到1980年搭上IBM这趟快车，从另一家更小的公司“淘”来一个叫86-DOS的操作系统，改头换面变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MS-DOS，从此微软滚雪球般壮大起来。由于艾伦多病，微软崛起后不久便退居二线，未能赶上Windows和Office這两大“拳头”打遍天下的盛世，因此人们往往将微软和盖茨的名字联系起来。
严格说将微软和盖茨归于“硅谷江湖”有些牵强：微软总部最初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1979年迁徙至华盛顿州的比尔维尤，后来定点于西雅图附近的雷德蒙德，可以说从未在硅谷的地理范围内“安家落户”——之所以仍能如此归类，是因为微软和苹果间持续30多年的缠斗，而后者是不折不扣的硅谷“亲生子”。
微软是由乔布斯等三人在1976年愚人节那天成立的，自成立至今其总部都位于旧金山硅谷地带的库比蒂诺，如今已成为苹果公司招牌的“开发者大会”（WWDC）则雷打不动定在“硅谷心脏”——圣何塞麦克利恩会展中心（San Jose McEnery Convention Center）举行，某种程度上，自70年代至今，苹果至少两度占据了硅谷“制高点”。
1977年，硅谷精心打造的盛典——第一届西海岸电脑展览会（West Coast Computer Fair）开幕，乔布斯这个其实并非技术专家的品牌高手将搭档沃兹尼亚克（Stephen Gary Wozniak）精心设计的苹果-II个人电脑隆重推出，一鸣惊人，苹果-II成为第一个获得商业性成功的家用微电脑，开辟了“第一个苹果时代”，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苹果”几乎成了“微机”的代名词。
这段时间微软还只是个“小兄弟”，盖茨经常飞往库比蒂诺向羽翼丰满的苹果取经，而苹果则会委托微软开发一些应用程序，如今早已为人所遗忘的几个“苹果II小游戏”，便是盖茨和微软的杰作。
到了80年代，风水轮流转，乔布斯的“麦金塔”电脑陷入技术和市场瓶颈，如今轮到他频频飞往西雅图，游说已开发出MS-DOS，傍上IBM“大款”，并依托自主知识产权让越来越多品牌微电脑使用DOS系统的盖茨，试图说服后者帮助“麦金塔”开发图文软件。这时两个公司和两个“大佬”间的分歧凸显了：乔布斯执拗地希望“大包大揽”，不愿盖茨为苹果开发的系统保留自家“旗号”，且为了“压价”不断摆出“我不需要你，我让你参与是给你面子”的姿态，而盖茨则在私下抱怨“乔布斯和苹果在做无用功”。
尽管如此，1983年两人还是并排上镜，为“麦金塔”造势，盖茨尽管不看好乔布斯的理念，却仍然投入了相当本钱，他曾说微软参与“麦金塔”开发的人比苹果还多。
让他们决裂的是Windows：1985年微软挟划时代的Windows横空出世，并在短时间内横扫家用微机平台市场，将错过关键节点的苹果和乔布斯一度逼入绝境。
对此乔布斯暴跳如雷，在他看来，盖茨是不折不扣的“小人”，他假装合作，混入“麦金塔”，然后偷走了苹果独有的创意。而盖茨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所谓“麦金塔创意”其实并非乔布斯这个技术门外汉和苹果这家同样是后起的公司所独创，“我们都是去施乐PARC偷电视机的贼，只不过我们刚打算偷，却发现你们已经把电视机偷走了罢了”。
此后一段时间乔布斯大走背字，甚至被自己一手创立的苹果公司轰出去，而苹果也就此沉寂了许多年。而微软则依靠一代又一代的Windows系统成为PC操作系统的“大拿”，将风光一时的“苹果”家用电脑挤到了偏安一隅的尴尬境地。对此气急败坏的乔布斯开始破口大骂，称盖茨和微软“剽窃创意”、“寡廉鲜耻”，对此盖茨则反唇相讥，称乔布斯“陷入自己的现实扭曲力场而不能自拔”。
两人不仅在生意场上针锋相对，个性上似乎也“相性不合”：乔布斯号称“硅谷第一推销员”，对盖茨沉湎技术细节很看不惯，曾讽刺他“哪怕学生时代多嗑几天药也不会如此鼠目寸光”；而“技术党”盖茨则对乔布斯的天马行空同样不以为然，称“从没见过如此性格扭曲的怪人”。
在被赶出苹果的最黑暗年头里，乔布斯创办了私人公司NeXT，即便在如此窘迫境地里他还不忘“黑”盖茨和微软，称“如果我们输给微软，电脑世界就会陷入至少20年的黑暗时代”——然而这个“黑暗时代”还是到来了，对此愤愤不平的乔布斯在1996年登上PBS电视纪录片《书呆子的胜利》（Triumph of the Nerds），抨击盖茨和微软是“三流货色的炮制者”、“缺乏品味和创意的文盲公司和经营者”。
1996年，甩掉乔布斯后被微软逼入绝境的苹果CEO阿梅里奥（Gil Amelio）想出一个死中求活的绝招：让苹果收购NeXT，从而令好面子的乔布斯可以风风光光重返苹果，让两个“失败者”得以“抱团取暖”。这个主意不知怎么被风头正盛的盖茨得悉，他急忙找到阿梅里奥试图加以阻止，指出乔布斯“根本不懂技术和工程学”，“只不过是个超级销售员，其构想99%在原理上是错的”。
然而这次轮到盖茨犯错了：重返苹果的乔布斯很快找到了一个崭新的突破口：时尚电子产品，并从微软“灯下黑”的iTunes和iPod开始扭转乾坤，奇迹般地让苹果再度成为IT领域的霸主，相反，一直执着于PC领域的微软和盖茨，却显得有些后劲不足。
或许是因为这一来一回的较量让两个“相性不合”的高手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乔布斯不顾苹果老臣们的反对，执意吸纳了微软和盖茨的一笔风险投资，而盖茨则两度在微软员工内部发表工作信函，称赞乔布斯和苹果的新创意和新成就，并在公共场合坦承“乔布斯虽然几乎不懂技术，但他总是能一眼看出什么产品和设计是市场所最青睐的”。
尽管如此，两个“老冤家”仍然不免反复斗口：盖茨和微软虽然在智能手机及其平台领域被苹果打得落花流水，但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乔布斯个人的成功，而非苹果体系的胜利”；相反，乔布斯也对微软和盖茨的“碎片化模式”不以为然，认为它“不合时宜”、“无法打造划时代的产品”。
甚至盖茨表示将致力于慈善时，乔布斯也不忘“黑”一把——他说“盖茨早该如此了，他与其在技术上浪费时间还不如去搞搞慈善呢”。
不过进入21世纪后，这对“冤家”的斗口明显变得平和，甚至偶尔还能“友好同框”：2007年，两人在一次硅谷会议上同台，乔布斯当众表示“欣赏微软这家公司，也喜欢和盖茨共事”、“他聪明，而且其实也不算缺乏幽默感”，而盖茨则投桃报李，恭维对方“有令人叹服的品味，我宁愿舍弃很多东西去换取这份品味”。
此时盖茨和乔布斯也好、微软和苹果也罢，都已进入发展的又一个瓶颈，PC及其操作系统市场趋于饱和，而时尚电子产品领域则出现了谷歌/安卓这样强大的新生力量，两位老对手的“相爱相杀”，也到了“江湖事江湖了”的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