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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
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走出去”。
这方面的自觉与自信，应该落实为从容不迫与实事求是，落实为眼界拓宽、心胸扩大，知己知人，追求真理。实不必花一大堆钱到处送票然后吹嘘自己进了什么欧美演出大厅，也不必一言不合便断定对方亡我之心不死。
简单地说，我们要彻底超越、摒弃、清除义和团对八国联军的心态与逻辑。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不是偶然。
他的细腻的艺术感觉，超勇的想像力，对于本土人民特别是农村生活的熟悉，他的沉重感、荒诞感、幽默感与同情心，他的犀利与审丑，他的井喷一般的创作激情与对于小说创作的坚守，都使他脱颖而出。
其实一个文学奖搞得再好，它也不是文艺学、语言艺术、美学、小说学或诗学的范畴，它主观上是一种文化友好加慈善的活动，最多是文化活动文化事业的文化行为，不是文化创造更不是文学创造本身。在客观上它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是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品牌营销，是文学的推手。
好的文学奖最感人的是它的伯乐作用。一个默默无闻的爬格子、敲键者，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正是大奖最令人敬佩和感激之处。但是大奖也可能挂一漏万，也可能有遗珠之恨，也可能有看走了眼的地方，这也难免。诺奖已经颁奖给一百一十多位作家，其中真正对文学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与作品，其实有限。有人视诺奖为神明，视本土作家为粪土，这是文化虚无主义表现，是十足的愚蠢与幼稚无知。
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的“走出去”，一出国门，就会碰到一个非强势非主流文化面对强势与主流文化的问题，有时候你不想讲意识形态，但西方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们揪住你的意识形态不放。有时候对方认为他讲的是并无意识形态色彩的想法观念或专业学术，但是引起你的意识形态的深恐上当的警觉，尴尬而且踯躅为难。
这方面的自觉与自信，应该落实为从容不迫与实事求是，落实为眼界拓宽、心胸扩大，知己知人，追求真理。实不必花一大堆钱到处送票然后吹嘘自己进了什么欧美演出大厅，也不必一言不合便断定对方亡我之心不死。简单地说，我们要彻底超越、摒弃、清除义和团对八国联军的心态与逻辑。当然，看到那些八国联军式的高高在上的对中国的指手画脚，也令人觉得他们还迷迷糊糊地生活在近庚子年代。
我们可以通过莫言获奖这一好事，总结提高以非强势、非世界主流的古老独特文化，面对强势主流文化时的各种经历与经验教训。我们应该逐步树立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明朗阳光、该推则推、该就则就的态度，敢于正视、敢于交锋、敢于合作、敢于共享的态度，通情达理、尊严、自信、坦然的态度。
我认为，莫言获奖的最大积极意义在于，他使中国堂而皇之地走向了牛气十足的“诺贝尔”，也使“诺贝尔”大大方方地走进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所谓诺贝尔文学奖出现了真正的中国元素，也就是中国文学中出现了认真的诺贝尔元素。
这与主观动机与一厢情愿的解读无干，他的获奖意味着互相的承认，有利于我们与西方文明的直至对接。用文学的夸张来说，它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构建、文化的繁荣发展走出去与请进来。如果此后中国出现十个二十个更多的莫言与获奖事态，中国将会有所不同，世界将会有所不同，它的意义要慢慢地看。
我们看到，一些国家自身的作家作品成就与影响一般，但他们奖项的轰轰烈烈，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人文话语份额与人文气势。这对于我国热心于“走出去”的同志应该有很大启发。我希望，中国自己的文学奖应该办得更好更权威更有规格，同时应该举办世界性文学大奖，至少是华语文学大奖。与其抱怨旁人，不如当仁不让。
（摘编自《读书》2013年第1期，原题为《莫言获奖与我们的文化心态》）
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走出去”。
这方面的自觉与自信，应该落实为从容不迫与实事求是，落实为眼界拓宽、心胸扩大，知己知人，追求真理。实不必花一大堆钱到处送票然后吹嘘自己进了什么欧美演出大厅，也不必一言不合便断定对方亡我之心不死。
简单地说，我们要彻底超越、摒弃、清除义和团对八国联军的心态与逻辑。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不是偶然。
他的细腻的艺术感觉，超勇的想像力，对于本土人民特别是农村生活的熟悉，他的沉重感、荒诞感、幽默感与同情心，他的犀利与审丑，他的井喷一般的创作激情与对于小说创作的坚守，都使他脱颖而出。
其实一个文学奖搞得再好，它也不是文艺学、语言艺术、美学、小说学或诗学的范畴，它主观上是一种文化友好加慈善的活动，最多是文化活动文化事业的文化行为，不是文化创造更不是文学创造本身。在客观上它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是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品牌营销，是文学的推手。
好的文学奖最感人的是它的伯乐作用。一个默默无闻的爬格子、敲键者，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正是大奖最令人敬佩和感激之处。但是大奖也可能挂一漏万，也可能有遗珠之恨，也可能有看走了眼的地方，这也难免。诺奖已经颁奖给一百一十多位作家，其中真正对文学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与作品，其实有限。有人视诺奖为神明，视本土作家为粪土，这是文化虚无主义表现，是十足的愚蠢与幼稚无知。
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的“走出去”，一出国门，就会碰到一个非强势非主流文化面对强势与主流文化的问题，有时候你不想讲意识形态，但西方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们揪住你的意识形态不放。有时候对方认为他讲的是并无意识形态色彩的想法观念或专业学术，但是引起你的意识形态的深恐上当的警觉，尴尬而且踯躅为难。
这方面的自觉与自信，应该落实为从容不迫与实事求是，落实为眼界拓宽、心胸扩大，知己知人，追求真理。实不必花一大堆钱到处送票然后吹嘘自己进了什么欧美演出大厅，也不必一言不合便断定对方亡我之心不死。简单地说，我们要彻底超越、摒弃、清除义和团对八国联军的心态与逻辑。当然，看到那些八国联军式的高高在上的对中国的指手画脚，也令人觉得他们还迷迷糊糊地生活在近庚子年代。
我们可以通过莫言获奖这一好事，总结提高以非强势、非世界主流的古老独特文化，面对强势主流文化时的各种经历与经验教训。我们应该逐步树立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明朗阳光、该推则推、该就则就的态度，敢于正视、敢于交锋、敢于合作、敢于共享的态度，通情达理、尊严、自信、坦然的态度。
我认为，莫言获奖的最大积极意义在于，他使中国堂而皇之地走向了牛气十足的“诺贝尔”，也使“诺贝尔”大大方方地走进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所谓诺贝尔文学奖出现了真正的中国元素，也就是中国文学中出现了认真的诺贝尔元素。
这与主观动机与一厢情愿的解读无干，他的获奖意味着互相的承认，有利于我们与西方文明的直至对接。用文学的夸张来说，它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构建、文化的繁荣发展走出去与请进来。如果此后中国出现十个二十个更多的莫言与获奖事态，中国将会有所不同，世界将会有所不同，它的意义要慢慢地看。
我们看到，一些国家自身的作家作品成就与影响一般，但他们奖项的轰轰烈烈，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人文话语份额与人文气势。这对于我国热心于“走出去”的同志应该有很大启发。我希望，中国自己的文学奖应该办得更好更权威更有规格，同时应该举办世界性文学大奖，至少是华语文学大奖。与其抱怨旁人，不如当仁不让。
（摘编自《读书》2013年第1期，原题为《莫言获奖与我们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