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麻风病人的口述实录，是对这个特殊弱势生命群体生存现状的真实寻访，隐秘、独特、痛苦、悲伤、残酷，惨不忍睹。作家饱含悲悯之情，触摸并呈现他们真实的生活图景，意图呼唤生命的尊严和社会的关爱，读来令人动容。
来自中国麻风权威机构的信息，全球约有一千多万麻风病患，主要分布在亚非拉丁美洲，医药贫困地区。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麻风只是一种疾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人的皮肤和周围神经。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疼痛，严重者甚至眼手足畸残，麻风病人是本病的唯一传染源。离体后的麻风杆菌，在夏季日光照射2～3小时即丧失其繁殖力，在60℃处理一小时或紫外线照射两小时，可丧失其活力。一般应用煮沸、高压蒸汽、紫外线照射等处理即可杀死。
1873年，挪威学者汉森发现麻风杆菌，世人才认识麻风病是一种传染病。在这之前，人们认为麻风是一种遗传疾病或是来自上帝的惩罚，麻风病人被鄙薄，被放逐，他们经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事实上，汉森宣布麻风病是传染性疾病之后，社会上对于麻风病的恐惧仍然没有减弱——因为传染。而由恐惧和偏见引起的歧视，更加摧残着麻风病患者的身心。
而美国麻风专家Hastaing曾称：没有一种人类的传染病像麻风那样多样化，从可自愈的、单一斑疹到多系统的病变，如发生麻风反应则其表现就更为复杂。麻风，不仅仅是医学的问题，也是文化与社会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
文献记载，麻风病在我国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由于受到医疗条件的限制，麻风病造成大量患者肢体、面部和眼睛残疾。明清时期，我国多个省份的官方对麻风病基本未有什么防御和治疗措施，而是抱以“灭绝”处理的态度，或是把麻风病人驱逐在深山或孤岛上，限制他们与外界联系，采用断粮、断交通等手段，让他们自生自灭。千百年来，麻风病人就是这样，在疾病和歧视的双重折磨中艰难生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麻风病非常重视，出台麻风病管理条例，保护麻风病人。在物质相当匮乏的年代，麻风病人的医药费国家全免，不仅如此，还对他们的生活需求有了政策倾斜。
当前，全球的麻风病负担保持稳定，并有下降的趋势，我国的麻风病疫情总体处于低流行水平，且近几年的新发现病例数没有明显下降。以2010年为例，全国新发现麻风病例为1 324例，发现率为0.099/100000。与2009年相比，2010年全国新发现病例数下降了17.1%。
中央各部委联合发出的《2011年-2020年全国消除麻风病危害规划》，要求到2015年底麻风病人数目较2010年减少20%。
中国麻风协会会长张国成教授被邀赴新德里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国际麻风大会，张教授作为中方代表作题为《中国麻风现状与对策》的报告，当那条代表麻风病流行的曲线一路下降时，会场震动了。世界各国都发出追问：中国是怎么做到的？中国采取了什么措施？
我国至今仍有近2万麻风受累者，他们大多于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患病，由此，他们经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會变革。
他们的个人经历，是一部疾病史，也是沧桑中国的百年变迁史。
贺彦水：我信过耶稣信过佛，最终信了命
妻子住院那半年时间，老贺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陪在她身边。有时候跟护士申请留下来陪夜，护士认为老贺年纪大了，陪夜吃不消，不同意。老贺便说，我们结婚42年，从来不分开，你不能把我们分开。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老贺自言自语。
除了死神。
死神常常在你不经意时降临，老贺很警惕。他白天黑夜地念叨妻子的种种好，想以此感染死神。死神装聋作哑，干净利落地斩断老贺的全部希望。
妻子过世时，教会每天都有人来，有个兄弟跪在地上为他们的姐妹祷告，希望上帝把她收在天堂，希望她在天堂平和、快乐。两班音乐队轮流来到老贺家，他们虔诚、笃定，用乐声送一个悲苦女子的灵魂远去。老贺听着这些音乐，泪水不自觉地流下来，因为装了假肢，老贺只能单腿下跪，跟着祷告——老贺确信自己这一次的祷告已经超出寻常意义上的获取，而是诚心皈依。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每次祷告，老贺都老泪纵横。
我加入耶稣教会快十年了，本来我是信佛的。那几年，我们两夫妻身体越来越不好，老伴的类风湿关节炎越来越厉害，风湿已经到了骨髓。她的背佝偻起来，每天每天痛，我用热毛巾给她敷，找草药给她喝，都没用。整夜整夜，我给她摩背，摩膝盖。你知道，麻风病菌把我的手指都吃光了，我的手掌以前很宽大的，现在只剩下这么一片了。我的手掌用不上多少力，她痛啊。后来，教会的人知道了，就有人来为我们洗被单、做饭，陪我们说话，帮我老伴摩后背，唱赞美诗给她听，她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你不知道，她痛起来，几天几天都不能合上眼。有时候，我跟教会的兄弟姐妹说，我们两夫妻，一定是前世作孽了，到今世遭报应。兄弟姐妹告诉我，只要诚心信奉上帝，灵魂会得到永生。
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大热天还是下大雪，他们都会来我家。像我这样得麻风病的人，他们不嫌弃，我想想，真的跟神仙一样，神仙住在天上，上帝也在天上。我想了想，就信了上帝。
很长一段时间，老贺都处在恍惚之中。只要他醒着，在屋里，便觉得妻子只是出去给人送衣裳了，不一会儿就会回来。偶尔的，下雨了，他急忙从门后拿出雨伞，给妻子送去。穿过长廊，有人问他去哪里，他说，银翡忘记带伞了，我给送去。
人家就感叹，老贺又犯糊涂了，因为麻风村的人知道，贺彦水老伴已经过世半年了。
过去大半年，老贺才慢慢地相信妻子再也不会回来，她已经安葬在老家山坡玉米地。坟旁种着两株松柏，妻子怕热，也怕冷。有松柏护着，她的屋子好歹不会太凄凉。 我在麻风村的遮阳长廊见到老贺，他刚做完礼拜，我问老贺，做礼拜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老贺想了想，说，我不信有上帝的。
不信，却又去做礼拜？
我老伴信，我替她信，我替她祷告。老贺说。
我叫贺彦水，1938年出生，再过一年半就八十了。从小跟着家里人信佛拜菩萨，我信了六十多年菩萨。小时候，我们家谁有个三病四痛，母亲就带上香烛，到大佛寺去求佛求菩萨。母亲每次都把我叫何颜水，你说人这一辈子，要多长就有多长，一天一天地过去，就像已经过了几百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个大佛寺的原因，我们那个地方，很多人都信佛，也迷信。我原来的名字叫何俊明，算命先生说，我命里缺水，让我改名，父亲就把我名字改成了“彦水”。开始我没觉得不对，直到后来，医院里要挂盐水，我也经常去挂盐水，才想到这个名字不好，可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去寺庙拜菩萨，我抬起头来看，佛像很高很高，像天一样高。我跟母亲跪在地上，心里想着，这个世界上，天最大了，像天一样大的菩萨，本事也一定像天一样大。我一边想着一边在心里说，菩萨保佑，保佑我找到那只丢了的山羊。
9岁那年的春天，贺彦水的父亲被抓去当壮丁，说要打仗，修工事。贺彦水父亲是中医郎中，国军说，有个伤筋动骨的，用得上郎中。
贺家筹到一麻袋钞票，托保长说情，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贺彦水父亲保了出来。那是贺彦水第一次听到“打仗”这个词。在他年幼的理解里，打仗就是父亲的无端被抓，母亲的彻夜痛哭，以及村里所有人的慌张。
听母亲回忆，我五六岁时，日本人来到村里，烧房子，把猪赶到祠堂宰杀。
那天，我父亲正在田畈干活，日本人把他抓了去，父亲大声喊村里的人救他。村里人哪敢？都躲起来了。父亲被带到一个祠堂，那里住了日本人，晚上，有个日本人发热吐黄水，吃了药也不见好。那个日本兵越吐越厉害，他问我父亲，能不能给他寄一封信到日本。父亲摇摇头说邮电所被你们烧掉了。那个日本兵居然听得懂，说他家里有个老母亲，还有祖父，他很想他们。说着说着就哭了。
半夜，父亲跟看守的日本兵说，他会看病。看守的日本兵就让父亲给他的同伴看病。父亲给把脉，又翻看了他的眼珠，看了舌苔，父亲说，我出去拔点草药来。
值夜的日本兵以为父亲要逃跑，用脚踢我父亲，父亲的嘴角流出了血。就跟日本兵打手势，告诉他出门去找草药。日本兵端着枪跟在父亲身后，夜半，天黑着，父亲熟门熟路来到我们村边的荒草地里，父亲懂草药，他拔了这种草，又拔了那种草，还捡了几块小石头。把草药和石头放在一个锅里煮，两大碗汤药喝下去，那个日本兵发了一身汗，再吐了一些黄水，说肚子饿了，想吃饭。
父亲救了那个日本兵，我们村里的人都骂我们家，说要把我们家的房子烧掉。后来，日本兵再经过我们村时，不再烧房子，也不打人，看到小孩，还抱起来，好像很喜欢的样子。这些我都记不得了，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说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在路边玩，四五个日本兵走过，停下来，抱我们，还给我们糖吃。
解放那年，父亲患病了。他的肚子胀起来，郎中说他是血吸虫病，肚子里积满了水。郎中抽掉肚子里的水，过几天，肚子又胀起来，再抽水，再胀，煎熬了几个月，父亲死了。我们一家陷入了黑暗，我们住的草房子被风雨吹得破败不堪，有个做瓦工的，来帮我们修房子。后来，他成了我的继父。
父亲过世那年，贺彦水上三年级，新中国刚成立。老师说，中国现在太平了，毛主席打跑了日本人，推翻了旧社会，每个人都能吃饱饭;走在路上，不会有人来抓，也不会有人来烧房子。老师说，你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青年，中国的建设要靠你们来完成了。
少年贺彦水有梦想，当解放军，当医生，当教书先生。他坚信自己一定能成为有用的人。
一切都在16岁那年改变。
那一年，贺彦水初中毕业。
在县人民医院体检时，医生说贺彦水体检不合格，学校得知此情况，便不再让他升学。对于身体出现的病症，何的家人早已经求医数年。早在前几年，贺彦水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右手小手指不能伸直，左脚掌无力地下垂，走路不方便，像瘸子。都以为是干活累了，学习累了，总梦想着一觉睡醒后，一切都恢復正常。母亲带他去求菩萨，也去郎中那里看病，郎中说是风气，四肢风，鸡爪风。吃药，打针，几年下来，没有任何起色。
同学们都升学去了县城读书，他一个人回到家里，种田种地。很孤单。
那一年，村里办了合作社，成立互助组。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少，但他们成分不好。何家是贫农，成分好，贺彦水又是初中毕业生，村里照顾他，推举他当了会计。拿8分工分，工分是大队里规定的，和村里的老师等同。
贺彦水虽然当不了老师，但是，拿了跟老师一样的工分，心里还是有点安慰的。他每天喝中药，到庙里求菩萨，点香烛，烧锡箔敬奉菩萨，一心希望病好起来。
有个晚上，我梦见自己的手指好了，脚掌也没有病，跟同学们快乐地在校园里奔跑，就笑醒了。赶紧活动手指，活动脚掌，一切还是没有改变，就哭，把家人都哭醒了。
母亲心疼，妹妹跟着我哭，她也心疼我。有一次，她跟我说，哥，我请过菩萨了，要让哥哥的病好起来，我宁愿瞎掉眼睛。我抱着妹妹就哭，我担心菩萨显灵，真的让妹妹的眼睛瞎了，赶紧跑到庙里去，上香烧锡箔，恳求菩萨不要让妹妹的眼睛瞎掉，我宁愿自己受苦，也不要让家人再跟我一样苦。
1960年，春天。贺彦水23岁。村里的低级社转为高级社，成立人民公社。这一天，县防疫站的一个医生到村里来，看到贺彦水手脚不便，又有一些其他症状，医生建议贺彦水去县里大医院检查检查。
我怀疑是麻风病。医生说。
在我们那个地方，骂一个人是这样的顺序：你这个麻风烂腿跷脚折手。我们都叫大麻风。
见我呆呆地站着，脸上铁青，防疫站的医生安慰我说，我只是怀疑、猜测，我不敢确定，要确诊才知道。 我独自一人去了嵊州，医生戴着口罩，检查完后，他说，你这个小后生，一表人才。
我问，不是麻风病吧，医生？
医生推推眼镜，说，小后生，你眉清目秀。
我不知道医生为什么避开重点，却来说我长得好，我追问医生，我到底是不是麻风病。
医生把口罩往上面拉了拉，站起来，去洗手，用肥皂洗了三次。我坐在凳子上，就像跌进了结了冰的池塘，突然间冷得直哆嗦。我全身乏力，坐也坐不住，身子摇晃着要倒下去。医生跑过来扶着我，说，小后生，不要心急，回家后多吃点有营养的饭菜，吃饭睡觉和家里人分开。
从医院出来，贺彦水没有回家，那是春天的下午，世界翠绿，生机盎然，没有人知道他的绝望。阳光下，所有的生命，都显得那样美好，而他却在暗黑的隧道。一个人在大街上茫然地走着，不知道要往哪里，就那样往前，翻了山，走了山路，一直走，一直走。
直到村庄出现在眼前，他才意识到，天已经黑尽了。而他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远远地听到狗的叫声，贺彦水的意识才渐渐清晰过来，他知道，他在寻求答案。
他想知道，一个人患了麻风病，会不会死，会是怎样的死法。
村子静悄悄的，路过一户人家的院子，他站在院门外，饥肠辘辘。一只狗蹿出来对他狂吠，主人出来，问贺彦水找谁。贺彦水说，我找一个得了麻风病的。
对方闻听，问贺彦水是谁。
贺彦水说，我是他们家亲戚，第一次来。
院门迅速合上，狗被唤进屋子，屋门紧锁。
贺彦水问了几户人家，人家都吓得关了屋门。后来，一个老大爷告诉贺彦水，大麻风不住在村里，在村外头的山湾。
我也不知哪来的力气，走走停停，我在村外的山湾找到了那户人家。那户人家没有电灯，远远看去，黑乎乎的，我开始以为没有人，走近了才听到有人在哭。站在人家草屋门外，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听着屋里的哭声，我也忍不住哭了。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拍，问我是谁，找谁。
我抬头看到一个老奶奶举着煤油灯，头发蓬乱，眼眶凹陷。看上去，不像个活人。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很害怕，我怕他们黑乎乎的屋子里藏了一个鬼，这个鬼就是大麻风鬼。我还怕这个老奶奶已经死了，她现在是女鬼。
几年前，我就听说过，离我们家三十多里的村里，有个青年得了麻风病，后来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我拖着病腿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是想亲耳听他们说，大麻风的最后结局。但是，这时，我真恨自己！我肚子饿，没有力气，我想马上就死掉。在这个漆黑的夜晚，我忘记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只想着要把所有的绝望哭出来，我还希望这是一场噩梦。我用手抱着头，号啕着，真希望天上一个响雷把我给劈死掉，一了百了。
这时，我听到老太太惊恐地喊起来，大麻风！你是大麻风！
我听老太太这么一喊，心里慌起来，连滚带爬地往山坡下跑。老太太还在那边大喊，大麻风啊，大麻风啊！我儿，我可怜的儿，我儿可怜啊！
我在山脚大树底下跌倒了，想站起来，却怎么也用不上力。靠在树上，我迷糊着，想着好好睡一觉，说不定我一觉醒来，在家里的床上，我只是做了一个梦。我的确也在做着梦，我梦见母亲给我烧了一碗热腾腾的饭，饭碗上盖了厚厚的一块肉。我说，姆妈，我要把这碗饭吃光，有这么一碗饭吃，姆妈，我死了也情愿了。
我的面前真的有了一碗饭，我看不见，却闻到了。我睁开眼睛，一个老人蹲在我面前，他很老很老了，像有一百岁了。他的胡子很长，灰白的头发好像从来没有洗过，也没有剪过。他端了一碗粥，我吞了口水，没有接。我连伸出手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老人拉起我的手，把粥放到我手上，说，趁热吃，吃饱了回去。
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干号了几声，稀里哗啦喝光了粥。
老人送我下山，快到村口，老人站住了，说，不要再来了。
我没有回答。漫长的三十多里路，我得用我无力的脚一步一步走完。我走走停停，实在累了，就在人家的菜地边躺一下。我的脑子里一直一直回想着老人的话。
老人的儿子患麻风，村里人不让他们住在村子，替他们在山湾搭了一个草棚子。夫妻俩带着一双儿女住进草棚子，哥哥得病，弟弟不能再去学校，又不想住在草棚子里。一个晚间，小儿子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石头垒起来，一块破门板充当床，病儿躺在床上，溃疡的手足，溃疡的身体。半个身子腐烂，已经不能移动，嘴里依然喊着爸爸妈妈救救我。腹水从床板渗出来，滴滴答答落到地上，床底下铺了一层柴灰。
病儿过世后，夫妻俩本想一把火烧了草棚子，却又舍不得小儿回来找不到家。老人才五十多岁，看上去却已经垂暮之年。
从邻村回来，贺彦水便去了麻风村。新組建的麻风村在一座破落的庙宇。早些年，寺庙香火很旺，远近地区的人，都会到寺庙上香、祈福。寺庙成为麻风村后，很少有人再来上香，渐渐的，这个地方冷落下来。
麻风村五十多个病人，四肢能够活动的，承担一些简单的劳作，种蔬菜，种果树。寺庙周边的山林，原是附近村子的，组建麻风村时，山上很少有人来，村民怕麻风，渐渐的，这些山林便由麻风村打理。贺彦水进了麻风村不久，就担任麻风村会计。
1967年，两派斗争蔓延到麻风村，造反派进了麻风村，红卫兵来抓医生，病人拦住红卫兵，保护医生。
我们村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是夫妻俩，陈医生是国民党军官，原先在城里，后来发配到麻风村。人和善，技术也好。我们有个病人不知吃了什么，肚子痛得死去活来，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毛病，寺庙又在半山腰，我们只能看着他痛。那天，陈医生被派去参加劳动，挨批，还没回来。等陈医生回来时，病人痛得昏死过去，陈医生的手在病人肚皮上一按，说，小肠气。我们病人临时扎了一副担架，抬着病人下山去医院。
没过多久，我们医院再也维持不下去，那个时候，县城的卫生局也乱了，听说两派斗得很厉害。到年底时，麻风村解散。 我回到村里，村里人见我回来，都来看我。那时，农村生活条件差，他们面色蜡黄，看上去营养不良。而我在麻风村七年，却把身子养好了。有几个伙伴还羡慕我说，我们好手好脚，每天牛一样做，还不如你在麻风村吃得好。
我哭笑不得，不知道怎么解释。过了几天，我去集市买东西，碰到邻村一个病友，两人见面，一番感叹。病友问我的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村里继续让我当会计，我打算好好地做好这件事。
病友一听，瞪大眼睛，不相信我说的，问，你没有骗人？你们村真那么好？
我这才知道，就在我们麻风村解散后，我们一个女病友带着女儿从麻风村回原来的村子，村里得知她们要回来，专门派人在村口等着，用棍子赶她们走，不让她们进村。母女俩都是麻风病人，成分不好。她们本来体质就弱，不让回去，只得滞留在村口的大树底下。又冷又饿，女孩的妈妈发寒发热，有好心人偷偷给母女俩送一碗吃的，女孩妈妈不吃不喝，她决心一死。女孩跑到村口去祈求，被棍子赶了出来。这天，村里派出代表来通知她们，社员群众已经帮女孩的妈妈做了坟墓。女孩妈妈恳求村里人，容她女儿回村去，她说她女儿已经治好了麻风病。
女孩的病症很轻，要不是专业的医生，是看不出毛病的。村里人半信半疑答应了，他们把女孩的妈妈送进了事先做好的坟墓，女孩妈妈挣扎着拼尽最后一口力气说，求求你们不要把坟封死，给我留一个洞透透气，我会死的，我一定会死的。但我不想被闷死。
贺彦水听了病友这一番叙述，心惊肉跳地回到家里，躲进房间不敢出来。他生怕村里有人突然要他拿出证明来，那他就完了。在这点上，贺彦水说他是幸运的。回村不久，母亲托人给他说亲事，但是，过了大半年还是没有结果。亲戚朋友都说，彦水人好，长得标致，毛病也治好了，只可惜这种毛病不能同房，一同房，体力下降，毛病就要复发。这样，没有一户人家忍心把女儿嫁给他。
那年，贺彦水已经三十岁，跟他差不多年纪的都已经有了儿女。他也慢慢地失去信心，不想再找对象了。
命运是在某一刻改变的。有一次，贺彦水继父去邻村做瓦工，听到有户人家，兄弟姐妹六个，因小女儿患类风湿关节炎，家里为了给她看病，越过越穷，而她的病也不见好转。最近几年，有个游方郎中开了一个方子给他们家小女儿，按这个方子喝了中药后，小女儿的病情好转。即便如此，同村的青年依然不敢把她娶回家。
继父回来一说，母亲就托了熟人去说，一说就成了。那个时候，结婚需要村里打证明，麻风病人是不能结婚的。我是生产队会计，打证明不成问题，我记得证明上除了姓名，出生年月，所属那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小队外，还必须写上成分。
我打了证明，到公社文书盖章，文书看看我说，你这一副好身坯，哪像生过病的。
妻子嫁给我的那年，才二十岁，身子骨弱得风都吹得走。她会做裁缝，嫁过来后，就在家里给人做裁缝，有时人家会把她的洋车抬过去，我再背着她去那户人家。到傍晚时，我再去把她背回来。做一件衣裳一角钞票，做一条裤子八分，我们的日子就这样，慢慢地往好里走了。
不过，成家后，到底要不要生小孩，一直不能决定，说出来难为情，我是瞒着妻子的，其实我的病虽然治好了，但是医生还没有正式发给我治愈证书，也就是说，我的病其实还没有断根，我的身体里还有病菌。结婚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她没有怪我，反而说要谢谢我收留了她。我们一说两说，一直到天亮，两个人哭着拥抱在一起，我们下定决心要好好地生活，这一辈子，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分开。
因为我的病还没有完全好，不敢要孩子。后来，妻子说，你人善良，我们去寺庙烧香拜拜菩萨，叫菩萨来决定吧。
我们买了香、蜡烛、锡箔去了寺庙，我们跪在地上，请求菩萨帮助我们。当天晚上，我们终于圆了房。第二年夏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两夫妻都认为是观音菩萨在帮我们，我们感激。农活很多，生存艰难，但我们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必定要抱着儿子去庙里烧香拜佛，感谢佛菩萨对我们好。
我们的好日子一天天地过，儿子两岁半时，上面有号召，没有领到治愈证的麻风病人，必须回到麻风村继续接受治疗。我不想回麻风村，我妻子没有意见，她永远说这么一句话，你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你讨饭，我拿碗。
家里人也不想我再回麻风村，虽然村里人对我好，但是，现在带着孩子去麻风村，母亲很不放心。麻风村医生来动员我，让我尽快回去，还答应我一个条件：带着妻子回去。正当我们准备回麻风村生活时，我的儿子生病了，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
老贺哽咽著不能再往下说，这是酷暑，知了在凤阳树上尖利地鸣叫，世界在这一刻安静下来。仿佛都在聆听一个老人说他的过往，说他近一个世纪走过的路、流过的泪。
1980年，老贺拿到治愈证书，当医生告诉他，你已经是健康人时，刚过不惑之年的他，平静，不再激动。两次进麻风村，陆续地住了近二十年，他已习惯那样的生活。偶尔他会想起一些往事，更多的是对老伴的缅怀与追忆。
我这一生，回想起来，还是相当悲观的。你想，我是新中国解放后的第一代新青年，我有好的体格，我思想好、成分好，我一门心思要为新中国作贡献的。一场麻风，把我全部的时光都搭了进去。有时候想想，要说麻风病不是鬼，我就说他是魔鬼。我说命运也是看不见的魔鬼，我用一生跟它斗，到最终，不分胜负。但我也老了。
我这一辈子，先信佛，再信耶稣。
现在？现在我信命。
都是命。
我这一生，最让我觉得安慰的是，命运给我安排了一个好妻子，我们恩恩爱爱四十二年。现在，她走了，我却还活着。不过，总有一天，我会见到她，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见面。我能见到我老伴，还有我的儿子。我相信他们都在天堂，他们在等着我。 王炳全：我是跑过码头的
我1934年出生，在杭嘉湖平原，我们那里遍地种着桑树。村里有户财主人家，养了很多蚕，家里帮佣的有几个妇女，小脚，早上摘桑叶，晚上剥桑皮，不停地做活。等雪白的茧子出来后，就有人来收了去。
母亲11岁那年过来当童养媳，本来要给父亲当媳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另外婚配了，母亲是偏房，生了我和妹妹。我跟妹妹是庶出。
父亲跟大房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他很宝贝我们兄妹俩。
父亲是郎中，会开方子。有一年，一队人马路过村庄去县城，有个人晕过去从马上摔了下来。父亲用草药给他治疗，在我家住了两天，病好了。离开前，要付钱，爷爷父亲都不收，那人送给父亲一双皮鞋。
父亲从未穿过皮鞋，也不敢穿，一直藏在家里。平时出诊都穿着蒲草鞋，不坐轿，自己走着就去了。后来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说他们家藏有一双皮鞋，村里人都来看，可是没有人看到过那双皮鞋。
我10岁那年，日本人来了。那时，我母亲病得厉害，父亲开的方子喝了也不见效。村里很多人都逃难去了，我们跑不了。有一天，日本人到了我们家，翻箱倒柜的，就把那双皮鞋翻出来了，拿了去。
过了几天，日本兵来叫我父亲给他们头目去看病，他们头目身体不舒服。父亲去了，一走进屋，就看到他的那双皮鞋，但是，有人把皮鞋剪成了皮拖鞋。父亲不说话，顾自给日本小头目号脉，待开完方子，日本兵问多少钱。父亲指指搁在椅子上的皮鞋说，能不能要回那双鞋。小头目把他的手下喊进来，打了两个巴掌，骂他的手下。原来，他手下在我们家抢走皮鞋后，为了讨好小头目，把皮鞋剪成了拖鞋。
父亲拎着那双皮拖鞋，走到半路，挖了一个坑，埋了。
日本兵小头目的病很快就好了，小头目到我家，说我父亲的医术高明，要跟父亲结为朋友。说着说着哭了起来。
日本兵小头目说，他很羡慕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劳作、吃饭，一起害怕，一起恨他们日本人。他孤身一人在中国，不知道家里人怎么样了。当兵时，一火车的年轻人穿上军装要奔赴中国，家人都跪在铁路上，舍不得儿子上前线。火车司机下跪，说军令难违。
日本兵小头目走后，父亲了拉着我和妹妹的手，走到外面大路上，指指远处说，你们看，那些房子都是被日本人烧掉的。不要相信他们会跟我们做朋友，我们不跟畜生交朋友。
不久，我母亲就过世了。
母亲在世时，吃斋念佛，一心向着菩萨，我们家里常常上香。我很小就跟着母亲去寺庙上香拜菩萨，我心里想着有个菩萨，神通广大。每次想到有个大菩萨在天上看着我，我的胆子就大了，心里也不慌了。我是不做坏事的，因为天上有个菩萨在看。
12岁那年，王炳全的身体出现一些症状，大腿内侧有一块斑，没有知觉，父亲抓了草药熬了汤药给他喝，他喝了很多汤药，还是不见好转。那时，父亲自己也得病，身体虚弱。王炳全舅舅带他去县里看郎中，那个郎中给配了一点砒霜，一小瓶白酒。白酒拌砒霜涂抹在那块斑上，过了一些天，那片皮肤开始腐烂，里面的肉也开始腐烂，父亲帮着把烂肉给剔掉。再用砒霜白酒涂抹，这样反复地用砒霜白酒烂肉，等麻木的肉烂光后，大腿就好了。
不久，父亲过世。
14岁那年，身上又开始出现斑块，麻木，没有力气，舅舅说，不要用砒霜白酒烂肉了，到医院去看看。打听到杭州有家外国人开办的医院，舅舅带着王炳全辗转找到杭州广济医院（1887年，杭州广济医院开设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男麻风病院，为我国最早开设的麻风病院之一）。
我记得很清楚，舅舅带着我，走进那间房子，有个中国医生问了我的情况，又看我的大腿，检查我的身体。他点点头说，嗯，是麻风。不要紧，能看好的。舅舅说，我们带了钱准备住院。
中国医生摇摇头说，不行啊，没有床位了。不要慌，我给孩子配药，你们先回去按时按量服用，针剂带回去让村里郎中给打。等药吃得差不多了，就给我写封信，我们把药寄过去给你。
舅舅说，还是让我们住下吧。
中国医生说，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真的没有床位了。
我站在舅舅旁边，心里慌。又想住在医院，又不想。我怕舅舅走了，我独自留下来，会死在医院。我拉了拉舅舅的衣袖，舅舅看看我，说，别怕，我们再争取。
我摇摇头，舅舅问我说，你不想留下来？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眼泪唰唰地落下来。我伤心极了，我想我妈妈，想我爸爸。我们家穷，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我心里就不害怕，就算我是麻风病，我也不害怕。
那时，我们村里人都知道我是麻风，有人看到我就逃，有人劝我不要在大路上走，我上学时的伙伴都不来找我了。这些我都不怕。我就怕一个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杭州，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我14岁了，可是我还很矮小，又瘦，我们老家说我是黄鳖赖屎，意思就是说，又黄又瘦又有麻风。我舅舅还在跟中国医生讲好话，说我家没有大人了，家里还有一个12岁的妹妹，回去没人照顾，还得传染给妹妹……我听着心里更加难过，好像我舅舅是讨饭的，在跟人家讨饭吃。我羞愧极了，也心疼舅舅，他为了我，在求医生。我难过得蹲下来，恨不得立刻就死掉，我死掉了，我舅舅就不用再求医生，我的妹妹就不会被传染，我也不用再担心村里人怎么说我们家了。
我父亲给人看病，有钱人家收点出诊费，穷人家分文不收。父亲在村里口碑很好。我们一家本来在村里很受人尊重的，日本人来的时候，因为父亲给他们看过病，日本人对我们村里人也客气了很多，村里人还都说，多亏了郎中先生。我生了这个倒霉的病，村里又有人说，日本人这么坏，杀了这么多中国人，烧我们的房子，吃我们的鸡鸭，郎中还给他们看病，是否黑白不分，他们儿子生这个病，一定是菩萨给的报应。
我越想越伤心，抽泣起来。我一边哭，一边用衣袖抹眼泪，这时，我的面前出現了一双皮鞋，这双皮鞋跟父亲的不一样，父亲的皮鞋很大、很厚，是黑色的。这双皮鞋薄薄的，石头黄的颜色，擦得干干净净。我抬起头看，一个外国人正站在我面前，见我抬头，对我笑笑说，站起来，嘿，站起来。 我就站了起来，这个外国人看我眼泪鼻涕地抽泣，哈哈笑着一把抱起了我，叽里呱啦地说了一些什么。又把我放下来，摸摸我的头，然后走开了。
他走开后，中国医生跟我舅舅说，哦，这孩子运气好，马雅各医生愿意留下他。
然后，旁边一个护士就给我们办理了住院手续。后来，我知道了，那个英国医生叫马雅各。
因为没有床位，王炳全被安排在医生办公室边上的一个小单间里，他们用门板铺了一张小床。医院是三层楼，总共有七十多个病人，男病区和女病区分开，男病人五十多个，女病人十几个。王炳全是这个医院年龄最小的病人。
开始服药，红颜色的药片6颗，按时服用。注射大枫子油，打在皮肤上，打在屁股肌肉上很痛很痛。
早餐后，到一间教室去读书，有个老师教病人识字，老师也是病人，不过他有文化，上午两个小时，下午再去学两个小时。礼拜天，就到小教堂做礼拜。
做礼拜时，有人讲道，英国人讲一句听不懂的，他边上一个上海人就翻译一句听得懂的。那个上海翻译也是病人，他原来在国民党部队当军官，懂英文。他得病后，一直住在广济医院。解放后，解放军要来找他去参加政治学习，英国人不同意，说他在养病，他就留下了。他讲道的时候很虔诚、认真。
王炳全的心情慢慢地好了起来，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一日三餐，吃得比家里好多了。不用交钱，还发衣服。他觉得比在村里时好多了，像学生一样，每天读书识字，跟病友们交流想法。有时大家也会互相交流做礼拜的心得，大家都觉得，做做祷告，唱唱诗歌，身体很舒服。
关于相信耶稣这件事，他很矛盾。母亲信佛，全家都信佛，初一、十五都要上香，有时间去寺庙，没时间在家里，他们一直觉得天上只有一个大菩萨，救苦救难的大菩萨。母亲临终前还跟我说，让他好好拜佛，佛菩萨知道人们吃的苦，佛菩萨心里哀怜世间的人。村里好像也有人不相信菩萨，相信耶稣。母亲还说，这个世界天最大，天上只有一个大菩萨，只相信菩萨。
到了广济，我们全部都要去做礼拜，医生护士病人，还有打扫卫生的、洗衣服的，一到礼拜天，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到小教堂做礼拜。
我一边听着，一边就想起母亲的话。嘴里跟着祷告，有时候也会说菩萨保佑，有时候嘴上祷告说，上帝与我们同在。心里却想着菩萨保佑。
这样的情形过了不久，我就一心一意地相信耶稣了。因为，当我坐在教堂，看到这么多人，认认真真地捧着圣经，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他们诚心祷告，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觉得耶稣是上帝，只要诚心祷告，心里就会安宁。我照着做了，也很诚心祷告了，果然，我的心里就安宁了起来。
浙江麻风病院的前身杭州广济医院，1869年初建时，便仰仗于教会的力量，医院内外，宗教的气息无处不在。只是病人大都关心溃疡的手脚、脱落的眉毛，以及旁人利剑般的眼神。虽说他们也会在无以开解之时，合掌下跪，祈求菩萨保佑，但终究没有一个正大光明的形式，用以寄托。杭州广济医院麻风病院建成后，医学还未发达到能够治愈病患的程度，对杭州广济医院的功能，曾有这样的记载：“此为体恤病苦所起建。若谓一经入院，去病如脱，则非本院之所敢也。”也就是说，医院的建立，最早是出于同情，不忍看到生命这样不堪。“麻风病一症，酷毒非常，自古迄今，治无妙法。一经传染，皮破肉溃，不数年便成废人，实堪怜悯。”
怜悯。悲悯。恰好是宗教所倡导的。
1903年，位于西子湖畔保俶山杭州广济医院麻风病院的礼拜堂落成，自那之后，病患从某一个特定时刻，成为信徒，他们可以落落大方步入礼拜堂，安然地坐在长椅子上，虔诚祷告。在肉身无法“去病如脱”的情况下，祈求心灵的慰藉。有病患给家人写信称：“愚自进院以来，精神与物质俱颇适宜，如坐春风化雨之中。”
也许只是安慰家人，也许发自内心，宗教在麻风病患者身上，找到了另外一种意义——救赎的意义。事实上，中国自从汉武帝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政策后，以儒家经籍为基础的封建旧礼教旧思想，长期以来被历代封建王朝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因此，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要人们改信外国来的上帝是极端困难的。
广济时代，1916年，梅腾根在一封给圣公会的信中，曾经欣喜地描述他的病人。
“麻风救济会不仅提供给病人衣食，他们也得到我们医疗和灵性的指导。他们每个人在新家（麻风病院）里都很快乐，他们不再是一群被关起来等死的令人厌恶的病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愉快、很满足……他们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改变自己，家的人性化和基督化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很快成为正常的人和基督徒，来这里的病人很少没有成为基督徒的。36位住院病人，吃得饱穿得暖，自己烹饪，在菜园工作。他们祷告、赞美，作出了最确实的基督教的见证，这是对应用基督教最好的说明。”
1938年，广济医院麻风病院的数据显示，有65位病人成为基督徒，仅1936年就有25人受洗。曾对10位麻风休养员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8位休养员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寄托宗教，祈求菩萨保佑，恳请上帝拯救。
受洗、皈依，都是心灵回归的方式，而在麻风病院，是从解除身体病痛开始。早年，他们或多或少，都祈求过佛祖与耶稣的帮助，以求得心灵的安慰。
麻风病人最怕神经痛，这种痛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但是你要我说出来，我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的。有个病人神经痛，忍受不了，没有办法控制，就算英国医生也束手无策。那个病人要自杀，马雅各劝她祷告，减轻痛苦。女子不信耶稣，但因为在广济，每个人都要去小教堂，她也去的，后来好像还是离开广济，不知是死了，还是回家了。
后来，有病人出院，我就搬到了病房跟其他病人住一起。马雅各医生带着中国医生或者护士来病房，他有时用英语问一句，中国医生翻译一句：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好吗？上帝与你同在。
有时在走廊碰到马雅各医生，我都很恭敬地对他弯腰致敬说：“先生您好。”马雅各医生也会弯腰回复我说：“先生您好。”他用中国话说，我听了心里很高兴。我记得英国医生的老婆也在广济当医生，我模糊記得，但是不确定。我年纪大了，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英国医生一把抱起我，哈哈笑着叽里呱啦说话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还是一酸一酸的。他是个好人，可惜，他没有回到英国，生病死在中国了。 高鲁医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31年，马雅各医师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国际麻风会议时，与来自杭州广济医院的苏达立初次相见，两人对麻风这个群体的共同关注，使他们成了好友。他与院长苏达立医生约定，以后要来医院工作，他信守诺言，携夫人来杭州定居，任广济医院医务主任。并与麻风救济会米勒医师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地得到该组织的经济救济及药品等援助，使医院业务迅速有了新的发展。”
1951年8月10日，英国医生马雅各在杭州广济医院去世。
后来，在杭州郊县建造了麻风医院，广济医院从杭州松木场搬到麻风医院，病人悉数搬迁。王炳全在广济及郊县医院住了七年多。舅舅和妹妹一年来看他一趟，他也请假回去过几次。开始时，他还会难过，想家里;后来，就完全适应，也喜欢上了医院。他说，要是这个地方不是医院那多好，真想在这里住一辈子。
22岁那年，王炳全康复。他去办理出院手续，那时，他已经学会了病人护理、换药、打针、清洗溃疡、包扎创口。院长鼓励他留下，麻风病院刚刚建立，医护人员难招。需要大量护理人员，院长认为王炳全年轻，又读过书，有技术、有文化，正是医院急需的人才，希望他今后服务麻风事业。
院长人很好，他们夫妻俩都在麻风医院工作，对病人真的很好，比亲人还要细心、体贴。我也很感激。可是，我那时才22岁，这么年轻，根本不想留下来。在医院七年，虽然时时想着，这个地方好，要是留下来，也不错。拿到判愈健康证书时，我的鼻子发酸，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真想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可以走出医院，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我怎么可能还会留在医院呢？
我回绝了院长，院长虽然觉得遗憾，还是表示了理解，说，我是理解你的，你年轻，大有可为。院长又叮嘱我要注意休息，调匀饮食，保持心情舒畅。我一一记下来。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人说，现在年纪大了，就说一说吧。
我在医院时，有一个女病人，她也是学了护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业务，慢慢地产生了感情。可是，麻风医院是不能谈恋爱的，我们就像好朋友一样相处。那时，我唯一的希望是快快好起来，把她娶回家。她比我早些时间康复，但是她留了下来，其实她是在等我康复。后来，我们一起办理了出院手续，打算回家结婚。
她跟我是同一个县，但在两个村，她回去跟家人说，要跟我结婚，他们家人根本不同意，说好不容易治好了病，怎么还要嫁给一个麻风？她跟家人说我的病已经治好了，家人还是不同意。这也难怪他们家人，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有种说法，麻风人不能同房、不能生小孩，一同房毛病要复发。
她家里人托亲戚在外县找了一户人家嫁了过去，因为相隔很远的路，男方不知道她得过麻风，就这样，我们分开了。说句心里话，我那个时候想想很灰暗，心情也不好，觉得她辜负了我，就算家里人不同意，我们也要在一起。我还想过，找到她的婆家去告诉他们实情。有个晚上，我躺在床上，忽然想到了英国医生，广济的小教堂，自己曾经祷告的时光。我想起，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很明亮，又觉得整个人没有杂念，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这么一想，我的脸就红了，我想，我是多么地恶，有那样的想法，希望她老公发现她得过麻风而休了她，他们离婚，她嫁不出去，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这个想法像魔鬼一样，跟了我很久。那个晚上，我想到了小教堂，我打了几个巴掌，让自己清醒清醒。我跪在地上祷告，一跪下，我才想起来，自从马雅各医生去世后，我再也没有祷告过。
我安静地跪了半个多钟头，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自己的罪孽，我诚心希望她好，想到我自己得病时的苦痛，就希望这样的病痛不要再来。
我心里又安宁了。
回家不久，亲友为我张罗对象，介绍了好几个女子，有湖北的、贵州的、云南的，我都没有相中，我觉得他们长得不好看。我这个人对女子的要求很高的，因为治疗及时，麻风病菌没有侵犯到我的面部，我自认为相貌堂堂。我喜欢看到漂亮的女子，因为我在麻风医院看到的，都是生了病的，有的是狮子面，有的红斑，有的治疗不及时，兔眼、歪嘴。我看厌烦了这些，希望今后跟我生活在一起的那个人，是好看的、干净的。
本地有几个女子，我们谈过几次，但她们家里人不同意，只得放弃。
找对象的事一直没有着落，我索性丢开这件事情。跟村里几个朋友商量，到外面去看看。他们很疑惑，说，我们好端端地在家里，干吗要到外面去？我们出去了，谁来种田种地？
我的朋友是在村里做农活，他们很少有机会到外面，我们一帮人走在一起，七八个年轻人，就我一个算是见过世面了，他们都觉得我住在英国人办的医院里，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在我的鼓动下，有两个人愿意跟我一起到外面去看看。
那时，我们村里人要到外面去很难的，要到村里打证明，还要说明成分。我们好不容易有了证明，就坐车出发了。
说真的，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外面干什么，就觉得要出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我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那时对世界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外很多国家，我从来没看到过地图。我总以为英国就在天上，或者在比天上还要远的地方。
我们买票时，售票员问我到哪里去，我当时就说，到天上一样远的地方去。我这句话一说出，售票员就把钞票丢还给我，骂我是十三点，神经搭搭牢。我的两个朋友很紧张，说，我们会不会被抓起来？说我们家里人要担心我们了。
我被搅得心烦意乱，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忽然，我想起小教堂那个翻译圣经的国民党军官，是上海人，那我们就到上海去看看。我们三个人买票到上海，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我们只能先坐车到杭州，再买票到上海。
我原来以为上海像天一样大，到了上海，才知道，上海比天还要大。天上不过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一些星星，我要找，还是能找到的。可是上海呢？房子啊，房子啊，還是房子啊。马路啊，马路啊，还是马路啊。我们三个人饿着肚子，在上海街头走来走去，觉得自己很小，又很落魄。我们很失望，在一个屋檐底下坐下来。人走来走去，有个人停下来问我们是“杀宁”。我们呆呆地看着他。 突然我想起来，这个“杀宁”就是问我们是谁。
我大着胆子说，想到黄浦江边看看。我记得上海翻译说过，黄浦江如何如何了不起，还说很多外国人都是从黄浦江上岸的。
那个人告诉我们怎么走，怎么走，我们听得糊里糊涂的。他说完就走了，我高兴地对两个朋友说，黄浦江天一样大。
我刚说完，那个人就回了过来，眼睛盯着我看，说，勿好乱港闲话各，小瘪三。
我们三个小瘪三没有找到黄浦江，买了三个雪饼，一人一个，回到火车站，坐火车回家。到半途时，听到苏州站到了，我拉着他们就下了车，那时，已经是第二天天亮了。我想起在广济时，有个女病人就是苏州的，她说话很好听，像猫叫。她住了没两年就出院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女病人，我心里有点期待，可能在苏州碰得到她。
我们在苏州街上转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吃，找到火车站，买了到杭州的火车票。
那段经历成为王炳全人生历程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从那次后，他跟人说话，话题就多了。张嘴就是“我那年到上海”，“苏州那边比不得上海，苏州弄堂狭窄”。
分配农活时，队长总是看在“王炳全到过上海”的份上，容忍他少干活，多说点上海的见闻。
再后来，王炳全说话，就不特指上海和苏州，而是说“码头”。他说，我跑码头那些年……尽管队长分工时会照顾王炳全，但他常常觉得是因为麻风这个病才受照顾的，他现在是健康人，不能接受这份优待，他拼命干活，跟其他人一样，做回一个最地道的农民。
后来，王炳全麻风病复发，重新回到麻风医院。关于复发，老王这么解释，“破四旧”时，他跟队里的人一起到寺庙，把观音菩萨的像打掉了。有人说，观音菩萨发怒了，他的病才复发的。又有人说，是观音菩萨上的彩色颜料钻到他的皮肤里去才引起了复发。
回到麻风村，他开始重新审视人生。医院很小，也很大。外面的世界很大，却也很小。他开始安心于此，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积极协助医生护士，成为一名出色的护理，一心一意为病患服务，这份工作他做了30多年。
1980年代末期，《婚姻法》取消对麻风治愈者关于婚姻的相关条款，王炳全早已治愈，那时50多岁，也曾想过组合家庭。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而事实上，老王最终还是有过一个小家庭。那是十多年前，病友老陈过世，苦命女子陈妻孤身一人留在麻风村，其他病友也想照顾陈妻，相伴走过最后的年月。老王跟老陈是多年邻居，早已是好友，他也想在余生与那个苦命的女子互相照顾。但相比另外几个病友，他的年龄偏大，于是，他压下了那份心思。
老王在麻风村种了一些蔬菜。这一年，他种了大片辣椒，病友都说他傻，一个人种那么多辣椒吃得了么？老王不解释。等辣椒成熟了，陈妻走进了他的生活。陈妻酷爱吃辣，老王晒了辣椒干，做了辣椒酱，泡了酸醋辣椒。人们才回过神来，那一大片辣椒，是老王写在泥土上的情书。
陈妻有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小儿子特地到麻风村，为母亲和老王办了两桌酒席，分了喜糖，这一家收到了满满的祝福。
然而，婚后生活并非像人们预料的圆满，老王很快发现，除了同情，他其实并不喜欢陈妻——像年轻时一样，王炳全依然追求美好的美丽的外形，洁净的生活方式。七十挂零的陈妻早年患麻风，饱受病痛折磨，形容枯槁，手脚都被病菌侵蚀。尽管她勤劳，悉心服侍老王，老王还是嫌弃。没过多久，陈妻不小心摔断了腿，老王更是烦躁。
经年独居，老王已经不懂得如何呵护一个女子。或者说，他从未有机会学会。
陈妻瘫痪后，老王伺候了一年多，陈妻怆然离去。陈妻过世后，老陳的小儿子还来到麻风村，感谢老王照顾他母亲。
回想起来，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老陈。心里想着要对她好一点，但不知怎么的，就讨厌她，不想看到她。现在，我的腿也摔断了，这可能是报应。我没有多少遗憾，我跑过的码头多了，见识了世界上好的，也知道世界上不好的。反正，都这么过的。
现在，老王每天早上六点半看中央新闻，七点钟看当地新闻。
“国家大事要知道。”老王说。
来法诵——孤独的幸存者
来先生坐在屋子门口的轮椅上，看走廊上两盆植物，一盆是野菊花，还有一盆是鱼腥草。春天，这两盆植物都未能显出生机，但这不影响来先生由衷地喜欢它们，这个世界，有时候植物更能温暖人心。来先生说这话时，有点害羞。
83岁，近百年的人生旅程，来先生跌跌撞撞走过来，他关心一只蚂蚁的生死，也会心疼一株瓜秧的枯萎。总体来说，来先生是热爱生活的。这点，来先生从不否认。
第一次见到来先生，是一个冬天，我到麻风村采访，阳光从樟树的枝蔓间洒落。护士介绍说，这位是来先生。
把一位麻风村的病人称呼为先生，在我近些年的采访中，第一次听闻。由此，我断定，骨子里，我跟社会群众一样，心里排斥麻风病。这种排斥或者缘于恐惧。
护士说，在麻风村，来先生没有结交朋友，也很少串门，他所有白天的时间，除了睡觉，全部用来看窗外。即便到了晚上，来先生依然喜欢看窗外。
人活着，就是来看看世界的。来先生说，世界从来没有变化。
来先生托人去邻村抱了一只狗来养，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麻风村时光，来先生喂养过20多只狗。他把它们当作朋友，跟它们说话，分析天气，偶尔也会在它们面前伤感地落泪。
说起来，我已经忘记有多少年不落泪了，活过70岁，再落泪，我都看不起自己。第一次哭还是在家里，因为我哥哥。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我们兄妹三个合得来，有话说。上学、放羊、割草，都在一起。小的时候，我们三个睡在楼板上，滚来滚去，哥哥每个晚上都给我和妹妹说故事。哥哥的这些故事，有的是从老年人那里听来的，有的是村口说书先生那里听到的，再说给我们听。在我的心里，这个世界上，我的哥哥是最好的。他疼我跟妹妹，家里穷，哥哥读了六册书，就留在家里帮父母干活。我看到哥哥偷偷地哭过几次，但是，我不说出来。 哥哥虽然不去学校了，每天早晨，他还是早早地起来，跟我们一起吃过粥，送我们到学校。后来，父亲让哥哥跟他去邻村做活了，哥哥就再也没有送我们。
上初中后，我发现自己的身上出现了很多红斑，脸也变得很红，眉毛一根一根地掉落。我读书好，老师很关心，让我去医院看看。我吃饭胃口好，睡觉也好，就没放在心上。
16岁那年，一个下午，哥哥急匆匆跑回家来，我正在羊圈，哥哥抓住我的手往外跑，一直跑到村边的大树下。哥哥抓起我的手来看，我的手背上有几块红斑，哥哥找个柴草棍，在我手背上戳一戳，问我痛不痛。我大笑说，哥哥，我怎么会痛呢？我有大本事的，不怕痛。哥哥又用柴草在自己手背上戳一戳，说，有点痛。
哥哥再看我的脸，看我眉毛。看着看着，哥哥一把抱着我，大哭起来。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到哥哥哭得伤心，我想，一定是哥哥受委屈了，才这么伤心。我也跟着哥哥哭起来，哥哥越哭声音越低，到最后，哥哥站起来，说，不要怪我。
说到这里，来先生停了下来，他的狗狗回来了。一只大黄狗，身子有我膝盖那么高，屁颠颠地跑回来，在来先生轮椅边站住，摇摇尾巴，来先生弯腰摸摸狗狗的头，说，回来了？
狗狗再摇摇尾巴，又用舌头在来先生手背上舔了舔。
来先生说，渴了吧，喝水去。等一下吃饭，今天有你喜欢吃的。
狗狗转身进屋，低头在一只海碗里吧嗒吧嗒喝水。
来先生的左手手背很小，手指基本收缩，只有三四个指甲，还卡在原来长手指的地方。医生介绍，麻风杆菌会把人体一些组织吸收掉，就像蚕食。手指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完全被吸收。很多麻风病人的手，最后都只剩下一个残缺的薄薄的手掌。
来先生用手掌抹了抹眼睛，有泪水滑落，他的手掌不能感知泪水。这一边擦着，那边却一直流。
我不怪哥哥。我怎么能怪哥哥呢？他也是没有办法。你说，谁愿意有一个得了麻风的弟弟？
那一天后，哥哥便不再跟我说话，我喊他，他也不答应。吃饭时，只要我坐在桌子边上，哥哥便端了饭碗走出门去。晚上睡觉，哥哥把房间锁得死死的。我们农村，房门都不用锁，哥哥找来木块，上了门闩。
有一个晚上，我坐在哥哥房门口，我不喊他，也不说话，我就想问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突然之间，我们从世界上最好的兄弟，变成了陌生人？甚至，我有时能从哥哥眼里看到恨。他为什么要恨我呢？
过了不久，村里都在传，有户人家，一家三口都得了大麻风。生产队长找了队里的干部们开会，大家一致决定，帮他们在村子的最东面靠近山脚的地方，搭一间屋子，用石头砌墙，盖瓦片。生产队长挨家挨户地来收钱，拿不出钱的人家，到会计那里去预支，年底分红时扣。有的倒挂户，上年的账没有还清，这次因为要集资给麻风人家盖屋子，打申请去会计那里预支。会计把申请拿到队长家里审批，队长说，这件事比天还要大，一定要预支。
有的人家自愿拿出一点米啊油的，送给那户麻风人家。
为了给那户人家选一个好地方，生产队里专门请了风水先生来看风水，看风向。不能在村里风水最好的地方，麻风人家风水太好，会吸光全村的精气神。风水太差，那户人家原来是那么善良厚道。
风向比风水更重要，必须选择在死风口，就是说，风吹到这里，就死了，不能再往前走了，也不会往旁边扩散。
屋子盖好后，那户人家千恩万谢地搬走。生产队拿出一点钱，到供销社去买了石灰，把那间老房子用石灰撒了一遍。没过多久，老房子边上的人家，也都陆续地搬走，有的住进了生產队的牛栏，还有的索性在路边搭一个棚子。谁也不愿意跟麻风病人住过的空房子当邻居。
那段时间，我身体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手脚越发不灵活。母亲裹了小脚不能跑远路，父亲带我去金华看病，金华医生建议我们去杭州的广济医院检查，还给我们开了个证明。
我们到松木场路去找广济医院，那边的人说，麻风医院已经搬到武康了。我一听麻风医院，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了。父亲也吃惊不小，说，我们就是手脚不便，不会是麻风的。
父亲说，那我们就去武康吧。我们到车站买票，售票员说，麻风病人不能坐汽车的。父亲生气了，说，我们不是麻风病人。
售票员口气也很硬，说，到武康，不是麻风病人，就是麻风病人的亲眷。
我真想拿出那张证明，告诉售票员，我不是麻风病人，我只是去检查一下，你等着，我一定会拿上一张证明，告诉你我没有得麻风。
售票员还是把票卖给了我们，我在心里暗暗地记下了售票员的相貌，想等从武康回来后，拿出证明告诉她，希望她有礼貌一点，不是所有到武康去的人都是麻风。
下午三点多，我们才到武康疗养院，一看“疗养院”三个字，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医生给我检查，说，确诊，麻风。
我的眼前漆黑一片，跑出了门诊室。父亲追出来说，不要担心，我们直接住院吧。这里是专业医院，医生技术好。
我远远地站着，说，这里明明是疗养院，我怎么会是麻风病？
父亲走过来，跟我说了很多，父亲的意思，你也知道，在我们村，如果得了麻风病，我们一家就不能再住在村里了……
我忽然想到了哥哥，难道，哥哥早就知道了吗？他那天抱着我大哭之后，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哥哥这么疼我，他也忍心不理我了。
不是麻风是什么？
来先生看着远处，远处是竹林。来先生的左腿装了假肢，右脚踝以下截肢，用一双厚袜子裹着，像一个无法挥出去的拳头。春天，植物的气息扑鼻，来先生轻轻地深呼吸，说，你说这活着，真难。
我点头。
过一会儿，来先生又说，要说难，也不难。我们不知道，每一步，该怎么走，佛祖是早就给安排好了的。你在走，他在看。走错了，他也不说。
狗狗蜷缩在来先生轮椅边，安定、安宁。偶尔抬眼看看我，又抬眼看看来先生。来先生说，睡着，睡着。 狗狗重重地呼出一口气，把身子侧身平摊，沉沉地睡去。
来先生出神地看着狗狗，偶尔用拐杖轻轻地碰碰狗尾巴。
医生给我配了药，交代父亲怎么服药，有药物反应怎么办，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我呆呆地站着，感觉灵魂已不在身上。
离开麻风村，我跟在父亲身后，父亲走一段，停下来等等我。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车站。父亲去买车票，我忽然想起那个杭州的售票员，拉着父亲就往车站外面走。我跟父亲说，爸，我们不坐车。
父亲说，那我们怎么回家？
我说，我不坐车。
父亲看出我的心思，他知道我在犹豫什么。说，别担心，没人知道，我不说，没人知道我们来过麻风村。
但父亲还是被拒绝了。跟杭州售票员一样，武康的售票员在那个狭小的窗口抛出一句：麻风病不能坐汽车。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发了脾气，父亲把钱放到售票口，用力拍了一下窗台，说，谁敢说我们是麻风，我跟他拼！
回到家，天已黑尽。锅里，炖着菜粥。青菜已经泛黄，我跟父亲哗哗哗地喝起来。我大口地喝粥，泪水唰唰地流进碗里。父亲把他的半碗粥分给了我，就着泪水，我喝完了粥。
村里很快知道我得病的事，我不再出门，整天躲在家里。每天都担心生产队长到我家来，怕他跟父亲说，让我们搬家。我们家世代住在村里，屋门前一株茂盛的凤阳树，父亲说是我的太祖父种下的。搬家是耻辱。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吃着药，满心希望一觉睡醒后，一切都好了。我的脚不再无力，我的手能搬起大石头，我还能回到学校读书。
很快，来法诵一家不被允许去村里的溪沟洗澡，全家人的衣服没处洗，只能在家挖个坑，接了雨水作为一家人赖以活命的水源。偶有孩子路过他家门口，马上有大人慌忙跟上，抓住孩子便走，呵斥孩子：不要到他们家门口去玩，他们有病！
还有人路过他家门口，故意高声说，风水先生怎么还没来！快点找个地方，让他们搬走！
日子越来越狰狞。父亲再也借不到农具。母亲路过一户人家门口，那户人家的狗蹿出来，对着母亲狂吠，母亲的三寸金莲走不快，摔倒在地。妹妹每一次去学校，总是哭着回来，人家骂她是女麻风。
哥哥的眼神像一把刀，只要他在家里，哥哥绝不进屋子，宁愿在外面蹲着。直到他躲到楼上房间，哥哥才进屋。母亲心疼小儿子，让小儿子跟大家一起坐在桌前吃饭，哥哥起身就把粥倒进猪槽。
生产队长终于来了。他站在凤阳树下叹气，什么也不说。
当天晚上，父亲跟母亲商量，把儿子送到麻风村，母亲当即就哭了，舍不得儿子。
来法诵早已经准备了一根绳子，只要他们把我送去麻风村，我就在凤阳树上上吊。白天，他躲在楼上，到了晚上，他背着锄头出门，到自家地里干农活。天太黑，看不见，他动手做了一盏灯，点的是松节油。他希望自己能减轻家人的负担，希望哥哥明白他的苦心。有个晚上，他正在开地，哥哥来了，二话不说，就把他吊在树干上的松油灯砸了。
兄弟俩一个在大树这边，一个在大树那边，什么话也不说，哭泣替代了语言。
过了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来法诵寝食难安。
我们隔壁村，有个女的，20岁时得了麻风，20来年过去，她的身上很多地方都烂了。家里没钱给她看病，去找生产队帮助。村里人商量着买了一口簇新的棺材，队里出钱买来锦缎被子，社员群众自愿出钱，给那个麻风做了一身寿衣。家里人请了一个道士来，给女儿做了一场法事。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地方，只有人死了，才会把道士请来做法事的。
她家人一边哭着诉说她的种种好，懂事、孝顺、节俭。又哭诉她经受的种种苦痛，从患病开始，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吃不好，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裳。道士宽慰她，宽慰她家人，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条路，早晚而已，早点见阎王早点投胎。
上午做法事，下午就要入殓。那个女的可怜啊，身子骨动不了，嘴巴想吃东西，跟她姆妈说，煮一碗鸡蛋给我吃吃。她姆妈煮了一碗鸡蛋给她，她一口一口吃光，还把碗舔了一遍。跟她姆妈说，姆妈，不要哭，我吃饱了上路，有力气走到阎王殿的。
那个女的从来没有吃过饱饭，身子早就动不了，家里人在床上挖了一个洞，她躺着拉屎拉尿，半个村子都臭了。吃了一碗鸡蛋，她有了力气，居然坐了起来。道士先生把她按下去，她又起来，说不想死。家人看得哭死过去，实在没有办法，道士先生打了她一拳头，把她打晕了。几个人迅速把她的身子抬起来，放进棺材，打上铁钉。棺材还没抬出村子，她醒过来，在里面挣扎呼救，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破棺救她。
她爸爸妈妈也不想救她，他们早已经厌烦了这个患病20多年的女儿。
来法诵没有亲眼见到女子被活埋，但他终日担心那一天也会到来。由此，在村里活着的那段时间，他几乎在等待死亡的来临，却又在内心抗拒死亡。晚上，他不敢入睡，警惕周边的声音，还用竹管做了一个拉铃，绑在门把手上。只要外面一推门，门把手上的拉铃一响，他就跳起来躲到床底下。
过段时间，同村的表哥也得了麻风，表哥瞒着家人把家里一头猪给卖了换钱作路费，到武康疗养院治疗。有一天，他收到表哥的信，表哥在信里说，弟弟，快点到麻风村来，到这里才能活命。来法诵这才恳求父母筹钱，住进麻风村。
那天，母亲迈着小脚，送到屋门口，叮嘱儿子好好养病，等好了回家来娶媳妇生儿子。父亲把儿子送到麻风村，办了住院手续。
父亲后来又来看我一次，跟我说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还给我带了很多书。父亲说，你好好看书，等治好了病，回家当个先生。以后，我们来家就有先生了。
送父亲到大门口，来法诵看着父亲的背影，追上去，给父亲下跪：阿爹，下辈子我还做你儿子，我健健康康做你的儿子。
父亲说，儿子，你要活着。
我怎么想得到，我这一跪，把我跟父亲这一生的恩情都了结了。父亲回家不久得病，躺在床上一直说心疼我，舍不得我。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我只是盼着父亲早点来看我，我还特别希望哥哥妹妹来看我。在麻风村，我因为好学，当了病人护理，我还种菜，我有七块钱的积蓄，我想留下来给家里。 我欠家里太多了，我想慢慢地还他们。
住院第二年，家里带来口信，来法诵父亲过世。家人的口信是：父病故。不用回。
来先生说，这个是哥哥带的口信，他不想我回去。
我想回去。我想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请了假回去奔丧，到车站，售票员还是那句话：麻风病不能坐汽车。
我买了香烛，烧给父亲。
在麻风村，患者因各种原因自杀，荒凉、绝望的气息一度侵袭。有个病人，因不堪忍受家人的抛弃，在寺庙的三楼跳下。还有两个病人，住在同一个病房，谈起各自的遭遇，边说边哭，就像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约好一起上吊。他们写下遗书，希望把两人合葬在一起。活着的时候互相关心、照顾，死后成了鬼，也要互相照顾。结果，一个被救下，另一个先他而去。不久，留下来的这个割腕，也跟了去。
那个时候，自杀的人真多，麻风反应引起的神经痛，是这个世界上最忍受不了的。那些年，在麻风村，一到晚上，总有几个病人因忍受不了神经痛，在走廊上屋檐下大喊大叫。女的披头散发，男的眼泪鼻涕，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总是很紧张，生怕自己也会麻风反应。
我也经历过麻风反应，那种痛，我是说不出来的。实事求是讲，只要经历过麻风反应神经痛的人，就再也没有什么痛不能忍了。那一次，我好像有预兆，一整天心神不宁，耳根后面，手肘处开始疼痛，我喊医生给我打针，医生给我查看，说麻风反应。那时，针对麻风反应的药也没有，只有忍着。有好几次，我也想跟他们一样，死了算了，一了百了。
可是，我又想到哥哥，想到妹妹，还有我可怜的母亲。母亲好几次要来看我，她的小脚走不了多远，坐车不方便，到半路，脚肿起来，走不了路。有时村里人带个口信给我哥，我哥就去背她回来。
我不想死，我要活着，我一定要让哥哥看到我健康地回家。我不相信等我治好了麻风，他还不理我。
一想到我妹妹，我的心就碎了，痛得我心口像刀在割啊剜啊。我住进麻风村后，妹妹瞒着家人来看过我，那时，我已经在麻风村住了七年了，妹妹还没找到人家，还没有结婚。因为我，妹妹的婚事也耽误了。我心里有一万个的不舍得。妹妹看着我的手脚，哭。我也哭。就好像我们这辈子成为兄妹，就是为了到麻风村来，远远地看着哭一场。我悲切，我们兄妹感情那么好，可是却像隔了千万座大山。
我问妹妹，哥哥怎么样？妹妹不能回答我，她只是哭，哭着哭着，就走远了。我看着妹妹的背影，下定决心要治好病，我也要让妹妹放心，我还要回去照顾我的母亲、我的妹妹。
有个病人，因为家里的女朋友跟他分手，在小溪里淹死了自己。我们都奇怪，那个小溪水很浅，我们洗菜洗衣服都在那里。夏天洗澡，站在水里，水刚好没到我们的膝盖。溪流太浅，死不了。他先把自己的双腿绑起来，又让病友把一双残缺的手反绑在身后。月黑风高的夜晚，在病友的帮助下，他一跳一跳来到溪边，跪下来，对着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就让自己滚进了溪水。
我们都知道他会游泳，以前在一起洗澡时，他说自己住在江边，没有得病时，能从江这边游到对岸。一个识得水性的人，在很浅的水里淹死，他是铁定要杀了自己，谁也救不了他。
后来，我的眼睛也出现了麻风反应，医生一边给我滴眼药水一边说，不乐观，很有可能要瞎。
我跟医生说，一只眼睛瞎了，还有另一只。一条腿烂了，还有另一条。医生听了很欣慰，说我坚强、乐观。
表哥跟我在一个麻风村，他的病症比我轻，麻风反应时，他忍受不了，吃DDS自杀。我得知这事，跑到表哥病房，骂他，我说我们的命是逃出来的，怎么舍得给结果了？我一边哭一边骂，骂着骂着，我昏了过去。
黄昏的太阳，温暖而柔和，来先生戴着太阳镜，乍一看，风度翩翩。忽略轮椅，忽略他畸残的手脚，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曾经历的一切。如今的他，看起来淡然而安宁。
夕阳下，来先生孤绝，甚至有些傲慢。就像是一名战士，赤手空拳，打败了劲敌，虽然也饱受摧残，但终究，他活着。他是幸存者。
我妈总是说，儿啊，你要活着。来先生幽幽地说了一句。
来先生总结道，我这一生，前半生活得惨烈，后半生……自在。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他不認为这是孤独。
来先生78岁那年，哥哥过世，跟当年父亲过世一样，来先生请假回去奔丧。轮椅推到疗养院门外，他抬头看看天，云彩烂漫，像很多很多年前，他们三兄妹躺在草地上，听哥哥说故事。也有这样的云彩，这样的蓝天，就好像，还在那少年时光。一切不曾开始。没有离散，没有生死。这一世，他们曾经拥有过世界上最珍贵的兄弟情分、兄妹情分。
来先生说，是暗示。是天堂的哥哥独独给予他的暗示。见不见的，都不再重要。这漫天的云彩，像是他们三兄妹的前世。
孙全宝：最对不起我小哥哥
我老家在慈溪，早年种棉花，一大畈一大畈都是棉花。过了田畈，就是海滩，我们常常去滩涂捡海子，也有小鱼被冲上滩涂。父亲有时也会去捕鱼，但是收获不多。
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有三兄妹得了麻风。
说起来，我们家其实是两个家组成的，母亲16岁那年，嫁到孙家二少，孙家在我们村算是一户好人家，有田产，有牛磨坊，也有田地出租。开始几年，母亲和孙家二少日子很好过，分家后，母亲和孙家二少得了一些田地，三间三厢的房子。到母亲生下第三个儿子后，孙家二少的身体就不太好了，得了一种病，全身痛。孙家老爷请了郎中给二少看病，草药吃了上百斤，还是止不住痛。我们村孙家是大姓，还有一个是韩姓，韩姓有五个大地主，大地主家门路广，孙家老爷就托韩家到外面请了新式医生来给孙家二少看病，也不见有好转。只得送出去，到过上海、南京，后来还是又回到了村里。听我母亲讲，孙家二少每日里痛得在地上打滚，他原本是个体面人，识得字，在村上当教书先生。得病后，就像一个无赖，大喊大叫，骂皇天，骂菩萨。信过菩萨，吃过香灰。也信过耶稣，跪在地上祷告。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来自中国麻风权威机构的信息，全球约有一千多万麻风病患，主要分布在亚非拉丁美洲，医药贫困地区。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麻风只是一种疾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人的皮肤和周围神经。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疼痛，严重者甚至眼手足畸残，麻风病人是本病的唯一传染源。离体后的麻风杆菌，在夏季日光照射2～3小时即丧失其繁殖力，在60℃处理一小时或紫外线照射两小时，可丧失其活力。一般应用煮沸、高压蒸汽、紫外线照射等处理即可杀死。
1873年，挪威学者汉森发现麻风杆菌，世人才认识麻风病是一种传染病。在这之前，人们认为麻风是一种遗传疾病或是来自上帝的惩罚，麻风病人被鄙薄，被放逐，他们经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事实上，汉森宣布麻风病是传染性疾病之后，社会上对于麻风病的恐惧仍然没有减弱——因为传染。而由恐惧和偏见引起的歧视，更加摧残着麻风病患者的身心。
而美国麻风专家Hastaing曾称：没有一种人类的传染病像麻风那样多样化，从可自愈的、单一斑疹到多系统的病变，如发生麻风反应则其表现就更为复杂。麻风，不仅仅是医学的问题，也是文化与社会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
文献记载，麻风病在我国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由于受到医疗条件的限制，麻风病造成大量患者肢体、面部和眼睛残疾。明清时期，我国多个省份的官方对麻风病基本未有什么防御和治疗措施，而是抱以“灭绝”处理的态度，或是把麻风病人驱逐在深山或孤岛上，限制他们与外界联系，采用断粮、断交通等手段，让他们自生自灭。千百年来，麻风病人就是这样，在疾病和歧视的双重折磨中艰难生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麻风病非常重视，出台麻风病管理条例，保护麻风病人。在物质相当匮乏的年代，麻风病人的医药费国家全免，不仅如此，还对他们的生活需求有了政策倾斜。
当前，全球的麻风病负担保持稳定，并有下降的趋势，我国的麻风病疫情总体处于低流行水平，且近几年的新发现病例数没有明显下降。以2010年为例，全国新发现麻风病例为1 324例，发现率为0.099/100000。与2009年相比，2010年全国新发现病例数下降了17.1%。
中央各部委联合发出的《2011年-2020年全国消除麻风病危害规划》，要求到2015年底麻风病人数目较2010年减少20%。
中国麻风协会会长张国成教授被邀赴新德里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国际麻风大会，张教授作为中方代表作题为《中国麻风现状与对策》的报告，当那条代表麻风病流行的曲线一路下降时，会场震动了。世界各国都发出追问：中国是怎么做到的？中国采取了什么措施？
我国至今仍有近2万麻风受累者，他们大多于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患病，由此，他们经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會变革。
他们的个人经历，是一部疾病史，也是沧桑中国的百年变迁史。
贺彦水：我信过耶稣信过佛，最终信了命
妻子住院那半年时间，老贺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陪在她身边。有时候跟护士申请留下来陪夜，护士认为老贺年纪大了，陪夜吃不消，不同意。老贺便说，我们结婚42年，从来不分开，你不能把我们分开。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老贺自言自语。
除了死神。
死神常常在你不经意时降临，老贺很警惕。他白天黑夜地念叨妻子的种种好，想以此感染死神。死神装聋作哑，干净利落地斩断老贺的全部希望。
妻子过世时，教会每天都有人来，有个兄弟跪在地上为他们的姐妹祷告，希望上帝把她收在天堂，希望她在天堂平和、快乐。两班音乐队轮流来到老贺家，他们虔诚、笃定，用乐声送一个悲苦女子的灵魂远去。老贺听着这些音乐，泪水不自觉地流下来，因为装了假肢，老贺只能单腿下跪，跟着祷告——老贺确信自己这一次的祷告已经超出寻常意义上的获取，而是诚心皈依。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每次祷告，老贺都老泪纵横。
我加入耶稣教会快十年了，本来我是信佛的。那几年，我们两夫妻身体越来越不好，老伴的类风湿关节炎越来越厉害，风湿已经到了骨髓。她的背佝偻起来，每天每天痛，我用热毛巾给她敷，找草药给她喝，都没用。整夜整夜，我给她摩背，摩膝盖。你知道，麻风病菌把我的手指都吃光了，我的手掌以前很宽大的，现在只剩下这么一片了。我的手掌用不上多少力，她痛啊。后来，教会的人知道了，就有人来为我们洗被单、做饭，陪我们说话，帮我老伴摩后背，唱赞美诗给她听，她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你不知道，她痛起来，几天几天都不能合上眼。有时候，我跟教会的兄弟姐妹说，我们两夫妻，一定是前世作孽了，到今世遭报应。兄弟姐妹告诉我，只要诚心信奉上帝，灵魂会得到永生。
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大热天还是下大雪，他们都会来我家。像我这样得麻风病的人，他们不嫌弃，我想想，真的跟神仙一样，神仙住在天上，上帝也在天上。我想了想，就信了上帝。
很长一段时间，老贺都处在恍惚之中。只要他醒着，在屋里，便觉得妻子只是出去给人送衣裳了，不一会儿就会回来。偶尔的，下雨了，他急忙从门后拿出雨伞，给妻子送去。穿过长廊，有人问他去哪里，他说，银翡忘记带伞了，我给送去。
人家就感叹，老贺又犯糊涂了，因为麻风村的人知道，贺彦水老伴已经过世半年了。
过去大半年，老贺才慢慢地相信妻子再也不会回来，她已经安葬在老家山坡玉米地。坟旁种着两株松柏，妻子怕热，也怕冷。有松柏护着，她的屋子好歹不会太凄凉。 我在麻风村的遮阳长廊见到老贺，他刚做完礼拜，我问老贺，做礼拜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老贺想了想，说，我不信有上帝的。
不信，却又去做礼拜？
我老伴信，我替她信，我替她祷告。老贺说。
我叫贺彦水，1938年出生，再过一年半就八十了。从小跟着家里人信佛拜菩萨，我信了六十多年菩萨。小时候，我们家谁有个三病四痛，母亲就带上香烛，到大佛寺去求佛求菩萨。母亲每次都把我叫何颜水，你说人这一辈子，要多长就有多长，一天一天地过去，就像已经过了几百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个大佛寺的原因，我们那个地方，很多人都信佛，也迷信。我原来的名字叫何俊明，算命先生说，我命里缺水，让我改名，父亲就把我名字改成了“彦水”。开始我没觉得不对，直到后来，医院里要挂盐水，我也经常去挂盐水，才想到这个名字不好，可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去寺庙拜菩萨，我抬起头来看，佛像很高很高，像天一样高。我跟母亲跪在地上，心里想着，这个世界上，天最大了，像天一样大的菩萨，本事也一定像天一样大。我一边想着一边在心里说，菩萨保佑，保佑我找到那只丢了的山羊。
9岁那年的春天，贺彦水的父亲被抓去当壮丁，说要打仗，修工事。贺彦水父亲是中医郎中，国军说，有个伤筋动骨的，用得上郎中。
贺家筹到一麻袋钞票，托保长说情，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贺彦水父亲保了出来。那是贺彦水第一次听到“打仗”这个词。在他年幼的理解里，打仗就是父亲的无端被抓，母亲的彻夜痛哭，以及村里所有人的慌张。
听母亲回忆，我五六岁时，日本人来到村里，烧房子，把猪赶到祠堂宰杀。
那天，我父亲正在田畈干活，日本人把他抓了去，父亲大声喊村里的人救他。村里人哪敢？都躲起来了。父亲被带到一个祠堂，那里住了日本人，晚上，有个日本人发热吐黄水，吃了药也不见好。那个日本兵越吐越厉害，他问我父亲，能不能给他寄一封信到日本。父亲摇摇头说邮电所被你们烧掉了。那个日本兵居然听得懂，说他家里有个老母亲，还有祖父，他很想他们。说着说着就哭了。
半夜，父亲跟看守的日本兵说，他会看病。看守的日本兵就让父亲给他的同伴看病。父亲给把脉，又翻看了他的眼珠，看了舌苔，父亲说，我出去拔点草药来。
值夜的日本兵以为父亲要逃跑，用脚踢我父亲，父亲的嘴角流出了血。就跟日本兵打手势，告诉他出门去找草药。日本兵端着枪跟在父亲身后，夜半，天黑着，父亲熟门熟路来到我们村边的荒草地里，父亲懂草药，他拔了这种草，又拔了那种草，还捡了几块小石头。把草药和石头放在一个锅里煮，两大碗汤药喝下去，那个日本兵发了一身汗，再吐了一些黄水，说肚子饿了，想吃饭。
父亲救了那个日本兵，我们村里的人都骂我们家，说要把我们家的房子烧掉。后来，日本兵再经过我们村时，不再烧房子，也不打人，看到小孩，还抱起来，好像很喜欢的样子。这些我都记不得了，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说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在路边玩，四五个日本兵走过，停下来，抱我们，还给我们糖吃。
解放那年，父亲患病了。他的肚子胀起来，郎中说他是血吸虫病，肚子里积满了水。郎中抽掉肚子里的水，过几天，肚子又胀起来，再抽水，再胀，煎熬了几个月，父亲死了。我们一家陷入了黑暗，我们住的草房子被风雨吹得破败不堪，有个做瓦工的，来帮我们修房子。后来，他成了我的继父。
父亲过世那年，贺彦水上三年级，新中国刚成立。老师说，中国现在太平了，毛主席打跑了日本人，推翻了旧社会，每个人都能吃饱饭;走在路上，不会有人来抓，也不会有人来烧房子。老师说，你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青年，中国的建设要靠你们来完成了。
少年贺彦水有梦想，当解放军，当医生，当教书先生。他坚信自己一定能成为有用的人。
一切都在16岁那年改变。
那一年，贺彦水初中毕业。
在县人民医院体检时，医生说贺彦水体检不合格，学校得知此情况，便不再让他升学。对于身体出现的病症，何的家人早已经求医数年。早在前几年，贺彦水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右手小手指不能伸直，左脚掌无力地下垂，走路不方便，像瘸子。都以为是干活累了，学习累了，总梦想着一觉睡醒后，一切都恢復正常。母亲带他去求菩萨，也去郎中那里看病，郎中说是风气，四肢风，鸡爪风。吃药，打针，几年下来，没有任何起色。
同学们都升学去了县城读书，他一个人回到家里，种田种地。很孤单。
那一年，村里办了合作社，成立互助组。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少，但他们成分不好。何家是贫农，成分好，贺彦水又是初中毕业生，村里照顾他，推举他当了会计。拿8分工分，工分是大队里规定的，和村里的老师等同。
贺彦水虽然当不了老师，但是，拿了跟老师一样的工分，心里还是有点安慰的。他每天喝中药，到庙里求菩萨，点香烛，烧锡箔敬奉菩萨，一心希望病好起来。
有个晚上，我梦见自己的手指好了，脚掌也没有病，跟同学们快乐地在校园里奔跑，就笑醒了。赶紧活动手指，活动脚掌，一切还是没有改变，就哭，把家人都哭醒了。
母亲心疼，妹妹跟着我哭，她也心疼我。有一次，她跟我说，哥，我请过菩萨了，要让哥哥的病好起来，我宁愿瞎掉眼睛。我抱着妹妹就哭，我担心菩萨显灵，真的让妹妹的眼睛瞎了，赶紧跑到庙里去，上香烧锡箔，恳求菩萨不要让妹妹的眼睛瞎掉，我宁愿自己受苦，也不要让家人再跟我一样苦。
1960年，春天。贺彦水23岁。村里的低级社转为高级社，成立人民公社。这一天，县防疫站的一个医生到村里来，看到贺彦水手脚不便，又有一些其他症状，医生建议贺彦水去县里大医院检查检查。
我怀疑是麻风病。医生说。
在我们那个地方，骂一个人是这样的顺序：你这个麻风烂腿跷脚折手。我们都叫大麻风。
见我呆呆地站着，脸上铁青，防疫站的医生安慰我说，我只是怀疑、猜测，我不敢确定，要确诊才知道。 我独自一人去了嵊州，医生戴着口罩，检查完后，他说，你这个小后生，一表人才。
我问，不是麻风病吧，医生？
医生推推眼镜，说，小后生，你眉清目秀。
我不知道医生为什么避开重点，却来说我长得好，我追问医生，我到底是不是麻风病。
医生把口罩往上面拉了拉，站起来，去洗手，用肥皂洗了三次。我坐在凳子上，就像跌进了结了冰的池塘，突然间冷得直哆嗦。我全身乏力，坐也坐不住，身子摇晃着要倒下去。医生跑过来扶着我，说，小后生，不要心急，回家后多吃点有营养的饭菜，吃饭睡觉和家里人分开。
从医院出来，贺彦水没有回家，那是春天的下午，世界翠绿，生机盎然，没有人知道他的绝望。阳光下，所有的生命，都显得那样美好，而他却在暗黑的隧道。一个人在大街上茫然地走着，不知道要往哪里，就那样往前，翻了山，走了山路，一直走，一直走。
直到村庄出现在眼前，他才意识到，天已经黑尽了。而他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远远地听到狗的叫声，贺彦水的意识才渐渐清晰过来，他知道，他在寻求答案。
他想知道，一个人患了麻风病，会不会死，会是怎样的死法。
村子静悄悄的，路过一户人家的院子，他站在院门外，饥肠辘辘。一只狗蹿出来对他狂吠，主人出来，问贺彦水找谁。贺彦水说，我找一个得了麻风病的。
对方闻听，问贺彦水是谁。
贺彦水说，我是他们家亲戚，第一次来。
院门迅速合上，狗被唤进屋子，屋门紧锁。
贺彦水问了几户人家，人家都吓得关了屋门。后来，一个老大爷告诉贺彦水，大麻风不住在村里，在村外头的山湾。
我也不知哪来的力气，走走停停，我在村外的山湾找到了那户人家。那户人家没有电灯，远远看去，黑乎乎的，我开始以为没有人，走近了才听到有人在哭。站在人家草屋门外，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听着屋里的哭声，我也忍不住哭了。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拍，问我是谁，找谁。
我抬头看到一个老奶奶举着煤油灯，头发蓬乱，眼眶凹陷。看上去，不像个活人。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很害怕，我怕他们黑乎乎的屋子里藏了一个鬼，这个鬼就是大麻风鬼。我还怕这个老奶奶已经死了，她现在是女鬼。
几年前，我就听说过，离我们家三十多里的村里，有个青年得了麻风病，后来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我拖着病腿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是想亲耳听他们说，大麻风的最后结局。但是，这时，我真恨自己！我肚子饿，没有力气，我想马上就死掉。在这个漆黑的夜晚，我忘记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只想着要把所有的绝望哭出来，我还希望这是一场噩梦。我用手抱着头，号啕着，真希望天上一个响雷把我给劈死掉，一了百了。
这时，我听到老太太惊恐地喊起来，大麻风！你是大麻风！
我听老太太这么一喊，心里慌起来，连滚带爬地往山坡下跑。老太太还在那边大喊，大麻风啊，大麻风啊！我儿，我可怜的儿，我儿可怜啊！
我在山脚大树底下跌倒了，想站起来，却怎么也用不上力。靠在树上，我迷糊着，想着好好睡一觉，说不定我一觉醒来，在家里的床上，我只是做了一个梦。我的确也在做着梦，我梦见母亲给我烧了一碗热腾腾的饭，饭碗上盖了厚厚的一块肉。我说，姆妈，我要把这碗饭吃光，有这么一碗饭吃，姆妈，我死了也情愿了。
我的面前真的有了一碗饭，我看不见，却闻到了。我睁开眼睛，一个老人蹲在我面前，他很老很老了，像有一百岁了。他的胡子很长，灰白的头发好像从来没有洗过，也没有剪过。他端了一碗粥，我吞了口水，没有接。我连伸出手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老人拉起我的手，把粥放到我手上，说，趁热吃，吃饱了回去。
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干号了几声，稀里哗啦喝光了粥。
老人送我下山，快到村口，老人站住了，说，不要再来了。
我没有回答。漫长的三十多里路，我得用我无力的脚一步一步走完。我走走停停，实在累了，就在人家的菜地边躺一下。我的脑子里一直一直回想着老人的话。
老人的儿子患麻风，村里人不让他们住在村子，替他们在山湾搭了一个草棚子。夫妻俩带着一双儿女住进草棚子，哥哥得病，弟弟不能再去学校，又不想住在草棚子里。一个晚间，小儿子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石头垒起来，一块破门板充当床，病儿躺在床上，溃疡的手足，溃疡的身体。半个身子腐烂，已经不能移动，嘴里依然喊着爸爸妈妈救救我。腹水从床板渗出来，滴滴答答落到地上，床底下铺了一层柴灰。
病儿过世后，夫妻俩本想一把火烧了草棚子，却又舍不得小儿回来找不到家。老人才五十多岁，看上去却已经垂暮之年。
从邻村回来，贺彦水便去了麻风村。新組建的麻风村在一座破落的庙宇。早些年，寺庙香火很旺，远近地区的人，都会到寺庙上香、祈福。寺庙成为麻风村后，很少有人再来上香，渐渐的，这个地方冷落下来。
麻风村五十多个病人，四肢能够活动的，承担一些简单的劳作，种蔬菜，种果树。寺庙周边的山林，原是附近村子的，组建麻风村时，山上很少有人来，村民怕麻风，渐渐的，这些山林便由麻风村打理。贺彦水进了麻风村不久，就担任麻风村会计。
1967年，两派斗争蔓延到麻风村，造反派进了麻风村，红卫兵来抓医生，病人拦住红卫兵，保护医生。
我们村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是夫妻俩，陈医生是国民党军官，原先在城里，后来发配到麻风村。人和善，技术也好。我们有个病人不知吃了什么，肚子痛得死去活来，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毛病，寺庙又在半山腰，我们只能看着他痛。那天，陈医生被派去参加劳动，挨批，还没回来。等陈医生回来时，病人痛得昏死过去，陈医生的手在病人肚皮上一按，说，小肠气。我们病人临时扎了一副担架，抬着病人下山去医院。
没过多久，我们医院再也维持不下去，那个时候，县城的卫生局也乱了，听说两派斗得很厉害。到年底时，麻风村解散。 我回到村里，村里人见我回来，都来看我。那时，农村生活条件差，他们面色蜡黄，看上去营养不良。而我在麻风村七年，却把身子养好了。有几个伙伴还羡慕我说，我们好手好脚，每天牛一样做，还不如你在麻风村吃得好。
我哭笑不得，不知道怎么解释。过了几天，我去集市买东西，碰到邻村一个病友，两人见面，一番感叹。病友问我的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村里继续让我当会计，我打算好好地做好这件事。
病友一听，瞪大眼睛，不相信我说的，问，你没有骗人？你们村真那么好？
我这才知道，就在我们麻风村解散后，我们一个女病友带着女儿从麻风村回原来的村子，村里得知她们要回来，专门派人在村口等着，用棍子赶她们走，不让她们进村。母女俩都是麻风病人，成分不好。她们本来体质就弱，不让回去，只得滞留在村口的大树底下。又冷又饿，女孩的妈妈发寒发热，有好心人偷偷给母女俩送一碗吃的，女孩妈妈不吃不喝，她决心一死。女孩跑到村口去祈求，被棍子赶了出来。这天，村里派出代表来通知她们，社员群众已经帮女孩的妈妈做了坟墓。女孩妈妈恳求村里人，容她女儿回村去，她说她女儿已经治好了麻风病。
女孩的病症很轻，要不是专业的医生，是看不出毛病的。村里人半信半疑答应了，他们把女孩的妈妈送进了事先做好的坟墓，女孩妈妈挣扎着拼尽最后一口力气说，求求你们不要把坟封死，给我留一个洞透透气，我会死的，我一定会死的。但我不想被闷死。
贺彦水听了病友这一番叙述，心惊肉跳地回到家里，躲进房间不敢出来。他生怕村里有人突然要他拿出证明来，那他就完了。在这点上，贺彦水说他是幸运的。回村不久，母亲托人给他说亲事，但是，过了大半年还是没有结果。亲戚朋友都说，彦水人好，长得标致，毛病也治好了，只可惜这种毛病不能同房，一同房，体力下降，毛病就要复发。这样，没有一户人家忍心把女儿嫁给他。
那年，贺彦水已经三十岁，跟他差不多年纪的都已经有了儿女。他也慢慢地失去信心，不想再找对象了。
命运是在某一刻改变的。有一次，贺彦水继父去邻村做瓦工，听到有户人家，兄弟姐妹六个，因小女儿患类风湿关节炎，家里为了给她看病，越过越穷，而她的病也不见好转。最近几年，有个游方郎中开了一个方子给他们家小女儿，按这个方子喝了中药后，小女儿的病情好转。即便如此，同村的青年依然不敢把她娶回家。
继父回来一说，母亲就托了熟人去说，一说就成了。那个时候，结婚需要村里打证明，麻风病人是不能结婚的。我是生产队会计，打证明不成问题，我记得证明上除了姓名，出生年月，所属那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小队外，还必须写上成分。
我打了证明，到公社文书盖章，文书看看我说，你这一副好身坯，哪像生过病的。
妻子嫁给我的那年，才二十岁，身子骨弱得风都吹得走。她会做裁缝，嫁过来后，就在家里给人做裁缝，有时人家会把她的洋车抬过去，我再背着她去那户人家。到傍晚时，我再去把她背回来。做一件衣裳一角钞票，做一条裤子八分，我们的日子就这样，慢慢地往好里走了。
不过，成家后，到底要不要生小孩，一直不能决定，说出来难为情，我是瞒着妻子的，其实我的病虽然治好了，但是医生还没有正式发给我治愈证书，也就是说，我的病其实还没有断根，我的身体里还有病菌。结婚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她没有怪我，反而说要谢谢我收留了她。我们一说两说，一直到天亮，两个人哭着拥抱在一起，我们下定决心要好好地生活，这一辈子，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分开。
因为我的病还没有完全好，不敢要孩子。后来，妻子说，你人善良，我们去寺庙烧香拜拜菩萨，叫菩萨来决定吧。
我们买了香、蜡烛、锡箔去了寺庙，我们跪在地上，请求菩萨帮助我们。当天晚上，我们终于圆了房。第二年夏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两夫妻都认为是观音菩萨在帮我们，我们感激。农活很多，生存艰难，但我们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必定要抱着儿子去庙里烧香拜佛，感谢佛菩萨对我们好。
我们的好日子一天天地过，儿子两岁半时，上面有号召，没有领到治愈证的麻风病人，必须回到麻风村继续接受治疗。我不想回麻风村，我妻子没有意见，她永远说这么一句话，你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你讨饭，我拿碗。
家里人也不想我再回麻风村，虽然村里人对我好，但是，现在带着孩子去麻风村，母亲很不放心。麻风村医生来动员我，让我尽快回去，还答应我一个条件：带着妻子回去。正当我们准备回麻风村生活时，我的儿子生病了，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
老贺哽咽著不能再往下说，这是酷暑，知了在凤阳树上尖利地鸣叫，世界在这一刻安静下来。仿佛都在聆听一个老人说他的过往，说他近一个世纪走过的路、流过的泪。
1980年，老贺拿到治愈证书，当医生告诉他，你已经是健康人时，刚过不惑之年的他，平静，不再激动。两次进麻风村，陆续地住了近二十年，他已习惯那样的生活。偶尔他会想起一些往事，更多的是对老伴的缅怀与追忆。
我这一生，回想起来，还是相当悲观的。你想，我是新中国解放后的第一代新青年，我有好的体格，我思想好、成分好，我一门心思要为新中国作贡献的。一场麻风，把我全部的时光都搭了进去。有时候想想，要说麻风病不是鬼，我就说他是魔鬼。我说命运也是看不见的魔鬼，我用一生跟它斗，到最终，不分胜负。但我也老了。
我这一辈子，先信佛，再信耶稣。
现在？现在我信命。
都是命。
我这一生，最让我觉得安慰的是，命运给我安排了一个好妻子，我们恩恩爱爱四十二年。现在，她走了，我却还活着。不过，总有一天，我会见到她，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见面。我能见到我老伴，还有我的儿子。我相信他们都在天堂，他们在等着我。 王炳全：我是跑过码头的
我1934年出生，在杭嘉湖平原，我们那里遍地种着桑树。村里有户财主人家，养了很多蚕，家里帮佣的有几个妇女，小脚，早上摘桑叶，晚上剥桑皮，不停地做活。等雪白的茧子出来后，就有人来收了去。
母亲11岁那年过来当童养媳，本来要给父亲当媳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另外婚配了，母亲是偏房，生了我和妹妹。我跟妹妹是庶出。
父亲跟大房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他很宝贝我们兄妹俩。
父亲是郎中，会开方子。有一年，一队人马路过村庄去县城，有个人晕过去从马上摔了下来。父亲用草药给他治疗，在我家住了两天，病好了。离开前，要付钱，爷爷父亲都不收，那人送给父亲一双皮鞋。
父亲从未穿过皮鞋，也不敢穿，一直藏在家里。平时出诊都穿着蒲草鞋，不坐轿，自己走着就去了。后来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说他们家藏有一双皮鞋，村里人都来看，可是没有人看到过那双皮鞋。
我10岁那年，日本人来了。那时，我母亲病得厉害，父亲开的方子喝了也不见效。村里很多人都逃难去了，我们跑不了。有一天，日本人到了我们家，翻箱倒柜的，就把那双皮鞋翻出来了，拿了去。
过了几天，日本兵来叫我父亲给他们头目去看病，他们头目身体不舒服。父亲去了，一走进屋，就看到他的那双皮鞋，但是，有人把皮鞋剪成了皮拖鞋。父亲不说话，顾自给日本小头目号脉，待开完方子，日本兵问多少钱。父亲指指搁在椅子上的皮鞋说，能不能要回那双鞋。小头目把他的手下喊进来，打了两个巴掌，骂他的手下。原来，他手下在我们家抢走皮鞋后，为了讨好小头目，把皮鞋剪成了拖鞋。
父亲拎着那双皮拖鞋，走到半路，挖了一个坑，埋了。
日本兵小头目的病很快就好了，小头目到我家，说我父亲的医术高明，要跟父亲结为朋友。说着说着哭了起来。
日本兵小头目说，他很羡慕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劳作、吃饭，一起害怕，一起恨他们日本人。他孤身一人在中国，不知道家里人怎么样了。当兵时，一火车的年轻人穿上军装要奔赴中国，家人都跪在铁路上，舍不得儿子上前线。火车司机下跪，说军令难违。
日本兵小头目走后，父亲了拉着我和妹妹的手，走到外面大路上，指指远处说，你们看，那些房子都是被日本人烧掉的。不要相信他们会跟我们做朋友，我们不跟畜生交朋友。
不久，我母亲就过世了。
母亲在世时，吃斋念佛，一心向着菩萨，我们家里常常上香。我很小就跟着母亲去寺庙上香拜菩萨，我心里想着有个菩萨，神通广大。每次想到有个大菩萨在天上看着我，我的胆子就大了，心里也不慌了。我是不做坏事的，因为天上有个菩萨在看。
12岁那年，王炳全的身体出现一些症状，大腿内侧有一块斑，没有知觉，父亲抓了草药熬了汤药给他喝，他喝了很多汤药，还是不见好转。那时，父亲自己也得病，身体虚弱。王炳全舅舅带他去县里看郎中，那个郎中给配了一点砒霜，一小瓶白酒。白酒拌砒霜涂抹在那块斑上，过了一些天，那片皮肤开始腐烂，里面的肉也开始腐烂，父亲帮着把烂肉给剔掉。再用砒霜白酒涂抹，这样反复地用砒霜白酒烂肉，等麻木的肉烂光后，大腿就好了。
不久，父亲过世。
14岁那年，身上又开始出现斑块，麻木，没有力气，舅舅说，不要用砒霜白酒烂肉了，到医院去看看。打听到杭州有家外国人开办的医院，舅舅带着王炳全辗转找到杭州广济医院（1887年，杭州广济医院开设杭州广济麻风病院男麻风病院，为我国最早开设的麻风病院之一）。
我记得很清楚，舅舅带着我，走进那间房子，有个中国医生问了我的情况，又看我的大腿，检查我的身体。他点点头说，嗯，是麻风。不要紧，能看好的。舅舅说，我们带了钱准备住院。
中国医生摇摇头说，不行啊，没有床位了。不要慌，我给孩子配药，你们先回去按时按量服用，针剂带回去让村里郎中给打。等药吃得差不多了，就给我写封信，我们把药寄过去给你。
舅舅说，还是让我们住下吧。
中国医生说，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真的没有床位了。
我站在舅舅旁边，心里慌。又想住在医院，又不想。我怕舅舅走了，我独自留下来，会死在医院。我拉了拉舅舅的衣袖，舅舅看看我，说，别怕，我们再争取。
我摇摇头，舅舅问我说，你不想留下来？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眼泪唰唰地落下来。我伤心极了，我想我妈妈，想我爸爸。我们家穷，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我心里就不害怕，就算我是麻风病，我也不害怕。
那时，我们村里人都知道我是麻风，有人看到我就逃，有人劝我不要在大路上走，我上学时的伙伴都不来找我了。这些我都不怕。我就怕一个人留在人生地不熟的杭州，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我14岁了，可是我还很矮小，又瘦，我们老家说我是黄鳖赖屎，意思就是说，又黄又瘦又有麻风。我舅舅还在跟中国医生讲好话，说我家没有大人了，家里还有一个12岁的妹妹，回去没人照顾，还得传染给妹妹……我听着心里更加难过，好像我舅舅是讨饭的，在跟人家讨饭吃。我羞愧极了，也心疼舅舅，他为了我，在求医生。我难过得蹲下来，恨不得立刻就死掉，我死掉了，我舅舅就不用再求医生，我的妹妹就不会被传染，我也不用再担心村里人怎么说我们家了。
我父亲给人看病，有钱人家收点出诊费，穷人家分文不收。父亲在村里口碑很好。我们一家本来在村里很受人尊重的，日本人来的时候，因为父亲给他们看过病，日本人对我们村里人也客气了很多，村里人还都说，多亏了郎中先生。我生了这个倒霉的病，村里又有人说，日本人这么坏，杀了这么多中国人，烧我们的房子，吃我们的鸡鸭，郎中还给他们看病，是否黑白不分，他们儿子生这个病，一定是菩萨给的报应。
我越想越伤心，抽泣起来。我一边哭，一边用衣袖抹眼泪，这时，我的面前出現了一双皮鞋，这双皮鞋跟父亲的不一样，父亲的皮鞋很大、很厚，是黑色的。这双皮鞋薄薄的，石头黄的颜色，擦得干干净净。我抬起头看，一个外国人正站在我面前，见我抬头，对我笑笑说，站起来，嘿，站起来。 我就站了起来，这个外国人看我眼泪鼻涕地抽泣，哈哈笑着一把抱起了我，叽里呱啦地说了一些什么。又把我放下来，摸摸我的头，然后走开了。
他走开后，中国医生跟我舅舅说，哦，这孩子运气好，马雅各医生愿意留下他。
然后，旁边一个护士就给我们办理了住院手续。后来，我知道了，那个英国医生叫马雅各。
因为没有床位，王炳全被安排在医生办公室边上的一个小单间里，他们用门板铺了一张小床。医院是三层楼，总共有七十多个病人，男病区和女病区分开，男病人五十多个，女病人十几个。王炳全是这个医院年龄最小的病人。
开始服药，红颜色的药片6颗，按时服用。注射大枫子油，打在皮肤上，打在屁股肌肉上很痛很痛。
早餐后，到一间教室去读书，有个老师教病人识字，老师也是病人，不过他有文化，上午两个小时，下午再去学两个小时。礼拜天，就到小教堂做礼拜。
做礼拜时，有人讲道，英国人讲一句听不懂的，他边上一个上海人就翻译一句听得懂的。那个上海翻译也是病人，他原来在国民党部队当军官，懂英文。他得病后，一直住在广济医院。解放后，解放军要来找他去参加政治学习，英国人不同意，说他在养病，他就留下了。他讲道的时候很虔诚、认真。
王炳全的心情慢慢地好了起来，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一日三餐，吃得比家里好多了。不用交钱，还发衣服。他觉得比在村里时好多了，像学生一样，每天读书识字，跟病友们交流想法。有时大家也会互相交流做礼拜的心得，大家都觉得，做做祷告，唱唱诗歌，身体很舒服。
关于相信耶稣这件事，他很矛盾。母亲信佛，全家都信佛，初一、十五都要上香，有时间去寺庙，没时间在家里，他们一直觉得天上只有一个大菩萨，救苦救难的大菩萨。母亲临终前还跟我说，让他好好拜佛，佛菩萨知道人们吃的苦，佛菩萨心里哀怜世间的人。村里好像也有人不相信菩萨，相信耶稣。母亲还说，这个世界天最大，天上只有一个大菩萨，只相信菩萨。
到了广济，我们全部都要去做礼拜，医生护士病人，还有打扫卫生的、洗衣服的，一到礼拜天，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到小教堂做礼拜。
我一边听着，一边就想起母亲的话。嘴里跟着祷告，有时候也会说菩萨保佑，有时候嘴上祷告说，上帝与我们同在。心里却想着菩萨保佑。
这样的情形过了不久，我就一心一意地相信耶稣了。因为，当我坐在教堂，看到这么多人，认认真真地捧着圣经，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他们诚心祷告，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觉得耶稣是上帝，只要诚心祷告，心里就会安宁。我照着做了，也很诚心祷告了，果然，我的心里就安宁了起来。
浙江麻风病院的前身杭州广济医院，1869年初建时，便仰仗于教会的力量，医院内外，宗教的气息无处不在。只是病人大都关心溃疡的手脚、脱落的眉毛，以及旁人利剑般的眼神。虽说他们也会在无以开解之时，合掌下跪，祈求菩萨保佑，但终究没有一个正大光明的形式，用以寄托。杭州广济医院麻风病院建成后，医学还未发达到能够治愈病患的程度，对杭州广济医院的功能，曾有这样的记载：“此为体恤病苦所起建。若谓一经入院，去病如脱，则非本院之所敢也。”也就是说，医院的建立，最早是出于同情，不忍看到生命这样不堪。“麻风病一症，酷毒非常，自古迄今，治无妙法。一经传染，皮破肉溃，不数年便成废人，实堪怜悯。”
怜悯。悲悯。恰好是宗教所倡导的。
1903年，位于西子湖畔保俶山杭州广济医院麻风病院的礼拜堂落成，自那之后，病患从某一个特定时刻，成为信徒，他们可以落落大方步入礼拜堂，安然地坐在长椅子上，虔诚祷告。在肉身无法“去病如脱”的情况下，祈求心灵的慰藉。有病患给家人写信称：“愚自进院以来，精神与物质俱颇适宜，如坐春风化雨之中。”
也许只是安慰家人，也许发自内心，宗教在麻风病患者身上，找到了另外一种意义——救赎的意义。事实上，中国自从汉武帝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政策后，以儒家经籍为基础的封建旧礼教旧思想，长期以来被历代封建王朝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因此，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要人们改信外国来的上帝是极端困难的。
广济时代，1916年，梅腾根在一封给圣公会的信中，曾经欣喜地描述他的病人。
“麻风救济会不仅提供给病人衣食，他们也得到我们医疗和灵性的指导。他们每个人在新家（麻风病院）里都很快乐，他们不再是一群被关起来等死的令人厌恶的病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愉快、很满足……他们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改变自己，家的人性化和基督化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很快成为正常的人和基督徒，来这里的病人很少没有成为基督徒的。36位住院病人，吃得饱穿得暖，自己烹饪，在菜园工作。他们祷告、赞美，作出了最确实的基督教的见证，这是对应用基督教最好的说明。”
1938年，广济医院麻风病院的数据显示，有65位病人成为基督徒，仅1936年就有25人受洗。曾对10位麻风休养员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8位休养员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寄托宗教，祈求菩萨保佑，恳请上帝拯救。
受洗、皈依，都是心灵回归的方式，而在麻风病院，是从解除身体病痛开始。早年，他们或多或少，都祈求过佛祖与耶稣的帮助，以求得心灵的安慰。
麻风病人最怕神经痛，这种痛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但是你要我说出来，我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的。有个病人神经痛，忍受不了，没有办法控制，就算英国医生也束手无策。那个病人要自杀，马雅各劝她祷告，减轻痛苦。女子不信耶稣，但因为在广济，每个人都要去小教堂，她也去的，后来好像还是离开广济，不知是死了，还是回家了。
后来，有病人出院，我就搬到了病房跟其他病人住一起。马雅各医生带着中国医生或者护士来病房，他有时用英语问一句，中国医生翻译一句：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好吗？上帝与你同在。
有时在走廊碰到马雅各医生，我都很恭敬地对他弯腰致敬说：“先生您好。”马雅各医生也会弯腰回复我说：“先生您好。”他用中国话说，我听了心里很高兴。我记得英国医生的老婆也在广济当医生，我模糊記得，但是不确定。我年纪大了，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英国医生一把抱起我，哈哈笑着叽里呱啦说话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还是一酸一酸的。他是个好人，可惜，他没有回到英国，生病死在中国了。 高鲁医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31年，马雅各医师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国际麻风会议时，与来自杭州广济医院的苏达立初次相见，两人对麻风这个群体的共同关注，使他们成了好友。他与院长苏达立医生约定，以后要来医院工作，他信守诺言，携夫人来杭州定居，任广济医院医务主任。并与麻风救济会米勒医师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地得到该组织的经济救济及药品等援助，使医院业务迅速有了新的发展。”
1951年8月10日，英国医生马雅各在杭州广济医院去世。
后来，在杭州郊县建造了麻风医院，广济医院从杭州松木场搬到麻风医院，病人悉数搬迁。王炳全在广济及郊县医院住了七年多。舅舅和妹妹一年来看他一趟，他也请假回去过几次。开始时，他还会难过，想家里;后来，就完全适应，也喜欢上了医院。他说，要是这个地方不是医院那多好，真想在这里住一辈子。
22岁那年，王炳全康复。他去办理出院手续，那时，他已经学会了病人护理、换药、打针、清洗溃疡、包扎创口。院长鼓励他留下，麻风病院刚刚建立，医护人员难招。需要大量护理人员，院长认为王炳全年轻，又读过书，有技术、有文化，正是医院急需的人才，希望他今后服务麻风事业。
院长人很好，他们夫妻俩都在麻风医院工作，对病人真的很好，比亲人还要细心、体贴。我也很感激。可是，我那时才22岁，这么年轻，根本不想留下来。在医院七年，虽然时时想着，这个地方好，要是留下来，也不错。拿到判愈健康证书时，我的鼻子发酸，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真想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可以走出医院，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我怎么可能还会留在医院呢？
我回绝了院长，院长虽然觉得遗憾，还是表示了理解，说，我是理解你的，你年轻，大有可为。院长又叮嘱我要注意休息，调匀饮食，保持心情舒畅。我一一记下来。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人说，现在年纪大了，就说一说吧。
我在医院时，有一个女病人，她也是学了护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业务，慢慢地产生了感情。可是，麻风医院是不能谈恋爱的，我们就像好朋友一样相处。那时，我唯一的希望是快快好起来，把她娶回家。她比我早些时间康复，但是她留了下来，其实她是在等我康复。后来，我们一起办理了出院手续，打算回家结婚。
她跟我是同一个县，但在两个村，她回去跟家人说，要跟我结婚，他们家人根本不同意，说好不容易治好了病，怎么还要嫁给一个麻风？她跟家人说我的病已经治好了，家人还是不同意。这也难怪他们家人，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有种说法，麻风人不能同房、不能生小孩，一同房毛病要复发。
她家里人托亲戚在外县找了一户人家嫁了过去，因为相隔很远的路，男方不知道她得过麻风，就这样，我们分开了。说句心里话，我那个时候想想很灰暗，心情也不好，觉得她辜负了我，就算家里人不同意，我们也要在一起。我还想过，找到她的婆家去告诉他们实情。有个晚上，我躺在床上，忽然想到了英国医生，广济的小教堂，自己曾经祷告的时光。我想起，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很明亮，又觉得整个人没有杂念，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这么一想，我的脸就红了，我想，我是多么地恶，有那样的想法，希望她老公发现她得过麻风而休了她，他们离婚，她嫁不出去，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这个想法像魔鬼一样，跟了我很久。那个晚上，我想到了小教堂，我打了几个巴掌，让自己清醒清醒。我跪在地上祷告，一跪下，我才想起来，自从马雅各医生去世后，我再也没有祷告过。
我安静地跪了半个多钟头，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自己的罪孽，我诚心希望她好，想到我自己得病时的苦痛，就希望这样的病痛不要再来。
我心里又安宁了。
回家不久，亲友为我张罗对象，介绍了好几个女子，有湖北的、贵州的、云南的，我都没有相中，我觉得他们长得不好看。我这个人对女子的要求很高的，因为治疗及时，麻风病菌没有侵犯到我的面部，我自认为相貌堂堂。我喜欢看到漂亮的女子，因为我在麻风医院看到的，都是生了病的，有的是狮子面，有的红斑，有的治疗不及时，兔眼、歪嘴。我看厌烦了这些，希望今后跟我生活在一起的那个人，是好看的、干净的。
本地有几个女子，我们谈过几次，但她们家里人不同意，只得放弃。
找对象的事一直没有着落，我索性丢开这件事情。跟村里几个朋友商量，到外面去看看。他们很疑惑，说，我们好端端地在家里，干吗要到外面去？我们出去了，谁来种田种地？
我的朋友是在村里做农活，他们很少有机会到外面，我们一帮人走在一起，七八个年轻人，就我一个算是见过世面了，他们都觉得我住在英国人办的医院里，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在我的鼓动下，有两个人愿意跟我一起到外面去看看。
那时，我们村里人要到外面去很难的，要到村里打证明，还要说明成分。我们好不容易有了证明，就坐车出发了。
说真的，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外面干什么，就觉得要出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我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那时对世界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外很多国家，我从来没看到过地图。我总以为英国就在天上，或者在比天上还要远的地方。
我们买票时，售票员问我到哪里去，我当时就说，到天上一样远的地方去。我这句话一说出，售票员就把钞票丢还给我，骂我是十三点，神经搭搭牢。我的两个朋友很紧张，说，我们会不会被抓起来？说我们家里人要担心我们了。
我被搅得心烦意乱，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忽然，我想起小教堂那个翻译圣经的国民党军官，是上海人，那我们就到上海去看看。我们三个人买票到上海，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我们只能先坐车到杭州，再买票到上海。
我原来以为上海像天一样大，到了上海，才知道，上海比天还要大。天上不过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一些星星，我要找，还是能找到的。可是上海呢？房子啊，房子啊，還是房子啊。马路啊，马路啊，还是马路啊。我们三个人饿着肚子，在上海街头走来走去，觉得自己很小，又很落魄。我们很失望，在一个屋檐底下坐下来。人走来走去，有个人停下来问我们是“杀宁”。我们呆呆地看着他。 突然我想起来，这个“杀宁”就是问我们是谁。
我大着胆子说，想到黄浦江边看看。我记得上海翻译说过，黄浦江如何如何了不起，还说很多外国人都是从黄浦江上岸的。
那个人告诉我们怎么走，怎么走，我们听得糊里糊涂的。他说完就走了，我高兴地对两个朋友说，黄浦江天一样大。
我刚说完，那个人就回了过来，眼睛盯着我看，说，勿好乱港闲话各，小瘪三。
我们三个小瘪三没有找到黄浦江，买了三个雪饼，一人一个，回到火车站，坐火车回家。到半途时，听到苏州站到了，我拉着他们就下了车，那时，已经是第二天天亮了。我想起在广济时，有个女病人就是苏州的，她说话很好听，像猫叫。她住了没两年就出院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女病人，我心里有点期待，可能在苏州碰得到她。
我们在苏州街上转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吃，找到火车站，买了到杭州的火车票。
那段经历成为王炳全人生历程中最为辉煌的一页，从那次后，他跟人说话，话题就多了。张嘴就是“我那年到上海”，“苏州那边比不得上海，苏州弄堂狭窄”。
分配农活时，队长总是看在“王炳全到过上海”的份上，容忍他少干活，多说点上海的见闻。
再后来，王炳全说话，就不特指上海和苏州，而是说“码头”。他说，我跑码头那些年……尽管队长分工时会照顾王炳全，但他常常觉得是因为麻风这个病才受照顾的，他现在是健康人，不能接受这份优待，他拼命干活，跟其他人一样，做回一个最地道的农民。
后来，王炳全麻风病复发，重新回到麻风医院。关于复发，老王这么解释，“破四旧”时，他跟队里的人一起到寺庙，把观音菩萨的像打掉了。有人说，观音菩萨发怒了，他的病才复发的。又有人说，是观音菩萨上的彩色颜料钻到他的皮肤里去才引起了复发。
回到麻风村，他开始重新审视人生。医院很小，也很大。外面的世界很大，却也很小。他开始安心于此，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积极协助医生护士，成为一名出色的护理，一心一意为病患服务，这份工作他做了30多年。
1980年代末期，《婚姻法》取消对麻风治愈者关于婚姻的相关条款，王炳全早已治愈，那时50多岁，也曾想过组合家庭。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而事实上，老王最终还是有过一个小家庭。那是十多年前，病友老陈过世，苦命女子陈妻孤身一人留在麻风村，其他病友也想照顾陈妻，相伴走过最后的年月。老王跟老陈是多年邻居，早已是好友，他也想在余生与那个苦命的女子互相照顾。但相比另外几个病友，他的年龄偏大，于是，他压下了那份心思。
老王在麻风村种了一些蔬菜。这一年，他种了大片辣椒，病友都说他傻，一个人种那么多辣椒吃得了么？老王不解释。等辣椒成熟了，陈妻走进了他的生活。陈妻酷爱吃辣，老王晒了辣椒干，做了辣椒酱，泡了酸醋辣椒。人们才回过神来，那一大片辣椒，是老王写在泥土上的情书。
陈妻有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小儿子特地到麻风村，为母亲和老王办了两桌酒席，分了喜糖，这一家收到了满满的祝福。
然而，婚后生活并非像人们预料的圆满，老王很快发现，除了同情，他其实并不喜欢陈妻——像年轻时一样，王炳全依然追求美好的美丽的外形，洁净的生活方式。七十挂零的陈妻早年患麻风，饱受病痛折磨，形容枯槁，手脚都被病菌侵蚀。尽管她勤劳，悉心服侍老王，老王还是嫌弃。没过多久，陈妻不小心摔断了腿，老王更是烦躁。
经年独居，老王已经不懂得如何呵护一个女子。或者说，他从未有机会学会。
陈妻瘫痪后，老王伺候了一年多，陈妻怆然离去。陈妻过世后，老陳的小儿子还来到麻风村，感谢老王照顾他母亲。
回想起来，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老陈。心里想着要对她好一点，但不知怎么的，就讨厌她，不想看到她。现在，我的腿也摔断了，这可能是报应。我没有多少遗憾，我跑过的码头多了，见识了世界上好的，也知道世界上不好的。反正，都这么过的。
现在，老王每天早上六点半看中央新闻，七点钟看当地新闻。
“国家大事要知道。”老王说。
来法诵——孤独的幸存者
来先生坐在屋子门口的轮椅上，看走廊上两盆植物，一盆是野菊花，还有一盆是鱼腥草。春天，这两盆植物都未能显出生机，但这不影响来先生由衷地喜欢它们，这个世界，有时候植物更能温暖人心。来先生说这话时，有点害羞。
83岁，近百年的人生旅程，来先生跌跌撞撞走过来，他关心一只蚂蚁的生死，也会心疼一株瓜秧的枯萎。总体来说，来先生是热爱生活的。这点，来先生从不否认。
第一次见到来先生，是一个冬天，我到麻风村采访，阳光从樟树的枝蔓间洒落。护士介绍说，这位是来先生。
把一位麻风村的病人称呼为先生，在我近些年的采访中，第一次听闻。由此，我断定，骨子里，我跟社会群众一样，心里排斥麻风病。这种排斥或者缘于恐惧。
护士说，在麻风村，来先生没有结交朋友，也很少串门，他所有白天的时间，除了睡觉，全部用来看窗外。即便到了晚上，来先生依然喜欢看窗外。
人活着，就是来看看世界的。来先生说，世界从来没有变化。
来先生托人去邻村抱了一只狗来养，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麻风村时光，来先生喂养过20多只狗。他把它们当作朋友，跟它们说话，分析天气，偶尔也会在它们面前伤感地落泪。
说起来，我已经忘记有多少年不落泪了，活过70岁，再落泪，我都看不起自己。第一次哭还是在家里，因为我哥哥。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我们兄妹三个合得来，有话说。上学、放羊、割草，都在一起。小的时候，我们三个睡在楼板上，滚来滚去，哥哥每个晚上都给我和妹妹说故事。哥哥的这些故事，有的是从老年人那里听来的，有的是村口说书先生那里听到的，再说给我们听。在我的心里，这个世界上，我的哥哥是最好的。他疼我跟妹妹，家里穷，哥哥读了六册书，就留在家里帮父母干活。我看到哥哥偷偷地哭过几次，但是，我不说出来。 哥哥虽然不去学校了，每天早晨，他还是早早地起来，跟我们一起吃过粥，送我们到学校。后来，父亲让哥哥跟他去邻村做活了，哥哥就再也没有送我们。
上初中后，我发现自己的身上出现了很多红斑，脸也变得很红，眉毛一根一根地掉落。我读书好，老师很关心，让我去医院看看。我吃饭胃口好，睡觉也好，就没放在心上。
16岁那年，一个下午，哥哥急匆匆跑回家来，我正在羊圈，哥哥抓住我的手往外跑，一直跑到村边的大树下。哥哥抓起我的手来看，我的手背上有几块红斑，哥哥找个柴草棍，在我手背上戳一戳，问我痛不痛。我大笑说，哥哥，我怎么会痛呢？我有大本事的，不怕痛。哥哥又用柴草在自己手背上戳一戳，说，有点痛。
哥哥再看我的脸，看我眉毛。看着看着，哥哥一把抱着我，大哭起来。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到哥哥哭得伤心，我想，一定是哥哥受委屈了，才这么伤心。我也跟着哥哥哭起来，哥哥越哭声音越低，到最后，哥哥站起来，说，不要怪我。
说到这里，来先生停了下来，他的狗狗回来了。一只大黄狗，身子有我膝盖那么高，屁颠颠地跑回来，在来先生轮椅边站住，摇摇尾巴，来先生弯腰摸摸狗狗的头，说，回来了？
狗狗再摇摇尾巴，又用舌头在来先生手背上舔了舔。
来先生说，渴了吧，喝水去。等一下吃饭，今天有你喜欢吃的。
狗狗转身进屋，低头在一只海碗里吧嗒吧嗒喝水。
来先生的左手手背很小，手指基本收缩，只有三四个指甲，还卡在原来长手指的地方。医生介绍，麻风杆菌会把人体一些组织吸收掉，就像蚕食。手指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直至完全被吸收。很多麻风病人的手，最后都只剩下一个残缺的薄薄的手掌。
来先生用手掌抹了抹眼睛，有泪水滑落，他的手掌不能感知泪水。这一边擦着，那边却一直流。
我不怪哥哥。我怎么能怪哥哥呢？他也是没有办法。你说，谁愿意有一个得了麻风的弟弟？
那一天后，哥哥便不再跟我说话，我喊他，他也不答应。吃饭时，只要我坐在桌子边上，哥哥便端了饭碗走出门去。晚上睡觉，哥哥把房间锁得死死的。我们农村，房门都不用锁，哥哥找来木块，上了门闩。
有一个晚上，我坐在哥哥房门口，我不喊他，也不说话，我就想问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突然之间，我们从世界上最好的兄弟，变成了陌生人？甚至，我有时能从哥哥眼里看到恨。他为什么要恨我呢？
过了不久，村里都在传，有户人家，一家三口都得了大麻风。生产队长找了队里的干部们开会，大家一致决定，帮他们在村子的最东面靠近山脚的地方，搭一间屋子，用石头砌墙，盖瓦片。生产队长挨家挨户地来收钱，拿不出钱的人家，到会计那里去预支，年底分红时扣。有的倒挂户，上年的账没有还清，这次因为要集资给麻风人家盖屋子，打申请去会计那里预支。会计把申请拿到队长家里审批，队长说，这件事比天还要大，一定要预支。
有的人家自愿拿出一点米啊油的，送给那户麻风人家。
为了给那户人家选一个好地方，生产队里专门请了风水先生来看风水，看风向。不能在村里风水最好的地方，麻风人家风水太好，会吸光全村的精气神。风水太差，那户人家原来是那么善良厚道。
风向比风水更重要，必须选择在死风口，就是说，风吹到这里，就死了，不能再往前走了，也不会往旁边扩散。
屋子盖好后，那户人家千恩万谢地搬走。生产队拿出一点钱，到供销社去买了石灰，把那间老房子用石灰撒了一遍。没过多久，老房子边上的人家，也都陆续地搬走，有的住进了生產队的牛栏，还有的索性在路边搭一个棚子。谁也不愿意跟麻风病人住过的空房子当邻居。
那段时间，我身体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手脚越发不灵活。母亲裹了小脚不能跑远路，父亲带我去金华看病，金华医生建议我们去杭州的广济医院检查，还给我们开了个证明。
我们到松木场路去找广济医院，那边的人说，麻风医院已经搬到武康了。我一听麻风医院，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听错了。父亲也吃惊不小，说，我们就是手脚不便，不会是麻风的。
父亲说，那我们就去武康吧。我们到车站买票，售票员说，麻风病人不能坐汽车的。父亲生气了，说，我们不是麻风病人。
售票员口气也很硬，说，到武康，不是麻风病人，就是麻风病人的亲眷。
我真想拿出那张证明，告诉售票员，我不是麻风病人，我只是去检查一下，你等着，我一定会拿上一张证明，告诉你我没有得麻风。
售票员还是把票卖给了我们，我在心里暗暗地记下了售票员的相貌，想等从武康回来后，拿出证明告诉她，希望她有礼貌一点，不是所有到武康去的人都是麻风。
下午三点多，我们才到武康疗养院，一看“疗养院”三个字，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医生给我检查，说，确诊，麻风。
我的眼前漆黑一片，跑出了门诊室。父亲追出来说，不要担心，我们直接住院吧。这里是专业医院，医生技术好。
我远远地站着，说，这里明明是疗养院，我怎么会是麻风病？
父亲走过来，跟我说了很多，父亲的意思，你也知道，在我们村，如果得了麻风病，我们一家就不能再住在村里了……
我忽然想到了哥哥，难道，哥哥早就知道了吗？他那天抱着我大哭之后，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哥哥这么疼我，他也忍心不理我了。
不是麻风是什么？
来先生看着远处，远处是竹林。来先生的左腿装了假肢，右脚踝以下截肢，用一双厚袜子裹着，像一个无法挥出去的拳头。春天，植物的气息扑鼻，来先生轻轻地深呼吸，说，你说这活着，真难。
我点头。
过一会儿，来先生又说，要说难，也不难。我们不知道，每一步，该怎么走，佛祖是早就给安排好了的。你在走，他在看。走错了，他也不说。
狗狗蜷缩在来先生轮椅边，安定、安宁。偶尔抬眼看看我，又抬眼看看来先生。来先生说，睡着，睡着。 狗狗重重地呼出一口气，把身子侧身平摊，沉沉地睡去。
来先生出神地看着狗狗，偶尔用拐杖轻轻地碰碰狗尾巴。
医生给我配了药，交代父亲怎么服药，有药物反应怎么办，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我呆呆地站着，感觉灵魂已不在身上。
离开麻风村，我跟在父亲身后，父亲走一段，停下来等等我。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车站。父亲去买车票，我忽然想起那个杭州的售票员，拉着父亲就往车站外面走。我跟父亲说，爸，我们不坐车。
父亲说，那我们怎么回家？
我说，我不坐车。
父亲看出我的心思，他知道我在犹豫什么。说，别担心，没人知道，我不说，没人知道我们来过麻风村。
但父亲还是被拒绝了。跟杭州售票员一样，武康的售票员在那个狭小的窗口抛出一句：麻风病不能坐汽车。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发了脾气，父亲把钱放到售票口，用力拍了一下窗台，说，谁敢说我们是麻风，我跟他拼！
回到家，天已黑尽。锅里，炖着菜粥。青菜已经泛黄，我跟父亲哗哗哗地喝起来。我大口地喝粥，泪水唰唰地流进碗里。父亲把他的半碗粥分给了我，就着泪水，我喝完了粥。
村里很快知道我得病的事，我不再出门，整天躲在家里。每天都担心生产队长到我家来，怕他跟父亲说，让我们搬家。我们家世代住在村里，屋门前一株茂盛的凤阳树，父亲说是我的太祖父种下的。搬家是耻辱。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吃着药，满心希望一觉睡醒后，一切都好了。我的脚不再无力，我的手能搬起大石头，我还能回到学校读书。
很快，来法诵一家不被允许去村里的溪沟洗澡，全家人的衣服没处洗，只能在家挖个坑，接了雨水作为一家人赖以活命的水源。偶有孩子路过他家门口，马上有大人慌忙跟上，抓住孩子便走，呵斥孩子：不要到他们家门口去玩，他们有病！
还有人路过他家门口，故意高声说，风水先生怎么还没来！快点找个地方，让他们搬走！
日子越来越狰狞。父亲再也借不到农具。母亲路过一户人家门口，那户人家的狗蹿出来，对着母亲狂吠，母亲的三寸金莲走不快，摔倒在地。妹妹每一次去学校，总是哭着回来，人家骂她是女麻风。
哥哥的眼神像一把刀，只要他在家里，哥哥绝不进屋子，宁愿在外面蹲着。直到他躲到楼上房间，哥哥才进屋。母亲心疼小儿子，让小儿子跟大家一起坐在桌前吃饭，哥哥起身就把粥倒进猪槽。
生产队长终于来了。他站在凤阳树下叹气，什么也不说。
当天晚上，父亲跟母亲商量，把儿子送到麻风村，母亲当即就哭了，舍不得儿子。
来法诵早已经准备了一根绳子，只要他们把我送去麻风村，我就在凤阳树上上吊。白天，他躲在楼上，到了晚上，他背着锄头出门，到自家地里干农活。天太黑，看不见，他动手做了一盏灯，点的是松节油。他希望自己能减轻家人的负担，希望哥哥明白他的苦心。有个晚上，他正在开地，哥哥来了，二话不说，就把他吊在树干上的松油灯砸了。
兄弟俩一个在大树这边，一个在大树那边，什么话也不说，哭泣替代了语言。
过了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来法诵寝食难安。
我们隔壁村，有个女的，20岁时得了麻风，20来年过去，她的身上很多地方都烂了。家里没钱给她看病，去找生产队帮助。村里人商量着买了一口簇新的棺材，队里出钱买来锦缎被子，社员群众自愿出钱，给那个麻风做了一身寿衣。家里人请了一个道士来，给女儿做了一场法事。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地方，只有人死了，才会把道士请来做法事的。
她家人一边哭着诉说她的种种好，懂事、孝顺、节俭。又哭诉她经受的种种苦痛，从患病开始，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吃不好，没有穿过一件新衣裳。道士宽慰她，宽慰她家人，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条路，早晚而已，早点见阎王早点投胎。
上午做法事，下午就要入殓。那个女的可怜啊，身子骨动不了，嘴巴想吃东西，跟她姆妈说，煮一碗鸡蛋给我吃吃。她姆妈煮了一碗鸡蛋给她，她一口一口吃光，还把碗舔了一遍。跟她姆妈说，姆妈，不要哭，我吃饱了上路，有力气走到阎王殿的。
那个女的从来没有吃过饱饭，身子早就动不了，家里人在床上挖了一个洞，她躺着拉屎拉尿，半个村子都臭了。吃了一碗鸡蛋，她有了力气，居然坐了起来。道士先生把她按下去，她又起来，说不想死。家人看得哭死过去，实在没有办法，道士先生打了她一拳头，把她打晕了。几个人迅速把她的身子抬起来，放进棺材，打上铁钉。棺材还没抬出村子，她醒过来，在里面挣扎呼救，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破棺救她。
她爸爸妈妈也不想救她，他们早已经厌烦了这个患病20多年的女儿。
来法诵没有亲眼见到女子被活埋，但他终日担心那一天也会到来。由此，在村里活着的那段时间，他几乎在等待死亡的来临，却又在内心抗拒死亡。晚上，他不敢入睡，警惕周边的声音，还用竹管做了一个拉铃，绑在门把手上。只要外面一推门，门把手上的拉铃一响，他就跳起来躲到床底下。
过段时间，同村的表哥也得了麻风，表哥瞒着家人把家里一头猪给卖了换钱作路费，到武康疗养院治疗。有一天，他收到表哥的信，表哥在信里说，弟弟，快点到麻风村来，到这里才能活命。来法诵这才恳求父母筹钱，住进麻风村。
那天，母亲迈着小脚，送到屋门口，叮嘱儿子好好养病，等好了回家来娶媳妇生儿子。父亲把儿子送到麻风村，办了住院手续。
父亲后来又来看我一次，跟我说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还给我带了很多书。父亲说，你好好看书，等治好了病，回家当个先生。以后，我们来家就有先生了。
送父亲到大门口，来法诵看着父亲的背影，追上去，给父亲下跪：阿爹，下辈子我还做你儿子，我健健康康做你的儿子。
父亲说，儿子，你要活着。
我怎么想得到，我这一跪，把我跟父亲这一生的恩情都了结了。父亲回家不久得病，躺在床上一直说心疼我，舍不得我。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我只是盼着父亲早点来看我，我还特别希望哥哥妹妹来看我。在麻风村，我因为好学，当了病人护理，我还种菜，我有七块钱的积蓄，我想留下来给家里。 我欠家里太多了，我想慢慢地还他们。
住院第二年，家里带来口信，来法诵父亲过世。家人的口信是：父病故。不用回。
来先生说，这个是哥哥带的口信，他不想我回去。
我想回去。我想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请了假回去奔丧，到车站，售票员还是那句话：麻风病不能坐汽车。
我买了香烛，烧给父亲。
在麻风村，患者因各种原因自杀，荒凉、绝望的气息一度侵袭。有个病人，因不堪忍受家人的抛弃，在寺庙的三楼跳下。还有两个病人，住在同一个病房，谈起各自的遭遇，边说边哭，就像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约好一起上吊。他们写下遗书，希望把两人合葬在一起。活着的时候互相关心、照顾，死后成了鬼，也要互相照顾。结果，一个被救下，另一个先他而去。不久，留下来的这个割腕，也跟了去。
那个时候，自杀的人真多，麻风反应引起的神经痛，是这个世界上最忍受不了的。那些年，在麻风村，一到晚上，总有几个病人因忍受不了神经痛，在走廊上屋檐下大喊大叫。女的披头散发，男的眼泪鼻涕，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总是很紧张，生怕自己也会麻风反应。
我也经历过麻风反应，那种痛，我是说不出来的。实事求是讲，只要经历过麻风反应神经痛的人，就再也没有什么痛不能忍了。那一次，我好像有预兆，一整天心神不宁，耳根后面，手肘处开始疼痛，我喊医生给我打针，医生给我查看，说麻风反应。那时，针对麻风反应的药也没有，只有忍着。有好几次，我也想跟他们一样，死了算了，一了百了。
可是，我又想到哥哥，想到妹妹，还有我可怜的母亲。母亲好几次要来看我，她的小脚走不了多远，坐车不方便，到半路，脚肿起来，走不了路。有时村里人带个口信给我哥，我哥就去背她回来。
我不想死，我要活着，我一定要让哥哥看到我健康地回家。我不相信等我治好了麻风，他还不理我。
一想到我妹妹，我的心就碎了，痛得我心口像刀在割啊剜啊。我住进麻风村后，妹妹瞒着家人来看过我，那时，我已经在麻风村住了七年了，妹妹还没找到人家，还没有结婚。因为我，妹妹的婚事也耽误了。我心里有一万个的不舍得。妹妹看着我的手脚，哭。我也哭。就好像我们这辈子成为兄妹，就是为了到麻风村来，远远地看着哭一场。我悲切，我们兄妹感情那么好，可是却像隔了千万座大山。
我问妹妹，哥哥怎么样？妹妹不能回答我，她只是哭，哭着哭着，就走远了。我看着妹妹的背影，下定决心要治好病，我也要让妹妹放心，我还要回去照顾我的母亲、我的妹妹。
有个病人，因为家里的女朋友跟他分手，在小溪里淹死了自己。我们都奇怪，那个小溪水很浅，我们洗菜洗衣服都在那里。夏天洗澡，站在水里，水刚好没到我们的膝盖。溪流太浅，死不了。他先把自己的双腿绑起来，又让病友把一双残缺的手反绑在身后。月黑风高的夜晚，在病友的帮助下，他一跳一跳来到溪边，跪下来，对着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就让自己滚进了溪水。
我们都知道他会游泳，以前在一起洗澡时，他说自己住在江边，没有得病时，能从江这边游到对岸。一个识得水性的人，在很浅的水里淹死，他是铁定要杀了自己，谁也救不了他。
后来，我的眼睛也出现了麻风反应，医生一边给我滴眼药水一边说，不乐观，很有可能要瞎。
我跟医生说，一只眼睛瞎了，还有另一只。一条腿烂了，还有另一条。医生听了很欣慰，说我坚强、乐观。
表哥跟我在一个麻风村，他的病症比我轻，麻风反应时，他忍受不了，吃DDS自杀。我得知这事，跑到表哥病房，骂他，我说我们的命是逃出来的，怎么舍得给结果了？我一边哭一边骂，骂着骂着，我昏了过去。
黄昏的太阳，温暖而柔和，来先生戴着太阳镜，乍一看，风度翩翩。忽略轮椅，忽略他畸残的手脚，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曾经历的一切。如今的他，看起来淡然而安宁。
夕阳下，来先生孤绝，甚至有些傲慢。就像是一名战士，赤手空拳，打败了劲敌，虽然也饱受摧残，但终究，他活着。他是幸存者。
我妈总是说，儿啊，你要活着。来先生幽幽地说了一句。
来先生总结道，我这一生，前半生活得惨烈，后半生……自在。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他不認为这是孤独。
来先生78岁那年，哥哥过世，跟当年父亲过世一样，来先生请假回去奔丧。轮椅推到疗养院门外，他抬头看看天，云彩烂漫，像很多很多年前，他们三兄妹躺在草地上，听哥哥说故事。也有这样的云彩，这样的蓝天，就好像，还在那少年时光。一切不曾开始。没有离散，没有生死。这一世，他们曾经拥有过世界上最珍贵的兄弟情分、兄妹情分。
来先生说，是暗示。是天堂的哥哥独独给予他的暗示。见不见的，都不再重要。这漫天的云彩，像是他们三兄妹的前世。
孙全宝：最对不起我小哥哥
我老家在慈溪，早年种棉花，一大畈一大畈都是棉花。过了田畈，就是海滩，我们常常去滩涂捡海子，也有小鱼被冲上滩涂。父亲有时也会去捕鱼，但是收获不多。
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有三兄妹得了麻风。
说起来，我们家其实是两个家组成的，母亲16岁那年，嫁到孙家二少，孙家在我们村算是一户好人家，有田产，有牛磨坊，也有田地出租。开始几年，母亲和孙家二少日子很好过，分家后，母亲和孙家二少得了一些田地，三间三厢的房子。到母亲生下第三个儿子后，孙家二少的身体就不太好了，得了一种病，全身痛。孙家老爷请了郎中给二少看病，草药吃了上百斤，还是止不住痛。我们村孙家是大姓，还有一个是韩姓，韩姓有五个大地主，大地主家门路广，孙家老爷就托韩家到外面请了新式医生来给孙家二少看病，也不见有好转。只得送出去，到过上海、南京，后来还是又回到了村里。听我母亲讲，孙家二少每日里痛得在地上打滚，他原本是个体面人，识得字，在村上当教书先生。得病后，就像一个无赖，大喊大叫，骂皇天，骂菩萨。信过菩萨，吃过香灰。也信过耶稣，跪在地上祷告。什么办法都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