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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做第一件事就是读这部《逆光》。罗伟章的名字不生疏，作品一定也零星读过一些，只是记不得是不是有缘见过，惭愧的是，他的作品于今基本记不起来了。文坛犹如战场，身临其境才会有刻骨的体验，记忆于是就铭心难忘，而我确乎是离开得很久很久了，偶尔有心无心遥望它一眼，那里只有一片模糊的风景。
一上午读完这部《逆光》，印象不可谓不深，但内里总有些东西让人惘然。故事的起因不算复杂：我——杨浩，二十五岁被父亲赶出了家门。“赶出”是杨浩的感受，不免夸张了些，实际情形是父亲给他买了套不小的房，说：“你去那里找个女人吧，去那里生儿育女吧！”父亲是催他快快成家立业——杨浩大学本科读了韩语专业，毕业了拒绝保送读研，一直窝在家里，货真价实一枚“宅男”无疑。即便杨浩自述并不“啃老”（他靠给韩国电影翻译字幕为生），但既“宅”在家里，终日在父母和外婆眼前晃来晃去，再是宠爱他，也总会觉得不正常。
但在杨浩眼里，“不正常”的，恰是他的父母和外婆。父亲在他这个年龄，即入车行，如今是成都一个不大不小的轮胎王，当然是事业有成。杨浩却认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还有另一种生活”。“他成天醉醺醺的，以忙为醉。而他自己认为是被需要。”母亲呢？“在父亲面前，母亲是个没有声音的人。在我面前，母亲只有关于父亲的声音。”外婆当然更是不用说了，一个被女婿养活的的人，她这么看待自己。
杨浩看不起父母外婆的世界，因为“他们的世界只有空间，时间只是空间身上的寄生虫，因此你得走出家门，拳打脚踢，并占据一方地界;占据了这里，这里就跟你亲……”他鄙夷这种价值观，尤其是它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对这个世界，有万万千千的解释，可杨浩只对那些不能解释的部分着迷。能够被解释的，自然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东西。不能解释的才令人神往。杨浩毕竟年轻，他在不可解释处寻找寄托。他终究还是年轻，不懂对确定性的鄙夷也是一种确定。杨浩其实是要靠确定的鄙夷，来获得自尊，来面对父母。
所以是杨浩弄复杂了问题：父母外婆无非要杨浩承担起男人起码的責任——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他轻描淡写说一句“我只是没有兴趣”作为打发。他还曾振振有词：“女人是河流，浪打浪地向前奔涌，你弯腰掬起一捧，缘浅的能嗅到水味儿，缘深的能喝进嘴里，没有缘，就从指缝间漏掉了;用桶去装也一样，不该你的，路上摔一跤，覆水难收不说，还搭上磕破膝盖，啃一嘴泥。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得通。”仿佛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也是杨浩一类年轻人的通病：用诗意屏蔽常识，把别人的理所当然，迅即拔高成“三观”冲突。杨浩实在是个在父辈的羽翼下还未真正长成的男人——不失为可爱，却不免矫情;蔑视社会名分，于人世却无根;面对大事小事，动辄从理论的高度寻找支撑，实际是为了找一份宽慰自己的理由。
医治这类通病的办法只有一个——赶出家门，请他在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里，去见识社会的风风雨雨，体验人世的百般滋味，最终去回答：我是谁？我在人世要做什么？
成都一个“以忙为醉”的轮胎王，用最朴实最简单的办法，对自己终日趴在“瘟床”上的儿子，开始了哈姆雷特式的启蒙。
下午第二遍读《逆光》：杨浩被赶出家门以后，究竟遭遇了什么？不消说这是作品的重点，也是作者的着力之处。
住进河风苑小区的杨浩，当晚可谓得其所哉：他不用轻手轻脚起来上厕所泡咖啡了;他有了自己的书房和书桌，这恰是父亲为他置备的;他把准备好的蓝笔、红笔和铅笔依次往桌上扔，诗意地想：“夜晚的声音是笔掉落的声音，也是自由的声音。”他甚至注意到，厨房里干干净净的灶台和地板，“父亲赶我过来之前，明显请人打扫过了。”但他不想说这些，只想“这就是我的自由”。
“自由”的杨浩，首先认识了对门的陈叔和姜姨，一对年逾七十，拎着大包小包上下楼的老夫妻。接着，他开始熟悉南门外的饮食一条街，东门的公园，公园边的摸底河，总在河上盘旋叼吃小鱼的两只白鹭。饮食一条街上挂着“阳光快餐”招牌的小车（省工会颁发，享有市容治理豁免权），那些蹲在街口，为过路人卖烧烤度日的，让他“有种被分割的疼痛”。好在这样的疼痛很快消失了——是那些人从街上消失了;摸底河里的小鱼在蒲草上蹦跶几下，就被白鹭啄进嘴里。白鹭呢？它们飞行时双腿平伸，头尽力向前，安静得不惊动一丝空气，“它们要飞向哪里”？
民间社会泼辣火杂的生活打开了杨浩的眼界，他的眼睛看到了他人，用他的话说：“世界是用来联想的，针是戳，刀是割，斧子是砍。尽管这种联想常常是一种误解，可也让世界成为了整体。孤立比误解更可怕，因此我必须让自己的世界是可以联想的世界。”他开始知道有个世界而世界是个整体。他从习惯的孤傲不群，开始警惕和拒绝孤立了。联想使他关注他者及与他者的联系，而意识到整体里的孤立并有心警惕，就有了起码的谦虚。敬重须从谦虚里发芽生长。那里才有关于“我”的真正位置。
接下来的一切于是就顺理成章——
陈叔和姜姨不辞辛苦，往七楼楼顶上运土搭建花台，种上石榴和各式蔬菜。他饶有兴致陪着他们搭架培土撒菜籽。然而子夜时分，对门传来他俩的吵架声，尤其是姜姨“密集的、倾泼似的骂声”，却令他夜不成寐。二单元底楼有个大肚子男人，晚饭后就吹萨克斯，他听出了忧伤：“萨克斯是铜做的，却是忧伤的铜，那曲调在黄桷树根系的更低处，在白鹭飞翔的更高处，缓缓流淌。”他甚至在大雨过后听到小区的蛙鸣，关心青蛙“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它们是怎样生？”想起大二那年在川西高原，见到一个男人挖出鱼肚里的鱼子，让儿子带到高山上埋了的往事。
这个男人交代儿子说：那是种子，千年不死，万年不烂，一旦山上有了海子，那些种子就会活过来，变成鱼。杨浩就在人世间这片海子里开始苏醒，有了感受有了知觉并且关注他人，他慢慢恢复成正常人。陈叔姜姨之间，开始于下乡知青和赤脚医生的相濡以沫的感情，令他感伤于如今的姜姨：“她忘记了打出血泡的手，忘记了红肿的肩膀，还有吃过的狗肉。”吹萨克斯的大肚子男人，为了一只独眼流浪猫的死活，愤而搬离小区，临走前甩下一句话：“一个不能让野猫野狗存活的小区，不配我住在这里。”杨浩觉得“河风苑静止了。静止得像是没有人”。他开始想起，外公的死，给外婆带来的非同寻常的伤害;想起住在乡下的爷爷奶奶，随着斑鸠一声声叫着，爷爷说出一个个人的名字，三百多个亡灵在斑鸠声里盘旋在清冷的村庄上空;他开始常常想家和回家了，在试图更深地理解父亲中，意识到“他像男人一样活着，也有男人一样的悲怆”;他甚至觉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那么刺耳了，因为和陈叔姜姨争夺遗产的亲属，以他们的儿子没曾生下一个孙子，频频说是“报应”，他竟会认为“他们骂的是我父母”…… 杨浩的心就这么柔软起来。他对人世有了感情，随即连带着找到了位置。这位置的确立，靠的不是联想，而是靠实实在在地置身其中，他在人世长出了根，滋润他变得兴致勃勃，用他的话说，“我兴兴头头地开始工作”——不仅帮着陈叔姜姨给租客开门看房，还帮忙到楼顶浇花。读着描写他清晨浇花的那些文字，真让人喜不自禁，那是一个心地如晨光般澄澈，朝气勃勃的青年的感受，敏锐而细腻。尤其是如下一段：
“情不自禁的，我面朝南方。城市像一滴巨大的墨水，城市里的人，在黑暗中显得那样亲密无间，休戚相关。我说不清父母和外婆在哪一片区域，但我知道他们在，这就够了。晨风轻起，从我裸露的手臂上滑过，晨风里有城市的气息，也有我自己的气息。”
人与人的亲密无间，休戚相关;知道目光所及处有父母和外婆;这让他闻到了自己的气息——一種正常人应有的气息。
高潮发生在那件“谋杀”案——
陈叔姜姨出租了对门的房子，仅主卧就住进了7个人：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妻，一对二十多岁的小夫妻，两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子，还有个送快递的男子。一张大床分成两半，中间用箱子隔开。阳台上铺着两套卧具。估计是老夫妻和小夫妻睡床，阳台上睡两个女子和那个男子。这当然也是人生，现实而不容回避的人生。
杨浩只对某个声音熟悉：一个女子，每晚七点喊着“老公，老公”！某个黄昏他上楼浇水，见一个女子站在花架底下，听声音知道是她，“那是蜜蜂被自己酿出的蜜黏住了翅膀的声音”。女子上班骑自行车需要一个钟头，在这边租房子，是为方便老公。杨浩看了她一眼，“她脸上长了许多小痘痘，眼睛很清亮，清亮到无辜”。
爱，就是为了所爱之人的无条件付出。杨浩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不找女朋友，不结婚，并不是对女人不感兴趣，而是因为恐惧。” 他害怕重复的生活，却也深知只要爱，就不重复。“可我能那样去爱一个女人吗？当女人一遍一遍呼喊老公的时候，我能给予足够的回应吗？当女人被自己酿出的蜜捆住了翅膀，我能说那蜜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们在蜜里同生同死吗？还有那个小东西呢？还有我自己呢？”杨浩拷问自己，拷问出了恐惧的背后，恰是自我的患得患失。
他去韩国参加崔至清教授发起的国际讨论会，教授的女博士生跟“她”长得很像，那声音也像“她”，于是杨浩把“她”告诉了她。她听了说：那女子跟她老公成一个人了。边说边笑，笑得很神往。而杨浩本来以为她会说：那女子把所有权利都交给了男方。回国后他去看爷爷奶奶，照例被问起婚事，他想起这个女博士生，虚构了一个留学的女朋友，姑且叫“叶倩”。
春节，房客大都回家过年，年轻夫妇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晚上传来他们说笑的声音。杨浩觉得，“这幢冷清的楼房，因为有那对小夫妻，就有了呼吸。”然而第二天警察找来——年轻女子被掐死了，嫌犯竟然是死者的老公。这时杨浩才知道，他们只是谈恋爱的恋人;最后，在男人被宣判死刑的时候，他告诉法官：他没有杀她，他和她是“爱死”的。
作品无须描写杨浩此刻翻江倒海的心情了。如果说，杨浩离家后的所见所闻，对他而言都是情不自禁的反省，那么，为爱而死对他就犹如当头棒喝了。面对母亲外婆的挽留，“我对她们说，我要去一趟韩国，回去收拾一下。”
一瞬长于百年，杨浩终于长大成人。
小说初读觉得有些芜杂，细品却品出了作者的有意为之：作者把情节主脉有意打碎，隐伏进断片似的人物心理细节。在我看来，塑造人物的成长过程，相对于生活细节，人物的心理细节更重要也更难以把握，尤其是作品不想直奔主题的时候。因此，《逆光》的叙述与其说靠情节推进，不如说靠的是场面和心理的拼接，文字的细密就在情理之中。作者致力于文字雅致清丽的传达，倒使得芜杂细碎成为了风格。我疑心作者喜欢过诗，也对哲学下过一定的功夫，作品中杨浩的自我表达，常见有诗意与哲理缠绕，便使得琐碎庸常的底层人生，平添了悠长的诗情和凝重的哲思。
现在的年轻人，从幼儿园、中小学、大学一路走来，在积累知识、陶冶品格的同时，也可能积攒起一个漫长的梦魇。因此，年轻人的真正成长，说穿了恰是要挣脱梦魇。杨浩从对责任和义务的恐惧，到爱的突醒，乃至意识到“两个人活成一个人”，这过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重要的是，是民间和底层人生，帮助他离开了联想和想象，也帮助他离开了对种种理论概念的依附——女博士生说得真好：中国古诗文多为实写，我们却当成了联想或想象。她不说“写实主义”，说的是“实写”——杨浩在与底层民众的休戚与共里，终于发现并听到了真正内心的声音。这里的挣脱梦魇，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那是一束逆向而来的光芒，凌厉却真实，照亮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的救赎之路。梦醒时分怎样了呢？恰如作品中所言——
人类文明的根本使命之一，是艰苦地求证“我”的重要，可是今天，我发现了这种求证的虚妄。“我”存在的意义，是见证他者，并在他者的存在里发现“我”、塑造“我”，除此之外，“我”就没有意义。
责任编辑 张颐雯
一上午读完这部《逆光》，印象不可谓不深，但内里总有些东西让人惘然。故事的起因不算复杂：我——杨浩，二十五岁被父亲赶出了家门。“赶出”是杨浩的感受，不免夸张了些，实际情形是父亲给他买了套不小的房，说：“你去那里找个女人吧，去那里生儿育女吧！”父亲是催他快快成家立业——杨浩大学本科读了韩语专业，毕业了拒绝保送读研，一直窝在家里，货真价实一枚“宅男”无疑。即便杨浩自述并不“啃老”（他靠给韩国电影翻译字幕为生），但既“宅”在家里，终日在父母和外婆眼前晃来晃去，再是宠爱他，也总会觉得不正常。
但在杨浩眼里，“不正常”的，恰是他的父母和外婆。父亲在他这个年龄，即入车行，如今是成都一个不大不小的轮胎王，当然是事业有成。杨浩却认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还有另一种生活”。“他成天醉醺醺的，以忙为醉。而他自己认为是被需要。”母亲呢？“在父亲面前，母亲是个没有声音的人。在我面前，母亲只有关于父亲的声音。”外婆当然更是不用说了，一个被女婿养活的的人，她这么看待自己。
杨浩看不起父母外婆的世界，因为“他们的世界只有空间，时间只是空间身上的寄生虫，因此你得走出家门，拳打脚踢，并占据一方地界;占据了这里，这里就跟你亲……”他鄙夷这种价值观，尤其是它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对这个世界，有万万千千的解释，可杨浩只对那些不能解释的部分着迷。能够被解释的，自然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东西。不能解释的才令人神往。杨浩毕竟年轻，他在不可解释处寻找寄托。他终究还是年轻，不懂对确定性的鄙夷也是一种确定。杨浩其实是要靠确定的鄙夷，来获得自尊，来面对父母。
所以是杨浩弄复杂了问题：父母外婆无非要杨浩承担起男人起码的責任——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他轻描淡写说一句“我只是没有兴趣”作为打发。他还曾振振有词：“女人是河流，浪打浪地向前奔涌，你弯腰掬起一捧，缘浅的能嗅到水味儿，缘深的能喝进嘴里，没有缘，就从指缝间漏掉了;用桶去装也一样，不该你的，路上摔一跤，覆水难收不说，还搭上磕破膝盖，啃一嘴泥。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得通。”仿佛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也是杨浩一类年轻人的通病：用诗意屏蔽常识，把别人的理所当然，迅即拔高成“三观”冲突。杨浩实在是个在父辈的羽翼下还未真正长成的男人——不失为可爱，却不免矫情;蔑视社会名分，于人世却无根;面对大事小事，动辄从理论的高度寻找支撑，实际是为了找一份宽慰自己的理由。
医治这类通病的办法只有一个——赶出家门，请他在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里，去见识社会的风风雨雨，体验人世的百般滋味，最终去回答：我是谁？我在人世要做什么？
成都一个“以忙为醉”的轮胎王，用最朴实最简单的办法，对自己终日趴在“瘟床”上的儿子，开始了哈姆雷特式的启蒙。
下午第二遍读《逆光》：杨浩被赶出家门以后，究竟遭遇了什么？不消说这是作品的重点，也是作者的着力之处。
住进河风苑小区的杨浩，当晚可谓得其所哉：他不用轻手轻脚起来上厕所泡咖啡了;他有了自己的书房和书桌，这恰是父亲为他置备的;他把准备好的蓝笔、红笔和铅笔依次往桌上扔，诗意地想：“夜晚的声音是笔掉落的声音，也是自由的声音。”他甚至注意到，厨房里干干净净的灶台和地板，“父亲赶我过来之前，明显请人打扫过了。”但他不想说这些，只想“这就是我的自由”。
“自由”的杨浩，首先认识了对门的陈叔和姜姨，一对年逾七十，拎着大包小包上下楼的老夫妻。接着，他开始熟悉南门外的饮食一条街，东门的公园，公园边的摸底河，总在河上盘旋叼吃小鱼的两只白鹭。饮食一条街上挂着“阳光快餐”招牌的小车（省工会颁发，享有市容治理豁免权），那些蹲在街口，为过路人卖烧烤度日的，让他“有种被分割的疼痛”。好在这样的疼痛很快消失了——是那些人从街上消失了;摸底河里的小鱼在蒲草上蹦跶几下，就被白鹭啄进嘴里。白鹭呢？它们飞行时双腿平伸，头尽力向前，安静得不惊动一丝空气，“它们要飞向哪里”？
民间社会泼辣火杂的生活打开了杨浩的眼界，他的眼睛看到了他人，用他的话说：“世界是用来联想的，针是戳，刀是割，斧子是砍。尽管这种联想常常是一种误解，可也让世界成为了整体。孤立比误解更可怕，因此我必须让自己的世界是可以联想的世界。”他开始知道有个世界而世界是个整体。他从习惯的孤傲不群，开始警惕和拒绝孤立了。联想使他关注他者及与他者的联系，而意识到整体里的孤立并有心警惕，就有了起码的谦虚。敬重须从谦虚里发芽生长。那里才有关于“我”的真正位置。
接下来的一切于是就顺理成章——
陈叔和姜姨不辞辛苦，往七楼楼顶上运土搭建花台，种上石榴和各式蔬菜。他饶有兴致陪着他们搭架培土撒菜籽。然而子夜时分，对门传来他俩的吵架声，尤其是姜姨“密集的、倾泼似的骂声”，却令他夜不成寐。二单元底楼有个大肚子男人，晚饭后就吹萨克斯，他听出了忧伤：“萨克斯是铜做的，却是忧伤的铜，那曲调在黄桷树根系的更低处，在白鹭飞翔的更高处，缓缓流淌。”他甚至在大雨过后听到小区的蛙鸣，关心青蛙“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它们是怎样生？”想起大二那年在川西高原，见到一个男人挖出鱼肚里的鱼子，让儿子带到高山上埋了的往事。
这个男人交代儿子说：那是种子，千年不死，万年不烂，一旦山上有了海子，那些种子就会活过来，变成鱼。杨浩就在人世间这片海子里开始苏醒，有了感受有了知觉并且关注他人，他慢慢恢复成正常人。陈叔姜姨之间，开始于下乡知青和赤脚医生的相濡以沫的感情，令他感伤于如今的姜姨：“她忘记了打出血泡的手，忘记了红肿的肩膀，还有吃过的狗肉。”吹萨克斯的大肚子男人，为了一只独眼流浪猫的死活，愤而搬离小区，临走前甩下一句话：“一个不能让野猫野狗存活的小区，不配我住在这里。”杨浩觉得“河风苑静止了。静止得像是没有人”。他开始想起，外公的死，给外婆带来的非同寻常的伤害;想起住在乡下的爷爷奶奶，随着斑鸠一声声叫着，爷爷说出一个个人的名字，三百多个亡灵在斑鸠声里盘旋在清冷的村庄上空;他开始常常想家和回家了，在试图更深地理解父亲中，意识到“他像男人一样活着，也有男人一样的悲怆”;他甚至觉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那么刺耳了，因为和陈叔姜姨争夺遗产的亲属，以他们的儿子没曾生下一个孙子，频频说是“报应”，他竟会认为“他们骂的是我父母”…… 杨浩的心就这么柔软起来。他对人世有了感情，随即连带着找到了位置。这位置的确立，靠的不是联想，而是靠实实在在地置身其中，他在人世长出了根，滋润他变得兴致勃勃，用他的话说，“我兴兴头头地开始工作”——不仅帮着陈叔姜姨给租客开门看房，还帮忙到楼顶浇花。读着描写他清晨浇花的那些文字，真让人喜不自禁，那是一个心地如晨光般澄澈，朝气勃勃的青年的感受，敏锐而细腻。尤其是如下一段：
“情不自禁的，我面朝南方。城市像一滴巨大的墨水，城市里的人，在黑暗中显得那样亲密无间，休戚相关。我说不清父母和外婆在哪一片区域，但我知道他们在，这就够了。晨风轻起，从我裸露的手臂上滑过，晨风里有城市的气息，也有我自己的气息。”
人与人的亲密无间，休戚相关;知道目光所及处有父母和外婆;这让他闻到了自己的气息——一種正常人应有的气息。
高潮发生在那件“谋杀”案——
陈叔姜姨出租了对门的房子，仅主卧就住进了7个人：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妻，一对二十多岁的小夫妻，两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子，还有个送快递的男子。一张大床分成两半，中间用箱子隔开。阳台上铺着两套卧具。估计是老夫妻和小夫妻睡床，阳台上睡两个女子和那个男子。这当然也是人生，现实而不容回避的人生。
杨浩只对某个声音熟悉：一个女子，每晚七点喊着“老公，老公”！某个黄昏他上楼浇水，见一个女子站在花架底下，听声音知道是她，“那是蜜蜂被自己酿出的蜜黏住了翅膀的声音”。女子上班骑自行车需要一个钟头，在这边租房子，是为方便老公。杨浩看了她一眼，“她脸上长了许多小痘痘，眼睛很清亮，清亮到无辜”。
爱，就是为了所爱之人的无条件付出。杨浩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不找女朋友，不结婚，并不是对女人不感兴趣，而是因为恐惧。” 他害怕重复的生活，却也深知只要爱，就不重复。“可我能那样去爱一个女人吗？当女人一遍一遍呼喊老公的时候，我能给予足够的回应吗？当女人被自己酿出的蜜捆住了翅膀，我能说那蜜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们在蜜里同生同死吗？还有那个小东西呢？还有我自己呢？”杨浩拷问自己，拷问出了恐惧的背后，恰是自我的患得患失。
他去韩国参加崔至清教授发起的国际讨论会，教授的女博士生跟“她”长得很像，那声音也像“她”，于是杨浩把“她”告诉了她。她听了说：那女子跟她老公成一个人了。边说边笑，笑得很神往。而杨浩本来以为她会说：那女子把所有权利都交给了男方。回国后他去看爷爷奶奶，照例被问起婚事，他想起这个女博士生，虚构了一个留学的女朋友，姑且叫“叶倩”。
春节，房客大都回家过年，年轻夫妇终于有了独处的机会。晚上传来他们说笑的声音。杨浩觉得，“这幢冷清的楼房，因为有那对小夫妻，就有了呼吸。”然而第二天警察找来——年轻女子被掐死了，嫌犯竟然是死者的老公。这时杨浩才知道，他们只是谈恋爱的恋人;最后，在男人被宣判死刑的时候，他告诉法官：他没有杀她，他和她是“爱死”的。
作品无须描写杨浩此刻翻江倒海的心情了。如果说，杨浩离家后的所见所闻，对他而言都是情不自禁的反省，那么，为爱而死对他就犹如当头棒喝了。面对母亲外婆的挽留，“我对她们说，我要去一趟韩国，回去收拾一下。”
一瞬长于百年，杨浩终于长大成人。
小说初读觉得有些芜杂，细品却品出了作者的有意为之：作者把情节主脉有意打碎，隐伏进断片似的人物心理细节。在我看来，塑造人物的成长过程，相对于生活细节，人物的心理细节更重要也更难以把握，尤其是作品不想直奔主题的时候。因此，《逆光》的叙述与其说靠情节推进，不如说靠的是场面和心理的拼接，文字的细密就在情理之中。作者致力于文字雅致清丽的传达，倒使得芜杂细碎成为了风格。我疑心作者喜欢过诗，也对哲学下过一定的功夫，作品中杨浩的自我表达，常见有诗意与哲理缠绕，便使得琐碎庸常的底层人生，平添了悠长的诗情和凝重的哲思。
现在的年轻人，从幼儿园、中小学、大学一路走来，在积累知识、陶冶品格的同时，也可能积攒起一个漫长的梦魇。因此，年轻人的真正成长，说穿了恰是要挣脱梦魇。杨浩从对责任和义务的恐惧，到爱的突醒，乃至意识到“两个人活成一个人”，这过程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重要的是，是民间和底层人生，帮助他离开了联想和想象，也帮助他离开了对种种理论概念的依附——女博士生说得真好：中国古诗文多为实写，我们却当成了联想或想象。她不说“写实主义”，说的是“实写”——杨浩在与底层民众的休戚与共里，终于发现并听到了真正内心的声音。这里的挣脱梦魇，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那是一束逆向而来的光芒，凌厉却真实，照亮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的救赎之路。梦醒时分怎样了呢？恰如作品中所言——
人类文明的根本使命之一，是艰苦地求证“我”的重要，可是今天，我发现了这种求证的虚妄。“我”存在的意义，是见证他者，并在他者的存在里发现“我”、塑造“我”，除此之外，“我”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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