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大区域主义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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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发展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温特斯(L. Alan Winters)在上海演讲时指出,中国可以“联欧抗美”,通过与欧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对抗美国主导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在目前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僵局的形势下,美欧都试图借助“大区域主义”推行自己的经济模式。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美欧双方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美欧在区域主义问题上的差异性,确实为中国“联欧抗美”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这并非中国应对大区域主义的唯一路径。在联欧抗美的基础上对欧美分而治之,并重提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多边体制,引导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向多边体系回归,才是中国贸易政策的首选。
  联欧抗美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美国和欧盟主导的大区域主义都试图超越WTO多哈回合的谈判内容,处理那些尚不具备多边谈判条件的问题。但是,美欧在大区域主义的目标定位上存在重要差别,这为中国采取联欧抗美策略提供了空间。
  美国推行大区域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行美国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手段是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标准。比如,TPP就是通过制定国际贸易新标准的方式,动员其他成员采取美国的经济模式,弱化中国和欧盟推行的经济模式。如果主要国家都加入了美国区域贸易协定,那么美国模式就会逐步建立,其他国家将很难改变这个状态。
  美国和欧盟正在协商的TTIP虽然与TPP所涉领域相似,但它是一个“活协议”,是欧美共同合作应对任何时候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欧盟而言,TTIP是欧美双方推广它们所共同认可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一种方式,同时TTIP也可以保证欧盟不被美国排挤出规则制定的市场,成为牵制美国的一道防线。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18个自由贸易区,其中12个已经生效,6个在谈。但是,目前构建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仍主要聚焦传统经贸领域,采纳的是“较低”标准,尚无法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要求。考虑到欧盟本身就是从传统经贸领域一体化向经济、社会、政治一体化演变的产物,与欧盟开展区域合作是在国际经贸领域从“低标准”向“高标准”过渡的有效方式。而且,不同于美国主导的TPP有排斥中国的考虑,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经贸谈判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相比美国,欧盟也更具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决心。
  因此,中国应当争取同欧盟紧密合作,防止美国主导的区域主义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造成毁灭性冲击。中欧之间紧密的区域合作,至少可以对TPP构成缓冲或反抗的力量。同时,对于中国而言,这也会约束欧盟在TTIP下的选择。中国还可以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方面借鉴欧盟发展优惠贸易协定的经验,加快与东盟深度一体化,推动东盟十国发起、中国也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深度发展,对冲TPP的外部影响。
  欧美分治的方法和策略
  在联欧抗美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对欧美采取分而治之策略。欧美分治的基本出发点是“联欧但不偏欧”、“抗美但不排美”。
  中国同欧美之间当前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问题是经贸利益问题。秉持共同价值观并面临与中国之间巨大贸易赤字的欧美,极易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开放、知识产权和公平竞争等领域结成同盟向中国施压。对中国而言,理性和柔性地回应欧美的经贸压力,是瓦解可能形成的“大西洋联盟”的有力武器。由于中欧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只要能够平衡经贸利益,中欧关系就能平稳长期发展,而友好的中欧关系,对平衡中美关系有巨大影响作用。中美关系除经济利益之外,还有地缘政治利益、全球战略利益的平衡问题,需要中国从长远和大局的战略高度,灵活变通地加以处理。
  欧美分治的方法之一是同时启动并区别对待中美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作为中方首次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进行的投资协定谈判,目前已进入到开始文本谈判的实质性阶段。如若协定达成,不仅可能成为中国与其他多数贸易伙伴投资协定的模板,部分内容还有望被纳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世贸组织。中美投资协定的达成也会大大缓解中国所面临的TPP压力。在目前情况下,如何在我国现行体制与美国所提框架之间求同存异,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业开放等领域达成共识,应当成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聚焦点。
  中欧投资协定首轮谈判也已正式启动。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除了可以借鉴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经验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外,更多的焦点应该集中在如何逐步取消各自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特别是互相开放服务业。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本身就是对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一种牵制,可以通过给予欧盟更多互惠利益的方式刺激美国的谈判神经,换取更多符合中国利益的谈判筹码。
  不管是在中美还是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过程中,都可以秉持“探索实体标准的深化,保持程序机制的灵活”的理念,在满足欧美以及自身发展需要向更高标准迈进的同时,保持具体实施机制的灵活性。
  同时,中国还应积极参与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参与TiSA谈判不仅能够牵制美国希望在经济上遏制正在崛起的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而且有助于引导区域主义回归多边。尽管TiSA也是由美国主导,但是与TPP显著不同。TiSA仅限于服务贸易领域的进一步自由化,延续WTO的思路允许成员保留区域特色,在更大程度上被认同为是多边的、全球性的贸易协定。显然,TiSA更符合中国的国情,西方国家也更能接受中国加入TiSA。而且,尽管美国最不情愿中国加入,欧盟却对中国加入持欢迎立场。在TiSA的谈判中同时采取“联欧抗美”和“欧美分治”的策略,更能体现中国的利益。
  回归多边的必要性和可行方案
  美欧主导的区域主义是通过超越WTO框架的方式酝酿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影响着被区域主义同化的成员方对WTO谈判的立场。一旦区域主义取代多边主义成为主流,全球贸易将丧失多边体系赖以存在的“公平”价值,沦为大国主导的碎片化的贸易体系。显而易见,区域主义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因为它把没有参与谈判的国家排除在外,加剧了贸易不平等,损害了小国和弱国的利益。   中国应当重提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多边主义在过去给全世界带来了利益。特别是对于拥有较小实力的国家而言,多边主义意味着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多的权利。中国应当推动更新多哈回合的谈判议程,或者尽快结束多哈回合谈判,然后启动新的WTO谈判。新的谈判应当对TPP和TTIP等美欧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没有涉及的方面进行深入讨论,并对TPP和TTIP涉及的领域在WTO谈判中提出相应的措施。
  同时,推动多边体系下有关一揽子协议和共识原则的改革,启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向多边体系回归的可能性的研究。比如,根据“关键多数”(critical mass)规则,如果参与协议的谈判方所占世界贸易量总和超过90%,则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协议中的开放内容对所有WTO成员皆适用。目前TiSA成员所占世界服务贸易比重已经占比约68%,如果中国等其他成员加入使得比例超过90%,那么按照关键多数的途径,TiSA将不再是诸边协议,而进入WTO多边体系。此外,还可以评估在WTO中推动更严格的对区域主义进行监管的可能性及可行性。比如,《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24条规定了可以对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进行审议,但在GATT或WTO的历史上,这款协议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中国应该推动该条款的充分利用,实现其功能。
  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联合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建一个新的区域贸易体系,采纳比美欧主导的区域主义更低的标准,形成与美欧对抗的局势。这个说法存在误导。这是因为,一个“更低”的标准无法适应和指导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中国也不可能依靠低标准构筑与美欧相抗衡的体系。
  急迫地加入TPP谈判也并非最符合中国利益。就算中国能够在短期内加入TPP谈判,其对谈判结果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也不大。实际上,很多国家要求公开TPP谈判信息的目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取得成功。正如温特斯所言,在TPP的产生和协商过程中,对于中国的加入,外界总是存有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先保持观望的态度。
  在等待的同时,中国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和相关体制改革上。美欧主导的区域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想要的政策,中国也不应该总是强调自己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制度或政策。事实上,中国是可以从世界贸易体系或规则中受益的,所以中国的制度和政策应该更多顺应世界的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继续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系,同时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建设新型开放型经济体系,通过上海自贸区等试验性探索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应对高标准、全覆盖新型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风险的能力。比如,可以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探讨在中国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竞争中立”机制的可行性。关于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等领域也是如此。(本文受上海高校智库项目、上海高校“085工程”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作者:张磊,上海高校智库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应品广,上海高校智库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编辑|赵丽芳  lifang.zhao@wtoguid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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