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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岚是史铁生的妹妹，本文是她在哥哥去世一周年时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字真切感人，细腻地叙述了史铁生早期的生活、创作情况及去世的最后情景，这些回忆弥足珍贵，对我们深刻了解作家的早期生活及写作的轨迹有着莫大的帮助。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在北京，原籍河北涿县。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中国当代作家，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1969年，他去延安捅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来又患了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维持生命。他尝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创作的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10年12月31日3时46分，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
史岚是史铁生的妹妹，本文是她在哥哥去世一周年时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字真切感人，细腻地叙述了史铁生早期的生活、创作情况及去世的最后情景，这些回忆弥足珍贵，对我们深刻了解作家的早期生活及写作的轨迹有着莫大的帮助。
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我曾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子扔到屋顶上、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
早些年的那些记忆已经有些遥远了，但因为它深深地藏在心里，所以忘不了，还依然是那么清晰。我们兄妹的年龄相差十二岁多，按照属相应该算是十三岁。没生我之前，他过了十几年的独生子生活，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
因此哥哥在我一开始的记忆中，就已经是个大人了，初中都快念完了，因为“文革”，很逍遥。有时妈妈忙，他就去幼儿同接我。我们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那时候操场经常演电影，他想看，我也吵着要看，他只好一只手拿折叠椅一只手抱着我去操场。因为我那时还太小，电影看不太懂，经常看到一半就闹着要回家，他只好无奈地抱我回家。为此很多年以后，他还经常提起，说我耽误了他看多少好电影。
还记得他捅队走的那天，我和妈妈去学校送他，我那时五岁多，看到满街的大红标语，学校里锣鼓喧天、彩旗飘舞，还很兴奋，根本没有注意到妈妈眼里含着的泪水。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了，我和妈妈回到家，这时我才猛然看到妈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我也意识到要有好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了，于是赶紧跟着妈妈一起哭。之后，过了不久，我们也要下放去云南了，妈妈写信给他，他从陕北回来和我们一起去云南。记得我们在昆明玩了几天，他就要返回陕北了。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只是好奇他下次探亲是回北京看奶奶还是来云南看我们。
云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丽汀，以至于每当提起云南我都会很向往。可能是因为在那里度过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尽管也会担心父母经常开会是在批斗谁，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和伙伴们在山清水秀的大自然里疯玩儿。
可惜这种快乐并不长，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妈妈哭了，我当时没敢问，晚上妈妈告诉我哥哥病了，我们可能要回北京，我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但是回北京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最终决定爸爸带我从丽江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再坐火车回京，这样可以省去三天从丽江到昆明的汽车的颠簸。
好像没过几天，哥哥就从陕北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走路一只手要扶着墙，走得有点慢，但样子是高兴的，见到我们和邻居有说有笑。对于八岁的我来说，以为一切都很快就会好起来。可我不知道病有可能治不好，灾难也会一个接一个地来。
爸爸一边带哥哥到处看病，一边给我联系学校，由于我在丽江的学习不正规，户口又没落实，学校领导没有马上答应要我。爸爸只好提起哥哥，因为哥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这么多年了，学校的老师们都没忘了他。可能是校领导和老师们觉得既然是他的妹妹，应该不会太差吧，于是就让我捅班上了二年级。不久，我迅速地赶上了落下的功课，还常常受到表扬，心里踏实了许多，只是每天盼着放学能听到好消息，听到哥哥的病不严重、肯定能治好的消息。可是我慢慢发现爸爸越来越沉默，有什么事只写信跟妈妈说。哥哥的情绪越来越差，病情也不见好转。我开始担心了，好像每天都悬着一颗心，老觉得会有什么不幸发生。
不久，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我曾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子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气不敢出地看着，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可是又怕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我还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的电灯瞬间熄灭。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日子经常发生。但也有时候，哥哥的情绪会变得很好，也许是暂时忘了他的病，他会高兴地和我玩儿，使劲地捏我、胳肢我，讲鬼故事吓我。我们俩一起在床上打滚，我夸张地叫唤。只有这时候，爸爸和奶奶才会露出笑脸。不久，他住进了友谊医院。
妈妈终于能回京探亲了，那时候还在“文革”期间，她的单位归军宣队领导，他们一直不放她回京。我后来听妈妈的同事金姨和刘叔叔说，那时候妈妈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心里着急又没有什么办法，经常一个人哭。有时候她不见了，他们就漫山遍野地找，最后总能在某处草丛中，或老树下，听见她号啕的声音。直到我也当了母亲，才真真正正地理解了她的痛。
妈妈回来以后几乎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周末我就和她一起去医院看哥哥，每次去都能见到他的好多同学，他们都特有本事，医院的两张探视卡已经被我们领了，但他们总能进来，而且人越来越多，多亏有他们。我和妈妈后来也发现了一条能够躲避门卫直接进入病房的地下通道，我们经常在昏暗的通道里走着走着，就会看见一只小老鼠从我们脚下窜过，妈妈说那是医院做实验用的。
仕女的脸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
哥哥第一次住进友谊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和医生护士们都成了好朋友，我经常看见医院的走廊里挂着漂亮的黑板报，他们说那都是哥哥写的，有时候他又会拿来一本油印的医书，那也是他为了医生们的业务需要，坐在病床上一笔一画刻成蜡版印的。医生护士每次见到我们都会夸他，也都会惋惜命运对他的不公。我清楚地记得他是自己扶着墙走进医院的，一年多以后，却是朋友们背着、抬着他回到家的。 回家后，哥哥改变了许多，一定是这一年多我们所不能体会的医院生活改变了他。虽然有时候他还会发脾气，有时候还会沉默不语，但大多数时候是好好的，和我们聊天、说笑。
那时候不像现在，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轮椅。他出院后的第一辆轮椅，是爸爸和邻居朱二哥一起设计、找材料，再拿着各种零件找地方焊接，最后自己安装而成的。轮椅上可以搭一块小木板，变成简易小桌，样式独特，绝无仅有。有了它，哥哥就可以从那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出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我们还会经常打打羽毛球，或者比赛拉力器。羽毛球我偶尔会赢，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但拉力器我总是输得很惨。他的第一辆手摇的三轮轮椅，是他的同学们凑钱买了送给他的，他摇着它去过好多地方，也去了地坛。
在这期间，他看了好多书，还自学了英语，后来又到街道工厂去干活。我去过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厂，他管它叫小作坊，是几问低矮的小平房，十几个大爷大妈每天在这里往一些旧式家具上画山水画仕女，仕女的脸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有时候，他摇着轮椅从工厂下班回来，会神秘地冲我伸过来一个拳头：猜，是什么。然后还没等我回答就张开手，是五块钱，是他领到工资给我的零花钱。
那时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里就会挤满他的同学，他们聊天、唱歌、争论，热闹极了。这时候我总是坐在一边听着，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崇拜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还经常翻看他的书，他那里老有好多书，是他的同学朋友们带来的。有的书我看得痴迷，有的似懂非懂，他鼓励我：不懂没关系，慢慢就懂了。现在想来，他们的言谈、他们的书一定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我发现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写东西，他不说，开始也不让我看，但我知道他开始写作了，而且相信他一定能写成。我以为这两年提心吊胆、总怕再出什么事的日子就快过去了。
妈妈的假期一拖再拖，终于不得不回云南了，爸爸也到林业学院的留守处上班了。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择菜，奶奶忽然说头晕，紧接着，胖胖的身体往下倒去，我刚想拉住她，她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爸爸和邻居们七手八脚地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推去医院，邻居们又帮忙给四川的大爷和西安的五叔发去电报，我和哥哥在家里等消息。很晚的时候，爸爸从医院带来了噩耗，奶奶走了。所幸的是，她走得很安详，不拖拉、没受罪，就像她一直希望的。
奶奶走后，妈妈马上请事假回来，不能没有人料理这个家。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毕竟还小，不能完全体会到妈妈爸爸哥哥他们三个人心里真正的苦闷，只是每天放学回到家，看见家里平平安安就知足了。
那些年文化和娱乐的活动很少，所以看电影成了人们期盼的事，交道口电影院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花几毛钱买两张电影票，然后他摇着轮椅，我在旁边跟着。电影院门口是高高的台阶，我找工作人员把旁门打开，他把轮椅停在角落里，就坐在轮椅上看，看完我们一路聊着电影的内容回家。这一段时间，我和哥哥经常交流，他心平气和地给我讲了好多事，我觉得他说的都对。
有一阵儿，他尝试着给一个工艺美术厂画彩蛋，我负责把鸭蛋抽成空壳，一开始总也弄不好，后来我发现先注射进去一点清水，然后使劲摇，把蛋黄和蛋清摇散，很快一个完整的鸭蛋壳就弄好了，他夸我弄得不错。后来，妈妈为了让他开阔眼界，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俩一起兴奋地跟着电视学英语，看“动物世界”。他最爱看体育节目，我也不懂装懂地跟着看，有时候遇到激烈的比赛，他会看得很紧张。不爱运动的我至今爱看体育节目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未完待续）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在北京，原籍河北涿县。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中国当代作家，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1969年，他去延安捅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后来又患了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维持生命。他尝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创作的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10年12月31日3时46分，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
史岚是史铁生的妹妹，本文是她在哥哥去世一周年时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文字真切感人，细腻地叙述了史铁生早期的生活、创作情况及去世的最后情景，这些回忆弥足珍贵，对我们深刻了解作家的早期生活及写作的轨迹有着莫大的帮助。
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我曾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子扔到屋顶上、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
早些年的那些记忆已经有些遥远了，但因为它深深地藏在心里，所以忘不了，还依然是那么清晰。我们兄妹的年龄相差十二岁多，按照属相应该算是十三岁。没生我之前，他过了十几年的独生子生活，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
因此哥哥在我一开始的记忆中，就已经是个大人了，初中都快念完了，因为“文革”，很逍遥。有时妈妈忙，他就去幼儿同接我。我们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那时候操场经常演电影，他想看，我也吵着要看，他只好一只手拿折叠椅一只手抱着我去操场。因为我那时还太小，电影看不太懂，经常看到一半就闹着要回家，他只好无奈地抱我回家。为此很多年以后，他还经常提起，说我耽误了他看多少好电影。
还记得他捅队走的那天，我和妈妈去学校送他，我那时五岁多，看到满街的大红标语，学校里锣鼓喧天、彩旗飘舞，还很兴奋，根本没有注意到妈妈眼里含着的泪水。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了，我和妈妈回到家，这时我才猛然看到妈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我也意识到要有好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了，于是赶紧跟着妈妈一起哭。之后，过了不久，我们也要下放去云南了，妈妈写信给他，他从陕北回来和我们一起去云南。记得我们在昆明玩了几天，他就要返回陕北了。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只是好奇他下次探亲是回北京看奶奶还是来云南看我们。
云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丽汀，以至于每当提起云南我都会很向往。可能是因为在那里度过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尽管也会担心父母经常开会是在批斗谁，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和伙伴们在山清水秀的大自然里疯玩儿。
可惜这种快乐并不长，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妈妈哭了，我当时没敢问，晚上妈妈告诉我哥哥病了，我们可能要回北京，我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但是回北京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最终决定爸爸带我从丽江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再坐火车回京，这样可以省去三天从丽江到昆明的汽车的颠簸。
好像没过几天，哥哥就从陕北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走路一只手要扶着墙，走得有点慢，但样子是高兴的，见到我们和邻居有说有笑。对于八岁的我来说，以为一切都很快就会好起来。可我不知道病有可能治不好，灾难也会一个接一个地来。
爸爸一边带哥哥到处看病，一边给我联系学校，由于我在丽江的学习不正规，户口又没落实，学校领导没有马上答应要我。爸爸只好提起哥哥，因为哥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这么多年了，学校的老师们都没忘了他。可能是校领导和老师们觉得既然是他的妹妹，应该不会太差吧，于是就让我捅班上了二年级。不久，我迅速地赶上了落下的功课，还常常受到表扬，心里踏实了许多，只是每天盼着放学能听到好消息，听到哥哥的病不严重、肯定能治好的消息。可是我慢慢发现爸爸越来越沉默，有什么事只写信跟妈妈说。哥哥的情绪越来越差，病情也不见好转。我开始担心了，好像每天都悬着一颗心，老觉得会有什么不幸发生。
不久，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我曾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子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气不敢出地看着，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可是又怕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我还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的电灯瞬间熄灭。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日子经常发生。但也有时候，哥哥的情绪会变得很好，也许是暂时忘了他的病，他会高兴地和我玩儿，使劲地捏我、胳肢我，讲鬼故事吓我。我们俩一起在床上打滚，我夸张地叫唤。只有这时候，爸爸和奶奶才会露出笑脸。不久，他住进了友谊医院。
妈妈终于能回京探亲了，那时候还在“文革”期间，她的单位归军宣队领导，他们一直不放她回京。我后来听妈妈的同事金姨和刘叔叔说，那时候妈妈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心里着急又没有什么办法，经常一个人哭。有时候她不见了，他们就漫山遍野地找，最后总能在某处草丛中，或老树下，听见她号啕的声音。直到我也当了母亲，才真真正正地理解了她的痛。
妈妈回来以后几乎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周末我就和她一起去医院看哥哥，每次去都能见到他的好多同学，他们都特有本事，医院的两张探视卡已经被我们领了，但他们总能进来，而且人越来越多，多亏有他们。我和妈妈后来也发现了一条能够躲避门卫直接进入病房的地下通道，我们经常在昏暗的通道里走着走着，就会看见一只小老鼠从我们脚下窜过，妈妈说那是医院做实验用的。
仕女的脸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
哥哥第一次住进友谊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和医生护士们都成了好朋友，我经常看见医院的走廊里挂着漂亮的黑板报，他们说那都是哥哥写的，有时候他又会拿来一本油印的医书，那也是他为了医生们的业务需要，坐在病床上一笔一画刻成蜡版印的。医生护士每次见到我们都会夸他，也都会惋惜命运对他的不公。我清楚地记得他是自己扶着墙走进医院的，一年多以后，却是朋友们背着、抬着他回到家的。 回家后，哥哥改变了许多，一定是这一年多我们所不能体会的医院生活改变了他。虽然有时候他还会发脾气，有时候还会沉默不语，但大多数时候是好好的，和我们聊天、说笑。
那时候不像现在，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轮椅。他出院后的第一辆轮椅，是爸爸和邻居朱二哥一起设计、找材料，再拿着各种零件找地方焊接，最后自己安装而成的。轮椅上可以搭一块小木板，变成简易小桌，样式独特，绝无仅有。有了它，哥哥就可以从那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出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我们还会经常打打羽毛球，或者比赛拉力器。羽毛球我偶尔会赢，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但拉力器我总是输得很惨。他的第一辆手摇的三轮轮椅，是他的同学们凑钱买了送给他的，他摇着它去过好多地方，也去了地坛。
在这期间，他看了好多书，还自学了英语，后来又到街道工厂去干活。我去过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厂，他管它叫小作坊，是几问低矮的小平房，十几个大爷大妈每天在这里往一些旧式家具上画山水画仕女，仕女的脸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有时候，他摇着轮椅从工厂下班回来，会神秘地冲我伸过来一个拳头：猜，是什么。然后还没等我回答就张开手，是五块钱，是他领到工资给我的零花钱。
那时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里就会挤满他的同学，他们聊天、唱歌、争论，热闹极了。这时候我总是坐在一边听着，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崇拜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还经常翻看他的书，他那里老有好多书，是他的同学朋友们带来的。有的书我看得痴迷，有的似懂非懂，他鼓励我：不懂没关系，慢慢就懂了。现在想来，他们的言谈、他们的书一定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我发现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写东西，他不说，开始也不让我看，但我知道他开始写作了，而且相信他一定能写成。我以为这两年提心吊胆、总怕再出什么事的日子就快过去了。
妈妈的假期一拖再拖，终于不得不回云南了，爸爸也到林业学院的留守处上班了。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择菜，奶奶忽然说头晕，紧接着，胖胖的身体往下倒去，我刚想拉住她，她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爸爸和邻居们七手八脚地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推去医院，邻居们又帮忙给四川的大爷和西安的五叔发去电报，我和哥哥在家里等消息。很晚的时候，爸爸从医院带来了噩耗，奶奶走了。所幸的是，她走得很安详，不拖拉、没受罪，就像她一直希望的。
奶奶走后，妈妈马上请事假回来，不能没有人料理这个家。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毕竟还小，不能完全体会到妈妈爸爸哥哥他们三个人心里真正的苦闷，只是每天放学回到家，看见家里平平安安就知足了。
那些年文化和娱乐的活动很少，所以看电影成了人们期盼的事，交道口电影院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花几毛钱买两张电影票，然后他摇着轮椅，我在旁边跟着。电影院门口是高高的台阶，我找工作人员把旁门打开，他把轮椅停在角落里，就坐在轮椅上看，看完我们一路聊着电影的内容回家。这一段时间，我和哥哥经常交流，他心平气和地给我讲了好多事，我觉得他说的都对。
有一阵儿，他尝试着给一个工艺美术厂画彩蛋，我负责把鸭蛋抽成空壳，一开始总也弄不好，后来我发现先注射进去一点清水，然后使劲摇，把蛋黄和蛋清摇散，很快一个完整的鸭蛋壳就弄好了，他夸我弄得不错。后来，妈妈为了让他开阔眼界，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俩一起兴奋地跟着电视学英语，看“动物世界”。他最爱看体育节目，我也不懂装懂地跟着看，有时候遇到激烈的比赛，他会看得很紧张。不爱运动的我至今爱看体育节目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