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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9日，在北京东四二条奥林匹克社区，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北京工商管理干部学院院长杨谦等7人分别拿出了4000元、2000元不等的钱入股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
由此，合作社一词再次闯进人们的视野。
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发起人何慧丽表示：“过去我们的粮食从农民手中到消费者口中，要经过长长的商业链条，既让食品安全成为问题，也没能给农民带来实惠，今天，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建立，将大大缩短从农田到餐桌的距离，给农民带来看得见的效益。”
城乡互助合作社，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市民的安全如何得到体现？农民的利益如何得到体现？本刊记者进行了调查。
可怜的农民
2003年8月，32岁的何慧丽被选派到河南兰考挂职担任副县长，协管农业结构调整。
这一去让她明白了一些事情。
“原先以为市场化很灵验，谁有好东西，就可以有好价钱，农民的问题通过市场化也许可以解决。”何慧丽说，“去了农村，才知道市场化不利于生产者，尤其不利于从事农业种养殖的生产者。”
有两个问题纠缠在农民身上：一是增产不增收，每年即使增产，可秋收的时候农民就面临卖粮难，价格也不好，农民的收入反而下降了；第二是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即使农民种出一种质量好的产品，也很难让人信得过，在市场上很难得到与付出成本成正比的价格。
这种农民增产不增收、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是与现在过度化了的市场链条相关。产品的流通环节，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损失最大的是生产者——农民。
南马庄是距离黄河不远的一个村庄，有三百多户，一千四百多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种粮食不赚钱，许多人被迫外出打工。
在研究了农民的现实问题后，何慧丽准备在南马庄搞新农村试验，倡导农民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共同闯市场。
从其他地方的农民那里学到了发展经验的村支书张砚斌也对何慧丽的实验积极配合。
南马庄实验
2004年9月16日，南马庄合作社正式成立。经受启蒙的南马庄农民发现，无公害大米的消费将成为未来城市消费的主流，他们决心种植无公害大米。
于是，2004年底南马庄成立了无公害大米协会，按照无公害的方法种植大米，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代而使用有机肥。“为了大家能吃上无公害大米，咱就不打除草剂，下地一棵一棵地拔草。”社员常美德说。
2005年10月，南马庄获得了河南省农业厅无公害大米的产地认证，12月获得了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颁发的无公害产品证书。
但是，不好的消息也随即传来：
2005年底，南马庄无公害大米收割，共700吨。但因为按照无公害标准生产，技术也不成熟，结果每亩成本增加了5％不说，竟然还减产了17%，每公斤大米的成本相当于上升了26％。
不仅如此，产品出来了，销售又成了问题，2005年底，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在河南郑州一周只卖出五百多公斤。2005年12月26日，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在北京，最开始一周，也只靠关系卖出五百多公斤。
形势严峻，何慧丽被迫站出来帮助农民卖大米。
2006年1月2日，在北京乌有之乡书店，何慧丽召集北京一些关心三农问题的学者和记者讨论如何卖大米，当天大家现场购买了200公斤大米。事件随后引起了媒体关注，在短短的一周之内，首批10吨大米销售一空，南马庄又运来了第二批、第三批，并逐步进入半步桥亨达万隆农贸市场、北京华联、朝阳百货等主流市场渠道。
合作社
在发动农民发展无公害大米的同时，何慧丽发现，市民也很可怜——市民作为消费者，完全是被动的，消费什么，商人都已经安排好了。她发现，有些消费者从来不知道自己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都经过了哪些环节，对食品的安全性一概不知。
能不能通过一个中间组织，把消费者与生产者联合起来呢？
一个厨师出身的张师傅对张砚斌说：“你们卖米那么难，还不如就搞购米包地呢，你们可以让城里人去乡下缴纳定金预订地里生产的大米，只要保证农民种的好东西有销路，市民就能吃到好东西。”这个建议让何慧丽眼睛一亮，“我们就要做这个事情，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到一起，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在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前提下保证市民的食品安全。”
购米包地的方案就此产生——2006年4月28日，同样在乌有之乡书店，温铁军、汪晖、黄纪苏、韩德强、黄平、祝东力、何慧丽等七名国内知名学者发起成立虚拟的“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每位市民缴纳100元的定金，预定半亩地上生产的无公害大米，到年终大米收割后各自按照当时价格全额收购。
到2006年7月，一共有79个单位和个人参加了购米包地，一共包地145亩。
实行购米包地以后，南马庄合作社有39户农民参与，一共145亩，专门负责给消费者生产无公害大米。而预订大米的消费者的名字或单位，被他们写在牌子上，插在生产者的田间地头。这好似在提醒生产者，这些大米已经有人预订了，在生产时一定要增加自己的责任心，将地种好，城里的消费者不会亏待自己，用不着去投机。
2007年7月9日，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正式成立，温铁军入股4000元，杨谦、何慧丽、中央党校教授靳薇等5人分别入股2000元，在首批社员入股仪式上，何慧丽宣布了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运营规则：
“入股后，生产者将拥有在店子里售卖产品的权利，以及在城乡互助合作社的网站上发布产品信息的权利。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享有与消费者协商制定价格的权利；享有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农产品的优先权利。”
而消费者只需要缴纳100元（一股）入社费，便可成为城乡互助合作社的消费社员，拥有优先消费的权利，参与监督生产者的权利，享有按照交易额大小返利的权力。
收益问题
城乡互助合作，对于市民来说，最明显的利好是，可以对自己的消费品实行层层追踪，并且能监督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对于农民来说，城乡互助合作又能给他带来怎样的收益呢？
首先，由于城乡互助合作社倡导绿色消费、有机生产，其产品是有质量保证的，并且形成了品牌。所以，增产也不会出现恶性竞争而导致价格的下跌，只会出现增产增收。
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价格的确定也是靠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协商出来。
2006年11月6日，“北京—兰考购米包地无公害大米价格听证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在讨论价格之前，电饭煲正在煮饭，米饭的清香飘得满屋都是，米饭熟了之后，人手一小碗，品尝米饭的口感。
来自兰考的生产者代表赵百福将成本计算结束以后，说“给多少都行，只要够本，够俺种庄稼就行。”结果消费者代表在农民提出的价格上又上浮了价格，最后确定了每斤2.5元的价格。
有人后来说，对于城乡互助合作，首先是信赖，然后让农民赚到钱。农民赚到钱了，他就要对得起良心，种出真正的无公害大米。
随着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建立，南马庄正成为北京市民购买有机大米的一个品牌，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南马庄参观或者是买米。
在北京，何慧丽正在联络各方面人士，继续推广城乡互助合作社。
（《市民》杂志黎光寿对本文也有贡献）
由此，合作社一词再次闯进人们的视野。
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发起人何慧丽表示：“过去我们的粮食从农民手中到消费者口中，要经过长长的商业链条，既让食品安全成为问题，也没能给农民带来实惠，今天，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建立，将大大缩短从农田到餐桌的距离，给农民带来看得见的效益。”
城乡互助合作社，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市民的安全如何得到体现？农民的利益如何得到体现？本刊记者进行了调查。
可怜的农民
2003年8月，32岁的何慧丽被选派到河南兰考挂职担任副县长，协管农业结构调整。
这一去让她明白了一些事情。
“原先以为市场化很灵验，谁有好东西，就可以有好价钱，农民的问题通过市场化也许可以解决。”何慧丽说，“去了农村，才知道市场化不利于生产者，尤其不利于从事农业种养殖的生产者。”
有两个问题纠缠在农民身上：一是增产不增收，每年即使增产，可秋收的时候农民就面临卖粮难，价格也不好，农民的收入反而下降了；第二是劣币驱逐良币，就是即使农民种出一种质量好的产品，也很难让人信得过，在市场上很难得到与付出成本成正比的价格。
这种农民增产不增收、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是与现在过度化了的市场链条相关。产品的流通环节，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然，损失最大的是生产者——农民。
南马庄是距离黄河不远的一个村庄，有三百多户，一千四百多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种粮食不赚钱，许多人被迫外出打工。
在研究了农民的现实问题后，何慧丽准备在南马庄搞新农村试验，倡导农民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共同闯市场。
从其他地方的农民那里学到了发展经验的村支书张砚斌也对何慧丽的实验积极配合。
南马庄实验
2004年9月16日，南马庄合作社正式成立。经受启蒙的南马庄农民发现，无公害大米的消费将成为未来城市消费的主流，他们决心种植无公害大米。
于是，2004年底南马庄成立了无公害大米协会，按照无公害的方法种植大米，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代而使用有机肥。“为了大家能吃上无公害大米，咱就不打除草剂，下地一棵一棵地拔草。”社员常美德说。
2005年10月，南马庄获得了河南省农业厅无公害大米的产地认证，12月获得了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颁发的无公害产品证书。
但是，不好的消息也随即传来：
2005年底，南马庄无公害大米收割，共700吨。但因为按照无公害标准生产，技术也不成熟，结果每亩成本增加了5％不说，竟然还减产了17%，每公斤大米的成本相当于上升了26％。
不仅如此，产品出来了，销售又成了问题，2005年底，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在河南郑州一周只卖出五百多公斤。2005年12月26日，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在北京，最开始一周，也只靠关系卖出五百多公斤。
形势严峻，何慧丽被迫站出来帮助农民卖大米。
2006年1月2日，在北京乌有之乡书店，何慧丽召集北京一些关心三农问题的学者和记者讨论如何卖大米，当天大家现场购买了200公斤大米。事件随后引起了媒体关注，在短短的一周之内，首批10吨大米销售一空，南马庄又运来了第二批、第三批，并逐步进入半步桥亨达万隆农贸市场、北京华联、朝阳百货等主流市场渠道。
合作社
在发动农民发展无公害大米的同时，何慧丽发现，市民也很可怜——市民作为消费者，完全是被动的，消费什么，商人都已经安排好了。她发现，有些消费者从来不知道自己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都经过了哪些环节，对食品的安全性一概不知。
能不能通过一个中间组织，把消费者与生产者联合起来呢？
一个厨师出身的张师傅对张砚斌说：“你们卖米那么难，还不如就搞购米包地呢，你们可以让城里人去乡下缴纳定金预订地里生产的大米，只要保证农民种的好东西有销路，市民就能吃到好东西。”这个建议让何慧丽眼睛一亮，“我们就要做这个事情，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到一起，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在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前提下保证市民的食品安全。”
购米包地的方案就此产生——2006年4月28日，同样在乌有之乡书店，温铁军、汪晖、黄纪苏、韩德强、黄平、祝东力、何慧丽等七名国内知名学者发起成立虚拟的“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每位市民缴纳100元的定金，预定半亩地上生产的无公害大米，到年终大米收割后各自按照当时价格全额收购。
到2006年7月，一共有79个单位和个人参加了购米包地，一共包地145亩。
实行购米包地以后，南马庄合作社有39户农民参与，一共145亩，专门负责给消费者生产无公害大米。而预订大米的消费者的名字或单位，被他们写在牌子上，插在生产者的田间地头。这好似在提醒生产者，这些大米已经有人预订了，在生产时一定要增加自己的责任心，将地种好，城里的消费者不会亏待自己，用不着去投机。
2007年7月9日，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正式成立，温铁军入股4000元，杨谦、何慧丽、中央党校教授靳薇等5人分别入股2000元，在首批社员入股仪式上，何慧丽宣布了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运营规则：
“入股后，生产者将拥有在店子里售卖产品的权利，以及在城乡互助合作社的网站上发布产品信息的权利。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享有与消费者协商制定价格的权利；享有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农产品的优先权利。”
而消费者只需要缴纳100元（一股）入社费，便可成为城乡互助合作社的消费社员，拥有优先消费的权利，参与监督生产者的权利，享有按照交易额大小返利的权力。
收益问题
城乡互助合作，对于市民来说，最明显的利好是，可以对自己的消费品实行层层追踪，并且能监督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对于农民来说，城乡互助合作又能给他带来怎样的收益呢？
首先，由于城乡互助合作社倡导绿色消费、有机生产，其产品是有质量保证的，并且形成了品牌。所以，增产也不会出现恶性竞争而导致价格的下跌，只会出现增产增收。
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价格的确定也是靠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协商出来。
2006年11月6日，“北京—兰考购米包地无公害大米价格听证会”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在讨论价格之前，电饭煲正在煮饭，米饭的清香飘得满屋都是，米饭熟了之后，人手一小碗，品尝米饭的口感。
来自兰考的生产者代表赵百福将成本计算结束以后，说“给多少都行，只要够本，够俺种庄稼就行。”结果消费者代表在农民提出的价格上又上浮了价格，最后确定了每斤2.5元的价格。
有人后来说，对于城乡互助合作，首先是信赖，然后让农民赚到钱。农民赚到钱了，他就要对得起良心，种出真正的无公害大米。
随着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建立，南马庄正成为北京市民购买有机大米的一个品牌，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南马庄参观或者是买米。
在北京，何慧丽正在联络各方面人士，继续推广城乡互助合作社。
（《市民》杂志黎光寿对本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