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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强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一个万物互联、人机智联的数字时代，数字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成为21世纪的“黄金”“石油”。
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预测，到2025年，全球物联网连接设备数将达到251亿个，是2018年91亿个的2.8倍。
“新基建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为导向，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是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数字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
12月14日，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表示。
他认为，新基建作为有效投资，作为强大动能，将谱写数字经济的新篇章，创造数字时代的新辉煌。
徐宪平
“要致富，先修路”，过去，这是一个地方脱贫致富的“硬道理”。但现在，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融合发展、广泛渗透，数字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生产要素。
过去，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年代，生产要素主要是在“路”上流动，包括铁路、公路、航路、水路等，人们俗称“铁公机”;未来，生产要素将主要在“网”上流动，包括互联网、物联网。
“现在，可以说，要做强，先上网。”徐宪平指出，在现代信息网络平台，海量的数据、海量的资源集聚在一起，无数的智能机器和智慧大脑在网络平台上持续互动，相互交流，彼此作用，拓宽了发展空间，创造了无限商机，极大地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
他认为，随着超速率、广连接、大容量、低时延、高可靠性的5G技术商用，互联网向物联网延伸。互联网基于人的连接，价值趋于饱和;物联网基于物的连接，有着巨大空间。现在全球人口已超过70亿，但物品是人口的若干倍，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互联网是加法，物联网是乘法。
“新基建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为导向，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是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数字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徐宪平提出。
在他看来，新基建的内涵主要有两条：一是连接，连接网络、平台;二是计算，包括算力、算法。连接是基础，计算是核心。
新基建的建设内容，重点包括5G、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和关键核心硬件、基础应用软件、开源开放平台重大科研设施等，还有就是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底，全国将开通5G基站13万个，50个城市将启用5G商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未来3到4年，5G基站的投入将达到万亿级;到2030年带动直接经济产出将达到6.3万亿元，创造就业机会800万个以上。
联合国有关机构在今年6月份发布的报告表明，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31.3万亿，折合美元4.73万亿，占GDP比重为34.8%，增速为17.5%，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数字经济大国。
徐宪平表示，随着5G技术的商用、新基建的加速推进，网络应用的热潮将从2C转向2B，从消费互联转向工业互联网，垂直行业的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应用价值会越来越高。
他列举了10个方面，包括智能制造、智能农业、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物流、智能社区、智能家居等;从无人工厂到车联网、自动驾驶，从金融科技、生物支付到远程诊断、手术，从智能门锁到智能音箱，特别是智能农业将实现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控、追溯，以满足、保障人们對食品品质的需求。应用场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将吸引更多有效投资，激发更多经济活力，释放更多消费需求。
徐宪平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湖南工作时，谋划和建设湘西山区高速公路，当时担心“路修好了，没有车跑”。结果建成后，车辆增长远远超过可研报告的预期。
“中国内需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一个好的环境，市场需求就会随之形成。”他说。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进口芯片金额达到2.05万亿元，比进口石油金额1.58万亿元还要多。全球传感器有两万多种，我们只有6000多种。
在徐宪平看来，通常讲的“核高基”，就是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还有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新型显示器件、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对外依存度高，严重依赖进口，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最大软肋。
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一直持续快速增长，但徐宪平发现，我国基础研究依然严重不足。2018年基础研究投入1118亿元，占研发经费投入的5.7%。
这个数字与2017年有关国家数据比，美国是16.9%、韩国是14.5%、日本是13.1%，差距很大。
“没有高水平、高强度的基础研究投入，就难以产生原创性的、颠覆性的科技成果，就难以形成自主的技术路线、技术标准，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徐宪平提出，新基建前期投入大，应用场景待开发，需要政策工具支持，创新融资模式。比如财政的专项债，地方政府债券，过去主要是投入到基础设施，现在应该把新基建作为重中之重。
他表示，国家开发银行过去90%左右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现在更要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发放中长期贷款，加大对新基建的支撑力度。
而在产业政策上，徐宪平认为，要对新基建提供用地、用电及税收优惠。在科技政策上，则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制约，补齐新基建的短板。
在一个万物互联、人机智联的数字时代，数字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成为21世纪的“黄金”“石油”。
全球移动通信协会预测，到2025年，全球物联网连接设备数将达到251亿个，是2018年91亿个的2.8倍。
“新基建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为导向，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是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数字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
12月14日，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表示。
他认为，新基建作为有效投资，作为强大动能，将谱写数字经济的新篇章，创造数字时代的新辉煌。
“要做强，先上网”
“要致富，先修路”，过去，这是一个地方脱贫致富的“硬道理”。但现在，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融合发展、广泛渗透，数字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生产要素。
过去，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年代，生产要素主要是在“路”上流动，包括铁路、公路、航路、水路等，人们俗称“铁公机”;未来，生产要素将主要在“网”上流动，包括互联网、物联网。
“现在，可以说，要做强，先上网。”徐宪平指出，在现代信息网络平台，海量的数据、海量的资源集聚在一起，无数的智能机器和智慧大脑在网络平台上持续互动，相互交流，彼此作用，拓宽了发展空间，创造了无限商机，极大地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
他认为，随着超速率、广连接、大容量、低时延、高可靠性的5G技术商用，互联网向物联网延伸。互联网基于人的连接，价值趋于饱和;物联网基于物的连接，有着巨大空间。现在全球人口已超过70亿，但物品是人口的若干倍，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互联网是加法，物联网是乘法。
“新基建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为导向，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是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数字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徐宪平提出。
在他看来，新基建的内涵主要有两条：一是连接，连接网络、平台;二是计算，包括算力、算法。连接是基础，计算是核心。
新基建的建设内容，重点包括5G、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和关键核心硬件、基础应用软件、开源开放平台重大科研设施等，还有就是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
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底，全国将开通5G基站13万个，50个城市将启用5G商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未来3到4年，5G基站的投入将达到万亿级;到2030年带动直接经济产出将达到6.3万亿元，创造就业机会800万个以上。
联合国有关机构在今年6月份发布的报告表明，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31.3万亿，折合美元4.73万亿，占GDP比重为34.8%，增速为17.5%，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数字经济大国。
徐宪平表示，随着5G技术的商用、新基建的加速推进，网络应用的热潮将从2C转向2B，从消费互联转向工业互联网，垂直行业的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应用价值会越来越高。
他列举了10个方面，包括智能制造、智能农业、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物流、智能社区、智能家居等;从无人工厂到车联网、自动驾驶，从金融科技、生物支付到远程诊断、手术，从智能门锁到智能音箱，特别是智能农业将实现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控、追溯，以满足、保障人们對食品品质的需求。应用场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将吸引更多有效投资，激发更多经济活力，释放更多消费需求。
徐宪平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湖南工作时，谋划和建设湘西山区高速公路，当时担心“路修好了，没有车跑”。结果建成后，车辆增长远远超过可研报告的预期。
“中国内需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一个好的环境，市场需求就会随之形成。”他说。
技术短板是发展软肋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进口芯片金额达到2.05万亿元，比进口石油金额1.58万亿元还要多。全球传感器有两万多种，我们只有6000多种。
在徐宪平看来，通常讲的“核高基”，就是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还有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新型显示器件、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对外依存度高，严重依赖进口，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最大软肋。
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一直持续快速增长，但徐宪平发现，我国基础研究依然严重不足。2018年基础研究投入1118亿元，占研发经费投入的5.7%。
这个数字与2017年有关国家数据比，美国是16.9%、韩国是14.5%、日本是13.1%，差距很大。
“没有高水平、高强度的基础研究投入，就难以产生原创性的、颠覆性的科技成果，就难以形成自主的技术路线、技术标准，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徐宪平提出，新基建前期投入大，应用场景待开发，需要政策工具支持，创新融资模式。比如财政的专项债，地方政府债券，过去主要是投入到基础设施，现在应该把新基建作为重中之重。
他表示，国家开发银行过去90%左右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现在更要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发放中长期贷款，加大对新基建的支撑力度。
而在产业政策上，徐宪平认为，要对新基建提供用地、用电及税收优惠。在科技政策上，则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制约，补齐新基建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