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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消费升级的条件下，中等收入群体成了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近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國社科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在北京举办新时代国家治理高端论坛，社科院社会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在论坛上作了题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选择”的主题报告。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不仅具有经济意义的消费拉动作用，更加重要的是，还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治理的积极意义。”张翼说。
报告指出，按总人口13.82亿计算，目前，我国大约有4.5亿多人口属于中等收入家庭，如果再加上中上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则大约有6亿人口属于中等收入及以上家庭。
有观点认为，我国不断重视扩大中低阶层收入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全社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正在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依然任重道远，还需制度保障。
收入仍存较大差距
聚焦中等收入群体，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使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但是，张翼在报告中表示，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还比较大，即使将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相加在一起，其和也只达到34%左右。
从地域来看，中部地区的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占比较大，低收入群体占比较小。而中西部地区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占比相对较小，低收入群体占比相对较大。
在各省市内部居住区位看，居住在市和县中心城区的居民，在中间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中占比相对较大，居住在农村和乡镇的居民在低收入群体中所占比重较大。在农民阶层中，只有1.3%的人居于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占66.9%。
对此，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只有缩小收入差距才能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中国目前是中等收入国家，不久的将来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缩小收入差距十分重要。
针对当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学者认为要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收入差距的程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逐步建立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机制，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消除中产群体焦虑
尽管目前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尚无统一标准，按照最新说法，年收入2.5万至25万元人民币者都算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各种标准下的中等收入群体眼下似乎都因为住房、教育、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等诸多因素，而感到焦虑。
一位日本知名管理学学者曾对中等收入群体提出过3个问题：第一，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第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第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
该学者认为，如果这3个问题的答案有任何一个为“是”，你就不算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也被称为社会稳定器，他们是我国的消费主体、社会的中坚，如果他们预期未来收入和负担水平能够保持稳定甚至有所改善，那么，他们的消费能力会充分释放。所以，只有消除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消费拉动者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张翼表示，在城镇化过程中，房价和房租的快速上升限制了劳动者当前收入的净所得。在大城市，农民工消费的25%以上属于租房支出，大学生消费中的35%以上为租房支出。
所以，近年不断有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呼吁政府调控房价和房租，以消除中产收入群体的恐慌。
对于类似情况，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瀚认为，焦虑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在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中都曾经出现过，特别是当经济出现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时期，这种焦虑的表现则更加明显。
江瀚表示，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需要重视，但也没必要恐慌。需要从制度上不断完善各类社会保障，从观念上引导家庭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向。而对于每个家庭而言，则更需要实现自我改变，比如想方设法增加被动收入，鼓励强化全社会的学习意识和竞争意识以及多元化家庭财富的组合，从而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
群体扩大需合理布局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相对平稳态势，居民收入增长将成为消费稳进的助推因素，并且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强，居民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消费升级的条件下，中等收入群体就成了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对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张翼在报告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要提升劳动力教育水平；二是在城乡深度融合中振兴乡村；三是将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抓手；四是提升城镇化水平；五是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扶贫工作的重点从绝对贫困转到相对贫困；六是支持西部、中部地区发展。
张翼表示，首先继续提高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只有人力资本的提高，才最终决定其在市场的就业竞争力。其次要继续推进个税改革，一方面提高个税的征税税基，另外一方面以家庭人均收入为单位计算税基。
“在农村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税基太低，不利于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改善当前的生活水平。子女为照顾老年父母或子女而进行的各种花费，就应该考虑减税。”张翼说，这样既可以缓解养老压力，也可以缓解人口出生率急速下滑的压力。
报告中还提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要提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提升农村与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必须彻底破除农民工流动与就业的体制机制弊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再以户口作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配置的标准。
近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國社科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在北京举办新时代国家治理高端论坛，社科院社会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在论坛上作了题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选择”的主题报告。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不仅具有经济意义的消费拉动作用，更加重要的是，还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治理的积极意义。”张翼说。
报告指出，按总人口13.82亿计算，目前，我国大约有4.5亿多人口属于中等收入家庭，如果再加上中上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则大约有6亿人口属于中等收入及以上家庭。
有观点认为，我国不断重视扩大中低阶层收入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全社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正在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依然任重道远，还需制度保障。
收入仍存较大差距
聚焦中等收入群体，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使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但是，张翼在报告中表示，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还比较大，即使将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相加在一起，其和也只达到34%左右。
从地域来看，中部地区的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占比较大，低收入群体占比较小。而中西部地区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占比相对较小，低收入群体占比相对较大。
在各省市内部居住区位看，居住在市和县中心城区的居民，在中间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中占比相对较大，居住在农村和乡镇的居民在低收入群体中所占比重较大。在农民阶层中，只有1.3%的人居于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占66.9%。
对此，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只有缩小收入差距才能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中国目前是中等收入国家，不久的将来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缩小收入差距十分重要。
针对当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学者认为要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收入差距的程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逐步建立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机制，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消除中产群体焦虑
尽管目前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尚无统一标准，按照最新说法，年收入2.5万至25万元人民币者都算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各种标准下的中等收入群体眼下似乎都因为住房、教育、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等诸多因素，而感到焦虑。
一位日本知名管理学学者曾对中等收入群体提出过3个问题：第一，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第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第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
该学者认为，如果这3个问题的答案有任何一个为“是”，你就不算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也被称为社会稳定器，他们是我国的消费主体、社会的中坚，如果他们预期未来收入和负担水平能够保持稳定甚至有所改善，那么，他们的消费能力会充分释放。所以，只有消除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消费拉动者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张翼表示，在城镇化过程中，房价和房租的快速上升限制了劳动者当前收入的净所得。在大城市，农民工消费的25%以上属于租房支出，大学生消费中的35%以上为租房支出。
所以，近年不断有专家学者和社会舆论呼吁政府调控房价和房租，以消除中产收入群体的恐慌。
对于类似情况，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瀚认为，焦虑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在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中都曾经出现过，特别是当经济出现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时期，这种焦虑的表现则更加明显。
江瀚表示，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需要重视，但也没必要恐慌。需要从制度上不断完善各类社会保障，从观念上引导家庭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向。而对于每个家庭而言，则更需要实现自我改变，比如想方设法增加被动收入，鼓励强化全社会的学习意识和竞争意识以及多元化家庭财富的组合，从而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
群体扩大需合理布局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相对平稳态势，居民收入增长将成为消费稳进的助推因素，并且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强，居民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消费升级的条件下，中等收入群体就成了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对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张翼在报告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要提升劳动力教育水平；二是在城乡深度融合中振兴乡村；三是将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抓手；四是提升城镇化水平；五是缩小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扶贫工作的重点从绝对贫困转到相对贫困；六是支持西部、中部地区发展。
张翼表示，首先继续提高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只有人力资本的提高，才最终决定其在市场的就业竞争力。其次要继续推进个税改革，一方面提高个税的征税税基，另外一方面以家庭人均收入为单位计算税基。
“在农村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税基太低，不利于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改善当前的生活水平。子女为照顾老年父母或子女而进行的各种花费，就应该考虑减税。”张翼说，这样既可以缓解养老压力，也可以缓解人口出生率急速下滑的压力。
报告中还提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要提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提升农村与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必须彻底破除农民工流动与就业的体制机制弊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再以户口作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配置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