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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惊着了
苏哲（化名）说，前段时间他被一个朋友微信里的消息惊着了。
那是临近春节，大家正在微信群里聊着放假过节的事，一个久未发言的朋友突然冒出一句：“我跳到北京工作了，等回去大伙儿聚聚。”
“重磅消息啊，像炸弹一样就传开了。”时隔数月，苏哲说起来还是心有余波。
他跟对方是在工作中认识的。虽然分属沈阳两家不同的国企，但是业务相似、爱好相像，很快就成了好友。“没事总聚在一起吃饭喝酒。”
朋友出身辽宁一个小县城，大学毕业后独自来沈阳打拼。进了国企，能写会画擅拍照，很快就成了业务骨干。几年的时间，房也买了婚也结了，算是小有所成。
“你怎么跳到北京了？”苏哲在微信上问对方。朋友说，因为总给企业写宣传报道，认识了北京一家杂志社的编辑。春节前杂志社招人，知道消息后他选择了离职。
朋友告诉苏哲，北京的高收入是吸引他跳槽的主要原因。“每个月一万元，刨除租房、吃饭、交通，基本能净剩下5000多元。”朋友在沈阳时，一个月才挣4000多元，“还没北京剩下的多呐！”
交流完，苏哲心里有点失落。“说实话，他业务能力还不如我，没想到……”朋友知道，苏哲也动过离职的心思，告诉他如果愿意可以到北京发展。两人相约，北京再聚或者沈阳畅饮。只是几个月过去了，朋友回过沈阳，苏哲也进过京，一次也没聚过。
苏哲怕没趣：“聚了说啥？都不是一个圈子的，肯定越来越生分。”他心里，却对朋友的勇气暗自敬服。
苏哲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当年在一个三本大学念书。毕业时，简历投出了几十份，也没碰上一个合适的工作。
父母劝他别总盯着白领岗位，“进国企当工人也是个出路啊。”父母托了关系，苏哲不情不愿地到沈阳一家大型国企，成了分厂一名工人。
虽然名义上是工人，孙哲并不在一线搞生产。分厂有机关办公室，他负责给领导跑腿办事，往车间传达信息。
上班之初，父母曾以过来人的身份叮嘱他：踏实工作，老实做人。可时间不长，苏哲就发现企业里总是老实人吃亏。
车间里每天生产任务挺重。外行人看着，以为热热闹闹干的都一样，其实有肥瘦之分。比如新研制的产品不仅工艺难度大，配套的工件也不齐全，不好干。如果不小心干废了，还得扣工资，“这就是瘦活儿。”而早已批量化生产的产品，来了就能干，就是肥活儿。
有个老工人技术好，但脾气挺大，谁活儿干错了他都上去说几句，有时还忍不住想“指导”主任。后来，有新产品进厂主任都分配给老工人，“这老哥后来都快干哭了”。在高人指点下，老工人又请吃饭、又送烟酒的，主任才放过他。“你说，在这种环境里能出好人才吗？”
苏哲说，厂里领导对此心知肚明。为了补充人才，每年都会花不少精力从全国招聘大学生，有不少是重点院校来的。不过，很多大学生来了几年就纷纷离职。
秦天（化名）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南方人，跟苏哲脚前脚后入厂。秦天毕业于南京一家211重点大学，最初在国企总公司当技术员，后来下到分厂后跟苏哲成了朋友。“他就是[尽] [吊]丝一个，一点背景都没有。”苏哲口里的“[尽] [吊]丝”并没有贬义，只是跟公司里众多关系户的一种对比。
秦天专业底子好，人也勤奋好学，入职一年多时间就能独当一面了。很多老技术员也喜欢他，愿意跟他交流，相互提高。领导也经常向他许诺，“等有机会给你提一个副主任干。”秦天自信满满。
2013年，机会来了。科里人员变动，空出一个副主任的缺。大家都以为秦天是最佳人选，可最后升职的是科里一个技术并不过硬的年轻人。据说，年轻人的姑姑跟公司某位领导是发小。
秦天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后来调到分厂干了一段时间，又相继换了几个地方，工作劲头越干越低。“大国企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你一个外来的想冒尖，太难了！”苏哲劝过他多次，秦天总觉得憋气，2015年春天跳槽去了深圳。
“劣币驱逐良币啊！”采访中，这句话苏哲念叨了好几遍。
能一走了之的还算幸运。阿伦离职近一年了，至今档案还被压在企业里没放。
阿伦是沈阳人，当年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读，毕业后听家里意见回沈就业。因为学的是管理专业，入职就在管理部门。“管任务考核的，对分厂直接就有处罚权，老要害了。”
有权力的地方自然就有人情。苏哲说，很多分厂领导看到阿伦都要说软话，“溜须。”可阿伦做事一板一眼，不会卖人情舍面子。主管领导一怕他得罪人，二怕影响自己工作，派他到合作单位搞联络工作。
从甲方变成乙方，工作一下不好做了。“经常陪人喝酒，身体都快不行了。”后来机缘巧合，苏州一个合作公司招人，阿伦赶紧跳了过去。领导急了：“你走了，活儿谁干啊？”领导不想放人，阿伦坚持要走，双方闹掰了。
最后，阿伦裸身出户，到苏州快一年了档案也没调走。他跟苏哲关系不错，有次两人QQ聊天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等你哪天当了领导，求你把档案给我弄出来吧。苏哲说：我还时刻准备逃跑呐！
“我一直干得心有不甘。”苏哲告诉记者，国企分为干部和工人两种编制，自己属于后者。顾名思义，前者会升为各级管理层，后者则要被人管。苏哲虽然在办公室里工作，根子上还是工人。“谁让我家关系不硬……”
为了从工人里选拔优秀人才，总公司每年都会有内部招聘考试，这是从工人变身干部的绝好机会。苏哲报名考过两次，次次名落孙山。后来跟总公司人混熟了，他打听考试思路，对方笑他傻。“就是萝卜招聘，有的考试前就拿到考题了，你说你怎么跟人比？”苏哲欲哭无泪。
正道不通就走邪路。苏哲也发了狠，没少跟领导送礼套近乎。领导知道他的心思，给他透话：等下次考试，给你划几道题。可等考试前，领导口风突然变了，“都是平时业务积累，哪有什么题？”苏哲心里明白，是有关系硬的打招呼了，自己只能靠边站。
“天天装孙子，最后还闪了腰！”苏哲郁闷了好一段时间，后来被两位同事的离世刺激了。2015年夏天，一位同事陪领导打球时突发心梗，没了。秋天，另一位同事查出了癌症晚期，也匆匆去世。“两人都是30岁出头。”
苏哲觉得，人这一辈子太短，何必非要在一个地方困守。“都说国企旱涝保收，可是你能收到多少东西？”自此后，他不再抱怨，工作积极了许多。工作之余，时刻关注各种招聘信息。
他告诉记者，也可能三五年之内自己还不能逃离沈阳，但早晚要迈出这一步。“我现在做的，就是为这一步做好积累。”
苏哲（化名）说，前段时间他被一个朋友微信里的消息惊着了。
那是临近春节，大家正在微信群里聊着放假过节的事，一个久未发言的朋友突然冒出一句：“我跳到北京工作了，等回去大伙儿聚聚。”
“重磅消息啊，像炸弹一样就传开了。”时隔数月，苏哲说起来还是心有余波。
他跟对方是在工作中认识的。虽然分属沈阳两家不同的国企，但是业务相似、爱好相像，很快就成了好友。“没事总聚在一起吃饭喝酒。”
朋友出身辽宁一个小县城，大学毕业后独自来沈阳打拼。进了国企，能写会画擅拍照，很快就成了业务骨干。几年的时间，房也买了婚也结了，算是小有所成。
“你怎么跳到北京了？”苏哲在微信上问对方。朋友说，因为总给企业写宣传报道，认识了北京一家杂志社的编辑。春节前杂志社招人，知道消息后他选择了离职。
朋友告诉苏哲，北京的高收入是吸引他跳槽的主要原因。“每个月一万元，刨除租房、吃饭、交通，基本能净剩下5000多元。”朋友在沈阳时，一个月才挣4000多元，“还没北京剩下的多呐！”
交流完，苏哲心里有点失落。“说实话，他业务能力还不如我，没想到……”朋友知道，苏哲也动过离职的心思，告诉他如果愿意可以到北京发展。两人相约，北京再聚或者沈阳畅饮。只是几个月过去了，朋友回过沈阳，苏哲也进过京，一次也没聚过。
苏哲怕没趣：“聚了说啥？都不是一个圈子的，肯定越来越生分。”他心里，却对朋友的勇气暗自敬服。
苏哲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当年在一个三本大学念书。毕业时，简历投出了几十份，也没碰上一个合适的工作。
父母劝他别总盯着白领岗位，“进国企当工人也是个出路啊。”父母托了关系，苏哲不情不愿地到沈阳一家大型国企，成了分厂一名工人。
虽然名义上是工人，孙哲并不在一线搞生产。分厂有机关办公室，他负责给领导跑腿办事，往车间传达信息。
上班之初，父母曾以过来人的身份叮嘱他：踏实工作，老实做人。可时间不长，苏哲就发现企业里总是老实人吃亏。
车间里每天生产任务挺重。外行人看着，以为热热闹闹干的都一样，其实有肥瘦之分。比如新研制的产品不仅工艺难度大，配套的工件也不齐全，不好干。如果不小心干废了，还得扣工资，“这就是瘦活儿。”而早已批量化生产的产品，来了就能干，就是肥活儿。
有个老工人技术好，但脾气挺大，谁活儿干错了他都上去说几句，有时还忍不住想“指导”主任。后来，有新产品进厂主任都分配给老工人，“这老哥后来都快干哭了”。在高人指点下，老工人又请吃饭、又送烟酒的，主任才放过他。“你说，在这种环境里能出好人才吗？”
苏哲说，厂里领导对此心知肚明。为了补充人才，每年都会花不少精力从全国招聘大学生，有不少是重点院校来的。不过，很多大学生来了几年就纷纷离职。
秦天（化名）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南方人，跟苏哲脚前脚后入厂。秦天毕业于南京一家211重点大学，最初在国企总公司当技术员，后来下到分厂后跟苏哲成了朋友。“他就是[尽] [吊]丝一个，一点背景都没有。”苏哲口里的“[尽] [吊]丝”并没有贬义，只是跟公司里众多关系户的一种对比。
秦天专业底子好，人也勤奋好学，入职一年多时间就能独当一面了。很多老技术员也喜欢他，愿意跟他交流，相互提高。领导也经常向他许诺，“等有机会给你提一个副主任干。”秦天自信满满。
2013年，机会来了。科里人员变动，空出一个副主任的缺。大家都以为秦天是最佳人选，可最后升职的是科里一个技术并不过硬的年轻人。据说，年轻人的姑姑跟公司某位领导是发小。
秦天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后来调到分厂干了一段时间，又相继换了几个地方，工作劲头越干越低。“大国企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你一个外来的想冒尖，太难了！”苏哲劝过他多次，秦天总觉得憋气，2015年春天跳槽去了深圳。
“劣币驱逐良币啊！”采访中，这句话苏哲念叨了好几遍。
能一走了之的还算幸运。阿伦离职近一年了，至今档案还被压在企业里没放。
阿伦是沈阳人，当年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读，毕业后听家里意见回沈就业。因为学的是管理专业，入职就在管理部门。“管任务考核的，对分厂直接就有处罚权，老要害了。”
有权力的地方自然就有人情。苏哲说，很多分厂领导看到阿伦都要说软话，“溜须。”可阿伦做事一板一眼，不会卖人情舍面子。主管领导一怕他得罪人，二怕影响自己工作，派他到合作单位搞联络工作。
从甲方变成乙方，工作一下不好做了。“经常陪人喝酒，身体都快不行了。”后来机缘巧合，苏州一个合作公司招人，阿伦赶紧跳了过去。领导急了：“你走了，活儿谁干啊？”领导不想放人，阿伦坚持要走，双方闹掰了。
最后，阿伦裸身出户，到苏州快一年了档案也没调走。他跟苏哲关系不错，有次两人QQ聊天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等你哪天当了领导，求你把档案给我弄出来吧。苏哲说：我还时刻准备逃跑呐！
“我一直干得心有不甘。”苏哲告诉记者，国企分为干部和工人两种编制，自己属于后者。顾名思义，前者会升为各级管理层，后者则要被人管。苏哲虽然在办公室里工作，根子上还是工人。“谁让我家关系不硬……”
为了从工人里选拔优秀人才，总公司每年都会有内部招聘考试，这是从工人变身干部的绝好机会。苏哲报名考过两次，次次名落孙山。后来跟总公司人混熟了，他打听考试思路，对方笑他傻。“就是萝卜招聘，有的考试前就拿到考题了，你说你怎么跟人比？”苏哲欲哭无泪。
正道不通就走邪路。苏哲也发了狠，没少跟领导送礼套近乎。领导知道他的心思，给他透话：等下次考试，给你划几道题。可等考试前，领导口风突然变了，“都是平时业务积累，哪有什么题？”苏哲心里明白，是有关系硬的打招呼了，自己只能靠边站。
“天天装孙子，最后还闪了腰！”苏哲郁闷了好一段时间，后来被两位同事的离世刺激了。2015年夏天，一位同事陪领导打球时突发心梗，没了。秋天，另一位同事查出了癌症晚期，也匆匆去世。“两人都是30岁出头。”
苏哲觉得，人这一辈子太短，何必非要在一个地方困守。“都说国企旱涝保收，可是你能收到多少东西？”自此后，他不再抱怨，工作积极了许多。工作之余，时刻关注各种招聘信息。
他告诉记者，也可能三五年之内自己还不能逃离沈阳，但早晚要迈出这一步。“我现在做的，就是为这一步做好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