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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通过一纸文件放弃临终前痛苦抢救的“尊严死”成为舆论的焦点。无独有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关于“若插管宁速死”的自白，再次引发关于生命选择权的讨论。
“生前预嘱”将如何影响我们的观念？假如大限将至，你又会做何选择呢？
放弃的人说：
“别抢救，他只求速死！”
“他太难受了，那么长的管子插到身体里头，还带个拐弯儿，你说他能好受吗？”
——王秀芬
看着病床上仿佛在熟睡的老伴，满心遗憾的王秀芬还是忍不住淌出两行眼泪。但很快，她的嘴角又微微上扬，一边握住老伴的手，一边拭去脸上的泪痕。“这回顺了你的愿，不恨我了吧？”4年来，王秀芬头一次露出如此轻松的神情。
慢性阻塞性肺病，通常被人们称为慢阻肺，最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肺部感染并导致急性呼吸衰竭，病人虽然尚有知觉和意识，也能自主进食，但生命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2009年，王秀芬的老伴因长期罹患这种疾病陷入深度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据王秀芬回忆，老伴年轻时曾在医院工作。因为见多了抢救时病人经受的痛苦，也看惯了生离死别时家属的悲伤，所以他让王秀芬和子女们做好心理准备，一旦自己处于弥留之际，千万不要抢救。然而，这份令家属纠结不已的嘱托，还未来得及从王秀芬的思绪里淡去，老人便在急救车的呼啸声中被推进了抢救室。
“抢救的时候就必须要决定上不上呼吸机，不上，人就肯定没了；上，那可能就一直要维持到不能维持为止。”来不及犹豫，也由不得与子女们商量，王秀芬撇开老伴此前的嘱托，要求医生全力抢救，“一定要把他留下。”王秀芬说，老伴就像是她的生命支柱，“他在，我就有个奔头，心里就踏实。”
几天后，老伴醒了。发觉自己的喉咙被切开，一根五六厘米的人造“气管”在呼吸机的作用下，正在源源不断地给自己提供氧气，老人的眉头紧锁，一边用眼睛寻找着王秀芬的身影，一边用尽力气喊叫，仿佛是在发泄他内心的不满与愤怒。
有一天，老人打算坐在轮椅上看看外面的世界，却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到了。“黑白天儿地哭，睁眼哭，闭眼哭，最后哭得白内障，瞎了。”王秀芬回忆说，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老伴不能开口说话，不能下床，甚至不能吃饭，他唯一能够表达自己情绪的方式就是喊叫和哭泣。“他总想着回家，想自己这点儿事儿，还经常用口型跟我说，他恨我，恨孩子，恨我们为什么要抢救。”
长期卧床和毫无意义的维持，这让打一开始就想放弃抢救的老人很是痛苦，精神上也开始日渐焦虑。虽然主治医生为他增加了抗焦虑的药物，但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善。渐渐地，情绪的失调让老人患上了胆囊炎，大量积液最终不得不靠引流管来减轻病痛。长期输液还导致排尿障碍，医生又不得不给老人加上尿管来保证正常排泄。在王秀芬的记忆中，老伴的身上最多被插上了5根管子，而每每回想起病房里的这些日子，她的心里总带着酸楚和愧疚。“他太难受了，那么长的管子插到身体里头，还带个拐弯儿，你说他能好受么？”
不久前，老人再次陷入生命垂危，但这一次，家人全部选择了放弃。“解脱了，他和我们都解脱了。”王秀芬说。
4年多的时间里，王秀芬是陪在老伴身边时间最长的亲人。3个子女虽然也很孝顺，但一方面由于工作繁忙，另一方面也因为老伴离不开她，王秀芬只能每天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一开始还有个护工，偶尔子女休息也会来帮忙照顾，但是每次他都会问我去哪儿了。”
长期的忙碌和奔波，让王秀芬的腰椎间盘突出更加严重了。“医院陪护的床只有几十公分宽，和咱平时坐的椅子差不多。”在这样的床上睡久了，王秀芬总要挣扎一段时间才能坐起来。今年初，刚刚退休的大女儿开始和王秀芬轮流值守，这让她的身体有了些许好转。
如今，老人还是离开了深爱他的家人，但那张临终时安详平静的面孔却让王秀芬和子女们感慨良多。“如果当初就按他说的，不抢救，他也不会遭这些个罪，我们可能也会早一点解脱。”
坚持的人说：
“早知今日，不如當初就放弃。”
“钱钟书、冰心，他们临终前都在病床上躺了很久，如果我到了那个时候，可不希望受那么多罪。”
——吴老
一年时间，两次入院，数次插管，多次抢救，在肺部感染和呼吸衰竭的折磨中，已是鲐背之年的吴老，最终也没等到病愈的那一天。吴老曾是我国颇有成就的翻译家，虽经“文革”迫害，但平反以后依然在翻译战线上辛苦奉献了20余年。
“钱钟书、冰心，他们临终前都在病床上躺了很久，如果我到了那个时候，可不希望受那么多罪。”这句话是他第一次入院治疗时向医护人员们表露的心愿，他说，印象中那些老熟人离世前的痛苦总会让他联想到自己将来的归宿。
一年前，由于进食哽噎，吴老在两个儿子的陪护下住进了医院。后经胃镜检查证实，老人所患疾病是食道癌晚期。得知这一噩耗，孝顺的孩子们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两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儿子流下了绝望的泪水。
吴老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措施应该能够持有一种客观的认识，并且在医学上患者也有对自己病情的知情权，因此医护人员建议，还是将实情告知吴老。
然而，在一番协商和讨论后，两个儿子希望父亲积极配合治疗，只告诉他是良性食管狭窄，并且要求医生只做缓解症状的治疗，不做过度的有创治疗，手术和放化疗也不做，尽量保证父亲的生活质量。对此，二儿子曾向医生解释说：“怕我父亲知道了实情受不了，心理会崩溃。”见家属如此坚持，而且他们的要求也比较符合吴老的病情，医生们便没有再多劝解。
就这样，每天除了一般性治疗外，医护人员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陪老人聊天解闷，尽量让他保持一份轻松快乐的心情。这段时间里，大儿子还曾辞掉工作，一心伺候父亲。
在多方的悉心照料下，吴老终于结束了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被儿子们接回了家。起初，老人的病情还算平静，儿子们还不时向主治医生发去信息，说父亲恢复得不错，还能吃些半流食的东西，而且种类也日渐丰富。 吴老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一向很高，尤其钟情于美食。有一天，他竟然把鱼子酱拿来搭配红酒吃。就是这样一次大胆的进食，导致他当晚便出现消化道出血，被急救车第二次送进了医院。
这一次，癌细胞又扩散了。溃疡面增多，狭窄程度加剧，老人的身体在病床上日渐消瘦，眼球也越陷越深。
经多方打听，儿子听说食管支架可以缓解梗阻带来的不适，可术后的痛苦却让吴老备受折磨。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胃部，食管被扩张后导致胃液反流，吴老时常会感到烧心和胸痛，甚至一度要求拔除支架。
就这样，求生的目光渐渐从吴老的眼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无尽的痛苦与绝望。没过多久，这位和蔼谦逊的老人便永远离开了深爱他的儿子们。
如今，吴老的儿子们还和医护人员保持着联系，但每每聊起父亲，他们总是感慨万分：“如果一开始就放弃，他可能也不会走得这么痛苦。”
医生们说：
拒绝抢救的前提是充分知情
“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呼吸机的人来说，你让他如何决定自己临终之前要不要用呢？”
——姜宏宁
从两年前开始，在北京老年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里，每位患者都会在生命的最后半年签署一份决定他如何离世的“医疗预嘱”。“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发展分阶段地建议他签署预嘱，预嘱涉及的不仅有抢救措施，还有其它医疗措施。”
该院临终关怀病房主任姜宏宁介绍，虽然项目的核心目的也是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开人世，但与“生前预嘱”相比，“‘医疗预嘱’能够让患者先了解各项抢救措施意味着什么，然后再决定自己用还是不用，所以更具操作性。”
就国内目前的社会环境而言，让健康人群熟稔医疗知识并非易事。生命末期的抢救措施究竟在科学层面上意味着什么？这些措施对患者的病痛是起到治疗作用还是减缓作用？在何种条件下它们才能发挥作用又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若想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除非罹患致命疾病，否则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即便是对那些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的人来说，他们也很难一下子完全明白。
“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呼吸机的人来说，你让他如何决定自己临终之前要不要用呢？”姜宏宁表示，一旦问题摆在这些患者面前，那么医生很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懂，你们看着办吧。
针对“生前预嘱”受客观环境所限的问题，该院老年病临床与康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向国进一步解释：在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生前预嘱”还很难得到所有医院的承认。
“首先，‘生前预嘱’要求两名主任医师签字确认患者已经进入生命末期才能够被使用，但哪家医院的医生敢肯定患者活不过半年？如果处理不好，这中间必然引发医患纠纷，甚至给医生带来职业风险。其次，‘生前预嘱’缺乏法律效力，至少我们医院不敢使用，一旦发生法律纠纷，根本说不清楚。”
在姜宏宁看来，“生前预嘱”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这种现代理念的推广和普及。在这一过程中，签署人一定要能掌握医学发展的现状，并且对众多医疗抢救措施能够形成较为科学的认识，这样才能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成功实现“生前预嘱”与“医疗预嘱”的无缝衔接，最终签署的“医疗预嘱”才能真正减轻患者和家属的痛苦，起到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生前预嘱’既然赋予患者本人极大的自主决定权，就该有相应的配套制度，一方面为这份预嘱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撑，另一方面引导签署人正确认识抢救措施。”
（文中人物姓名为化名）
专家观点
特邀专家 邱仁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避免“生前预嘱”被非法滥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死亡时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缓，但从社会层面考虑，医疗技术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的母亲就是患晚期癌症去世的。对她来说，癌症带来的疼痛已经扩散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虽然可以通过心脏按摩和打强心针的方式延续生命，但这种毫无生活质量可言的状态，对一个将死的病人来说，不仅是生理上的疼痛，更是心理上的痛苦。”在邱仁宗看来，谁都有权拒绝临终时的痛苦，家属一定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孝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更应该用今天的眼光重新理解孝顺的核心。“父母临终，我不去抢救就是不孝，这种狭隘的孝顺并不是真孝顺。”
邱仁宗认为，之所以人们会如此选择，无非是让自己心里過得去，“否则觉得对不起父母。”但是，如果病人已经不愿维持毫无意义的生存状态，家属却不允许，“那么病人可能选择跳楼，或者请求其他亲人把他弄死，最终造成一种非常不好的结果。”邱仁宗回忆说，自己的母亲曾经表露过“不抢救”的意愿，因此老人进入弥留的状态时他选择了放弃。
在邱仁宗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还可能导致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有希望，那么抢救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只有1%的希望，家属却为了等待一个奇迹，还要尽100%的努力，花费很多社会资源去救治，这就不对了。”只要病人要求放弃无效的抢救，家属就应该尊重病人的选择。
“临终状态”要集体确认
在美国，任何意识清醒、行为正常的公民，都可以在通过《自然死亡法》的州，到法院签署一份“生前预嘱”。只要法院认定签署内容为签署人的真实意愿表达，那么一旦病人被宣布进入临终状态，医生就可以根据这份“生前预嘱”放弃治疗。
目前，我国“生前预嘱”虽然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能为家属和医生提供参考，在病人进行临终状态时，让他有可能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有尊严地离开。
因此，邱仁宗建议：“最好还是能够立法保障，但不妨先由管理部门制定法规，给‘生前预嘱’一个认可，同时规范整个操作过程，避免‘生前预嘱’被个别不肖子孙和不法之徒利用，从而更好地执行病人的真实意愿。”
他强调，“临终状态一定是不能治愈的状态，也就是任何医疗措施仅仅是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但不能对疾病本身起到积极作用。这种判定很关键，最好由病人的主治医生和另外一到两名与病人和家属都无瓜葛的独立一声共同确认。”
“生前预嘱”的使用流程：
从立法层面确认“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并明确“临终状态”的法律概念。
公民到法院或第三方机构签署，并认定“生前预嘱”确为本人所签。
根据实际情况，公民到法院或第三方机构修改“生前预嘱”并认定有效。
主治医生和本院不负责该病人的一到两名独立医生共同确认，患者进入法律意义上的临终状态。
家属主张执行患者的“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将如何影响我们的观念？假如大限将至，你又会做何选择呢？
放弃的人说：
“别抢救，他只求速死！”
“他太难受了，那么长的管子插到身体里头，还带个拐弯儿，你说他能好受吗？”
——王秀芬
看着病床上仿佛在熟睡的老伴，满心遗憾的王秀芬还是忍不住淌出两行眼泪。但很快，她的嘴角又微微上扬，一边握住老伴的手，一边拭去脸上的泪痕。“这回顺了你的愿，不恨我了吧？”4年来，王秀芬头一次露出如此轻松的神情。
慢性阻塞性肺病，通常被人们称为慢阻肺，最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肺部感染并导致急性呼吸衰竭，病人虽然尚有知觉和意识，也能自主进食，但生命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2009年，王秀芬的老伴因长期罹患这种疾病陷入深度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据王秀芬回忆，老伴年轻时曾在医院工作。因为见多了抢救时病人经受的痛苦，也看惯了生离死别时家属的悲伤，所以他让王秀芬和子女们做好心理准备，一旦自己处于弥留之际，千万不要抢救。然而，这份令家属纠结不已的嘱托，还未来得及从王秀芬的思绪里淡去，老人便在急救车的呼啸声中被推进了抢救室。
“抢救的时候就必须要决定上不上呼吸机，不上，人就肯定没了；上，那可能就一直要维持到不能维持为止。”来不及犹豫，也由不得与子女们商量，王秀芬撇开老伴此前的嘱托，要求医生全力抢救，“一定要把他留下。”王秀芬说，老伴就像是她的生命支柱，“他在，我就有个奔头，心里就踏实。”
几天后，老伴醒了。发觉自己的喉咙被切开，一根五六厘米的人造“气管”在呼吸机的作用下，正在源源不断地给自己提供氧气，老人的眉头紧锁，一边用眼睛寻找着王秀芬的身影，一边用尽力气喊叫，仿佛是在发泄他内心的不满与愤怒。
有一天，老人打算坐在轮椅上看看外面的世界，却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到了。“黑白天儿地哭，睁眼哭，闭眼哭，最后哭得白内障，瞎了。”王秀芬回忆说，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老伴不能开口说话，不能下床，甚至不能吃饭，他唯一能够表达自己情绪的方式就是喊叫和哭泣。“他总想着回家，想自己这点儿事儿，还经常用口型跟我说，他恨我，恨孩子，恨我们为什么要抢救。”
长期卧床和毫无意义的维持，这让打一开始就想放弃抢救的老人很是痛苦，精神上也开始日渐焦虑。虽然主治医生为他增加了抗焦虑的药物，但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善。渐渐地，情绪的失调让老人患上了胆囊炎，大量积液最终不得不靠引流管来减轻病痛。长期输液还导致排尿障碍，医生又不得不给老人加上尿管来保证正常排泄。在王秀芬的记忆中，老伴的身上最多被插上了5根管子，而每每回想起病房里的这些日子，她的心里总带着酸楚和愧疚。“他太难受了，那么长的管子插到身体里头，还带个拐弯儿，你说他能好受么？”
不久前，老人再次陷入生命垂危，但这一次，家人全部选择了放弃。“解脱了，他和我们都解脱了。”王秀芬说。
4年多的时间里，王秀芬是陪在老伴身边时间最长的亲人。3个子女虽然也很孝顺，但一方面由于工作繁忙，另一方面也因为老伴离不开她，王秀芬只能每天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一开始还有个护工，偶尔子女休息也会来帮忙照顾，但是每次他都会问我去哪儿了。”
长期的忙碌和奔波，让王秀芬的腰椎间盘突出更加严重了。“医院陪护的床只有几十公分宽，和咱平时坐的椅子差不多。”在这样的床上睡久了，王秀芬总要挣扎一段时间才能坐起来。今年初，刚刚退休的大女儿开始和王秀芬轮流值守，这让她的身体有了些许好转。
如今，老人还是离开了深爱他的家人，但那张临终时安详平静的面孔却让王秀芬和子女们感慨良多。“如果当初就按他说的，不抢救，他也不会遭这些个罪，我们可能也会早一点解脱。”
坚持的人说：
“早知今日，不如當初就放弃。”
“钱钟书、冰心，他们临终前都在病床上躺了很久，如果我到了那个时候，可不希望受那么多罪。”
——吴老
一年时间，两次入院，数次插管，多次抢救，在肺部感染和呼吸衰竭的折磨中，已是鲐背之年的吴老，最终也没等到病愈的那一天。吴老曾是我国颇有成就的翻译家，虽经“文革”迫害，但平反以后依然在翻译战线上辛苦奉献了20余年。
“钱钟书、冰心，他们临终前都在病床上躺了很久，如果我到了那个时候，可不希望受那么多罪。”这句话是他第一次入院治疗时向医护人员们表露的心愿，他说，印象中那些老熟人离世前的痛苦总会让他联想到自己将来的归宿。
一年前，由于进食哽噎，吴老在两个儿子的陪护下住进了医院。后经胃镜检查证实，老人所患疾病是食道癌晚期。得知这一噩耗，孝顺的孩子们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两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儿子流下了绝望的泪水。
吴老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措施应该能够持有一种客观的认识，并且在医学上患者也有对自己病情的知情权，因此医护人员建议，还是将实情告知吴老。
然而，在一番协商和讨论后，两个儿子希望父亲积极配合治疗，只告诉他是良性食管狭窄，并且要求医生只做缓解症状的治疗，不做过度的有创治疗，手术和放化疗也不做，尽量保证父亲的生活质量。对此，二儿子曾向医生解释说：“怕我父亲知道了实情受不了，心理会崩溃。”见家属如此坚持，而且他们的要求也比较符合吴老的病情，医生们便没有再多劝解。
就这样，每天除了一般性治疗外，医护人员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陪老人聊天解闷，尽量让他保持一份轻松快乐的心情。这段时间里，大儿子还曾辞掉工作，一心伺候父亲。
在多方的悉心照料下，吴老终于结束了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被儿子们接回了家。起初，老人的病情还算平静，儿子们还不时向主治医生发去信息，说父亲恢复得不错，还能吃些半流食的东西，而且种类也日渐丰富。 吴老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一向很高，尤其钟情于美食。有一天，他竟然把鱼子酱拿来搭配红酒吃。就是这样一次大胆的进食，导致他当晚便出现消化道出血，被急救车第二次送进了医院。
这一次，癌细胞又扩散了。溃疡面增多，狭窄程度加剧，老人的身体在病床上日渐消瘦，眼球也越陷越深。
经多方打听，儿子听说食管支架可以缓解梗阻带来的不适，可术后的痛苦却让吴老备受折磨。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胃部，食管被扩张后导致胃液反流，吴老时常会感到烧心和胸痛，甚至一度要求拔除支架。
就这样，求生的目光渐渐从吴老的眼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无尽的痛苦与绝望。没过多久，这位和蔼谦逊的老人便永远离开了深爱他的儿子们。
如今，吴老的儿子们还和医护人员保持着联系，但每每聊起父亲，他们总是感慨万分：“如果一开始就放弃，他可能也不会走得这么痛苦。”
医生们说：
拒绝抢救的前提是充分知情
“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呼吸机的人来说，你让他如何决定自己临终之前要不要用呢？”
——姜宏宁
从两年前开始，在北京老年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里，每位患者都会在生命的最后半年签署一份决定他如何离世的“医疗预嘱”。“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发展分阶段地建议他签署预嘱，预嘱涉及的不仅有抢救措施，还有其它医疗措施。”
该院临终关怀病房主任姜宏宁介绍，虽然项目的核心目的也是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开人世，但与“生前预嘱”相比，“‘医疗预嘱’能够让患者先了解各项抢救措施意味着什么，然后再决定自己用还是不用，所以更具操作性。”
就国内目前的社会环境而言，让健康人群熟稔医疗知识并非易事。生命末期的抢救措施究竟在科学层面上意味着什么？这些措施对患者的病痛是起到治疗作用还是减缓作用？在何种条件下它们才能发挥作用又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若想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除非罹患致命疾病，否则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即便是对那些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的人来说，他们也很难一下子完全明白。
“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呼吸机的人来说，你让他如何决定自己临终之前要不要用呢？”姜宏宁表示，一旦问题摆在这些患者面前，那么医生很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我不懂，你们看着办吧。
针对“生前预嘱”受客观环境所限的问题，该院老年病临床与康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向国进一步解释：在我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生前预嘱”还很难得到所有医院的承认。
“首先，‘生前预嘱’要求两名主任医师签字确认患者已经进入生命末期才能够被使用，但哪家医院的医生敢肯定患者活不过半年？如果处理不好，这中间必然引发医患纠纷，甚至给医生带来职业风险。其次，‘生前预嘱’缺乏法律效力，至少我们医院不敢使用，一旦发生法律纠纷，根本说不清楚。”
在姜宏宁看来，“生前预嘱”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这种现代理念的推广和普及。在这一过程中，签署人一定要能掌握医学发展的现状，并且对众多医疗抢救措施能够形成较为科学的认识，这样才能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成功实现“生前预嘱”与“医疗预嘱”的无缝衔接，最终签署的“医疗预嘱”才能真正减轻患者和家属的痛苦，起到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生前预嘱’既然赋予患者本人极大的自主决定权，就该有相应的配套制度，一方面为这份预嘱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撑，另一方面引导签署人正确认识抢救措施。”
（文中人物姓名为化名）
专家观点
特邀专家 邱仁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避免“生前预嘱”被非法滥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死亡时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缓，但从社会层面考虑，医疗技术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的母亲就是患晚期癌症去世的。对她来说，癌症带来的疼痛已经扩散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虽然可以通过心脏按摩和打强心针的方式延续生命，但这种毫无生活质量可言的状态，对一个将死的病人来说，不仅是生理上的疼痛，更是心理上的痛苦。”在邱仁宗看来，谁都有权拒绝临终时的痛苦，家属一定要尊重他自己的意愿。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孝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更应该用今天的眼光重新理解孝顺的核心。“父母临终，我不去抢救就是不孝，这种狭隘的孝顺并不是真孝顺。”
邱仁宗认为，之所以人们会如此选择，无非是让自己心里過得去，“否则觉得对不起父母。”但是，如果病人已经不愿维持毫无意义的生存状态，家属却不允许，“那么病人可能选择跳楼，或者请求其他亲人把他弄死，最终造成一种非常不好的结果。”邱仁宗回忆说，自己的母亲曾经表露过“不抢救”的意愿，因此老人进入弥留的状态时他选择了放弃。
在邱仁宗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还可能导致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有希望，那么抢救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只有1%的希望，家属却为了等待一个奇迹，还要尽100%的努力，花费很多社会资源去救治，这就不对了。”只要病人要求放弃无效的抢救，家属就应该尊重病人的选择。
“临终状态”要集体确认
在美国，任何意识清醒、行为正常的公民，都可以在通过《自然死亡法》的州，到法院签署一份“生前预嘱”。只要法院认定签署内容为签署人的真实意愿表达，那么一旦病人被宣布进入临终状态，医生就可以根据这份“生前预嘱”放弃治疗。
目前，我国“生前预嘱”虽然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能为家属和医生提供参考，在病人进行临终状态时，让他有可能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有尊严地离开。
因此，邱仁宗建议：“最好还是能够立法保障，但不妨先由管理部门制定法规，给‘生前预嘱’一个认可，同时规范整个操作过程，避免‘生前预嘱’被个别不肖子孙和不法之徒利用，从而更好地执行病人的真实意愿。”
他强调，“临终状态一定是不能治愈的状态，也就是任何医疗措施仅仅是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但不能对疾病本身起到积极作用。这种判定很关键，最好由病人的主治医生和另外一到两名与病人和家属都无瓜葛的独立一声共同确认。”
“生前预嘱”的使用流程：
从立法层面确认“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并明确“临终状态”的法律概念。
公民到法院或第三方机构签署，并认定“生前预嘱”确为本人所签。
根据实际情况，公民到法院或第三方机构修改“生前预嘱”并认定有效。
主治医生和本院不负责该病人的一到两名独立医生共同确认，患者进入法律意义上的临终状态。
家属主张执行患者的“生前预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