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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韩国“五大医院”之一的三星首尔医院，竟成为了此次MERS疫情第二波大面积感染的“震源地”。
致命的病毒、肆虐的传染力、满街的口罩、大批被隔离的人群……两年前上映的韩国灾难电影《流感》（又名：致命感冒）的情节和场景，如今正在韩国真实地上演。
自5月20日发现首例确诊患者以来，这种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传染病在韩国迅速扩散。短短20多天，截至6月15日，韩国MERS确诊患者已增至150人，死亡16人，被隔离者更是超过5000人。韩国也由此成为继沙特阿拉伯之后的全球第二大MERS发病国。
随着疫情的持续发酵，MERS的阴影已经影响到韩国无数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令人不安的是，从目前情况看，韩国的疫情还远未达到“稳定”的程度，离完全结束显然还须更长时间。
疫情突如其来
应对“慢一拍”
作为一名常驻韩国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刚刚结束回国休假之旅的笔者，于5月28日入境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这个熙熙攘攘的大型机场，与往常一样，并未有任何异常。也恰是在入境这一天，笔者第一次从新闻中听说了MERS这个词。
这天，一名韩国人K某在广东省惠州市被确诊为中国首例输入性MERS病例。这个消息很快被中国和韩国媒体所报道，并迅速成为新闻焦点。也正是从这时起，韩国爆发MERS这种于2012年在中东首次被发现的新型传染病疫情的消息，才开始为中国及其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其他近邻国家所关注。
据韩国媒体报道，K某是韩国第3例MERS确诊患者的儿子。他为探望住院的父亲，在韩国首例患者所在的病房逗留了近4小时。三天后，K某开始出现发烧等症状，之后在医院接受了治疗。尽管医生建议其取消前往中国出差的计划，但他未听从建议，仍于26日经香港前往广东。
尽管K某的妻子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解释称，由于丈夫的工作非常繁忙，去中国出差是迫不得已。但显然舆论和民众对此并不接受，批评其缺失“市民意识”。这句话，在此后的数周时间内，无数次被韩国媒体所引用。
不过，随着更多事实的披露，韩国舆论和民众逐渐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应对不力的韩国政府。
韩国保健福祉部后来在通报中承认，尽管当事医生已了解到K某有MERS患者密切接触史，但只是口头建议其在家中自行隔离，并未立即向有关防疫部门报告，直到K某已经出国后的第二天才向防疫部门报告。这种消极应对的做法，使得“高危”的K某轻松摆脱了监管。
韩国政府在疫情初期所犯下的错误还远不止于此。自出现首例确诊患者后，韩国保健福祉部一再表示，MERS“传染性不强”“传播力非常有限”，之后又多次强调，不会出现“人传人的感染”。这些都充分体现出韩国政府对MERS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既未能在第一时间对有关医院发出预警，应对措施也总是“慢一拍”。
在笔者入境韩国的5月28日，在仁川机场、机场大巴乃至市内地铁等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上，并未看到任何与MERS有关的提示性信息。事实上，韩国政府起先仅以保健福祉部下属的中央对策本部的名义全面负责MERS防治工作。直到6月1日，总统朴槿惠才就MERS疫情首次表态，6月3日才下令尽快成立跨部门的MERS防治应对领导小组。而本应当行使重大安全预警职能的国民安全处，也直到疫情发生后的17天（6月6日），才首次向国民发送预防MERS提示短信。
如果说，5月20日确诊的韩国首例MERS患者是源自中东地区的输入型患者，事发纯属偶然，那么疫情的连续扩大，则很大程度上源于韩国政府及有关医疗机构的麻痹大意，使得防控工作频频出现漏洞，为疫情的快速蔓延埋下了苦果。
特别的医院文化
导致出现“超级传播者”
5月29日，是韩国MERS疫情的一个重要“拐点”。这一天，笔者发现，韩国新闻中有关MERS的报道陡然开始增多。正是在这一天，一家位于京畿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平泽圣母医院“静悄悄”地关闭了。之所以称之为“静悄悄”，是因为韩国保健福祉部并未就此公开发布消息，医院方面也仅是在封闭的大门口贴了个告示，但并未提及任何与MERS有关的信息。也正是在同一天，一个名为“超级传播者”的医学名词开始被韩国媒体所频频提及。截至当天韩国总计9名MERS确诊患者中，其余8人均为被称作“超级传播者”的首例患者所感染。
根据后来初步调查的结果，由于平泽圣母医院狭小拥挤的病房以及密闭的通风系统，使得病毒的传播能力大大增强。此外，韩国特别的医院文化也被认为是“超级传播者”出现的另一大诱因。韩国的分级诊疗制度使许多韩国民众为确诊疾病，往往辗转多家医院问诊，这使得从小诊所到大医院的“交叉”感染严重，尤其使大医院拥挤的病房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在首例患者（“超级传播者”）入住平泽圣母医院的短短三天时间内，他的陪同家人、与他同病房的病人、医护人员，乃至与他不同病房的病人、短暂的探视人员均纷纷被感染。据统计，在平泽圣母医院感染的MERS患者总计达到36人，这也使该医院成为韩国MERS疫情第一波大面积感染的“震源地”。
然而，尽管官方未曾发布信息，但短短几天时间，有关平泽圣母医院爆发大面积感染的传言便已在韩国社交网络上甚嚣尘上。当时笔者也收到了多条韩国朋友发来的信息，上面详细列出了多家疑似收治MERS患者的医院名单。笔者发现，被誉为韩国“五大医院”之一的三星首尔医院，也赫然在名单之列。更令笔者惊讶的是，后来韩国官方公布的医院名单与此前的传言名单几乎完全一致，三星首尔医院的确列于其中，并且成为了韩国MERS疫情第二波大面积感染的“震源地”。
信息的不公开，使得韩国民众担忧加剧、对政府的不满高涨。韩国政府曾一再表示，为了不引发社会和民众的恐慌，坚持不公开相关医院和患者行踪信息的原则，而且一再表示将严惩编造谣言、散布不实信息者。但这反而引发公众的更大恐慌，亦使得流行病学调查和隔离防控体系频频出现漏洞。 三星首尔医院急诊室5月27日收诊的一名病人，直到第三天（5月29日）才发现其曾有过MERS接触史，之后他被确诊为韩国的第14例MERS确诊患者。虽然医院方面在知情后立即采取了相应的隔离及消毒措施，但为时已晚。在医院急诊室逗留的3天时间，该名患者共计接触了多达800余人。随后第14例确诊患者也成为了第二个“超级传播者”，截至6月7日，他已经先后感染了17人。
至此，MERS疫情的“燎原之势”已成。截至6月14日，在三星首尔医院急诊室内被“交叉”感染的MERS确诊患者急剧上升至72人，占到当时韩国所有MERS患者人数的“半壁江山”。而通过这些来自各地的患者，疫情迅速扩散到韩国全国，从首尔到釜山、庆南、全北、大田等地，纷纷都开始出现MERS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
医院竭力守住“最后的防线”
屡有隔离者耐不住“寂寞”
随着疫情的急转直下，民众开始出现恐慌情绪、各种谣言四起。虽然韩国政府一再强调，截至目前所有的MERS确诊患者均是在医院等医疗体系内被感染，出现社会“大流行”的可能性很小。但由于政府在初期防疫的不力表现，使得韩国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
而部分隔离人员的“市民意识”缺失以及一再爆出的隔离人员“出逃事件”更是令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据韩国媒体报道，一名被要求在家隔离的MERS患者密切接触者，因觉得“隔离无聊”，竟然与17名朋友一同外出打高尔夫球;还有一对属于在家隔离对象的医生夫妇，自认为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不顾防疫部门的劝告于6月6日前往菲律宾出差，6月7日下午才返回韩国。
在多种因素作用下，韩国民众不得不选择自我保护。随着疫情的日益严峻，连日来韩国多地医用N95口罩、洗手液、消毒液等销量暴增，而大型超市、百货商店、电影院等则门庭冷落，超过上千所学校宣布临时停课。笔者在首尔地铁里发现，戴口罩的上班族比比皆是。在地铁里，一声轻微的咳嗽就能让原本拥挤的人群四处逃散。
对公共场所和密集人群的“恐惧”与“回避”，使得刚刚出现好转势头的韩国民间消费备受打击。据统计，韩国电影票房收入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已大幅下滑36%，而大型购物中心销售在6月的前两个星期较同期同比下滑。更大的冲击则来自严重依赖外国游客的韩国旅游业，根据韩国旅游发展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0万名外国游客取消了赴韩旅行计划，这将使韩国旅游业损失惨重。
直到这时，韩国政府才“如梦初醒”，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MERS的冲击波已经波及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形象。
鉴于此时感染MERS的医院已经多达数十家，守住“最后的防线”，将病毒限制在医院体系之内，而不扩散到社会，成为韩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6月7日，韩国代行总理职权的副总理崔炅焕公布了应对MERS的一揽子综合措施，其中包括公开与MERS疫情有关的医院名单、患者行动路线等一切信息，以及采取更为有效的隔离措施。6月10日，朴槿惠决定推迟原定6月14日访美的计划，并向民官联合对应小组授以全权，可以采取一切坚决措施以应对MERS疫情，必要时甚至可下令封闭医院。
第三波大面积感染
乃至医院外社区感染来袭
6月13日，来韩考察MERS疫情防治的的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表示，MERS是很难控制的疾病，韩国发生的MERS疫情非常复杂，所以即使采取正确的措施，要获得成效仍需要几周的时间。
话音刚落，6月14日公布的最新信息表明，作为第二波大面积感染“震源地”的三星首尔医院的疫情防控工作再次出现重大纰漏。一名负责接送患者并曾经与MERS确诊患者发生过密切接触的医院安保人员被确诊，而在他出现发烧等明显症状到他确诊的长达9天时间内，他一直“带病”上岗，使得至少400多人暴露在被MERS病毒感染的风险之下。而另一名原本应作为隔离对象的医生，同样也游离在隔离防控体系之外，直至他发病前还在一直照常接诊。此外，当天确诊的另一名MERS患者，并未曾去过医院急诊室，但同样也被感染。
这几个事件的交织，标志着三星首尔医院已然全面“沦陷”，出现第三波大面积感染乃至医院之外社区感染的风险性大大提高。这也意味着韩国所苦心构筑的“最后的防线”很可能会摇摇欲坠。而一旦MERS病毒在社会“大流行”，可能将使韩国的疫情防控将成为一场更为长期的“抗战”。
此外，MERS疫情防控工作的另一大困难来自有效治疗手段的缺乏以及高企的患者死亡率。此前研究表明，中东地区MERS确诊患者的最终死亡率高达40%以上。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韩专家的研究结果亦表明，目前在韩国和中国发现的MERS病毒与中东地区发现的病毒高度相似，属于同一种病毒，并未发生变异。截至目前韩国总计150名确诊患者中，尽管痊愈出院的已有14人，但死亡患者人数也已达到16人，另有17人病情不稳定。
韩国专家表示，“如果患者肺炎严重，在接受人工呼吸器治疗后也不行，就得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但如果用这种方法也不见病情好转，那就只能使用最后的办法，即血浆注射疗法”。由于对于MERS，目前还没有特效药，韩国已经开始尝试为两位重症患者注射治愈者的血浆。但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目前，接受注射的重症患者尚未出现病情好转迹象。
在电影《流感》的结尾，在感染人数急剧上升、疫情已经失控的危急时刻，医生通过将幸存者的血液中包含抗体的血清注射到患者体内的治疗法，最终拯救了韩国。而此次韩国上演的现实版《流感》——MERS，何时能控制住、何时被彻底“治愈”，还须拭目以待。
致命的病毒、肆虐的传染力、满街的口罩、大批被隔离的人群……两年前上映的韩国灾难电影《流感》（又名：致命感冒）的情节和场景，如今正在韩国真实地上演。
自5月20日发现首例确诊患者以来，这种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传染病在韩国迅速扩散。短短20多天，截至6月15日，韩国MERS确诊患者已增至150人，死亡16人，被隔离者更是超过5000人。韩国也由此成为继沙特阿拉伯之后的全球第二大MERS发病国。
随着疫情的持续发酵，MERS的阴影已经影响到韩国无数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令人不安的是，从目前情况看，韩国的疫情还远未达到“稳定”的程度，离完全结束显然还须更长时间。
疫情突如其来
应对“慢一拍”
作为一名常驻韩国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刚刚结束回国休假之旅的笔者，于5月28日入境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这个熙熙攘攘的大型机场，与往常一样，并未有任何异常。也恰是在入境这一天，笔者第一次从新闻中听说了MERS这个词。
这天，一名韩国人K某在广东省惠州市被确诊为中国首例输入性MERS病例。这个消息很快被中国和韩国媒体所报道，并迅速成为新闻焦点。也正是从这时起，韩国爆发MERS这种于2012年在中东首次被发现的新型传染病疫情的消息，才开始为中国及其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其他近邻国家所关注。
据韩国媒体报道，K某是韩国第3例MERS确诊患者的儿子。他为探望住院的父亲，在韩国首例患者所在的病房逗留了近4小时。三天后，K某开始出现发烧等症状，之后在医院接受了治疗。尽管医生建议其取消前往中国出差的计划，但他未听从建议，仍于26日经香港前往广东。
尽管K某的妻子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解释称，由于丈夫的工作非常繁忙，去中国出差是迫不得已。但显然舆论和民众对此并不接受，批评其缺失“市民意识”。这句话，在此后的数周时间内，无数次被韩国媒体所引用。
不过，随着更多事实的披露，韩国舆论和民众逐渐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应对不力的韩国政府。
韩国保健福祉部后来在通报中承认，尽管当事医生已了解到K某有MERS患者密切接触史，但只是口头建议其在家中自行隔离，并未立即向有关防疫部门报告，直到K某已经出国后的第二天才向防疫部门报告。这种消极应对的做法，使得“高危”的K某轻松摆脱了监管。
韩国政府在疫情初期所犯下的错误还远不止于此。自出现首例确诊患者后，韩国保健福祉部一再表示，MERS“传染性不强”“传播力非常有限”，之后又多次强调，不会出现“人传人的感染”。这些都充分体现出韩国政府对MERS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既未能在第一时间对有关医院发出预警，应对措施也总是“慢一拍”。
在笔者入境韩国的5月28日，在仁川机场、机场大巴乃至市内地铁等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上，并未看到任何与MERS有关的提示性信息。事实上，韩国政府起先仅以保健福祉部下属的中央对策本部的名义全面负责MERS防治工作。直到6月1日，总统朴槿惠才就MERS疫情首次表态，6月3日才下令尽快成立跨部门的MERS防治应对领导小组。而本应当行使重大安全预警职能的国民安全处，也直到疫情发生后的17天（6月6日），才首次向国民发送预防MERS提示短信。
如果说，5月20日确诊的韩国首例MERS患者是源自中东地区的输入型患者，事发纯属偶然，那么疫情的连续扩大，则很大程度上源于韩国政府及有关医疗机构的麻痹大意，使得防控工作频频出现漏洞，为疫情的快速蔓延埋下了苦果。
特别的医院文化
导致出现“超级传播者”
5月29日，是韩国MERS疫情的一个重要“拐点”。这一天，笔者发现，韩国新闻中有关MERS的报道陡然开始增多。正是在这一天，一家位于京畿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平泽圣母医院“静悄悄”地关闭了。之所以称之为“静悄悄”，是因为韩国保健福祉部并未就此公开发布消息，医院方面也仅是在封闭的大门口贴了个告示，但并未提及任何与MERS有关的信息。也正是在同一天，一个名为“超级传播者”的医学名词开始被韩国媒体所频频提及。截至当天韩国总计9名MERS确诊患者中，其余8人均为被称作“超级传播者”的首例患者所感染。
根据后来初步调查的结果，由于平泽圣母医院狭小拥挤的病房以及密闭的通风系统，使得病毒的传播能力大大增强。此外，韩国特别的医院文化也被认为是“超级传播者”出现的另一大诱因。韩国的分级诊疗制度使许多韩国民众为确诊疾病，往往辗转多家医院问诊，这使得从小诊所到大医院的“交叉”感染严重，尤其使大医院拥挤的病房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在首例患者（“超级传播者”）入住平泽圣母医院的短短三天时间内，他的陪同家人、与他同病房的病人、医护人员，乃至与他不同病房的病人、短暂的探视人员均纷纷被感染。据统计，在平泽圣母医院感染的MERS患者总计达到36人，这也使该医院成为韩国MERS疫情第一波大面积感染的“震源地”。
然而，尽管官方未曾发布信息，但短短几天时间，有关平泽圣母医院爆发大面积感染的传言便已在韩国社交网络上甚嚣尘上。当时笔者也收到了多条韩国朋友发来的信息，上面详细列出了多家疑似收治MERS患者的医院名单。笔者发现，被誉为韩国“五大医院”之一的三星首尔医院，也赫然在名单之列。更令笔者惊讶的是，后来韩国官方公布的医院名单与此前的传言名单几乎完全一致，三星首尔医院的确列于其中，并且成为了韩国MERS疫情第二波大面积感染的“震源地”。
信息的不公开，使得韩国民众担忧加剧、对政府的不满高涨。韩国政府曾一再表示，为了不引发社会和民众的恐慌，坚持不公开相关医院和患者行踪信息的原则，而且一再表示将严惩编造谣言、散布不实信息者。但这反而引发公众的更大恐慌，亦使得流行病学调查和隔离防控体系频频出现漏洞。 三星首尔医院急诊室5月27日收诊的一名病人，直到第三天（5月29日）才发现其曾有过MERS接触史，之后他被确诊为韩国的第14例MERS确诊患者。虽然医院方面在知情后立即采取了相应的隔离及消毒措施，但为时已晚。在医院急诊室逗留的3天时间，该名患者共计接触了多达800余人。随后第14例确诊患者也成为了第二个“超级传播者”，截至6月7日，他已经先后感染了17人。
至此，MERS疫情的“燎原之势”已成。截至6月14日，在三星首尔医院急诊室内被“交叉”感染的MERS确诊患者急剧上升至72人，占到当时韩国所有MERS患者人数的“半壁江山”。而通过这些来自各地的患者，疫情迅速扩散到韩国全国，从首尔到釜山、庆南、全北、大田等地，纷纷都开始出现MERS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
医院竭力守住“最后的防线”
屡有隔离者耐不住“寂寞”
随着疫情的急转直下，民众开始出现恐慌情绪、各种谣言四起。虽然韩国政府一再强调，截至目前所有的MERS确诊患者均是在医院等医疗体系内被感染，出现社会“大流行”的可能性很小。但由于政府在初期防疫的不力表现，使得韩国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
而部分隔离人员的“市民意识”缺失以及一再爆出的隔离人员“出逃事件”更是令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据韩国媒体报道，一名被要求在家隔离的MERS患者密切接触者，因觉得“隔离无聊”，竟然与17名朋友一同外出打高尔夫球;还有一对属于在家隔离对象的医生夫妇，自认为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不顾防疫部门的劝告于6月6日前往菲律宾出差，6月7日下午才返回韩国。
在多种因素作用下，韩国民众不得不选择自我保护。随着疫情的日益严峻，连日来韩国多地医用N95口罩、洗手液、消毒液等销量暴增，而大型超市、百货商店、电影院等则门庭冷落，超过上千所学校宣布临时停课。笔者在首尔地铁里发现，戴口罩的上班族比比皆是。在地铁里，一声轻微的咳嗽就能让原本拥挤的人群四处逃散。
对公共场所和密集人群的“恐惧”与“回避”，使得刚刚出现好转势头的韩国民间消费备受打击。据统计，韩国电影票房收入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已大幅下滑36%，而大型购物中心销售在6月的前两个星期较同期同比下滑。更大的冲击则来自严重依赖外国游客的韩国旅游业，根据韩国旅游发展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0万名外国游客取消了赴韩旅行计划，这将使韩国旅游业损失惨重。
直到这时，韩国政府才“如梦初醒”，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MERS的冲击波已经波及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乃至国际形象。
鉴于此时感染MERS的医院已经多达数十家，守住“最后的防线”，将病毒限制在医院体系之内，而不扩散到社会，成为韩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6月7日，韩国代行总理职权的副总理崔炅焕公布了应对MERS的一揽子综合措施，其中包括公开与MERS疫情有关的医院名单、患者行动路线等一切信息，以及采取更为有效的隔离措施。6月10日，朴槿惠决定推迟原定6月14日访美的计划，并向民官联合对应小组授以全权，可以采取一切坚决措施以应对MERS疫情，必要时甚至可下令封闭医院。
第三波大面积感染
乃至医院外社区感染来袭
6月13日，来韩考察MERS疫情防治的的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表示，MERS是很难控制的疾病，韩国发生的MERS疫情非常复杂，所以即使采取正确的措施，要获得成效仍需要几周的时间。
话音刚落，6月14日公布的最新信息表明，作为第二波大面积感染“震源地”的三星首尔医院的疫情防控工作再次出现重大纰漏。一名负责接送患者并曾经与MERS确诊患者发生过密切接触的医院安保人员被确诊，而在他出现发烧等明显症状到他确诊的长达9天时间内，他一直“带病”上岗，使得至少400多人暴露在被MERS病毒感染的风险之下。而另一名原本应作为隔离对象的医生，同样也游离在隔离防控体系之外，直至他发病前还在一直照常接诊。此外，当天确诊的另一名MERS患者，并未曾去过医院急诊室，但同样也被感染。
这几个事件的交织，标志着三星首尔医院已然全面“沦陷”，出现第三波大面积感染乃至医院之外社区感染的风险性大大提高。这也意味着韩国所苦心构筑的“最后的防线”很可能会摇摇欲坠。而一旦MERS病毒在社会“大流行”，可能将使韩国的疫情防控将成为一场更为长期的“抗战”。
此外，MERS疫情防控工作的另一大困难来自有效治疗手段的缺乏以及高企的患者死亡率。此前研究表明，中东地区MERS确诊患者的最终死亡率高达40%以上。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韩专家的研究结果亦表明，目前在韩国和中国发现的MERS病毒与中东地区发现的病毒高度相似，属于同一种病毒，并未发生变异。截至目前韩国总计150名确诊患者中，尽管痊愈出院的已有14人，但死亡患者人数也已达到16人，另有17人病情不稳定。
韩国专家表示，“如果患者肺炎严重，在接受人工呼吸器治疗后也不行，就得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但如果用这种方法也不见病情好转，那就只能使用最后的办法，即血浆注射疗法”。由于对于MERS，目前还没有特效药，韩国已经开始尝试为两位重症患者注射治愈者的血浆。但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目前，接受注射的重症患者尚未出现病情好转迹象。
在电影《流感》的结尾，在感染人数急剧上升、疫情已经失控的危急时刻，医生通过将幸存者的血液中包含抗体的血清注射到患者体内的治疗法，最终拯救了韩国。而此次韩国上演的现实版《流感》——MERS，何时能控制住、何时被彻底“治愈”，还须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