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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开磁带盒时，什么也没有料到。突然空荡荡的破旧木造小屋里，响起了一个西海固汉子的硬直嗓子。
我怔了半晌。才意识到这是我的结拜兄弟，他的声音已到了日本。他急冲冲地，有些羞涩又像下了一个决心地，宛如念一封接一封旧式书信似的，正在向我说话。六叠小屋的板壁上，嗡嗡地震荡着他的粗嗓子。
我还没有从晕眩中醒转过来，已经听他几遍地讲“我们全家都很好”，几遍重复“不知何时能见你的面”。过了好久，我觉察到自己已经瘫软了，歪在日本式的榻榻米上。这种铺席正适合我的感觉。我意识到屋里空无一人，我发觉自己一个不动的姿势，趴在屋子正中，呆呆地对着一台小录音机。
我的位置奇妙。我潜伏在声音的外界。一个使我的脑袋晕眩崩垮的西海固声音，在我眺望的对面一方异国空间里，粗硬地穿荡。
他显然克服着面对录音机的不安，努力把车轱辘般的问候话录制得流畅。他讲到录音时的情景，讲到我们俩之间那些往事。
渐渐地他讲得流畅了。条理和他主张的道理夹杂在讲述的事情中，在结结实实的声音里，向着我鼓动传播，一浪浪地淹盖而来。心中的痛苦和感动一同醒了，一个湖或是一条河涨水了，它们把我淹没，把我压倒，使我一动也不能动。
几个孩子都录了几句。当年那个在暮色中吆牛的少年，给我录了他朗读的我的作品，又录了他在县中学读的英语课文。
我听见了彼岸的孩子在紧张地喘息，听见有哪个娃娃在旁边窃笑。孩子们的声音后面，又是结拜兄弟——他已经习惯，而且想抓住机会，他沙哑浊重的嗓音开始给我交代一些要紧的、黄土高原的大事。
——就这样，在一个日本的下午，猝不及防地，我突然跌入了一个声音的深渊和埋伏。西海固的，黄土高原深奥腹心的声音，征服了我。
当长笛悄然游来的时候，我觉出从浊重的西海固嗓音返回的困难。倒退着，我还原到一个别扭的旧状态。听觉被那嗓音磨得粗拉了，脑子也早就凝滞，我还发觉：自己的姿势居然原封不动，时间久了，它已经僵硬。
长笛的第二个乐句，千真万确不能否认的长笛声，替代了农民的诉说，像一汪细流，转了一个弯，然后淌进了这木壁隔开的空间。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听这半盘长笛。朋友说，农民兄弟的录音仅占了磁带A面的大半，剩下的空白，就录进了些长笛曲子。而我，在我听音乐的全部经历中，从未有过如此感动的体验。也许惟有那一瞬算是震聋发聩。也许那个下午我蒙受了造物主的慈悯，被恩赐了一种音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日后里我曾多次企图发掘、重温、体会，但都没有结果。
我只清楚地知道——在长笛流入的过程里，我身心的壳都崩裂剥落了。我没有落泪，但我知道自己哭了。我僵硬地跪伏在六铺席的中央，任长笛的旋律围着我穿梭缠绕，如触如洗，把我一层层地浸蚀掉。我不知道人间还会有这样的感动，我的肉体层层溶化了，剩下心一派透明。音乐，惟有音乐，惟有此情此景之下显形的音乐，是绝对的美，是彻底的洁净，是这一方空间的至尊。无名的曲子，长笛的无名曲浸漫着，悠忽着，诉说着，陪伴着我，已经没有听觉，我被莫名的感动裹挟走了，失去了具体的知觉。
——许久以后醒悟过来，外面是东京的日暮时分。我关上录音机，小心地藏起了那盒磁带。默默收拾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再生一般，变了一个人。
我在那次经历以后不再信任现代派，而且暗暗地给音乐下了一个没有字迹的定义。不用说，如此主观任性的定义不入大雅乐厅堂；可是，作贵族态一生抚弄音乐技术或资料的人，比这粗野定义离音乐本质更远也未可知。
那个白昼的下午，使我的心成了一页薄薄的记录纸，它刚涂抹了一行，但是永不消退。听觉，或者说音响碰触心脏时的触觉，直至今天丝丝可辨。
我独自反刍过，也微微责备过自己。走在人称世界物质之都的繁华中，我觉察到自己拥有的多么宝贵。那个下午之后我沉着了，我不露声色地迎送异国剩下的日子，冷静地一步步实现着目标。
但每时每刻——虽然不轻易告诉别人，那长笛常常响起，它有时突然浮现，接着逐步清晰，然后在我的胸中萦绕。它柔美又低沉，哀伤而平静，它已经追上了、化入了我生命的律动，在我的奥深不息地流淌。
就这样，对于西洋的古典乐，我经历了这么微小的一件事。
在疾疾的人流里，我独自穿行奔波，不住地默想着一个兄弟重逢的场面。
那时天该晴了，高原上空走着清爽的风。西海固荒凉而温柔的十万大山，那时会伸开母亲的臂膀，再一次搂住我这失群的儿子。
那时天穹六合、大地四野中将只有一个声音：我们弟兄的长笛。我将把录音机放在庄户的窗台上，接上电源，安上珍藏的带子——那时十面埋伏的乐队将从海浪般的山峁背后，突然间一齐吹奏起来，庆贺人民的光阴，兄弟的相聚。
有一段时间我求教过音乐界人士，想调查一下这盘长笛的曲名作者，也想知道对这些曲子的定评——也就是公认的听觉。找了两个人，各自见仁见智，听觉完全不同。我问：那么是否可以说，人对音乐的欣赏是主观的呢？他们说不，还是有客观的分析途径。
我只好只信任自己的体验。长笛和感动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大西北的日子，百姓的受难，书生的遭遇——没有这些条件，长笛的乐曲能是丰富的吗？反过来，如果听者主观的情绪把听觉染上了一层色彩——那么音乐的本意，还能够穷究吗？音乐与欣赏之间，会不会本来就是一本误读的历史呢？
转了一圈，我没有找到音乐的定义。我不仅不再追究洋乐，也不在乎机器以及指挥乐队。附着于音乐的一切物质都可有可无；惟有耳朵，惟有耳朵主人的内心，才与音樂密切相关。
我没找到，也不想追寻一个观点了。要紧的是在我内心的收藏里，终于有了一首古典的、西洋的音乐。一首，但并不少。它命定般音沉似铁，虽然也伴着丰满阴柔。甚至它究竟为谁而写也不再重要。我多盼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作者：一己的姓名可以略去，历史的是非也可以不计，但是给人以感动，给世界留下一点儿神秘。我猜曲作者没准能同意我，说不定还会为我的诠释高兴。
音乐本是天籁，是人对它的幻听。长笛在高天飘忽，鸣唤低诉着，等待着下界的回应。而我们来了——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少触碰那盒长笛与西海固农民口信混录的磁带。我有一种恐惧，怕那种过分强烈的刺激，更怕若是听惯了，那刺激会被磨掉。第一次的听觉太难忘了，它占据的不光是我的耳朵还占据了我的感情；我害怕后来的听觉会单薄，我怕耳朵捣蛋，乱了人心中美好的方寸。
包括机器，我不愿使用北京家里的立体声，更不愿把我的长笛插进哪台最新锐的高烧音响。那个孤单下午的音乐，是用一台黑色的小录音机播出的；我明白，任凭哪台机器，也不会原样地还我那天的听觉。
我珍藏着那盘盒带，更珍藏着——即便此刻还在痛苦地奏鸣着的我们的心事。它那么动听，那么悲怆，那么激烈——它不是音乐；因为音乐的表达是不够的，它背衬着鲜艳的画面，怒吼着嘶哑的诗篇。它一响起便与它共生的，有满目疮痍的凄厉风景，有连年干旱的山顶麦子，有永远呼唤着我的，那西海固汉子的嗓音。
（摘自中国盲文出版社《长笛如诉》一书）
张承志（1948- ），生于北京，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1年毕业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精通英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对蒙古语、满语、哈萨克语亦有了解。张承志早年的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语言充满诗意，洋溢着青春热情的理想主义气息。后来的作品转向伊斯兰教题材，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等。
我怔了半晌。才意识到这是我的结拜兄弟，他的声音已到了日本。他急冲冲地，有些羞涩又像下了一个决心地，宛如念一封接一封旧式书信似的，正在向我说话。六叠小屋的板壁上，嗡嗡地震荡着他的粗嗓子。
我还没有从晕眩中醒转过来，已经听他几遍地讲“我们全家都很好”，几遍重复“不知何时能见你的面”。过了好久，我觉察到自己已经瘫软了，歪在日本式的榻榻米上。这种铺席正适合我的感觉。我意识到屋里空无一人，我发觉自己一个不动的姿势，趴在屋子正中，呆呆地对着一台小录音机。
我的位置奇妙。我潜伏在声音的外界。一个使我的脑袋晕眩崩垮的西海固声音，在我眺望的对面一方异国空间里，粗硬地穿荡。
他显然克服着面对录音机的不安，努力把车轱辘般的问候话录制得流畅。他讲到录音时的情景，讲到我们俩之间那些往事。
渐渐地他讲得流畅了。条理和他主张的道理夹杂在讲述的事情中，在结结实实的声音里，向着我鼓动传播，一浪浪地淹盖而来。心中的痛苦和感动一同醒了，一个湖或是一条河涨水了，它们把我淹没，把我压倒，使我一动也不能动。
几个孩子都录了几句。当年那个在暮色中吆牛的少年，给我录了他朗读的我的作品，又录了他在县中学读的英语课文。
我听见了彼岸的孩子在紧张地喘息，听见有哪个娃娃在旁边窃笑。孩子们的声音后面，又是结拜兄弟——他已经习惯，而且想抓住机会，他沙哑浊重的嗓音开始给我交代一些要紧的、黄土高原的大事。
——就这样，在一个日本的下午，猝不及防地，我突然跌入了一个声音的深渊和埋伏。西海固的，黄土高原深奥腹心的声音，征服了我。
当长笛悄然游来的时候，我觉出从浊重的西海固嗓音返回的困难。倒退着，我还原到一个别扭的旧状态。听觉被那嗓音磨得粗拉了，脑子也早就凝滞，我还发觉：自己的姿势居然原封不动，时间久了，它已经僵硬。
长笛的第二个乐句，千真万确不能否认的长笛声，替代了农民的诉说，像一汪细流，转了一个弯，然后淌进了这木壁隔开的空间。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听这半盘长笛。朋友说，农民兄弟的录音仅占了磁带A面的大半，剩下的空白，就录进了些长笛曲子。而我，在我听音乐的全部经历中，从未有过如此感动的体验。也许惟有那一瞬算是震聋发聩。也许那个下午我蒙受了造物主的慈悯，被恩赐了一种音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日后里我曾多次企图发掘、重温、体会，但都没有结果。
我只清楚地知道——在长笛流入的过程里，我身心的壳都崩裂剥落了。我没有落泪，但我知道自己哭了。我僵硬地跪伏在六铺席的中央，任长笛的旋律围着我穿梭缠绕，如触如洗，把我一层层地浸蚀掉。我不知道人间还会有这样的感动，我的肉体层层溶化了，剩下心一派透明。音乐，惟有音乐，惟有此情此景之下显形的音乐，是绝对的美，是彻底的洁净，是这一方空间的至尊。无名的曲子，长笛的无名曲浸漫着，悠忽着，诉说着，陪伴着我，已经没有听觉，我被莫名的感动裹挟走了，失去了具体的知觉。
——许久以后醒悟过来，外面是东京的日暮时分。我关上录音机，小心地藏起了那盒磁带。默默收拾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再生一般，变了一个人。
我在那次经历以后不再信任现代派，而且暗暗地给音乐下了一个没有字迹的定义。不用说，如此主观任性的定义不入大雅乐厅堂；可是，作贵族态一生抚弄音乐技术或资料的人，比这粗野定义离音乐本质更远也未可知。
那个白昼的下午，使我的心成了一页薄薄的记录纸，它刚涂抹了一行，但是永不消退。听觉，或者说音响碰触心脏时的触觉，直至今天丝丝可辨。
我独自反刍过，也微微责备过自己。走在人称世界物质之都的繁华中，我觉察到自己拥有的多么宝贵。那个下午之后我沉着了，我不露声色地迎送异国剩下的日子，冷静地一步步实现着目标。
但每时每刻——虽然不轻易告诉别人，那长笛常常响起，它有时突然浮现，接着逐步清晰，然后在我的胸中萦绕。它柔美又低沉，哀伤而平静，它已经追上了、化入了我生命的律动，在我的奥深不息地流淌。
就这样，对于西洋的古典乐，我经历了这么微小的一件事。
在疾疾的人流里，我独自穿行奔波，不住地默想着一个兄弟重逢的场面。
那时天该晴了，高原上空走着清爽的风。西海固荒凉而温柔的十万大山，那时会伸开母亲的臂膀，再一次搂住我这失群的儿子。
那时天穹六合、大地四野中将只有一个声音：我们弟兄的长笛。我将把录音机放在庄户的窗台上，接上电源，安上珍藏的带子——那时十面埋伏的乐队将从海浪般的山峁背后，突然间一齐吹奏起来，庆贺人民的光阴，兄弟的相聚。
有一段时间我求教过音乐界人士，想调查一下这盘长笛的曲名作者，也想知道对这些曲子的定评——也就是公认的听觉。找了两个人，各自见仁见智，听觉完全不同。我问：那么是否可以说，人对音乐的欣赏是主观的呢？他们说不，还是有客观的分析途径。
我只好只信任自己的体验。长笛和感动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大西北的日子，百姓的受难，书生的遭遇——没有这些条件，长笛的乐曲能是丰富的吗？反过来，如果听者主观的情绪把听觉染上了一层色彩——那么音乐的本意，还能够穷究吗？音乐与欣赏之间，会不会本来就是一本误读的历史呢？
转了一圈，我没有找到音乐的定义。我不仅不再追究洋乐，也不在乎机器以及指挥乐队。附着于音乐的一切物质都可有可无；惟有耳朵，惟有耳朵主人的内心，才与音樂密切相关。
我没找到，也不想追寻一个观点了。要紧的是在我内心的收藏里，终于有了一首古典的、西洋的音乐。一首，但并不少。它命定般音沉似铁，虽然也伴着丰满阴柔。甚至它究竟为谁而写也不再重要。我多盼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作者：一己的姓名可以略去，历史的是非也可以不计，但是给人以感动，给世界留下一点儿神秘。我猜曲作者没准能同意我，说不定还会为我的诠释高兴。
音乐本是天籁，是人对它的幻听。长笛在高天飘忽，鸣唤低诉着，等待着下界的回应。而我们来了——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少触碰那盒长笛与西海固农民口信混录的磁带。我有一种恐惧，怕那种过分强烈的刺激，更怕若是听惯了，那刺激会被磨掉。第一次的听觉太难忘了，它占据的不光是我的耳朵还占据了我的感情；我害怕后来的听觉会单薄，我怕耳朵捣蛋，乱了人心中美好的方寸。
包括机器，我不愿使用北京家里的立体声，更不愿把我的长笛插进哪台最新锐的高烧音响。那个孤单下午的音乐，是用一台黑色的小录音机播出的；我明白，任凭哪台机器，也不会原样地还我那天的听觉。
我珍藏着那盘盒带，更珍藏着——即便此刻还在痛苦地奏鸣着的我们的心事。它那么动听，那么悲怆，那么激烈——它不是音乐；因为音乐的表达是不够的，它背衬着鲜艳的画面，怒吼着嘶哑的诗篇。它一响起便与它共生的，有满目疮痍的凄厉风景，有连年干旱的山顶麦子，有永远呼唤着我的，那西海固汉子的嗓音。
（摘自中国盲文出版社《长笛如诉》一书）
张承志（1948- ），生于北京，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1年毕业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精通英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对蒙古语、满语、哈萨克语亦有了解。张承志早年的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语言充满诗意，洋溢着青春热情的理想主义气息。后来的作品转向伊斯兰教题材，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