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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节气刚过，早晨的北京，气温降到零下5℃，故宫东华门外的筒子河里，一半的水面结上了冰。年近70的梁金生，骑着他那辆“车龄”14年的破旧自行车，钻进东华门的门洞，再北行穿过“三座门”，来到一座不显眼的小院落。
过去38年，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晨，梁金生的车轮都会缓缓碾过故宫内的石砖，到今天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这位名副其实的“老故宫人”，“出生在故宫（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长于故宫”，大半辈子都在保管着故宫里的文物。这似乎是生来注定的，早先从其高祖父开始，算上他自己，梁家已经连续五代人在清宫和故宫博物院供职。
第五次文物大清理
梁金生推着自行车，在小院落里拐了几个弯，来到角落里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屋里靠后墙摆了一个书架，塞满了故宫文物的总账。桌上一摞线装册子，因年代久远已经泛黄卷边。
2008年，梁金生从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的位子上退休，之后被返聘，回到这间局促的办公室，继续翻看着浩如烟海的文物账册，在密密麻麻的数字中，找出文物账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作为曾经的故宫文物“大总管”，他掌管着故宫180多万件国宝的总账，要把库房里每一件文物与总账上的记录核对清楚。这项工作，他做了30多年，到今天仍在不知疲倦地与文物账本打交道，“希望为后人留下一本清清楚楚的国宝总账”。
在《国家宝藏》节目里，“国宝守护人”梁家辉向观众介绍说：梁（金生）老师这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就是清点故宫的180多万件文物。
20世纪90年代，故宫建成了大小百余座地下库房，原本存于地上的文物开始大批量转移。2004年，即将退休的梁金生，向院里提议对故宫文物进行一次大清理。
从那年开始，有近200人，穿着“紫禁城”牌的蓝大褂，穿梭于一座座库房之间，把180多万件文物的卡片、实物、账目都一一核对清楚。之后，每一个库房、每一类文物的账册都汇集到梁金生那间小屋里，他再对每一件存在遗留问题的文物、每一个对不上的数字，逐一追根溯源，找到问题出在哪儿。最后竟写出了一份10万多字的清理报告。
2010年12月，最后的瓷器库房，完成核对验收。在7年清理工作慶功会上，62岁的梁金生带动了全场职工的情绪，会场哭成一片。哭声中有不甘心的悲，又有做完一件大事的喜。
这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第五次文物大清理。“前四次清理几乎都是虎头蛇尾，我这次清理还有太多遗留问题没解决，报告上提出的意见没有落实，不能就这样虎头蛇尾地草草结束。”之后，故宫又对文物进行了3年的彻底清理。
1807558件，故宫文物第一次有了准确的总数。对梁金生来说，这次清理更大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大部分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把诸如《乾隆大藏经》等库房里的“非文物藏品”，归入文物之中，“该修复的修复，该除尘的除尘”，方便后人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利用。
这项工作在梁金生看来“是很有趣味的，通过对文物的核对，我可以跟已经流失的时间对话”。
2000年前后，年过半百的梁金生，为了给故宫留下一套数字化的文物管理系统，开始学习操作电脑，结合几十年的文物保管经验，与时任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副主任的胡锤，一同提出需求，让技术方去设计。到2005年，梁金生终于把纸上的文物总账搬到了电脑里。
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文物数据科科长王硕认为，如果没有此前两位元老级的人物一起建立起故宫文物管理信息系统，“别说7年完成，就是70年也未必能清理完”。
“这后半辈子我想完全交给故宫”
桌子上堆叠起的破旧账册，每一本都记录着几百甚至上千件国宝的名字，梁金生的工作，像是反复地钻进时空的隧道，回到近百年前的历史场景中，找到一件国宝后，再一路跟随它颠沛流离。
1979年，知青返城。31岁的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11年后，回到北京。自幼在故宫里逮蛐蛐、一年年“进宫”给父亲送饭长大的梁金生，在众多招考单位中只报了故宫，却因超龄，最终去了工程队。
在故宫工程队，梁金生干着最累的体力活，在午门广场“墁过地”，东西华门间推过几百斤的运砖车。那段日子里，30岁出头的梁金生，跟工友一起，光着膀子，下身穿蓝色工服，脚穿解放鞋，站在故宫东北角门至东南角门间的城墙上，拔掉杂草铺上石砖。
城墙下经常围着一群好奇的“老外”，拿着相机拍下他们劳动的场景，相机的“咔咔”声一响，工友们相互开玩笑说“自己的影儿又出国了”。
梁金生至今仍说不清，当时“有哪位贵人相助”，在工程队待了5年后，他就被调到故宫的保管部（文物管理处前身），做了他最向往的文物研究和保管工作。
此后的10多年里，梁金生在保管部，做着父亲此前的工作，征集文物、清点保管、核对账册。“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当时社会上的文物捐赠或卖到故宫，院里就会请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刘久安这些书画界大师和陶瓷界泰斗耿宝昌做鉴定，我每次都去听，一点一点地学”。
张忠培在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曾为故宫设计了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此后多年，故宫的管理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从此有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
其中，梁金生推动了文物保管方面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在退休前，他为故宫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休眠制度、库房点交制度和批文制度，“文物展出一次后要休眠三年。文物借出库房，谁口头说都不行，必须有院里的批文”。
人生进入第69个年头，梁金生仍过着多年来雷打不动的规律生活，一辆自行车，穿梭于东三环外的家门和故宫东华门之间，觉得坐公交车“不自由、太烦人”，过去十多年里，老伴儿的小轿车甚至都换代了三次。
故宫墙外的世界对他而言，似乎是时间停滞了。“原则性太强，完全不懂现代社会的世故，对钱没有概念，够花就行。”在儿子梁骏眼中，老爷子枯燥、没有爱好，生活中甚至有些古板。衬衣、西裤、皮鞋，永远只穿这一种风格的衣服。家里书籍、资料等物件的摆放位置和朝向，都不容得一点变动。
在故宫里，他总觉得“有好些事没做完”。文物南迁后，“从北京走了多少件，回到北京多少件，留在南京和去了台湾多少，总和应该是一个数字，”但他至今还没搞清楚；故宫文物哪些流失到民间了，哪些回来了，他要一件件弄明白；文物总账里，还有一些对不上的，他要查出来……
12月13日上午，东华门内那间办公室里，梁金生在椅子上坐定，拿起一个光盘大小的放大镜，照着一本旧书里的小字。这本1934年出版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详细记载着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溥杰的清室文物。后来的几十年里，这些散落民间的国宝，有一部分陆陆续续又回到了故宫。
梁金生要逐件查清这些文物的回归历程、文物号、是否入账等。有时，他不得不查阅不同历史时期的档案资料。一个人，一个放大镜，像大海捞针一般搜寻一件文物的蛛丝马迹。
桌子上堆叠起的破旧账册，每一本都记录着几百甚至上千件国宝的名字，梁金生的工作，像是反复地钻进时空的隧道，回到近百年前的历史场景中，找到一件国宝后，再一路跟随它颠沛流离。这一次次的文物溯源之旅，在外人看来单调枯燥，他却乐在其中。
到了傍晚，这位老人又要骑着自行车，从东华门钻出，穿行于北京冬日的街头。这座红墙深院，对于他已经太过平常，说不出喜欢去哪座宫殿走走，想不出故宫的哪个季节最美，甚至在大雪天，游客排起长队涌入故宫赏景时，他只想待在那间小屋里。
而在内心深处，“这后半辈子我想完全交给故宫”。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
过去38年，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晨，梁金生的车轮都会缓缓碾过故宫内的石砖，到今天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这位名副其实的“老故宫人”，“出生在故宫（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长于故宫”，大半辈子都在保管着故宫里的文物。这似乎是生来注定的，早先从其高祖父开始，算上他自己，梁家已经连续五代人在清宫和故宫博物院供职。
第五次文物大清理
梁金生推着自行车，在小院落里拐了几个弯，来到角落里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屋里靠后墙摆了一个书架，塞满了故宫文物的总账。桌上一摞线装册子，因年代久远已经泛黄卷边。
2008年，梁金生从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的位子上退休，之后被返聘，回到这间局促的办公室，继续翻看着浩如烟海的文物账册，在密密麻麻的数字中，找出文物账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作为曾经的故宫文物“大总管”，他掌管着故宫180多万件国宝的总账，要把库房里每一件文物与总账上的记录核对清楚。这项工作，他做了30多年，到今天仍在不知疲倦地与文物账本打交道，“希望为后人留下一本清清楚楚的国宝总账”。
在《国家宝藏》节目里，“国宝守护人”梁家辉向观众介绍说：梁（金生）老师这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就是清点故宫的180多万件文物。
20世纪90年代，故宫建成了大小百余座地下库房，原本存于地上的文物开始大批量转移。2004年，即将退休的梁金生，向院里提议对故宫文物进行一次大清理。
从那年开始，有近200人，穿着“紫禁城”牌的蓝大褂，穿梭于一座座库房之间，把180多万件文物的卡片、实物、账目都一一核对清楚。之后，每一个库房、每一类文物的账册都汇集到梁金生那间小屋里，他再对每一件存在遗留问题的文物、每一个对不上的数字，逐一追根溯源，找到问题出在哪儿。最后竟写出了一份10万多字的清理报告。
2010年12月，最后的瓷器库房，完成核对验收。在7年清理工作慶功会上，62岁的梁金生带动了全场职工的情绪，会场哭成一片。哭声中有不甘心的悲，又有做完一件大事的喜。
这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第五次文物大清理。“前四次清理几乎都是虎头蛇尾，我这次清理还有太多遗留问题没解决，报告上提出的意见没有落实，不能就这样虎头蛇尾地草草结束。”之后，故宫又对文物进行了3年的彻底清理。
1807558件，故宫文物第一次有了准确的总数。对梁金生来说，这次清理更大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大部分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把诸如《乾隆大藏经》等库房里的“非文物藏品”，归入文物之中，“该修复的修复，该除尘的除尘”，方便后人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利用。
这项工作在梁金生看来“是很有趣味的，通过对文物的核对，我可以跟已经流失的时间对话”。
2000年前后，年过半百的梁金生，为了给故宫留下一套数字化的文物管理系统，开始学习操作电脑，结合几十年的文物保管经验，与时任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副主任的胡锤，一同提出需求，让技术方去设计。到2005年，梁金生终于把纸上的文物总账搬到了电脑里。
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文物数据科科长王硕认为，如果没有此前两位元老级的人物一起建立起故宫文物管理信息系统，“别说7年完成，就是70年也未必能清理完”。
“这后半辈子我想完全交给故宫”
桌子上堆叠起的破旧账册，每一本都记录着几百甚至上千件国宝的名字，梁金生的工作，像是反复地钻进时空的隧道，回到近百年前的历史场景中，找到一件国宝后，再一路跟随它颠沛流离。
1979年，知青返城。31岁的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11年后，回到北京。自幼在故宫里逮蛐蛐、一年年“进宫”给父亲送饭长大的梁金生，在众多招考单位中只报了故宫，却因超龄，最终去了工程队。
在故宫工程队，梁金生干着最累的体力活，在午门广场“墁过地”，东西华门间推过几百斤的运砖车。那段日子里，30岁出头的梁金生，跟工友一起，光着膀子，下身穿蓝色工服，脚穿解放鞋，站在故宫东北角门至东南角门间的城墙上，拔掉杂草铺上石砖。
城墙下经常围着一群好奇的“老外”，拿着相机拍下他们劳动的场景，相机的“咔咔”声一响，工友们相互开玩笑说“自己的影儿又出国了”。
梁金生至今仍说不清，当时“有哪位贵人相助”，在工程队待了5年后，他就被调到故宫的保管部（文物管理处前身），做了他最向往的文物研究和保管工作。
此后的10多年里，梁金生在保管部，做着父亲此前的工作，征集文物、清点保管、核对账册。“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当时社会上的文物捐赠或卖到故宫，院里就会请启功、谢稚柳、徐邦达、刘久安这些书画界大师和陶瓷界泰斗耿宝昌做鉴定，我每次都去听，一点一点地学”。
张忠培在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曾为故宫设计了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此后多年，故宫的管理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从此有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
其中，梁金生推动了文物保管方面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在退休前，他为故宫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休眠制度、库房点交制度和批文制度，“文物展出一次后要休眠三年。文物借出库房，谁口头说都不行，必须有院里的批文”。
人生进入第69个年头，梁金生仍过着多年来雷打不动的规律生活，一辆自行车，穿梭于东三环外的家门和故宫东华门之间，觉得坐公交车“不自由、太烦人”，过去十多年里，老伴儿的小轿车甚至都换代了三次。
故宫墙外的世界对他而言，似乎是时间停滞了。“原则性太强，完全不懂现代社会的世故，对钱没有概念，够花就行。”在儿子梁骏眼中，老爷子枯燥、没有爱好，生活中甚至有些古板。衬衣、西裤、皮鞋，永远只穿这一种风格的衣服。家里书籍、资料等物件的摆放位置和朝向，都不容得一点变动。
在故宫里，他总觉得“有好些事没做完”。文物南迁后，“从北京走了多少件，回到北京多少件，留在南京和去了台湾多少，总和应该是一个数字，”但他至今还没搞清楚；故宫文物哪些流失到民间了，哪些回来了，他要一件件弄明白；文物总账里，还有一些对不上的，他要查出来……
12月13日上午，东华门内那间办公室里，梁金生在椅子上坐定，拿起一个光盘大小的放大镜，照着一本旧书里的小字。这本1934年出版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详细记载着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溥杰的清室文物。后来的几十年里，这些散落民间的国宝，有一部分陆陆续续又回到了故宫。
梁金生要逐件查清这些文物的回归历程、文物号、是否入账等。有时，他不得不查阅不同历史时期的档案资料。一个人，一个放大镜，像大海捞针一般搜寻一件文物的蛛丝马迹。
桌子上堆叠起的破旧账册，每一本都记录着几百甚至上千件国宝的名字，梁金生的工作，像是反复地钻进时空的隧道，回到近百年前的历史场景中，找到一件国宝后，再一路跟随它颠沛流离。这一次次的文物溯源之旅，在外人看来单调枯燥，他却乐在其中。
到了傍晚，这位老人又要骑着自行车，从东华门钻出，穿行于北京冬日的街头。这座红墙深院，对于他已经太过平常，说不出喜欢去哪座宫殿走走，想不出故宫的哪个季节最美，甚至在大雪天，游客排起长队涌入故宫赏景时，他只想待在那间小屋里。
而在内心深处，“这后半辈子我想完全交给故宫”。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