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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收购尤其是跨境并购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正酣，一度沉寂的海外并购思潮却正在酝酿并发酵。
但是，兼并收购尤其是跨境并购本身就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那么，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局势下，部分行业处于严冬之际，本土资本有没有跨境收购的机会？逆市操作的机会又如何把握？
股权交易：频繁而凌乱
回答以上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近来发生的几起并购案。
9月25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正式全资收购加拿大石油上市企业Tanganyika Oil公司。该交易的收购额为20.7亿加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36亿元。
9月25日，贵航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收购深市上市公司三鑫股份，成为其新的实际控制人。
9月30日，招商银行以193亿港元收购香港永隆银行53.12%股权，并将履行全面要约义务。
显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国内资本市场严寒，并没有降低股权交易的热度。相反，自2008年4月份以来，内地企业之间以及跨境并购交易较去年同期更为活跃。但是，今年并购市场有一个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交易频繁而热点凌乱。这往往意味着产业投资者在行业、地域的结构选择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并购策略选择矩阵
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下，就需要一个简明的思考框架，来理解和设计并购策略。
从本质上讲，并购就是资本价值与资产价值的交换；显然，这一交换往往并不遵循等价规则，并购收益（或损失）就来源于这一交换的价值差。我们用资本比价和资产比价两个概念来尝试着分析并购策略。
资产比价指收购方与被收购方的资产质量之比，往往用各自的业务毛利率（同行业，具有业务可比性）或资产利润率（不同行业，或不具有可比性）之比来代表。当收购方资产价值高于被收购方资产价值时，收购行为往往更多关注整合的财务效应，包括降低成本、分摊固定费用以及税盾效益等，我们称之为“财务型”并购。财务型并购的风险一般较低，往往能够事先锁定大部分风险和收益。
当收购方资产价值低于被收购方资产价值时，收购行为往往更多关注整合的战略效应，包括产业链重组和升级、进军高端消费市场以及获得稀缺的垄断资源等，我们称之为“战略型”并购。战略型并购的风险一般较高，并购后整合的难度非常大。
资本比价指收购方与被收购方的资本市场评价之比，往往用各自的市盈率之比来代表。当收购方市盈率高于被收购方市盈率，收购往往倾向于通过换股来完成，收购后一般有助提高整合企业的资本价值，我们称为“稳健型”并购。
当收购方市盈率低于被收购方市盈率时，收购往往倾向于通过现金交易来完成，而在触发要约义务时，收购方会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我们称之为“激进型”并购。激进型并购一般不被使用。但是，当收购方急于通过并购完成或推进其战略布局时，也会采用此种手段。
我们把资产比价和资本比价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简明的并购策略工具，有了这个工具，我们再来观察近来发生的并购案例，可能会从纷繁的表象中看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比如，中石化收购Tanganyika Oil公司就是一起典型的激进战略型收购，虽然Tanganyika Oil的市盈率高达50倍以上（同期中石化市盈率为18倍左右），但是，Tanganyika Oil持有6座叙利亚未开发油田，石油储量逾55亿桶。毋庸讳言，这个收购是国家战略，已经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
跨境并购的时间之窗
本土产业资本跨境收购鲜有成功案例，而金融资本的境外投资更因国际金融市场风暴而产生了数百亿美元的浮亏。在国际经济格局沧桑巨变的时刻，跨境并购对本土企业来讲，是深不见底的陷阱还是百年一遇的机会呢？
一般来讲，本土企业与欧美企业在资产质量上还是有差距的。这一差距不只表现在工业技术上，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积累、品牌以及组织结构和系统等软实力上，而后面的差距一般是“买”不来的，只有靠时间来完成内部构造过程。
比如，我国汽车工业自助创新能力不足，并不仅仅是发动机技术有差距，实际上，发动机技术首先是军工实力的体现，而我们在这方面并不比日、韩落后；相反，制约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整车设计数据的缺乏，而设计数据是要靠数十种乃至数百种车型累计上千万的行驶里程来构造的。
因此，通过跨境收购实现在产业价值上的跃迁，一直是中国企业的梦想；肇始美国的金融危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时间窗口。
目前，本土企业很难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来筹措跨境并购资金。但是，中国国家信用和许多资源型和制造业企业的信用，还是对国际资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应该看到，美国国家信用濒临破产，实际上为中国本土产业资本提供了一次巨大的资本比价提升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用所筹措的资金来支持国内优势制造企业和资源企业收购欧美国家的优势产业资源呢？这个资本比价提升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需要考验的仅仅是决策者和企业家的反应速度了。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正酣，一度沉寂的海外并购思潮却正在酝酿并发酵。
但是，兼并收购尤其是跨境并购本身就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那么，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局势下，部分行业处于严冬之际，本土资本有没有跨境收购的机会？逆市操作的机会又如何把握？
股权交易：频繁而凌乱
回答以上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近来发生的几起并购案。
9月25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正式全资收购加拿大石油上市企业Tanganyika Oil公司。该交易的收购额为20.7亿加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36亿元。
9月25日，贵航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收购深市上市公司三鑫股份，成为其新的实际控制人。
9月30日，招商银行以193亿港元收购香港永隆银行53.12%股权，并将履行全面要约义务。
显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国内资本市场严寒，并没有降低股权交易的热度。相反，自2008年4月份以来，内地企业之间以及跨境并购交易较去年同期更为活跃。但是，今年并购市场有一个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交易频繁而热点凌乱。这往往意味着产业投资者在行业、地域的结构选择上出现了严重分歧。
并购策略选择矩阵
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下，就需要一个简明的思考框架，来理解和设计并购策略。
从本质上讲，并购就是资本价值与资产价值的交换；显然，这一交换往往并不遵循等价规则，并购收益（或损失）就来源于这一交换的价值差。我们用资本比价和资产比价两个概念来尝试着分析并购策略。
资产比价指收购方与被收购方的资产质量之比，往往用各自的业务毛利率（同行业，具有业务可比性）或资产利润率（不同行业，或不具有可比性）之比来代表。当收购方资产价值高于被收购方资产价值时，收购行为往往更多关注整合的财务效应，包括降低成本、分摊固定费用以及税盾效益等，我们称之为“财务型”并购。财务型并购的风险一般较低，往往能够事先锁定大部分风险和收益。
当收购方资产价值低于被收购方资产价值时，收购行为往往更多关注整合的战略效应，包括产业链重组和升级、进军高端消费市场以及获得稀缺的垄断资源等，我们称之为“战略型”并购。战略型并购的风险一般较高，并购后整合的难度非常大。
资本比价指收购方与被收购方的资本市场评价之比，往往用各自的市盈率之比来代表。当收购方市盈率高于被收购方市盈率，收购往往倾向于通过换股来完成，收购后一般有助提高整合企业的资本价值，我们称为“稳健型”并购。
当收购方市盈率低于被收购方市盈率时，收购往往倾向于通过现金交易来完成，而在触发要约义务时，收购方会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我们称之为“激进型”并购。激进型并购一般不被使用。但是，当收购方急于通过并购完成或推进其战略布局时，也会采用此种手段。
我们把资产比价和资本比价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简明的并购策略工具，有了这个工具，我们再来观察近来发生的并购案例，可能会从纷繁的表象中看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比如，中石化收购Tanganyika Oil公司就是一起典型的激进战略型收购，虽然Tanganyika Oil的市盈率高达50倍以上（同期中石化市盈率为18倍左右），但是，Tanganyika Oil持有6座叙利亚未开发油田，石油储量逾55亿桶。毋庸讳言，这个收购是国家战略，已经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行为。
跨境并购的时间之窗
本土产业资本跨境收购鲜有成功案例，而金融资本的境外投资更因国际金融市场风暴而产生了数百亿美元的浮亏。在国际经济格局沧桑巨变的时刻，跨境并购对本土企业来讲，是深不见底的陷阱还是百年一遇的机会呢？
一般来讲，本土企业与欧美企业在资产质量上还是有差距的。这一差距不只表现在工业技术上，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积累、品牌以及组织结构和系统等软实力上，而后面的差距一般是“买”不来的，只有靠时间来完成内部构造过程。
比如，我国汽车工业自助创新能力不足，并不仅仅是发动机技术有差距，实际上，发动机技术首先是军工实力的体现，而我们在这方面并不比日、韩落后；相反，制约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整车设计数据的缺乏，而设计数据是要靠数十种乃至数百种车型累计上千万的行驶里程来构造的。
因此，通过跨境收购实现在产业价值上的跃迁，一直是中国企业的梦想；肇始美国的金融危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时间窗口。
目前，本土企业很难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来筹措跨境并购资金。但是，中国国家信用和许多资源型和制造业企业的信用，还是对国际资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应该看到，美国国家信用濒临破产，实际上为中国本土产业资本提供了一次巨大的资本比价提升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用所筹措的资金来支持国内优势制造企业和资源企业收购欧美国家的优势产业资源呢？这个资本比价提升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需要考验的仅仅是决策者和企业家的反应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