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高考刚放榜,7月7日一清早,我就收到老陶的短信,说他女儿陶雨晴已被香港浸会大学录取,估计是特长起了作用。在我印象中,老陶的女儿酷爱写作,喜欢看课外书,经常不交作业,老师也管不了。最后,学校逼着焦头烂额的老陶,要么带女儿看心理医生,要么休学回家。
是什么使她能得到浸会大学的青睐呢?
陶爸爸说,陶雨晴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心重,有点语言天赋。小时候就爱看书,读了不少生物方面的书,这方面的知识连爸爸都要跟她学。
老陶给女儿看《小蝌蚪找妈妈》,陶雨晴说不科学,搞错了,妈妈找得不对。“青蛙的卵是一团团的,癞蛤蟆的卵才是一条条的。”有一天,女儿惊奇地告诉爸爸,她看见蚂蚁长了翅膀,从洞里飞出来,这叫“婚飞”,一年只有一天,所有的雄蚂蚁和候补的蚂蚁女王都飞出来交配。
“一上学,就完了,她再也没快乐过。”老陶说。最让小学老师头疼的,是陶雨晴不交作业、不听课。知道陶雨晴有点天分,老师甚至对她还有些照顾。“到后来,小学校长挺无奈地说:陶雨晴这孩子,只要她不影响别人,不要管她!”
上了初中,雨晴闹腾得更厉害,老陶被叫到学校的次数更多了。主要是作业问题,还有几次是打架。初中,每天有几项指标:交没交作业、听不听课、迟不迟到、上课说不说话、打不打架等等,由班干部每天填,陶雨晴就属于经常被填上的主儿。
陶雨晴气呼呼地说:“我们学校也分好班和差班,老师让已经毕业的学生回来讲学习经验,给好班请的都是考上北大、清华的人,给我们找的,都是上语言学院之类的。这就是把人分了等级,凭什么呀!”
“别人都能顺从,你也就随大流呗! ”我安慰陶雨晴。
“可我心里不舒服。”陶雨晴说。私底下,她们同学也都讨厌虚伪的人,讨厌一本正经、装模作样的人。“在我价值观形成时,我觉得学校里教我的许多东西是错的,我不能接受,但我又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也迎合学校教的那套,有时候又批判它。”陶雨晴说。
中考完的暑假里,陶雨晴写了一篇文章《永州之野》。老陶觉得奇怪:“这是我孩子写的吗?”拿给朋友们看,大家也很惊讶:这不像个初中生写的,文字这么老道。大家都鼓励她参加“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结果,得了个一等奖。
陶雨晴出过一本书——《窃蛋龙的千古奇冤》,里边收集了42篇她写的科普文章。“出书了,没送给你们语文老师?”我问。“送了,但她没时间看。每回上课,老师都说整天多忙呵!多累呵!光那些作业本,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啦。”
说起上语文课,小陶来劲儿了。她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些好文章,老师却没有讲好。“像《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得多好呵,文字多么光彩夺目,如果讲得很悲惨,那文章的美感,全给糟践了。”
老陶一度挺矛盾:凭这孩子的智力,如果把她的特长、兴趣拼命给压下去,写作放下来,让她一门心思奔高考,死抠教科书,肯定也能考出高分来,“但是她不干,我也不忍心。”
“我就是个投降派!”老陶这么说自己,“应该说,好多小孩都不适应这种教育制度,但最后都服了,怎么办呢?你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呗! ”
老陶的政策是,大学还是要上的,哪怕二本也行。但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期末考试,陶雨晴只考了346分。2008年,老陶父女也试着参加了北京一所大学的自主招生,但没戏。
2009年,高考填志愿,老陶上网查了半天,最后选中了香港浸会大学,可2008年浸会大学在北京的文科平均录取线是628分。
网上报名时,老陶把陶雨晴出版过的书、得过的奖全填上了。陶雨晴2009年考了560分,只超过一本线28分。没料到,香港浸会大学来了面试通知。去面试时,父女俩也没敢抱多大希望,因为内地有3000多号人报名,录取名额只有140个。
面试后,老陶问都面试些啥?小陶说是随便聊,比如,她谈了自己的观点:人的欲望不能被压抑。问她为什么想上浸大,说是想换个环境。问读过《论语》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看过。问是哪篇文章获奖了,她就把书送给了面试官。聊得多的,还是文学方面的话题。
没想到,隔了一天,浸大就来电话,说陶雨晴被录取了,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采访结束后,我收到老陶发来的一封邮件,谈了他的“一点想法”。我反复读了好多遍,越读心里越酸:
“……这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是有点倔,有点自己的爱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了……这就是陶雨晴。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精英的故事,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高考轧路机下面的小草的经历。在她的经历中,没有人有什么错,学校、老师都没有,甚至对她比一般学生还要宽容。而值得重视的是,为什么在学校、老师都没有什么错误的情况下,学生还这样地不快乐。 ”
驿路摘自《中国青年报》 编辑/静眉
陶雨晴,女,1990年生于北京。小学与初中期间分别在“华人少年作文比赛”和“全国新蕾杯作文比赛”中获奖,高一和高二期间两次参加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分别获一等奖和入围奖。出版有《窃蛋龙的千古奇冤》一书。
是什么使她能得到浸会大学的青睐呢?
陶爸爸说,陶雨晴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心重,有点语言天赋。小时候就爱看书,读了不少生物方面的书,这方面的知识连爸爸都要跟她学。
老陶给女儿看《小蝌蚪找妈妈》,陶雨晴说不科学,搞错了,妈妈找得不对。“青蛙的卵是一团团的,癞蛤蟆的卵才是一条条的。”有一天,女儿惊奇地告诉爸爸,她看见蚂蚁长了翅膀,从洞里飞出来,这叫“婚飞”,一年只有一天,所有的雄蚂蚁和候补的蚂蚁女王都飞出来交配。
“一上学,就完了,她再也没快乐过。”老陶说。最让小学老师头疼的,是陶雨晴不交作业、不听课。知道陶雨晴有点天分,老师甚至对她还有些照顾。“到后来,小学校长挺无奈地说:陶雨晴这孩子,只要她不影响别人,不要管她!”
上了初中,雨晴闹腾得更厉害,老陶被叫到学校的次数更多了。主要是作业问题,还有几次是打架。初中,每天有几项指标:交没交作业、听不听课、迟不迟到、上课说不说话、打不打架等等,由班干部每天填,陶雨晴就属于经常被填上的主儿。
陶雨晴气呼呼地说:“我们学校也分好班和差班,老师让已经毕业的学生回来讲学习经验,给好班请的都是考上北大、清华的人,给我们找的,都是上语言学院之类的。这就是把人分了等级,凭什么呀!”
“别人都能顺从,你也就随大流呗! ”我安慰陶雨晴。
“可我心里不舒服。”陶雨晴说。私底下,她们同学也都讨厌虚伪的人,讨厌一本正经、装模作样的人。“在我价值观形成时,我觉得学校里教我的许多东西是错的,我不能接受,但我又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也迎合学校教的那套,有时候又批判它。”陶雨晴说。
中考完的暑假里,陶雨晴写了一篇文章《永州之野》。老陶觉得奇怪:“这是我孩子写的吗?”拿给朋友们看,大家也很惊讶:这不像个初中生写的,文字这么老道。大家都鼓励她参加“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结果,得了个一等奖。
陶雨晴出过一本书——《窃蛋龙的千古奇冤》,里边收集了42篇她写的科普文章。“出书了,没送给你们语文老师?”我问。“送了,但她没时间看。每回上课,老师都说整天多忙呵!多累呵!光那些作业本,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啦。”
说起上语文课,小陶来劲儿了。她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些好文章,老师却没有讲好。“像《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得多好呵,文字多么光彩夺目,如果讲得很悲惨,那文章的美感,全给糟践了。”
老陶一度挺矛盾:凭这孩子的智力,如果把她的特长、兴趣拼命给压下去,写作放下来,让她一门心思奔高考,死抠教科书,肯定也能考出高分来,“但是她不干,我也不忍心。”
“我就是个投降派!”老陶这么说自己,“应该说,好多小孩都不适应这种教育制度,但最后都服了,怎么办呢?你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呗! ”
老陶的政策是,大学还是要上的,哪怕二本也行。但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期末考试,陶雨晴只考了346分。2008年,老陶父女也试着参加了北京一所大学的自主招生,但没戏。
2009年,高考填志愿,老陶上网查了半天,最后选中了香港浸会大学,可2008年浸会大学在北京的文科平均录取线是628分。
网上报名时,老陶把陶雨晴出版过的书、得过的奖全填上了。陶雨晴2009年考了560分,只超过一本线28分。没料到,香港浸会大学来了面试通知。去面试时,父女俩也没敢抱多大希望,因为内地有3000多号人报名,录取名额只有140个。
面试后,老陶问都面试些啥?小陶说是随便聊,比如,她谈了自己的观点:人的欲望不能被压抑。问她为什么想上浸大,说是想换个环境。问读过《论语》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看过。问是哪篇文章获奖了,她就把书送给了面试官。聊得多的,还是文学方面的话题。
没想到,隔了一天,浸大就来电话,说陶雨晴被录取了,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采访结束后,我收到老陶发来的一封邮件,谈了他的“一点想法”。我反复读了好多遍,越读心里越酸:
“……这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是有点倔,有点自己的爱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下来了……这就是陶雨晴。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精英的故事,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高考轧路机下面的小草的经历。在她的经历中,没有人有什么错,学校、老师都没有,甚至对她比一般学生还要宽容。而值得重视的是,为什么在学校、老师都没有什么错误的情况下,学生还这样地不快乐。 ”
驿路摘自《中国青年报》 编辑/静眉
陶雨晴,女,1990年生于北京。小学与初中期间分别在“华人少年作文比赛”和“全国新蕾杯作文比赛”中获奖,高一和高二期间两次参加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分别获一等奖和入围奖。出版有《窃蛋龙的千古奇冤》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