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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经济出身的，自己开过公司，在国企民企也都混过。以前经济学的论著还读得比较勤，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已经分辨得出哪种理论更靠谱，也就渐渐失去了阅读这方面书籍的兴趣。我买这本书纯属偶然。书店里，我随便翻了几页读读，觉得此书作者不错，大体和我持相同看法。既然见解差不多，一般说来，我就觉得没什么买回去的必要。
但那天就是鬼使神差地，我牵着它去了收银台，然后又把它领回了家。原因之一是作者图洛克，我的书架上至今没有他的一本书，买它是出于补缺的心理。原因之二是最近网上总看到有人吹捧北欧的福利国家，恬不知耻地唱衰自由市场，心里阵阵窝火，就买它泄愤。本来对此书不抱期望，因为觉得反国家福利、反国家再分配乃是经济学常识，读多一本这类的也不会有什么惊喜。但读着读着，读出味道来了。
图洛克告诉我们，福利国家并不像它宣称的帮助了穷人。“如果对福利国家的一般评价是它帮助了穷人，就令人感到惊讶了。然而并不是很明显，它通过直接转移使穷人得到的帮助比他们在更传统的制度下得到的帮助多，而且它确实引发了小幅度的经济增长，造成的结果是，穷人在长期中—跟其他人一样—状况会恶化。”究其原因在于，“政府部分来说是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器，但现代福利国家更是一个向那些因为某种原因而拥有了政治权力的人创造转移支付的机器。”其实就是说，为了穷人而福利是幌子，某些政客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从中获益了，但他们并不是穷人。福利政策是把水搅混了，然后有人偷偷摸鱼。
如此严词谴责福利主义，肯定不受人欢迎。但图洛克的论证过程是严密的，令人心悦诚服。前阵子我和一位芬兰留学归来的朋友聊天，他是金融专业的，告诉我北欧的福利制度如何过度透支了财富，令未来几代人的负担沉重，前途黯淡。在这本书里，我看到图洛克也从类似的角度剖析了同样的困境。他说，“福利政策刚开始实施时，大部分人会享受到短暂的好处，但是所有的后代却会因此显著受损。这几乎可以说是转型红利陷阱的完美案例。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很不幸的缺点。那就是后代不可以（在现在）投票，因此，当代人不必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这可能是一个以后代人的福利为代价使当代人受益的例子。”
对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教育，图洛克也是不遗余力地抨击。他像弗里德曼一样主张“自由教育”，坚决反对公立教育体制。他说，“大多数的独裁者也偏爱广泛的公共教育。对他们来说，也许这部分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总收入，因此也增加了他们的权力、名声和瑞士银行账户里的数额。当然，不管什么恰巧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对孩子进行教育灌输的绝佳机会。实际上，这种教育灌输应该是教会为什么时时处处都有很强的兴趣发展教育的根本原因。”
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角色并不光彩，福利国家对穷人的帮助也并卓越，没有证据显示它使穷人受益了，相反却可能轻微地损害了穷人的利益。既然道理如此浅显，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相信福利的神话，不顾事实鼓吹政府干预再分配呢？图洛克说，这是因为“知识界喜欢追随风潮，原因在于，他们与别人一样，没有任何强烈的实事求是的动机，把政府政策彻查清楚。”
另外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系于政府的政策： “新阶层是职业知识分子与公务员的统称。他们在事实上享受到了政府膨胀带来的好处。政府的扩张不仅仅带来更多的职位，也更多地需要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换句话说，他们从中受益。大多数的公务员偏爱它的扩张，甚至抱怨它扩张的速度太慢。从这个现象里，我们可以推断他们也是为‘阶级利益’所推动。”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的，这话对了一大半。由于中国的改革起点是一个教育回报受到抑制的计划经济，再加上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保持了社会中原有的权力结构，这样的市场化进程的确难以避免收入差距的扩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不需要政策关注的问题。政府是一个提供公共品的机构，而人类社会一直需要这样一个公共品，那就是“平等”。人类对于平等的需要既是因为人有将“公正”作为基本价值的需要，也因为不平等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贫困治理、促进健康、增进信任、改善环境等均有负面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追求适度的收入均等并不只是为了“公正”本身，也是为了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恰恰是因为收入的适度均等利于持续发展这样一个公众目标，使得“平等”本身成了社会需要的公共品，而它却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品。有了这些认识，经济学家就可以告诉人们，收入适度均等化不应该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特别是当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公正”不能达成一致时，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追求适度的收入均等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
适度地缩小收入差距成为当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反对任何认为收入不均等无需成为政策目标的无知，我更反对认为经济学家只关心效率，不关心不平等问题的误解。然而，正当我们把适度的收入均等作为一个目标交给政府的时候，我们却可能面临着一种新的悖论，甚至是危险，那就是，政府有可能在收入均等的政治口号下，为特权的存在提供借口，最后，政府的政策是扩大了差距，还是缩小了差距，成为一个未知数。正当经济学家们努力揭示出收入过度不均等可能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以促成合理控制收入差距的社会共识的时候，图洛克教授在《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一书中对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怀疑不失为振聋发聩的一记警钟。
图洛克教授的一个基本的担心是收入再分配可能过度。他试图说明，在一个投票机制下，贪婪（想有更多收入）和有忌妒心（希望某些其他人收入更低）人可以迫使那些貪婪并且慈善（希望某些其他人收入更高）的人们支付更多的收入转移支付。相比之下，如果慈善的人可以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们将支付得更少些。这种担心从精神上继承了公共选择学派对于政治过程是否可能实现社会最优的怀疑。图洛克还认为，政策制定者（包括经济学）有时可能会成为好事者，会怀疑人们判断自己的效用的能力，从而为包括再分配政策在内的政府政策提供一个理由。不巧的是，有时，我也认为，人的短视行为，或者对于社群内部其他人的行为的模仿，都可能使个人的选择偏离社会最优的状态。政策的干预在理论上是有可能改善社会的福利状态的，但是在现实中，政府是否能够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研究一方面有成为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的倾向，一方面又有沦为快餐化的政策咨询和形势分析的趋势。工具取代了思想，热闹赶走了冷静。这时，一本并不算太新的著作的中文版得以问世，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什么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而这样的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若干年再读它，仍然觉得它在说当代的事，并且继续在引起新的争论。
但那天就是鬼使神差地，我牵着它去了收银台，然后又把它领回了家。原因之一是作者图洛克，我的书架上至今没有他的一本书，买它是出于补缺的心理。原因之二是最近网上总看到有人吹捧北欧的福利国家，恬不知耻地唱衰自由市场，心里阵阵窝火，就买它泄愤。本来对此书不抱期望，因为觉得反国家福利、反国家再分配乃是经济学常识，读多一本这类的也不会有什么惊喜。但读着读着，读出味道来了。
图洛克告诉我们，福利国家并不像它宣称的帮助了穷人。“如果对福利国家的一般评价是它帮助了穷人，就令人感到惊讶了。然而并不是很明显，它通过直接转移使穷人得到的帮助比他们在更传统的制度下得到的帮助多，而且它确实引发了小幅度的经济增长，造成的结果是，穷人在长期中—跟其他人一样—状况会恶化。”究其原因在于，“政府部分来说是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器，但现代福利国家更是一个向那些因为某种原因而拥有了政治权力的人创造转移支付的机器。”其实就是说，为了穷人而福利是幌子，某些政客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从中获益了，但他们并不是穷人。福利政策是把水搅混了，然后有人偷偷摸鱼。
如此严词谴责福利主义，肯定不受人欢迎。但图洛克的论证过程是严密的，令人心悦诚服。前阵子我和一位芬兰留学归来的朋友聊天，他是金融专业的，告诉我北欧的福利制度如何过度透支了财富，令未来几代人的负担沉重，前途黯淡。在这本书里，我看到图洛克也从类似的角度剖析了同样的困境。他说，“福利政策刚开始实施时，大部分人会享受到短暂的好处，但是所有的后代却会因此显著受损。这几乎可以说是转型红利陷阱的完美案例。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很不幸的缺点。那就是后代不可以（在现在）投票，因此，当代人不必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这可能是一个以后代人的福利为代价使当代人受益的例子。”
对于国家提供的公共教育，图洛克也是不遗余力地抨击。他像弗里德曼一样主张“自由教育”，坚决反对公立教育体制。他说，“大多数的独裁者也偏爱广泛的公共教育。对他们来说，也许这部分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总收入，因此也增加了他们的权力、名声和瑞士银行账户里的数额。当然，不管什么恰巧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是对孩子进行教育灌输的绝佳机会。实际上，这种教育灌输应该是教会为什么时时处处都有很强的兴趣发展教育的根本原因。”
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角色并不光彩，福利国家对穷人的帮助也并卓越，没有证据显示它使穷人受益了，相反却可能轻微地损害了穷人的利益。既然道理如此浅显，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相信福利的神话，不顾事实鼓吹政府干预再分配呢？图洛克说，这是因为“知识界喜欢追随风潮，原因在于，他们与别人一样，没有任何强烈的实事求是的动机，把政府政策彻查清楚。”
另外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系于政府的政策： “新阶层是职业知识分子与公务员的统称。他们在事实上享受到了政府膨胀带来的好处。政府的扩张不仅仅带来更多的职位，也更多地需要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换句话说，他们从中受益。大多数的公务员偏爱它的扩张，甚至抱怨它扩张的速度太慢。从这个现象里，我们可以推断他们也是为‘阶级利益’所推动。”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的，这话对了一大半。由于中国的改革起点是一个教育回报受到抑制的计划经济，再加上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保持了社会中原有的权力结构，这样的市场化进程的确难以避免收入差距的扩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不需要政策关注的问题。政府是一个提供公共品的机构，而人类社会一直需要这样一个公共品，那就是“平等”。人类对于平等的需要既是因为人有将“公正”作为基本价值的需要，也因为不平等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贫困治理、促进健康、增进信任、改善环境等均有负面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追求适度的收入均等并不只是为了“公正”本身，也是为了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恰恰是因为收入的适度均等利于持续发展这样一个公众目标，使得“平等”本身成了社会需要的公共品，而它却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品。有了这些认识，经济学家就可以告诉人们，收入适度均等化不应该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特别是当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公正”不能达成一致时，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追求适度的收入均等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
适度地缩小收入差距成为当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反对任何认为收入不均等无需成为政策目标的无知，我更反对认为经济学家只关心效率，不关心不平等问题的误解。然而，正当我们把适度的收入均等作为一个目标交给政府的时候，我们却可能面临着一种新的悖论，甚至是危险，那就是，政府有可能在收入均等的政治口号下，为特权的存在提供借口，最后，政府的政策是扩大了差距，还是缩小了差距，成为一个未知数。正当经济学家们努力揭示出收入过度不均等可能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以促成合理控制收入差距的社会共识的时候，图洛克教授在《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一书中对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怀疑不失为振聋发聩的一记警钟。
图洛克教授的一个基本的担心是收入再分配可能过度。他试图说明，在一个投票机制下，贪婪（想有更多收入）和有忌妒心（希望某些其他人收入更低）人可以迫使那些貪婪并且慈善（希望某些其他人收入更高）的人们支付更多的收入转移支付。相比之下，如果慈善的人可以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们将支付得更少些。这种担心从精神上继承了公共选择学派对于政治过程是否可能实现社会最优的怀疑。图洛克还认为，政策制定者（包括经济学）有时可能会成为好事者，会怀疑人们判断自己的效用的能力，从而为包括再分配政策在内的政府政策提供一个理由。不巧的是，有时，我也认为，人的短视行为，或者对于社群内部其他人的行为的模仿，都可能使个人的选择偏离社会最优的状态。政策的干预在理论上是有可能改善社会的福利状态的，但是在现实中，政府是否能够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研究一方面有成为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的倾向，一方面又有沦为快餐化的政策咨询和形势分析的趋势。工具取代了思想，热闹赶走了冷静。这时，一本并不算太新的著作的中文版得以问世，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什么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而这样的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若干年再读它，仍然觉得它在说当代的事，并且继续在引起新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