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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地方的改革创新空间还是很大，但对创新的水平要求更高。”
更高层次上创新
《决策》：近年来越来越强调地方的执行落实，有些人认为地方改革创新的空间变小了。对此，您有何观察？
薛澜：十九大报告主调之一，是坚持改革、坚持创新。改革创新一定是顶层设计和地方创新相结合。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过去，物质需求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同质性比较强，比如吃穿住等。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定义完全不一样，新时代社会新的需求是多层次、多元化的。这一点非常突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就需要各地不断改革创新。
另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后的蕴涵，恰恰就是说中国的很多政策很难一刀切。中央总体设计出来以后，还是需要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各种创新的方式去执行。地方创新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发挥地方创新的积极性，所以地方创新的经验还是会传承下去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今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和规则框架。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很多的地方改革创新是没有框架的，而今后这方面会越来越成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国家健康发展的表现。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是说地方没有创新的空间了，而是空间还是很大，但对创新的水平要求更高。现在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改革创新，这就跟原来的情况不同，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来挖掘创新的机会，这对地方领导的要求提高了。新时代要增强新本领。
创新的空间与风险
《决策》：进入新时代，地方上应注重从哪些方面去改革创新？
薛澜：现在，地方政府做的很多事情，如扶贫、民生等，基本的动机都没问题。但现实中，中国已经发展到了新的水平，大家信息的獲得方式、价值观念等越来越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讲，凭着简单地为老百姓服务的热情，凭着上级政府的指示，就去简单地执行，这已经行不通了。
中国现在任何一个政策涉及的群体都是方方面面的。首先在政策设计时，就要考虑怎样使更多人的利益得到比较均衡的体现。所以，在政策设计环节，首先就有很多需要创新的地方。这可能也是最需要考虑的地方。
我们很多政策的出发点都很好，但在政策设计中，考虑到了大部分群体的利益，但如果有一部分群体没有考虑进去，这样很有可能在政策执行中遇到很大的、意想不到的阻力。
第二，在政策执行中，怎样充分把社会力量调动起来，这是另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互联网、大数据的很多技术已经成熟了，在政策执行中其实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新技术的潜力。这一点政府要向企业学习，企业在新技术运用中走得很快。
第三，在政策评估反馈中，评估方式要创新。目前，很多政策一出来半年或者几个月可能就要评估，这是违反科学规律的。政策执行需要有一个周期，周期走完才能去评估，评估方式要有新的做法。现在强调社会参与、第三方评估，但总体上看这方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政策评估要更加科学，不能为了评估而评估。现在各种评估泛滥，劳民伤财，没有解决问题。所以，要把评估看成学习的过程，在评估过程中得到反馈，从中学习并加以改进。
我觉得，以上三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决策》：改革创新不可避免会有风险，地方上应如何规避风险？
薛澜：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最终是要解决问题。所以，首先是要问题导向，政府要做的是要解决老百姓和整个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些改革创新是为了标新立异，并没有为老百姓解决问题，没有创造更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是特别需要避免的。
第二，是要依法治国。不能把破坏现有的法律法规当作创新，改革创新一定要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这是最大的风险点。过去，有些人认为不冲破现有法律法规就不是改革创新。把法律法规和改革创新两方面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创新的空间依然是巨大的。
第三，创新的确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要建立容错、宽容的机制。在做了风险评估的情况下，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犯错，这种机制是需要去建立完善的。如果没有容错机制，就没人敢去创新，因为有创新就有风险。
更高层次上创新
《决策》：近年来越来越强调地方的执行落实，有些人认为地方改革创新的空间变小了。对此，您有何观察？
薛澜：十九大报告主调之一，是坚持改革、坚持创新。改革创新一定是顶层设计和地方创新相结合。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过去，物质需求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同质性比较强，比如吃穿住等。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定义完全不一样，新时代社会新的需求是多层次、多元化的。这一点非常突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就需要各地不断改革创新。
另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后的蕴涵，恰恰就是说中国的很多政策很难一刀切。中央总体设计出来以后，还是需要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各种创新的方式去执行。地方创新的空间还是巨大的。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发挥地方创新的积极性，所以地方创新的经验还是会传承下去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今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和规则框架。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很多的地方改革创新是没有框架的，而今后这方面会越来越成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国家健康发展的表现。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是说地方没有创新的空间了，而是空间还是很大，但对创新的水平要求更高。现在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改革创新，这就跟原来的情况不同，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来挖掘创新的机会，这对地方领导的要求提高了。新时代要增强新本领。
创新的空间与风险
《决策》：进入新时代，地方上应注重从哪些方面去改革创新？
薛澜：现在，地方政府做的很多事情，如扶贫、民生等，基本的动机都没问题。但现实中，中国已经发展到了新的水平，大家信息的獲得方式、价值观念等越来越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讲，凭着简单地为老百姓服务的热情，凭着上级政府的指示，就去简单地执行，这已经行不通了。
中国现在任何一个政策涉及的群体都是方方面面的。首先在政策设计时，就要考虑怎样使更多人的利益得到比较均衡的体现。所以，在政策设计环节，首先就有很多需要创新的地方。这可能也是最需要考虑的地方。
我们很多政策的出发点都很好，但在政策设计中，考虑到了大部分群体的利益，但如果有一部分群体没有考虑进去，这样很有可能在政策执行中遇到很大的、意想不到的阻力。
第二，在政策执行中，怎样充分把社会力量调动起来，这是另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互联网、大数据的很多技术已经成熟了，在政策执行中其实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要充分发挥新技术的潜力。这一点政府要向企业学习，企业在新技术运用中走得很快。
第三，在政策评估反馈中，评估方式要创新。目前，很多政策一出来半年或者几个月可能就要评估，这是违反科学规律的。政策执行需要有一个周期，周期走完才能去评估，评估方式要有新的做法。现在强调社会参与、第三方评估，但总体上看这方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政策评估要更加科学，不能为了评估而评估。现在各种评估泛滥，劳民伤财，没有解决问题。所以，要把评估看成学习的过程，在评估过程中得到反馈，从中学习并加以改进。
我觉得，以上三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决策》：改革创新不可避免会有风险，地方上应如何规避风险？
薛澜：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最终是要解决问题。所以，首先是要问题导向，政府要做的是要解决老百姓和整个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些改革创新是为了标新立异，并没有为老百姓解决问题，没有创造更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是特别需要避免的。
第二，是要依法治国。不能把破坏现有的法律法规当作创新，改革创新一定要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这是最大的风险点。过去，有些人认为不冲破现有法律法规就不是改革创新。把法律法规和改革创新两方面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创新的空间依然是巨大的。
第三，创新的确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要建立容错、宽容的机制。在做了风险评估的情况下，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犯错，这种机制是需要去建立完善的。如果没有容错机制，就没人敢去创新，因为有创新就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