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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历史大致上可以概括为美苏冷战的历史。这场美苏之间的竞争最初集中于欧洲和西亚，但不久以后冷战便呈现出扩散的趋势，而首先波及的地区就是人口密集、形势复杂的东亚。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蔡佳禾的《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为《双重的遏制》一书，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双重的遏制》首先值得称道方面就是其所引用的档案材料的丰富和翔实。书中不仅大量引用了各种相关的、已经出版的美国政府文件（这其中主要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文件），而且还使用了研究5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又必不可少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及国务卿杜勒斯的个人文件和档案记录。作者对有关艾森豪威尔政府东亚政策的各个历史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述，并把这些历史问题放在美国东亚政策乃至全球政策的总体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其中的内在联系。
从内容上看，《双重的遏制》一书所涉及的首要问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作者认为，整个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53年，美国制定了指导对华政策的NSC-166号文件，这个文件规定：美国应避免向中国作出任何让步并应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破坏中国的力量发展与国际威望。这种对华政策明显具有“有限推回”的特点（第69、73页）。在1954年美国对印支的干涉遭到挫败后，美国开始放弃了短期内改变中国局势的想法。这种调整就体现在1954年美国制定的指导对华政策的NSC-5429号文件中。这个文件规定美国今后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改变中共政权的方向、打击中国的国际威望。分裂中苏同盟。这种对华政策实际上又回到了对华“遏制”的轨道上，并一直延续到60年代（第143-149页）。该书指出：从总体上看，整个50年代美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态度是极其僵硬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既是由于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更在于美国试图分裂中苏同盟、遏制东亚共产主义以及中立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因为美国相信：中国在西方的压力下只有更多地依赖于苏联以取得实现现代化必须的资金和技术，这样一来能力有限的苏联与要求无法满足的中国之间迟早将会出现裂痕（第71、147页）；同时，只有削弱和遏制了中国，美国才能有效遏制住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散，才能迫使东亚中立国家疏远中国、亲近西方（第126、215页）。
本书还对美国对印支及东亚中立国家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作者认为，早在朝鲜战争尚未结束之际，鉴于印度支那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开始积极地支持并帮助法国扩大印支战争（第38、53页）。当美国支持法国扩大战争的努力遭到挫败后，尽管美国没有直接采取军事干预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此放弃了干预印支事务的基本政策。相反，此后美国开始取代法国变成了干涉印支事务的主力。这体现在美国扶植吴庭艳政权、破坏日内瓦协议、承担保卫南越的军事义务等（第108页），作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在60年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正是历届美国政府的印支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杜鲁门政府迈出了滑向泥潭的第一步，那么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印支问题上的几个重大决定使美国的印支政策迈向了死胡同（第126页）。
作者认为，50年代美国对东亚中立国家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最初美国希望通过经济和文化的援助推动东亚的政治与安全合作，以最终形成一个东亚反共军事同盟。但1954年美国在印支的失败以及中国对东亚中立国家所表现出的宽容姿态使得美国担心这些中立国家将可能因此而摆脱西方的控制。因此，美国对“万隆会议”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第196页）。1956年美国制定了针对东亚中立国家的NSC-5602号和NSC-5612号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标志着遏制中立主义开始成为美国的政策（第196、199页）。
《双重的遏制》一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并不仅体现在该书对具体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中，还体现在对整个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东亚政策基本特点的理解和把握上。作者认为：整个50年代，美国在东亚地区所面对的是共产主义与中立主义的双重挑战，东亚地区的这种特殊形势决定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针对东亚的共产主义以及中立主义的双重遏制（第303页）。美国这种双重遏制政策的核心是遏制中国，为了确保整体的利益和影响，整个50年代美国不愿在对华政策上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而宁愿对中国长期采取敌视的政策。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产生效力，美国必须加强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亚洲国家的力量和稳定。所谓中国周边地区的亚洲国家不仅包括印度支那三国，而且也包括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中立国家（第304页）。也正因为如此，整个50年代美国才会在对中国遏制的同时，不仅对印度支那事务，而且也对东亚中立国家的内政进行了粗暴的干涉。该书的这一结论建立在作者对有关的档案材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因而是有说服力的。
吴征宇：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双重的遏制》首先值得称道方面就是其所引用的档案材料的丰富和翔实。书中不仅大量引用了各种相关的、已经出版的美国政府文件（这其中主要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文件），而且还使用了研究5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又必不可少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及国务卿杜勒斯的个人文件和档案记录。作者对有关艾森豪威尔政府东亚政策的各个历史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述，并把这些历史问题放在美国东亚政策乃至全球政策的总体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其中的内在联系。
从内容上看，《双重的遏制》一书所涉及的首要问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作者认为，整个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53年，美国制定了指导对华政策的NSC-166号文件，这个文件规定：美国应避免向中国作出任何让步并应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破坏中国的力量发展与国际威望。这种对华政策明显具有“有限推回”的特点（第69、73页）。在1954年美国对印支的干涉遭到挫败后，美国开始放弃了短期内改变中国局势的想法。这种调整就体现在1954年美国制定的指导对华政策的NSC-5429号文件中。这个文件规定美国今后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改变中共政权的方向、打击中国的国际威望。分裂中苏同盟。这种对华政策实际上又回到了对华“遏制”的轨道上，并一直延续到60年代（第143-149页）。该书指出：从总体上看，整个50年代美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态度是极其僵硬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既是由于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更在于美国试图分裂中苏同盟、遏制东亚共产主义以及中立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因为美国相信：中国在西方的压力下只有更多地依赖于苏联以取得实现现代化必须的资金和技术，这样一来能力有限的苏联与要求无法满足的中国之间迟早将会出现裂痕（第71、147页）；同时，只有削弱和遏制了中国，美国才能有效遏制住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散，才能迫使东亚中立国家疏远中国、亲近西方（第126、215页）。
本书还对美国对印支及东亚中立国家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作者认为，早在朝鲜战争尚未结束之际，鉴于印度支那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开始积极地支持并帮助法国扩大印支战争（第38、53页）。当美国支持法国扩大战争的努力遭到挫败后，尽管美国没有直接采取军事干预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此放弃了干预印支事务的基本政策。相反，此后美国开始取代法国变成了干涉印支事务的主力。这体现在美国扶植吴庭艳政权、破坏日内瓦协议、承担保卫南越的军事义务等（第108页），作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在60年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正是历届美国政府的印支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杜鲁门政府迈出了滑向泥潭的第一步，那么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印支问题上的几个重大决定使美国的印支政策迈向了死胡同（第126页）。
作者认为，50年代美国对东亚中立国家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最初美国希望通过经济和文化的援助推动东亚的政治与安全合作，以最终形成一个东亚反共军事同盟。但1954年美国在印支的失败以及中国对东亚中立国家所表现出的宽容姿态使得美国担心这些中立国家将可能因此而摆脱西方的控制。因此，美国对“万隆会议”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第196页）。1956年美国制定了针对东亚中立国家的NSC-5602号和NSC-5612号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标志着遏制中立主义开始成为美国的政策（第196、199页）。
《双重的遏制》一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并不仅体现在该书对具体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中，还体现在对整个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东亚政策基本特点的理解和把握上。作者认为：整个50年代，美国在东亚地区所面对的是共产主义与中立主义的双重挑战，东亚地区的这种特殊形势决定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针对东亚的共产主义以及中立主义的双重遏制（第303页）。美国这种双重遏制政策的核心是遏制中国，为了确保整体的利益和影响，整个50年代美国不愿在对华政策上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而宁愿对中国长期采取敌视的政策。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产生效力，美国必须加强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亚洲国家的力量和稳定。所谓中国周边地区的亚洲国家不仅包括印度支那三国，而且也包括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中立国家（第304页）。也正因为如此，整个50年代美国才会在对中国遏制的同时，不仅对印度支那事务，而且也对东亚中立国家的内政进行了粗暴的干涉。该书的这一结论建立在作者对有关的档案材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因而是有说服力的。
吴征宇：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