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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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乐派”这一概念的提出,“中国乐派”及其相关问题已经成为音乐界热议的重要话题.有关“中国乐派”理论探讨的文章也频频出现在各类刊物上,仅近三年来发表并见于“知网”的这一论题的论文就已经多达180余篇.尽管有关这一话题的文论已经不少,但究竟何为“中国乐派”?它作为一个特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何在?这类问题仍然是学界一直争议的焦点.很多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讨论“中国乐派”这一概念是否成立,中国是否已经形成自己的“乐派”以及应该如何去建立中国本民族的“乐派”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而讨论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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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乐派”这一概念的提出,“中国乐派”及其相关问题已经成为音乐界热议的重要话题.有关“中国乐派”理论探讨的文章也频频出现在各类刊物上,仅近三年来发表并见于“知网”的这一论题的论文就已经多达180余篇.尽管有关这一话题的文论已经不少,但究竟何为“中国乐派”?它作为一个特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何在?这类问题仍然是学界一直争议的焦点.很多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讨论“中国乐派”这一概念是否成立,中国是否已经形成自己的“乐派”以及应该如何去建立中国本民族的“乐派”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而讨论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观念,就是以欧洲专业艺术音乐中的“乐派”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乐派”是否存在,或如何去建设出一个可以与欧洲各种“乐派”形式相似、地位相对,或与欧洲各国曾经出现的“民族乐派”相对应的中国的“民族乐派”.正是由于受到以西方乐派先入为主的衡量标准这类观念的影响,学界至今在“乐派”的理论认识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
其他文献
小说的电影改编是“十七年”时期“人民文艺”传播中的一种典型文艺现象.文艺界出于教育、吸引观众等因素的考虑,不断地强化小说向电影艺术改编作品的思想性和理想性,压缩、修改有可能影响意识形态权威性和统一性的内容,改编时及上映后历经了多重话语力量博弈,论争情形常常成为文艺政策调整及文艺创作转向的风向标.徐怀中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松耳石》(1957年)改编而成的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1959年)发表后即引发《文艺报》《电影艺术》等刊物的集中讨论,而由高缨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1958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于1
姜涛:今天讨论的缘起,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夏天里,读到了国华评论砂丁的文章《“倦怠的稠密”》(发表于《文艺争鸣》2020年3期),其中对当代诗的观感、对“当代主体”困惑以及自我突破的体知,让我颇有一些共鸣.“倦怠的稠密”这个说法,取自砂丁的诗句,只是针对砂丁诗歌风格某一面向而论的,但感觉,当下年轻诗人的写作乃至当代诗本身,也不无类似的特征.
我所做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对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的考察,自己所重在后,关于后一段研究,谈论较多.这里“以《论小说十家》为例”,主要因了陈平原近期发表于《文艺争鸣》的《阅读感受与述学文体——关于及其他》.有这篇文章作为凭借,有可能抽出可供讨论的议题.我明白陈平原有关分析的针对性:当下的文学教育、文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文学专业专业训练中的普遍缺失.在这些方面,我与他有同感,只是因退休已久,又远离高校,感受不那么直接、痛切而已.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对微观而琐碎的日常生活抱着特殊的热情,以至于有人认为,宏大叙事已渐呈衰弱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既定的日常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主义四处蔓延,全球化趋势无法阻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大众文化全面崛起,无论是日常消费、日常交往,还是日常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都已变得极为丰富和繁杂,并给当代作家们提供了巨大的叙事资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在试图重建“人类完整的生活”,并且不断地强调物质、身体等因素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这既体现了我们对“人的
边疆诗歌(Acritic Songs)指在9世纪前后出现在拜占庭帝国的史诗.(1)这些诗歌赞颂了驻守边境和保卫拜占庭帝国东部边界的男性英雄们(Akritai)的丰功伟绩.其创作的历史背景是7到12世纪之间发生在阿拉伯和拜占庭两国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作品的基本主题包括拜占庭和阿拉伯两个民族在边境地区的冲突和融合、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传统之间的矛盾与和解,以及两性间压迫与保护、对立与依赖的复杂关系等.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英雄传奇中,最著名的作品是12世纪的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2)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狄吉尼斯·
在探讨鸥外鸥等人作品中极富特色的未来主义视觉表达之前,需先对中国现代诗歌在象征主义影响下的视觉表达路径稍做观察.象征主义诗学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较为深远,批评家们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象征主义诗歌对新诗视觉表达的影响.1933年,苏雪林在一篇批评文章中这样评价李金发:“象征派诗人以感觉敏锐之故,心灵作用也较常人进步,幻觉(halluoiration)异常丰富,往往流于\'神秘狂\'(Mystical delirium)”,“李氏有《诗人》一诗云\'他的视觉常观察遍万物之喜怒,为自己之欢愉与失望之长叹.执
随着生态美学研究的纵深开展,探寻这一理论形态的本土生长势在必行.中国古典生态智慧在“生生为易”“天人合一”等理论柱石的支撑下,发展脉络非常清晰,而“西学东渐”语境下的现代美学,在自然生态审美问题上则显得扑朔迷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生态美学话语的建构在宗白华的文艺批评中已经形成.如曾繁仁先生即认为宗白华发现与提出的气本论生态-生命美学是中国现代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代表.(1)曾繁仁将宗白华的这一建构界定为“一种崭新的具有世界意义与价值的生命的生态的美学”.
在众多的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生成的论述中,“世界视野”“世界交流”或“世界意识”的产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志.也就是说,现代并非只是古今之争,也并非只是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还有一个“世界体系”作为参照,也是因为此观点之重要,导致欧美学界对“现代”生成时间上认定的困难.众说纷纭,分歧颇大.但也因为“世界意识”的形成,王德威据此把中国的“现代”的生成上推至晚明1635年.由他主编的英文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1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出版.此举虽称不上石破惊天,也足以振聋发聩.但遗憾的是,不习惯于讨论
在当代诗学界对中国新诗的艺术内涵和精神品质加以探讨的学术话语中,“现代性”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词,如臧棣曾指出:“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宏大的现象本身已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的历史.”(1)唐晓渡也认为,现代性追寻既是新诗“合法性”的依据,又构成了新诗的“问题情境”.
《文艺研究》挑选了我在该刊发表的三篇文章,结集编入即将问世的“小丛书”.两篇关于“世界文学”的文字的关联性不言而喻,另一篇对“跨文化”概念的考证,看似与前两篇论文有些脱节.不过,若就前者重点考察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而论,把“世界文学”理解为一种跨国文化经验的形态,或曰一种现象、一种态度、一种行为,说的是文学的国际交流、相互接受和影响,(2)那么,跨国文学交流与跨文化现象的衔接也就不那么勉强了,这或许也是这本小册子编选者的考虑.恰巧,我刚写完的一篇论文也将二者连接在一起:《“新世界文学”与“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