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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处长苗林日前表示，北京已成立专题调研组，对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开展调研和论证工作，下半年有望上报市政府审定实施。
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一字之差体现出城市管理的重大进步。
首先，暂住证制度暗含着对外来人口的某种排斥。“暂住”者，顾名思义“暂时居住”也，这就在时间上作出了一定限制。此外，“暂住”需要证件，换言之，无暂住证者不得随意“暂住”，这就在空间上作出了一定限制。凡此种种，显然不合于统一市场的客观要求。北京市拟将暂住证制度改为居住证制度，有利于城乡、城际藩篱的破除。
其次，北京市将流动人口纳入实有人口属地管理后，将增加居住证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两大功能，从而使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租赁房屋、购车购房等方面享有必要的待遇，从中折射出的，是政府角色由重管理向重服务的转变。
但是，居住证制度仍然只是过渡阶段的权宜之举，因为它所标志的，仍然是城市户籍人口以及外来人口这两大“阵营”，解决外来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则在于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
在一个充分流动的市场中，不同地区的要素报酬应该逐步趋向均衡。换言之，如果可以观察到不同地区同质劳动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异，则意味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资源错配客观存在。而这，正可以解释为当前中国所出现的城乡及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
除去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的需要，以户籍制度为基石的二元乃至多元结构之不可维系，首先在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增长迟滞，已经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经济由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变。因为经历二十多年改革，除农村人口非农业化转移外的“三农”政策，在产业规律以及比较优势的双重制约下，其所具有的增收潜能均已极其有限。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大趋势是，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逐步放宽城市户口的迁移限制。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类似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近乎必然地陷入政策悖论难以自拔：一方面，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对二元结构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一旦户籍制度有所松动，户口“含金量”越高的地区，越可能面临外来人口蜂拥而入。
摆脱这一两难困境绝非易事，因为除了考虑外来人口的强烈需求，还需要考虑以城市居民的变革意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阻碍户籍统一管理的障碍，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对本地居民大量失业以及公共财政入不敷出的顾虑。
风物长宜放眼量。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通过限制外来人口进入以维护本地居民就业、压缩公共支出的做法，终究会因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而损及经济持续向上，就业岗位以及财税收入亦将因此增长乏力。这就好比各个独立经济体之间，全球化固然带出种种冲击，但是利弊权衡之下，封闭的、静态的、低水平的稳定，终究还是让位于开放的、动态的、高水平的稳定。
综上所述，北京市拟将暂住证制度改为居住证制度，可以视作前期政策的修正以及后续政策的铺垫。我们相信，在渐进式改革的大框架下，公民自由迁徙及定居，终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