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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看我们《北京档案》副刊栏目的读者。大多数人都会注意到这个名字——崔金生。崔老是我们刊物的老作者了，自从创刊后他就一直是我们作者群中的坚实一员，与我们一同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这两年，崔老更是抖擞精神，在我们的“京城茶座”栏目中力扛“天桥旧话”这一子栏目，专门描述他眼中的天桥旧人物，文笔简捷生动，绘声绘色，语言极具北京地方风味，仿佛又把读者带入到上世纪那个斑驳陆离的“万花筒”世界。
一直以來都想拜访一下崔老先生，无奈前两年他患了肾衰竭，经常需要上医院透析，因为怕打扰他，就一直也没有成行。前几天，因为送稿子的事情，崔老先生突然亲自到编辑部来找我，这让我喜出望外。眼前的崔老精神不错，气色也不错，完全没有病容。于是，就在编辑部办公室，我与崔老先生愉快地聊了一上午，就权当是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老天桥是我长大后创作的精神摇篮”
崔老先生说：“我是真正的老北京人，我出生在北京妇产医院，据说还是林巧稚给接的生。我生下来不久，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我一人与年迈的姥姥生活。一开始住在金鱼胡同，后来因为日子窘迫，搬到精忠庙街，后又搬到川堂院。因为住在前门大街斜对面，离天桥近，打记事起就转悠天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老天桥是小孩子们的乐园，因为小孩子一般看什么都不要钱。我什么都喜欢，杂技、相声、评书等等，天桥‘八大怪’的表演我都亲眼看过，像什么张宝忠的耍大刀、飞飞飞的盘杠子、朱国全的拉大弓、宝三的摔跤、大狗熊的双簧、小金牙的拉洋片、辛文立的变戏法等等：还有就是很多在天桥表演的艺人们的生意口、唱词，我到现在还都记得，像王杰魁、陶湘九等讲的什么《小五义》、《包公案》、《三侠剑》等故事，听多了我自己都能讲。可以说，我是伴着艺人的语言和各种天桥吆喝声中长大的，天桥是我幼年的学校，对我影响很深。”
除了免费听了不少天桥著名艺人的评书之外，那里的各种生意人，如看相的、批八字的、卖估衣的、卖假药的、卖豆汁、卖爆肚的，等等，在小崔金生的耳闻目睹和细致观察下，日后都成了他天桥系列小说中的人物，并得到原汁原味的真实反映。
除了在天桥的耳濡目染，幼年的崔金生还受了不少带他艰辛过活的姥姥的影响。别看姥姥，用崔金生的话说，是一位西瓜大的字认识不到一麻袋的老太太，却是他幼年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崔老先生说：“姥姥人高马大，什么也不怕，据说从小性子就烈，说什么也不绑小脚。她知天文晓地理，懂阴阳五行，明易经八卦，并且有讲不完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讲起来还特有水平，既形象又生动．同样的话从姥姥嘴里说出来就特别动听，我经常听直了眼。比如冬天夜里刮大风特别冷这样的话，姥姥就形容说：‘大风刮得电线杆子唱二簧，冻得巡警跳舞’。姥姥生活经验丰富，性格开朗。因为我差不多就是一个孤儿，她对我是真疼、真爱、真打、真骂。我受她的影响很深，在我后来创作的小说里，有不少人物的语言就是姥姥曾经说过的话。”
姥姥待崔金生不错，靠在天桥摆小摊供他上学。六岁时崔金生上了私塾，七岁时上了当时北京城有名的金台书院。初小毕业时正赶上北平和平解放，崔金生报考高小，成绩不错，但这时姥姥已经没有能力再供他上学了。这样，1950年3月，13岁的崔金生开始在金鱼池大街龙须沟边上的一个旋活铺当小学徒。
“老舍是我步入写作园地的启蒙导师”
崔老先生说：“小时候我身子骨单薄，童工日子很苦，每天要做15个小时的工作，从早晨一睁眼倒夜壶开始，到晚上收摊止，整天忙乎得像上足了弦的小机器人，根本没时间也没权利看书。”但生性爱看书的崔金生不满足于这种生活。那年的中秋节，铺里放假，崔金生照例去逛天桥。在当时“楼外楼”的南边路东有个吴记租书铺，他便拿了师傅给的节钱租了一本老舍写的《老张的哲学》。这本书用的都是大白话，没什么文言文，崔金生看得入迷。但书特厚，平日里活又忙，租书有期限。这可怎么办?幸而功夫不负有心人。
崔老先生说：“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就在我犯难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原来在我们师兄弟同睡的那个暗楼子靠东边隔壁，是程记饭馆，每天晚上卖夜宵，到一点才关灯。我正好睡最东头，东墙上边一尺多高是用牛皮纸糊的。我想起了古时候匡衡凿壁借光的故事，于是便偷偷地在纸上撕了个小洞，程家的光拄立刻射了进来，正好射在我躺下的头上。这样，每当夜里11点多别人睡了之后，我就把书从被窝里掏出来，一直看到程记饭馆熄灯。”从此，崔金生就在程家光柱的照耀下，借来、读完了吴记租书铺的所有老舍著作。看完吴记家的，崔金生又去找别家的老舍文章。大量的阅读和由衷的喜欢使崔金生潜移默化地受了老舍语言风格的影响，他觉得老舍小说中的人物自己似乎都见过。受老舍作品的启发和熏陶，崔金生产生了自己写小说的冲动。
崔老先生说：“我一生中只见过老舍先生两次面。第一次就是在旋活铺干活时。有一天，我正在外面拉锯．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喊：‘老舍上咱们这儿来了。’我一听，扔下锯就跑，见不少人拥着一位五十来岁、中等个头、长方脸、戴眼镜的人，这个人脸上挂着笑，边说边走。人们说那就是老舍先生，是给龙须沟写电影来了。当时我一肚子的话想跟老舍先生说，想向他求教。但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破裤子，一身尘土、满身油泥，就不敢再走上前去，只好傻乎乎地跟在后面。”这次的匆匆一面，让年轻的崔金生激动了好几天。
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崔金生所在的旋活铺被并入了崇文旋活制品厂，这时他比较有时间读书看报了，想自己写小说的念头更加强烈了。]
“是党和工会培养了我这样的工人作家”
当时在崇文旋活制品厂300多名职工中，初小毕业的崔金生已经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他很快成为了车间工会的宣传委员，并且当上了厂业余学校的职工教师。工会还培养他到区里的职工业余学校学习，每逢一三五他上夜校学习文化，二四六他再教厂里的职工学习，现学现卖。另外他还负责厂里的黑板报，每星期出一次。他成了厂里、车间的大忙人，教学、上学、出黑板报等，占用了他的全部业余时间，客观上也加深了他的文化修养，提高了他的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他实现自己的作家梦打下了基础。
厂工会还推荐他担任《北京日报》的通讯员。1957年，崔金生考取了崇文区业余文学创作组，在这期间，他听了不少《北京日报》文学编辑的辅导报告，他的处女作——新诗《送喜报的来了》还发表在了《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1958年，崔金生被推荐进入了北京职工文学创作讲习班。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他听了不少著名作家如老舍、冰心、赵树理、臧克家的讲座。在那里，他生平第二次见到了老舍先生。崔老先生回忆：“老舍先生讲课非常幽默，就像说单口相声似的。两三个小 时的课程中，课堂上一直笑声不断。大家听得入了神，笔记都忘了记。讲完课后，老舍先生穿上长衫，拿起拐棍，开玩笑说；‘回见!回见!我回去啦，没人请客吧?’当时我就在下面认真地说：‘我请先生喝豆汁去!’大家哄堂大笑。老舍先生出门时．我们也跟了出去，一直送他坐进小汽车才挥手告别。”
1974年，崔金生被单位推荐去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进修班学习。在那里，他有幸听过经济学界泰斗陈岱孙、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课。崔老先生说：“当时陈岱孙教授是北大经济系主任，他一米九左右的个头，长方脸，瘦高瘦高的，走路、站立都腰板挺直。他对待工作十分严谨认真，每次授课前一小时，他总要把熟悉的课程再准备一次；无论学校、系里开会、学习、授课，从来没有迟到过。每次上课前差两三分钟时，楼梯上就会准时响起他的拐杖声。更绝的是，每堂课在他最后一句话讲完时，下课铃必响无疑。而厉以宁教授讲课时经常不拿讲稿，但他的课却很吸引人。他讲课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边讲边在黑板上写。他曾和我们一起在北大图书馆前栽树，一边劳动一边和我们说笑。”
今天崔老先生回忆起这一段段被悉心栽培的经历．心中仍然充满了感激。他说：“回想60多来的文学足迹，从童年开始，到青年起步，在党和工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当时那些著名作家们、报刊杂志的编辑们、学校的老师们给予我们工人群体的关爱与帮助，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我的写作是广涉文体、追求京味”
崔金生曾发表过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长诗、短诗、讽刺诗，游记散文、京味散文、抒情散文，杂文，相声、小品及笑话等作品，累计发表约200多万字。他的中篇小说《天桥大鼓妞》曾在北京首届写作文化节上获特等奖．短篇小说《七条小光棍》1987年获《北国风》首届优秀文学奖。《七条小光棍》说的就是和他一起在旋活铺做活的小兄弟们的故事，当时的评委之一、著名作家刘绍棠赞赏这篇小说写旧天桥手工业工人生活，丰富多彩、语言生动、颇有地方特色、北京风味，认为作者具有丰厚的天桥生活基础，建议他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把情节展开，把细节写活，把短篇扩写成长篇，展现旧天桥的市井风情画面。在刘绍棠的启发和鼓励下，崔金生又经过数年辛勤笔耕，终于出版了一部独具特色的京味佳作《七个光棍汉》。小说并获1996年北京写作文化节一等奖。
崔老先生说：“我就是在那次《北国风》评奖会上结识的刘绍棠先生，并尊他为我的老师。他对人十分热情，乐于助人，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对我的帮助和关照特别大。我很敬重他。他一向主张自己的写作要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乡土题材、地方特色’，并引我及其他几位北京作家为创作道路上的同路人。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
综观自己的写作道路，崔老先生认为：“我对文学作品中的种类和体裁的看法，与对人的看法一样，都是平等的。我喜欢十八般武器都练练，这也是受了老舍先生的影响。生活中人民的语言，特别是老人们的语言都生动、含蓄、有分量，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丰富、感慨颇多。我在写现代题材的小说时，除了一些过时的语言不用之外，总是爱用老腔老调唱新篇，因此，写出来的东西大家觉得有老北京风味。另外，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我写的小说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工人，小说中的社会背景都是城南天桥一带。我认为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但细节、背景必须是真实的，否则就不能吸引人、打动人。我写工人的生活．写天桥的人物，这是我的生活基础所决定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写出来的东西人们就觉得可信、可读。”说到京味作家的头衔，崔老先生谦虚地说：“要说老舍先生才真正称得起有北京语言风格的大家，他的这种语言风格，那才叫炉火纯青哪!如果说老舍先生就像那一轮明月。咱星也不够格，只能是带点儿绿的萤火虫。”
年轻时的崔金生勤奋、努力，干什么活都不落人后。退休后的崔金生，仍然笔耕不辍。前两年没犯病时．还时不常地骑辆连贼都不偷的旧自行车穿梭于京城的大街小巷，搜集创作素材。《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文物报》等报刊杂志都有他的不少作品发表。如今他虽然患了病，但精神头仍不减，还在写，写他的老天桥，写他装在肚子里、脑子里的老北京故事。他对写作的痴，已经到了着迷的程度，他说：“在我写东西的时候，脑海里似乎总有个人在说话，是谁不知道。他說着，让我用笔记录下来．那人的话音里，好像总有一定的腔调……”
一直以來都想拜访一下崔老先生，无奈前两年他患了肾衰竭，经常需要上医院透析，因为怕打扰他，就一直也没有成行。前几天，因为送稿子的事情，崔老先生突然亲自到编辑部来找我，这让我喜出望外。眼前的崔老精神不错，气色也不错，完全没有病容。于是，就在编辑部办公室，我与崔老先生愉快地聊了一上午，就权当是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老天桥是我长大后创作的精神摇篮”
崔老先生说：“我是真正的老北京人，我出生在北京妇产医院，据说还是林巧稚给接的生。我生下来不久，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我一人与年迈的姥姥生活。一开始住在金鱼胡同，后来因为日子窘迫，搬到精忠庙街，后又搬到川堂院。因为住在前门大街斜对面，离天桥近，打记事起就转悠天桥。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老天桥是小孩子们的乐园，因为小孩子一般看什么都不要钱。我什么都喜欢，杂技、相声、评书等等，天桥‘八大怪’的表演我都亲眼看过，像什么张宝忠的耍大刀、飞飞飞的盘杠子、朱国全的拉大弓、宝三的摔跤、大狗熊的双簧、小金牙的拉洋片、辛文立的变戏法等等：还有就是很多在天桥表演的艺人们的生意口、唱词，我到现在还都记得，像王杰魁、陶湘九等讲的什么《小五义》、《包公案》、《三侠剑》等故事，听多了我自己都能讲。可以说，我是伴着艺人的语言和各种天桥吆喝声中长大的，天桥是我幼年的学校，对我影响很深。”
除了免费听了不少天桥著名艺人的评书之外，那里的各种生意人，如看相的、批八字的、卖估衣的、卖假药的、卖豆汁、卖爆肚的，等等，在小崔金生的耳闻目睹和细致观察下，日后都成了他天桥系列小说中的人物，并得到原汁原味的真实反映。
除了在天桥的耳濡目染，幼年的崔金生还受了不少带他艰辛过活的姥姥的影响。别看姥姥，用崔金生的话说，是一位西瓜大的字认识不到一麻袋的老太太，却是他幼年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崔老先生说：“姥姥人高马大，什么也不怕，据说从小性子就烈，说什么也不绑小脚。她知天文晓地理，懂阴阳五行，明易经八卦，并且有讲不完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讲起来还特有水平，既形象又生动．同样的话从姥姥嘴里说出来就特别动听，我经常听直了眼。比如冬天夜里刮大风特别冷这样的话，姥姥就形容说：‘大风刮得电线杆子唱二簧，冻得巡警跳舞’。姥姥生活经验丰富，性格开朗。因为我差不多就是一个孤儿，她对我是真疼、真爱、真打、真骂。我受她的影响很深，在我后来创作的小说里，有不少人物的语言就是姥姥曾经说过的话。”
姥姥待崔金生不错，靠在天桥摆小摊供他上学。六岁时崔金生上了私塾，七岁时上了当时北京城有名的金台书院。初小毕业时正赶上北平和平解放，崔金生报考高小，成绩不错，但这时姥姥已经没有能力再供他上学了。这样，1950年3月，13岁的崔金生开始在金鱼池大街龙须沟边上的一个旋活铺当小学徒。
“老舍是我步入写作园地的启蒙导师”
崔老先生说：“小时候我身子骨单薄，童工日子很苦，每天要做15个小时的工作，从早晨一睁眼倒夜壶开始，到晚上收摊止，整天忙乎得像上足了弦的小机器人，根本没时间也没权利看书。”但生性爱看书的崔金生不满足于这种生活。那年的中秋节，铺里放假，崔金生照例去逛天桥。在当时“楼外楼”的南边路东有个吴记租书铺，他便拿了师傅给的节钱租了一本老舍写的《老张的哲学》。这本书用的都是大白话，没什么文言文，崔金生看得入迷。但书特厚，平日里活又忙，租书有期限。这可怎么办?幸而功夫不负有心人。
崔老先生说：“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就在我犯难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原来在我们师兄弟同睡的那个暗楼子靠东边隔壁，是程记饭馆，每天晚上卖夜宵，到一点才关灯。我正好睡最东头，东墙上边一尺多高是用牛皮纸糊的。我想起了古时候匡衡凿壁借光的故事，于是便偷偷地在纸上撕了个小洞，程家的光拄立刻射了进来，正好射在我躺下的头上。这样，每当夜里11点多别人睡了之后，我就把书从被窝里掏出来，一直看到程记饭馆熄灯。”从此，崔金生就在程家光柱的照耀下，借来、读完了吴记租书铺的所有老舍著作。看完吴记家的，崔金生又去找别家的老舍文章。大量的阅读和由衷的喜欢使崔金生潜移默化地受了老舍语言风格的影响，他觉得老舍小说中的人物自己似乎都见过。受老舍作品的启发和熏陶，崔金生产生了自己写小说的冲动。
崔老先生说：“我一生中只见过老舍先生两次面。第一次就是在旋活铺干活时。有一天，我正在外面拉锯．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喊：‘老舍上咱们这儿来了。’我一听，扔下锯就跑，见不少人拥着一位五十来岁、中等个头、长方脸、戴眼镜的人，这个人脸上挂着笑，边说边走。人们说那就是老舍先生，是给龙须沟写电影来了。当时我一肚子的话想跟老舍先生说，想向他求教。但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破裤子，一身尘土、满身油泥，就不敢再走上前去，只好傻乎乎地跟在后面。”这次的匆匆一面，让年轻的崔金生激动了好几天。
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崔金生所在的旋活铺被并入了崇文旋活制品厂，这时他比较有时间读书看报了，想自己写小说的念头更加强烈了。]
“是党和工会培养了我这样的工人作家”
当时在崇文旋活制品厂300多名职工中，初小毕业的崔金生已经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他很快成为了车间工会的宣传委员，并且当上了厂业余学校的职工教师。工会还培养他到区里的职工业余学校学习，每逢一三五他上夜校学习文化，二四六他再教厂里的职工学习，现学现卖。另外他还负责厂里的黑板报，每星期出一次。他成了厂里、车间的大忙人，教学、上学、出黑板报等，占用了他的全部业余时间，客观上也加深了他的文化修养，提高了他的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为他实现自己的作家梦打下了基础。
厂工会还推荐他担任《北京日报》的通讯员。1957年，崔金生考取了崇文区业余文学创作组，在这期间，他听了不少《北京日报》文学编辑的辅导报告，他的处女作——新诗《送喜报的来了》还发表在了《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1958年，崔金生被推荐进入了北京职工文学创作讲习班。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他听了不少著名作家如老舍、冰心、赵树理、臧克家的讲座。在那里，他生平第二次见到了老舍先生。崔老先生回忆：“老舍先生讲课非常幽默，就像说单口相声似的。两三个小 时的课程中，课堂上一直笑声不断。大家听得入了神，笔记都忘了记。讲完课后，老舍先生穿上长衫，拿起拐棍，开玩笑说；‘回见!回见!我回去啦，没人请客吧?’当时我就在下面认真地说：‘我请先生喝豆汁去!’大家哄堂大笑。老舍先生出门时．我们也跟了出去，一直送他坐进小汽车才挥手告别。”
1974年，崔金生被单位推荐去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进修班学习。在那里，他有幸听过经济学界泰斗陈岱孙、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课。崔老先生说：“当时陈岱孙教授是北大经济系主任，他一米九左右的个头，长方脸，瘦高瘦高的，走路、站立都腰板挺直。他对待工作十分严谨认真，每次授课前一小时，他总要把熟悉的课程再准备一次；无论学校、系里开会、学习、授课，从来没有迟到过。每次上课前差两三分钟时，楼梯上就会准时响起他的拐杖声。更绝的是，每堂课在他最后一句话讲完时，下课铃必响无疑。而厉以宁教授讲课时经常不拿讲稿，但他的课却很吸引人。他讲课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边讲边在黑板上写。他曾和我们一起在北大图书馆前栽树，一边劳动一边和我们说笑。”
今天崔老先生回忆起这一段段被悉心栽培的经历．心中仍然充满了感激。他说：“回想60多来的文学足迹，从童年开始，到青年起步，在党和工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当时那些著名作家们、报刊杂志的编辑们、学校的老师们给予我们工人群体的关爱与帮助，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我的写作是广涉文体、追求京味”
崔金生曾发表过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长诗、短诗、讽刺诗，游记散文、京味散文、抒情散文，杂文，相声、小品及笑话等作品，累计发表约200多万字。他的中篇小说《天桥大鼓妞》曾在北京首届写作文化节上获特等奖．短篇小说《七条小光棍》1987年获《北国风》首届优秀文学奖。《七条小光棍》说的就是和他一起在旋活铺做活的小兄弟们的故事，当时的评委之一、著名作家刘绍棠赞赏这篇小说写旧天桥手工业工人生活，丰富多彩、语言生动、颇有地方特色、北京风味，认为作者具有丰厚的天桥生活基础，建议他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把情节展开，把细节写活，把短篇扩写成长篇，展现旧天桥的市井风情画面。在刘绍棠的启发和鼓励下，崔金生又经过数年辛勤笔耕，终于出版了一部独具特色的京味佳作《七个光棍汉》。小说并获1996年北京写作文化节一等奖。
崔老先生说：“我就是在那次《北国风》评奖会上结识的刘绍棠先生，并尊他为我的老师。他对人十分热情，乐于助人，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对我的帮助和关照特别大。我很敬重他。他一向主张自己的写作要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乡土题材、地方特色’，并引我及其他几位北京作家为创作道路上的同路人。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
综观自己的写作道路，崔老先生认为：“我对文学作品中的种类和体裁的看法，与对人的看法一样，都是平等的。我喜欢十八般武器都练练，这也是受了老舍先生的影响。生活中人民的语言，特别是老人们的语言都生动、含蓄、有分量，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丰富、感慨颇多。我在写现代题材的小说时，除了一些过时的语言不用之外，总是爱用老腔老调唱新篇，因此，写出来的东西大家觉得有老北京风味。另外，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我写的小说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工人，小说中的社会背景都是城南天桥一带。我认为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但细节、背景必须是真实的，否则就不能吸引人、打动人。我写工人的生活．写天桥的人物，这是我的生活基础所决定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写出来的东西人们就觉得可信、可读。”说到京味作家的头衔，崔老先生谦虚地说：“要说老舍先生才真正称得起有北京语言风格的大家，他的这种语言风格，那才叫炉火纯青哪!如果说老舍先生就像那一轮明月。咱星也不够格，只能是带点儿绿的萤火虫。”
年轻时的崔金生勤奋、努力，干什么活都不落人后。退休后的崔金生，仍然笔耕不辍。前两年没犯病时．还时不常地骑辆连贼都不偷的旧自行车穿梭于京城的大街小巷，搜集创作素材。《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文物报》等报刊杂志都有他的不少作品发表。如今他虽然患了病，但精神头仍不减，还在写，写他的老天桥，写他装在肚子里、脑子里的老北京故事。他对写作的痴，已经到了着迷的程度，他说：“在我写东西的时候，脑海里似乎总有个人在说话，是谁不知道。他說着，让我用笔记录下来．那人的话音里，好像总有一定的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