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8月4日，中国官方公布，一对加拿大籍夫妇因涉嫌从事窃取中国国家军事和国防科研秘密的活动，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
次日，官方又公布了一起哈尔滨某高校航天专业硕士为境外情报人员搜集提供内部资料的泄密案。而此前在5月4日，广东破获了一起由境外间谍机关通过网络勾连策反境内人员、窃取中国军事秘密的案件。如此多的间谍、泄密案件集中公开，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中国官方近期公布的间谍案，只是境外势力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一部分。”熟悉国家安全部门处置间谍案件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间谍案件不予公开，低调处理是出于多种考虑。
在可公开的间谍窃密案中，境外人员直接竊取军事国防情报的间谍不算太多。此次加拿大籍夫妇间谍案案发前，上一次公布境外人员直接窃取军事机密的间谍案，是在2010年。当时，4名日本人擅自进入河北省某军事管理区，并对军事目标进行非法录像被审查；也是在同一年，两名日本人在新疆非法测绘，涉及窃取军事信息。
更多的间谍窃密案，是境外间谍机构在中国大陆拉拢、收买、策反个别出卖国家秘密的人员，其中不乏军队将领、高官、学者。
此外，一些军队、军工、专业院校等内部期刊、报纸等从个别“地下”渠道被境外机构完整地予以收集，导致泄密的案子这些年也时有发生。歼轰-7的泄密，即是由内部期刊管理不慎引发的。
在境外间谍机构眼里，解放军、军工企业内部报刊一度成为觊觎的对象，价格亦水涨船高。军事分析人士指出，境外情报机构可以据内部报刊上的内容，大概分析判断出目前解放军一些兵力部署、部队调动、演习规模、训练水平，以及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试验、建造、入列，以及形成战斗力等某些具体动态。
另外一种窃取情报的方式，是以各种合法外衣作掩护，直接窃取国家和军事机密。
在中国有的军用机场、军事基地、军用港口、营房等军事设施附近，乃至国家重点科研和建设项目的周边曾出现过问题，有饭店、宾馆、茶楼、娱乐场所十分可疑，没多少买卖，但照样经营得风生水起。这些场所被用以通过技术等不同手段进行窃密。
有些经营场所则成为情报人员以金钱美色等，利诱、拉拢、收买涉密人员或设立情报的接头交易地点。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保卫处人士透露，此前内部发过通知，该单位人员不得进入附近几个街区的饭馆酒店，严防泄密。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军事抗衡、政治冲突逐渐被商业竞争代替。间谍攻势已经不再是刀光剑影，也不再局限于军情刺探，而是渗透在各个领域之中。
“西方如今对华情报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密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传统军事国防领域，经济领域的间谍活动日趋严重。
“和平时期的最大外患是情报战、间谍战的失败，无防可设、无密可保，国家机密情报大量外泄。”军事专家戴旭表示，很多大国的间谍前期一般都是着眼于商业情报，到后来往往会将手伸向更尖端、更机密的军事情报。
“中国经济开放度高，难免受到经济间谍影响。”江涌表示，和传统间谍（军事间谍，主要针对国防、军事、政治领域）不同的是，经济间谍、商业间谍（工业间谍）案中的失窃者所受到的损害不是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而是直到对手采用新策略、携其新产品大规模地杀过来，自己才猛然醒悟遭人“暗算”。
“中国已经进入商业机密的谍战高发期，一些外资机构中甚至存在第三国的情报人员。”江涌表示。
进入中国的商业间谍，通常以商务人员、销售人员、经营人员，驻华代表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此外还有技术人员、访问学者等身份。
一般商业间谍和商业贿赂密切相关，商业贿赂是很多商业间谍打造圈子和人脉的惯用手法。与间谍活动相比，商业贿赂的性质更为复杂，手段也更为隐蔽。“所以，涉案分子觉得比较安全，很大胆地接受商业贿赂。”江涌分析说，“不过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金钱、美色，商业间谍中的美女与俊男间谍最为抢手，总是无坚不摧。”
在江涌眼中，商业间谍无孔不入。国外评级机构给中国企业评级，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企业审计，给中国充当账房先生；跨国投资银行给中国做咨询顾问，为中国企业乃至政府“出谋划策”。这中间可能隐藏着大量情报人员，他们以各种合法的身份做伪装，窃取中国的商业情报和商业秘密。
他们有的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为商业活动铺路；有的对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给予丰厚的课题经费，让他们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影响为跨国企业集团谋利、鸣锣开道，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有的积极培植为外国政府、跨国企业集团服务的买办或掮客；还有一些利用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手段，收买可提供有用情报信息的人员。
有关专家表示，这些商业贿赂行为，往往跟中国政府官员、国企高管的腐败牵扯在一起。
国家保密局的报告称，力拓的商业间谍“迫使中国钢企在近乎讹诈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7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但江涌认为，在中国，“力拓算不上太大的案子”。
“间谍案和普通的经济案件、刑事案件的处置方式不一样，很多时候是被当作交易、交换筹码来使用。”江涌说，除了力拓案以外，还有很多典型案例不方便公布。“除非客观需要，大量间谍案都不会公布。”
“商业间谍里的高手也不在少数。”江涌表示，大间谍的潜伏能力很强，力拓案中的胡士泰十分低调，和他的团队苦心经营了六年之久后，才东窗事发。
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上世纪遗留的传统搜集军情手段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升级，对手窃密不再以单一的重金美色相诱，而是转战网络。 互联网已经成为全新的窃密工具。有的是在网络上摆渡、植入木马等病毒，储存机密的U盘、MP3等载密介质一旦联网，那些悄悄植入解放军重要部门和圈定人物的电脑的木马病毒，便自动下载走全盘信息，令人猝不及防。有的则是动用各类先进网络侦听设备，窃听盗取情报信息。
网络间谍攻击手法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隐蔽，境外情报机构除了重点瞄准中国军事、军工单位和重要政府部门的网络以外，也将目标投向网络上泄露的各种信息。一些国家在谍报机构中成立了“公开信息中心”，其任务就是每天在全球各个网站、论坛里搜集各种军事情报。有国外谍报机构声称，在该国获得的情报中，约80%来自公开信息，而其中又有近一半信息来自互联网。
中国国家安全部公布的资料显示，在已抓获的间谍中，其中60%的间谍承认一些重要情报是在网络社区中获得的。他们往往在侧面得知一些零星情报后，在各大网站论坛里发帖，引诱网民为他们搜集情报。
军事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对网络管理不善，或网民缺乏应有的国家和军事安全意识，互联网将会成为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的重要渠道。用极其简便的手段，付出微不足道的成本，谍报机构就能获得十分重要的情报。
据了解，网络谍报人员主要从官方、半官方、民间的网站公开发表的资讯中收集信息。在一些论坛的聊天室，也可以收集情报信息。比如，如果要收集空军的情况，通常先贴个帖子，说“某空军如何不堪一击”等，马上就会有人跟帖反驳，说空军如何厉害。或者，以“有谁知道我国空军现状”为主题发帖，也会有人回应。
以这些回帖为参考，再对已有情报加以研究分析，就可得出大致的情形。前述熟悉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泄密的情况触目惊心：个别网站和论坛为了吸引眼球热衷于揭秘，一些人缺乏保密意识在网络上随意谈论军事秘密，甚至在网络地图上标注军用机场、雷达阵地、部队驻地等军事秘密。
中国有关部门权威人士透露，目前境外有数万个木马控制端IP紧盯着中国大陆被控制的电脑，数千个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也针对着大陆地区，甚至有境外间谍机构设立数十个网络情报据点，采用“狼群战术”“蛙跳攻击”等对中国进行网络窃密和情报渗透。
尽管中国大陆很多保密单位的内部工作网都不与互联网连接，但仍从中发现了境外情报部门植入的木马。调查表明，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摆渡攻击，利用的是像U盘、移动硬盘之类的移动介质。网络安全专家提醒，网络间谍得逞，往往与其攻击方的管理不善有关。
2010年7月，中国军方开始成立网络监控队，严查互联网泄密。
在国家层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对网络涉密、泄密有了严格的界定。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该法同步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其中对网络涉军信息做了明确限制。
网络领域的防军情泄密，是世界各国军队普遍性的难题。解放军除了网管有“十条禁令”外，还规定军队人员不准使用3G手机。此外，解放军每年都会出台各类禁令法规，以约束在职军人的言行举止，严防泄密。
2014年2月，中国设立了习近平挂帅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网络安全被置于國家安全委员会“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下，层级可见一斑。
继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生效后，4月下旬，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做好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意见》，系统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密工作的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今年5月19日，美国司法部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近期，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确保国家技术部门安全的措施：中央机关所有采购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微软Windows 8操作系统、禁止采购赛门铁克及卡巴斯基杀毒软件、弃用IBM的高端服务器。外界据此认为，这是中国采取的报复行动。
“保密机制存在漏洞，缺乏专门法律、领导、协调机构，也缺乏相关的意识。”江涌表示，防不胜防的隐形间谍无处不在，在经济领域里，安全和保密概念被淡化，保密意识在各个企业极度欠缺。因此，制定有关反经济间谍的法律是当务之急。
次日，官方又公布了一起哈尔滨某高校航天专业硕士为境外情报人员搜集提供内部资料的泄密案。而此前在5月4日，广东破获了一起由境外间谍机关通过网络勾连策反境内人员、窃取中国军事秘密的案件。如此多的间谍、泄密案件集中公开，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军事领域谍影憧憧
“中国官方近期公布的间谍案，只是境外势力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一部分。”熟悉国家安全部门处置间谍案件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间谍案件不予公开，低调处理是出于多种考虑。
在可公开的间谍窃密案中，境外人员直接竊取军事国防情报的间谍不算太多。此次加拿大籍夫妇间谍案案发前，上一次公布境外人员直接窃取军事机密的间谍案，是在2010年。当时，4名日本人擅自进入河北省某军事管理区，并对军事目标进行非法录像被审查；也是在同一年，两名日本人在新疆非法测绘，涉及窃取军事信息。
更多的间谍窃密案，是境外间谍机构在中国大陆拉拢、收买、策反个别出卖国家秘密的人员，其中不乏军队将领、高官、学者。
此外，一些军队、军工、专业院校等内部期刊、报纸等从个别“地下”渠道被境外机构完整地予以收集，导致泄密的案子这些年也时有发生。歼轰-7的泄密，即是由内部期刊管理不慎引发的。
在境外间谍机构眼里，解放军、军工企业内部报刊一度成为觊觎的对象，价格亦水涨船高。军事分析人士指出，境外情报机构可以据内部报刊上的内容，大概分析判断出目前解放军一些兵力部署、部队调动、演习规模、训练水平，以及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试验、建造、入列，以及形成战斗力等某些具体动态。
另外一种窃取情报的方式，是以各种合法外衣作掩护，直接窃取国家和军事机密。
在中国有的军用机场、军事基地、军用港口、营房等军事设施附近，乃至国家重点科研和建设项目的周边曾出现过问题，有饭店、宾馆、茶楼、娱乐场所十分可疑，没多少买卖，但照样经营得风生水起。这些场所被用以通过技术等不同手段进行窃密。
有些经营场所则成为情报人员以金钱美色等，利诱、拉拢、收买涉密人员或设立情报的接头交易地点。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保卫处人士透露，此前内部发过通知，该单位人员不得进入附近几个街区的饭馆酒店，严防泄密。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军事抗衡、政治冲突逐渐被商业竞争代替。间谍攻势已经不再是刀光剑影，也不再局限于军情刺探，而是渗透在各个领域之中。
“西方如今对华情报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密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传统军事国防领域，经济领域的间谍活动日趋严重。
“和平时期的最大外患是情报战、间谍战的失败，无防可设、无密可保，国家机密情报大量外泄。”军事专家戴旭表示，很多大国的间谍前期一般都是着眼于商业情报，到后来往往会将手伸向更尖端、更机密的军事情报。
商业领域成为重灾区
“中国经济开放度高，难免受到经济间谍影响。”江涌表示，和传统间谍（军事间谍，主要针对国防、军事、政治领域）不同的是，经济间谍、商业间谍（工业间谍）案中的失窃者所受到的损害不是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而是直到对手采用新策略、携其新产品大规模地杀过来，自己才猛然醒悟遭人“暗算”。
“中国已经进入商业机密的谍战高发期，一些外资机构中甚至存在第三国的情报人员。”江涌表示。
进入中国的商业间谍，通常以商务人员、销售人员、经营人员，驻华代表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此外还有技术人员、访问学者等身份。
一般商业间谍和商业贿赂密切相关，商业贿赂是很多商业间谍打造圈子和人脉的惯用手法。与间谍活动相比，商业贿赂的性质更为复杂，手段也更为隐蔽。“所以，涉案分子觉得比较安全，很大胆地接受商业贿赂。”江涌分析说，“不过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金钱、美色，商业间谍中的美女与俊男间谍最为抢手，总是无坚不摧。”
在江涌眼中，商业间谍无孔不入。国外评级机构给中国企业评级，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企业审计，给中国充当账房先生；跨国投资银行给中国做咨询顾问，为中国企业乃至政府“出谋划策”。这中间可能隐藏着大量情报人员，他们以各种合法的身份做伪装，窃取中国的商业情报和商业秘密。
他们有的熟谙中国国情，巧妙利用各方人脉，想方设法接近各级领导，进行商业游说，影响相关决策，为商业活动铺路；有的对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给予丰厚的课题经费，让他们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影响为跨国企业集团谋利、鸣锣开道，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有的积极培植为外国政府、跨国企业集团服务的买办或掮客；还有一些利用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手段，收买可提供有用情报信息的人员。
有关专家表示，这些商业贿赂行为，往往跟中国政府官员、国企高管的腐败牵扯在一起。
国家保密局的报告称，力拓的商业间谍“迫使中国钢企在近乎讹诈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7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但江涌认为，在中国，“力拓算不上太大的案子”。
“间谍案和普通的经济案件、刑事案件的处置方式不一样，很多时候是被当作交易、交换筹码来使用。”江涌说，除了力拓案以外，还有很多典型案例不方便公布。“除非客观需要，大量间谍案都不会公布。”
“商业间谍里的高手也不在少数。”江涌表示，大间谍的潜伏能力很强，力拓案中的胡士泰十分低调，和他的团队苦心经营了六年之久后，才东窗事发。
间谍转战互联网
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上世纪遗留的传统搜集军情手段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升级，对手窃密不再以单一的重金美色相诱，而是转战网络。 互联网已经成为全新的窃密工具。有的是在网络上摆渡、植入木马等病毒，储存机密的U盘、MP3等载密介质一旦联网，那些悄悄植入解放军重要部门和圈定人物的电脑的木马病毒，便自动下载走全盘信息，令人猝不及防。有的则是动用各类先进网络侦听设备，窃听盗取情报信息。
网络间谍攻击手法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隐蔽，境外情报机构除了重点瞄准中国军事、军工单位和重要政府部门的网络以外，也将目标投向网络上泄露的各种信息。一些国家在谍报机构中成立了“公开信息中心”，其任务就是每天在全球各个网站、论坛里搜集各种军事情报。有国外谍报机构声称，在该国获得的情报中，约80%来自公开信息，而其中又有近一半信息来自互联网。
中国国家安全部公布的资料显示，在已抓获的间谍中，其中60%的间谍承认一些重要情报是在网络社区中获得的。他们往往在侧面得知一些零星情报后，在各大网站论坛里发帖，引诱网民为他们搜集情报。
军事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对网络管理不善，或网民缺乏应有的国家和军事安全意识，互联网将会成为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的重要渠道。用极其简便的手段，付出微不足道的成本，谍报机构就能获得十分重要的情报。
据了解，网络谍报人员主要从官方、半官方、民间的网站公开发表的资讯中收集信息。在一些论坛的聊天室，也可以收集情报信息。比如，如果要收集空军的情况，通常先贴个帖子，说“某空军如何不堪一击”等，马上就会有人跟帖反驳，说空军如何厉害。或者，以“有谁知道我国空军现状”为主题发帖，也会有人回应。
以这些回帖为参考，再对已有情报加以研究分析，就可得出大致的情形。前述熟悉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泄密的情况触目惊心：个别网站和论坛为了吸引眼球热衷于揭秘，一些人缺乏保密意识在网络上随意谈论军事秘密，甚至在网络地图上标注军用机场、雷达阵地、部队驻地等军事秘密。
中国有关部门权威人士透露，目前境外有数万个木马控制端IP紧盯着中国大陆被控制的电脑，数千个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也针对着大陆地区，甚至有境外间谍机构设立数十个网络情报据点，采用“狼群战术”“蛙跳攻击”等对中国进行网络窃密和情报渗透。
尽管中国大陆很多保密单位的内部工作网都不与互联网连接，但仍从中发现了境外情报部门植入的木马。调查表明，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摆渡攻击，利用的是像U盘、移动硬盘之类的移动介质。网络安全专家提醒，网络间谍得逞，往往与其攻击方的管理不善有关。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严防泄密
2010年7月，中国军方开始成立网络监控队，严查互联网泄密。
在国家层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对网络涉密、泄密有了严格的界定。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该法同步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其中对网络涉军信息做了明确限制。
网络领域的防军情泄密，是世界各国军队普遍性的难题。解放军除了网管有“十条禁令”外，还规定军队人员不准使用3G手机。此外，解放军每年都会出台各类禁令法规，以约束在职军人的言行举止，严防泄密。
2014年2月，中国设立了习近平挂帅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工作。网络安全被置于國家安全委员会“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下，层级可见一斑。
继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生效后，4月下旬，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做好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意见》，系统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密工作的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今年5月19日，美国司法部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近期，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确保国家技术部门安全的措施：中央机关所有采购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微软Windows 8操作系统、禁止采购赛门铁克及卡巴斯基杀毒软件、弃用IBM的高端服务器。外界据此认为，这是中国采取的报复行动。
“保密机制存在漏洞，缺乏专门法律、领导、协调机构，也缺乏相关的意识。”江涌表示，防不胜防的隐形间谍无处不在，在经济领域里，安全和保密概念被淡化，保密意识在各个企业极度欠缺。因此，制定有关反经济间谍的法律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