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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摘录袁克文(袁世凯二公子)和张丹斧(《晶报》主编)有关朱书陶瓶的一段轶事。
民国九年秋，袁克文一时兴起开始撰写《辛丙秘苑》长篇笔记，目的是为乃父复辟帝制事鸣冤叫屈，所谓“兹数载间大事逸闻，不传于外者多矣，不佞以所见知，笔于之书，既以存先，公之苦心，且以矫外间之浮议”。这当然是一个颇具感召力的话题。余大雄(《晶报》发行人)得悉此事，坚恳商先生在《晶报》上连载，答应奉以重酬。为此余大雄在《晶报》大登广告，把该连载吹得天花乱坠，经此鼓噪，《晶报》销量剧增。事实上《辛丙秘苑》确实颇多政坛秘辛，事实翔实，为史家所重。不想连载十六期后，袁克文便向余大雄提出要先以张丹斧藏汉陶瓶作为报酬，否则便半途而废，这是袁蓄谋已久的一着棋。原来张丹斧所藏汉陶瓶系当初他在西安任陕西督军幕僚时所获，上有朱书“熹平元年”字样，是极为难得的古玩珍品，张视为镇室之宝。余大雄欲罢不能，只能求救于张丹斧忍痛割爱。三方当下商定，袁《辛丙秘苑》撰写十万言，余大雄以此最高稿酬悉数付给张丹斧，作为此汉陶瓶的售值。袁克文并以所藏三代玉盏、汉曹整印、汉玉核桃串、苏轼石鼓砚四件藏品抵押于张丹斧处，限定袁克文一百天完稿后退还，逾期代罚。袁克文将汉陶瓶弄到手后欣喜若狂，作《易瓶记》记录了这件事。《易瓶记》中有这样对汉陶瓶的描述：“瓶高强及尺，丹漆书文，凡字一百又一，咸道家言，为陈初敬志冢墓者。书作草隶，飞腾巨龙虎象，文颜而古，简而趣，汉人手迹，诚大宝也。”从这个轶事可知这类朱书陶瓶在民国初期已是一些达官贵人梦寐以求、争相追逐的对象，可见得之不易。
我国东汉时期陶器为数不少，并不稀奇，可陶器上同时手书文字、绘有图案、有明确纪年款又完整无损的则凤毛麟角，比较罕见。本文介绍的陶瓶则属这类。该陶瓶高22厘米，口径8厘米，腹径13厘米，底径9厘米(图1)。瓶身绘北斗七星图，手书朱文17行，行8至12字不等，最后一行5字，七星图勺下方书“北斗”二字(图2)，瓶口端书“大人口”三字(图3)，约180字左右。少部分字已剥落，部分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大部分字尚可认读，其中有几点需强调说明：(1)第一行“延熹九年十二月丙辰朔”(公元166年)是该瓶书写的明确纪年(图2)；(2)第三行“死者燕季元”应为墓主人姓名；(3)第五行“秉拜七星后”再结合瓶身所绘北斗七星图并用文字提示可得知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北斗星被古人认为是极星，将死视为升天，信奉魂归北斗的理念，认为北斗七星有辟邪功能，可聚气而拥有万物，被当作星神贡奉；(4)瓶上文字略存隶书之遗风，但已有相当明显的楷书和行书的意味，值得揣摩研究。
最后介绍一些有关朱书陶瓶的背景资料。朱书陶瓶即用朱砂写在陶瓶上的解殃文辞，作镇墓文，有些陶瓶还绘有星图符隶等图案，又名解殃瓶，魂瓶，是汉代民众信仰道教的产物。所书文字及图案多是道家的吉祥用语和辟邪咒文，目的在于约束亡灵，慰死者安息，祈降福生者，是东汉封建社会宗教思想与社会风俗的真实反映。据考古发现最早的朱书陶瓶为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最晚者延至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其流行范围以陕西关中、河南洛阳地区为最，山西、山东亦有发现，最远及江苏高邮、甘肃敦煌。朱书陶瓶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汉代人的生死观念、道教思想及文化理念，以及人们对天文的认知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最有意义的是从瓶上文字的形体可以断定在东汉时期楷书、行书已经流行，纠正了汉代没有楷、行书这一说法，这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然那些在陶瓶上遗留的汉人手书真迹也是颇为难得和宝贵的。
(责编：雨岚)
民国九年秋，袁克文一时兴起开始撰写《辛丙秘苑》长篇笔记，目的是为乃父复辟帝制事鸣冤叫屈，所谓“兹数载间大事逸闻，不传于外者多矣，不佞以所见知，笔于之书，既以存先，公之苦心，且以矫外间之浮议”。这当然是一个颇具感召力的话题。余大雄(《晶报》发行人)得悉此事，坚恳商先生在《晶报》上连载，答应奉以重酬。为此余大雄在《晶报》大登广告，把该连载吹得天花乱坠，经此鼓噪，《晶报》销量剧增。事实上《辛丙秘苑》确实颇多政坛秘辛，事实翔实，为史家所重。不想连载十六期后，袁克文便向余大雄提出要先以张丹斧藏汉陶瓶作为报酬，否则便半途而废，这是袁蓄谋已久的一着棋。原来张丹斧所藏汉陶瓶系当初他在西安任陕西督军幕僚时所获，上有朱书“熹平元年”字样，是极为难得的古玩珍品，张视为镇室之宝。余大雄欲罢不能，只能求救于张丹斧忍痛割爱。三方当下商定，袁《辛丙秘苑》撰写十万言，余大雄以此最高稿酬悉数付给张丹斧，作为此汉陶瓶的售值。袁克文并以所藏三代玉盏、汉曹整印、汉玉核桃串、苏轼石鼓砚四件藏品抵押于张丹斧处，限定袁克文一百天完稿后退还，逾期代罚。袁克文将汉陶瓶弄到手后欣喜若狂，作《易瓶记》记录了这件事。《易瓶记》中有这样对汉陶瓶的描述：“瓶高强及尺，丹漆书文，凡字一百又一，咸道家言，为陈初敬志冢墓者。书作草隶，飞腾巨龙虎象，文颜而古，简而趣，汉人手迹，诚大宝也。”从这个轶事可知这类朱书陶瓶在民国初期已是一些达官贵人梦寐以求、争相追逐的对象，可见得之不易。
我国东汉时期陶器为数不少，并不稀奇，可陶器上同时手书文字、绘有图案、有明确纪年款又完整无损的则凤毛麟角，比较罕见。本文介绍的陶瓶则属这类。该陶瓶高22厘米，口径8厘米，腹径13厘米，底径9厘米(图1)。瓶身绘北斗七星图，手书朱文17行，行8至12字不等，最后一行5字，七星图勺下方书“北斗”二字(图2)，瓶口端书“大人口”三字(图3)，约180字左右。少部分字已剥落，部分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大部分字尚可认读，其中有几点需强调说明：(1)第一行“延熹九年十二月丙辰朔”(公元166年)是该瓶书写的明确纪年(图2)；(2)第三行“死者燕季元”应为墓主人姓名；(3)第五行“秉拜七星后”再结合瓶身所绘北斗七星图并用文字提示可得知古人对北斗星的崇拜。北斗星被古人认为是极星，将死视为升天，信奉魂归北斗的理念，认为北斗七星有辟邪功能，可聚气而拥有万物，被当作星神贡奉；(4)瓶上文字略存隶书之遗风，但已有相当明显的楷书和行书的意味，值得揣摩研究。
最后介绍一些有关朱书陶瓶的背景资料。朱书陶瓶即用朱砂写在陶瓶上的解殃文辞，作镇墓文，有些陶瓶还绘有星图符隶等图案，又名解殃瓶，魂瓶，是汉代民众信仰道教的产物。所书文字及图案多是道家的吉祥用语和辟邪咒文，目的在于约束亡灵，慰死者安息，祈降福生者，是东汉封建社会宗教思想与社会风俗的真实反映。据考古发现最早的朱书陶瓶为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最晚者延至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其流行范围以陕西关中、河南洛阳地区为最，山西、山东亦有发现，最远及江苏高邮、甘肃敦煌。朱书陶瓶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汉代人的生死观念、道教思想及文化理念，以及人们对天文的认知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最有意义的是从瓶上文字的形体可以断定在东汉时期楷书、行书已经流行，纠正了汉代没有楷、行书这一说法，这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然那些在陶瓶上遗留的汉人手书真迹也是颇为难得和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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