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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时间里，他只做一件事——手工旗袍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485号，多了一张生面孔。16岁的褚宏生从老家苏州吴江赶来，拜见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朱顺兴裁缝店”的头号裁缝朱汉章。
彼时的上海是当之无愧的时尚之都。大街小巷，服装店林立，身着时髦服装的人们穿行其中。
“朱顺兴裁缝店”是其中翘楚，朱汉章收有学徒数十人。他们有人从浙江宁波而来，成为后来专做西式服装的“奉帮裁缝”;有人则专做中装，以手工旗袍最为拿手，被称作“本帮裁缝”。
褚宏生就是一位本帮裁缝，80年时间里，他只做一件事——手工旗袍。
2016年8月，一本名为《上海裁缝》的书面世，封面照片便是被誉为“上海滩最后一位旗袍大师”的褚宏生。
最绝的手艺是“量体”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种彰显现代女性进步的服装——海派旗袍——在此诞生，并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女装的典型服饰。
“海派旗袍就是当时的女士连衣裙，它继承了满族旗人之袍的概念，但其实是糅合了江南旧式袄裙和西式洋装的风格，自成一体。”上海服饰学会副会长周朱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褚宏生为胡蝶特别定制的蕾丝旗袍
“我入行时，上海女人日常都穿旗袍，一般女士穿阴丹士林布旗袍，讲究的，就穿法国蕾丝、进口丝绒做的旗袍，那时真是旗袍的黄金时代。”褚宏生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褚宏生做学徒时有“学三年，做三年”的惯例，即学徒跟着师傅练手工，拿些许零花钱，一做就得6年。6年的学徒生涯，把褚宏生的性子“熨平”了，除了精进手艺，他心无旁骛。
褚宏生只消回忆起那6年时光，便会精神矍铄起来，他讲述了当年的一个小插曲。
80年前，与褚老同时期拜师学艺的徒弟都出师了，也就是，能做旗袍打样的活了，但师傅朱汉章仍安排褚宏生练手工，特别叮嘱他练好“量体”。褚宏生对此颇有几分嗔怪，找了师傅当面询问。朱汉章的回答令褚宏生感到心安，他说，“量体”是与人沟通的环节，也是做好一件旗袍的先决条件。
“量体对手工旗袍制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不是简单用尺子量三围、记数字就行。量体首先要跟顾客沟通，了解他们所想所需，观察他们的身体姿态，根据这些给出款式、材料、花色、绣花等建议。”瀚艺旗袍定制店经理朱进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朱进友是褚宏生的徒弟，1984年开始跟随师傅学做旗袍，“跟师傅学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对手工的态度”。
褚宏生被公认最绝的手艺是“量体”，他的眼睛就是标准，无论顾客高矮胖瘦，一看身形便知尺寸。
为胡蝶定制旗袍
让褚宏生一举成名的，是为影星胡蝶量身定制的蕾丝旗袍。
1936年一个盛夏的傍晚，18岁的褚宏生战战兢兢地踏进胡蝶的家中，为这位红极一时的女星“量尺”。当时，胡蝶刚刚当选《明星日报》评选的最佳电影女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
“本来担心她架子大，结果一点也没有，待人非常温和。”如今已98岁的褚宏生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到她家时，她穿一身素净的淡蓝旗袍，没有化妆，说话也很和蔼。胡蝶喜欢传统的做法，复古式花边，心情好时也会亲自设计旗袍。”
褚宏生想做一件与众不同的旗袍，他选用了法国蕾丝这种进口料子，可师傅不同意，还把他训了一顿。但褚宏生坚持己见，完成了法国蕾丝演绎的中国旗袍。
2015年，这身为胡蝶特别定制的蕾丝旗袍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慈善舞会上展出，完成了一次“世纪之行”。
40年代，褚宏生所在的店铺生意格外兴隆，除了演员，其他社会名流也喜欢来店里做旗袍。陈香梅也来过，她对旗袍的料子要求很高，一定要选择伸缩性好、手感柔软的真丝料。
“那个时候，很多名人自己没时间量体，就让人送来她们穿过的衣服，让我们比照着做。宋庆龄、宋美龄都是如此，店里也都会保留她们每个人的资料。”褚宏生说。
更多的顾客是普通人，她们经常会拿着月份牌或挂历来到店里，让褚宏生按着上面封面女郎穿的款式做。但不管是名人或者普通人，在裁缝眼里都一样，都是要全心全意招呼的客人。
牛仔遇上旗袍
褚宏生回忆，老上海的裁缝店竞争十分激烈，各家都在细节上做文章，单一种抢针刺绣，就细分出3种针法，缠好一枚精美的盘扣，往往得花上3小时。而时令、年龄不同，旗袍上搭配的盘扣也不同，春节配如意扣、凤尾扣，老太太过生日配寿字扣，年轻女人喜欢简单柔美的兰花扣、盘香扣。
讲究的客人，会要求随着月份改变而更改旗袍上盘扣的花型，一年12变。就连如今看似朴素的裙摆滚边，在传统的技法里也要滚上三四道，极尽繁复。
这也解释了老上海为何孕育了培罗蒙、亨生西服店、鸿翔公司、云裳公司和朋街服装店等一批“老字号”，云集了全国各地前来拜师学艺的徒弟。
即便到了如今，香港服饰界仍流传着一种说法：印度裁缝专门给游客做衣服，收500元加工费;香港裁缝师承上海裁缝，能收1000元加工费;而上海裁缝则为最高标准，加工费能拿到2000元。
“旗袍也要跟上时代”，褚宏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明白引领潮流是服装行业的必备精神。
一位旅居法国的中国姑娘，每次回上海都为自己订做一身旗袍，周朱光突发奇想，想用与旗袍风马牛不相及的牛仔面料，跟师傅褚宏生商量后决定尝试一下，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姑娘穿着牛仔旗袍，脚上穿一双回力球鞋，手上挎着名牌包，走在巴黎街头，回头率百分百。
“现在旗袍的款式跟过去完全不同了，既要展现女性柔美的曲线，又要活动起来比较方便，长款短款、有袖无袖样式越来越丰富，可选择的面料也多种多样，但什么场合穿什么样式的旗袍还是有讲究的。”朱进友说。
有的客人要参加正式的宴会，朱进友会建议对方穿长至脚踝的旗袍，不能过短，花色不能太复杂，“这是旗袍文化，穿旗袍的人都应该了解”。
要耐得住寂寞
如今，人们日常穿着的衣服都已经工业化生产，裁缝这个行当也慢慢成为一个“精致的小众”，仅在定制服装这个比较小的商业形式中保留下来。
在褚宏生看来，旗袍的精髓在手工细密的针脚里，机器缝制出来的衣服硬邦邦的，体现不出女性柔美的气质。而这样的针脚，绝非一日之功。
实际上，在瀚艺这样的知名旗袍店里，裁缝师傅中最年轻的也已年逾不惑，年长的则已到花甲。
“不是不想招年轻人，但这是个磨性子、慢工夫的行当，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做服装设计师，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学做裁缝。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其实都是裁缝，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愿从基础做起。”周朱光对这个行业感到担忧。
上海龙凤中式服装有限公司传习所龙凤旗袍第三代传承人徐永良也表达过类似的忧虑。
徐永良说，手工做旗袍，要耐得住寂寞。一件没有绣花的普通旗袍，从量身到制作也需要7天，从打样到缝制是一个裁缝完成，师傅必须是“全才”。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485号，多了一张生面孔。16岁的褚宏生从老家苏州吴江赶来，拜见了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朱顺兴裁缝店”的头号裁缝朱汉章。
彼时的上海是当之无愧的时尚之都。大街小巷，服装店林立，身着时髦服装的人们穿行其中。
“朱顺兴裁缝店”是其中翘楚，朱汉章收有学徒数十人。他们有人从浙江宁波而来，成为后来专做西式服装的“奉帮裁缝”;有人则专做中装，以手工旗袍最为拿手，被称作“本帮裁缝”。
褚宏生就是一位本帮裁缝，80年时间里，他只做一件事——手工旗袍。
2016年8月，一本名为《上海裁缝》的书面世，封面照片便是被誉为“上海滩最后一位旗袍大师”的褚宏生。
最绝的手艺是“量体”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种彰显现代女性进步的服装——海派旗袍——在此诞生，并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女装的典型服饰。
“海派旗袍就是当时的女士连衣裙，它继承了满族旗人之袍的概念，但其实是糅合了江南旧式袄裙和西式洋装的风格，自成一体。”上海服饰学会副会长周朱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我入行时，上海女人日常都穿旗袍，一般女士穿阴丹士林布旗袍，讲究的，就穿法国蕾丝、进口丝绒做的旗袍，那时真是旗袍的黄金时代。”褚宏生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褚宏生做学徒时有“学三年，做三年”的惯例，即学徒跟着师傅练手工，拿些许零花钱，一做就得6年。6年的学徒生涯，把褚宏生的性子“熨平”了，除了精进手艺，他心无旁骛。
褚宏生只消回忆起那6年时光，便会精神矍铄起来，他讲述了当年的一个小插曲。
80年前，与褚老同时期拜师学艺的徒弟都出师了，也就是，能做旗袍打样的活了，但师傅朱汉章仍安排褚宏生练手工，特别叮嘱他练好“量体”。褚宏生对此颇有几分嗔怪，找了师傅当面询问。朱汉章的回答令褚宏生感到心安，他说，“量体”是与人沟通的环节，也是做好一件旗袍的先决条件。
“量体对手工旗袍制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不是简单用尺子量三围、记数字就行。量体首先要跟顾客沟通，了解他们所想所需，观察他们的身体姿态，根据这些给出款式、材料、花色、绣花等建议。”瀚艺旗袍定制店经理朱进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朱进友是褚宏生的徒弟，1984年开始跟随师傅学做旗袍，“跟师傅学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对手工的态度”。
褚宏生被公认最绝的手艺是“量体”，他的眼睛就是标准，无论顾客高矮胖瘦，一看身形便知尺寸。
为胡蝶定制旗袍
让褚宏生一举成名的，是为影星胡蝶量身定制的蕾丝旗袍。
1936年一个盛夏的傍晚，18岁的褚宏生战战兢兢地踏进胡蝶的家中，为这位红极一时的女星“量尺”。当时，胡蝶刚刚当选《明星日报》评选的最佳电影女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
“本来担心她架子大，结果一点也没有，待人非常温和。”如今已98岁的褚宏生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到她家时，她穿一身素净的淡蓝旗袍，没有化妆，说话也很和蔼。胡蝶喜欢传统的做法，复古式花边，心情好时也会亲自设计旗袍。”
褚宏生想做一件与众不同的旗袍，他选用了法国蕾丝这种进口料子，可师傅不同意，还把他训了一顿。但褚宏生坚持己见，完成了法国蕾丝演绎的中国旗袍。
2015年，这身为胡蝶特别定制的蕾丝旗袍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慈善舞会上展出，完成了一次“世纪之行”。
40年代，褚宏生所在的店铺生意格外兴隆，除了演员，其他社会名流也喜欢来店里做旗袍。陈香梅也来过，她对旗袍的料子要求很高，一定要选择伸缩性好、手感柔软的真丝料。
“那个时候，很多名人自己没时间量体，就让人送来她们穿过的衣服，让我们比照着做。宋庆龄、宋美龄都是如此，店里也都会保留她们每个人的资料。”褚宏生说。
更多的顾客是普通人，她们经常会拿着月份牌或挂历来到店里，让褚宏生按着上面封面女郎穿的款式做。但不管是名人或者普通人，在裁缝眼里都一样，都是要全心全意招呼的客人。
牛仔遇上旗袍
褚宏生回忆，老上海的裁缝店竞争十分激烈，各家都在细节上做文章，单一种抢针刺绣，就细分出3种针法，缠好一枚精美的盘扣，往往得花上3小时。而时令、年龄不同，旗袍上搭配的盘扣也不同，春节配如意扣、凤尾扣，老太太过生日配寿字扣，年轻女人喜欢简单柔美的兰花扣、盘香扣。
讲究的客人，会要求随着月份改变而更改旗袍上盘扣的花型，一年12变。就连如今看似朴素的裙摆滚边，在传统的技法里也要滚上三四道，极尽繁复。
这也解释了老上海为何孕育了培罗蒙、亨生西服店、鸿翔公司、云裳公司和朋街服装店等一批“老字号”，云集了全国各地前来拜师学艺的徒弟。
即便到了如今，香港服饰界仍流传着一种说法：印度裁缝专门给游客做衣服，收500元加工费;香港裁缝师承上海裁缝，能收1000元加工费;而上海裁缝则为最高标准，加工费能拿到2000元。
“旗袍也要跟上时代”，褚宏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明白引领潮流是服装行业的必备精神。
一位旅居法国的中国姑娘，每次回上海都为自己订做一身旗袍，周朱光突发奇想，想用与旗袍风马牛不相及的牛仔面料，跟师傅褚宏生商量后决定尝试一下，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姑娘穿着牛仔旗袍，脚上穿一双回力球鞋，手上挎着名牌包，走在巴黎街头，回头率百分百。
“现在旗袍的款式跟过去完全不同了，既要展现女性柔美的曲线，又要活动起来比较方便，长款短款、有袖无袖样式越来越丰富，可选择的面料也多种多样，但什么场合穿什么样式的旗袍还是有讲究的。”朱进友说。
有的客人要参加正式的宴会，朱进友会建议对方穿长至脚踝的旗袍，不能过短，花色不能太复杂，“这是旗袍文化，穿旗袍的人都应该了解”。
要耐得住寂寞
如今，人们日常穿着的衣服都已经工业化生产，裁缝这个行当也慢慢成为一个“精致的小众”，仅在定制服装这个比较小的商业形式中保留下来。
在褚宏生看来，旗袍的精髓在手工细密的针脚里，机器缝制出来的衣服硬邦邦的，体现不出女性柔美的气质。而这样的针脚，绝非一日之功。
实际上，在瀚艺这样的知名旗袍店里，裁缝师傅中最年轻的也已年逾不惑，年长的则已到花甲。
“不是不想招年轻人，但这是个磨性子、慢工夫的行当，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做服装设计师，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学做裁缝。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其实都是裁缝，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愿从基础做起。”周朱光对这个行业感到担忧。
上海龙凤中式服装有限公司传习所龙凤旗袍第三代传承人徐永良也表达过类似的忧虑。
徐永良说，手工做旗袍，要耐得住寂寞。一件没有绣花的普通旗袍，从量身到制作也需要7天，从打样到缝制是一个裁缝完成，师傅必须是“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