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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成功主办亚信峰会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相继提出“亚太伙伴关系”、“亚太梦”、“亚洲安全观”等新外交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取得实质性进展，并牵头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简称“金砖行”）。这一系列举措，被外界解读为，习近平时代外交大战略浮出水面。
这些外交顶层设计的共同指向之一，是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大棋局上的重要性凸显。为什么周边外交被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由此观之，未来中国外交的着力点会在哪些方面？
《瞭望东方周刊》在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上，就这些问题对话了一批中国外交学者。
周边外交为什么如此重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对本刊记者说，周边外交可能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周边即首要”？因为它有三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大战略意义。
对美国而言，周边只有两个国家，再引申一下也就是拉美，其周边外交更多是地区外交。中国的周边外交，则包括了14个陆上邻国、6个海上相望的国家，再延伸出去，东面是亚太，西面是整个欧亚大陆。因此它不仅仅是地区战略，更不仅仅是周边战略，而是真正的大战略。
“中国的周边外交其实是‘大周边’，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和世界未来格局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取向。”吴心伯说。
其次，这也是中国外交的自主性体现。
在中国还没有强大起来的时候，外交围绕美国走，所以那时对美外交是重中之重。而今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外交将越来越“以我为主”，首先就要考虑周边的布局和经营。
第三层意义是，这体现了中国崛起之后走向的指向性意义。
中国强大和崛起以后，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全世界都很关注。就像看一个人怎么样对待家人、邻居、同事，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看中国怎么对待小国、弱国、欠发达国家，就可以看出中国今后是一个霸道的国家还是一个王道的国家，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新兴大国。
吴心伯认为，研究中国周边外交，“实际上就是抓住了中国崛起背景下整个中国外交的灵魂”。
互联互通：中国式一体化
周边外交中的另一个热词是“互联互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指出，互联互通大战略包括“五通”——政策、资金、贸易、基础设施、民心。简而言之，就是如何做到人才和物质便利、顺畅的流通。
人的流动，核心在于减少障碍，便利人员往来，比如简化签证。物流，体现在海陆空很多设施的联通上，还有经济走廊、能源管道等。财流主要是指资本和贸易的流动，如促进相互投资，成立新的地区银行等。智流的核心，是如何提供更多人力资源，如进行政策沟通，实现跨国行政等。
智的方面，还涉及整个亚洲的法律体系建设。亚洲国家可以探索建立亚洲刑事法院、海事法院、人权法院，因为现在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从罗马公约的制度上发展出来，而亚洲很多国家并没有签署罗马公约。
“互联互通，是中国式的一体化或区域一体化，要能体现出中国人在处理大机遇上的智慧。”苏长和说。
亚投行、金砖行，各有深意
新成立的亚投行、金砖行“两大行”，各自又在外交战略中负有什么样的使命？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巴殿君总结说，亚投行的作用，就是把钱投在“一带一路”上，激活这个区域的互联互通。金砖行是为促进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建立利益共同体而设立。这些银行，构成一套“组合拳”，勾勒出习近平时代的外交思路。
一个更大的背景是，崛起的中国一直面临一个国际秩序挑战——如何处理与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和三大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是融入现有的体系、一直听从美国的安排，还是另起炉灶？或者是在现有体系当中逐渐改造，提高中国的话语权？
“中国选择的道路，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相互补充。”巴殿君说，“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抛弃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而是通过上述举措来完善和促进当下秩序的改革，以形成面向未来的良性循环。”
“搭车论”的细节智慧
关于周边外交，习近平不止一次提到“搭车论”，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之车。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分析说，在日常生活中，“搭车”包括五大要素：司机、乘客、车、车费和车道。
在习主席提到的“搭車论”中，司机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不是中国和美国、或者中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双司机，而只是中国。
“乘客”主要为周边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当中那些经济体量较小、发展速度不是很快、可能需要更好发展的国家，比如蒙古。
中国是一辆“快车”，各国可以享受或者创造出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互利共赢的局面;中国是高速行驶的列车，不是只搭几个朋友的小车，这意在说明，中国能够让很多国家上车，当然也和中国高铁走出去有关联。
“这些细节，体现了领导人在外交战略设计中的周到考虑。”宋国友说。
他还认为，中国的“搭车论”不是中国的单方面援助付出，而是一种利益共同体。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国家对中国“搭车论”的怀疑抵触，从而放心共赢。
而车道方面，中国已经规划出“一带一路”——这就是中国高速发展列车最好的驶向地区未来的车道。
日本教训启示中国
在周边外交方面，一个可资借鉴的亚洲先例是日本。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泡沫经济时代，也曾是国际影响非常大的“战略型国家”，其核心“魅力”就在于经济外交，但泡沫破裂之后，其外交魅力也基本上消解了。
“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它没有能够真正建构起一种可以长久发挥影响力的外交理念。”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说。
中国现在已进入经济运行的“新常态”，当经济增速放缓之后，外交能否保持良好的势头，并且真正走得更远？
胡令远说，除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以外，中国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构外交理念：从如何超越以经济为推手的发展阶段，走向真正的理念外交和魅力外交。
这些外交顶层设计的共同指向之一，是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大棋局上的重要性凸显。为什么周边外交被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由此观之，未来中国外交的着力点会在哪些方面？
《瞭望东方周刊》在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上，就这些问题对话了一批中国外交学者。
周边外交为什么如此重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对本刊记者说，周边外交可能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周边即首要”？因为它有三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大战略意义。
对美国而言，周边只有两个国家，再引申一下也就是拉美，其周边外交更多是地区外交。中国的周边外交，则包括了14个陆上邻国、6个海上相望的国家，再延伸出去，东面是亚太，西面是整个欧亚大陆。因此它不仅仅是地区战略，更不仅仅是周边战略，而是真正的大战略。
“中国的周边外交其实是‘大周边’，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和世界未来格局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取向。”吴心伯说。
其次，这也是中国外交的自主性体现。
在中国还没有强大起来的时候，外交围绕美国走，所以那时对美外交是重中之重。而今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外交将越来越“以我为主”，首先就要考虑周边的布局和经营。
第三层意义是，这体现了中国崛起之后走向的指向性意义。
中国强大和崛起以后，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全世界都很关注。就像看一个人怎么样对待家人、邻居、同事，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看中国怎么对待小国、弱国、欠发达国家，就可以看出中国今后是一个霸道的国家还是一个王道的国家，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新兴大国。
吴心伯认为，研究中国周边外交，“实际上就是抓住了中国崛起背景下整个中国外交的灵魂”。
互联互通：中国式一体化
周边外交中的另一个热词是“互联互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指出，互联互通大战略包括“五通”——政策、资金、贸易、基础设施、民心。简而言之，就是如何做到人才和物质便利、顺畅的流通。
人的流动，核心在于减少障碍，便利人员往来，比如简化签证。物流，体现在海陆空很多设施的联通上，还有经济走廊、能源管道等。财流主要是指资本和贸易的流动，如促进相互投资，成立新的地区银行等。智流的核心，是如何提供更多人力资源，如进行政策沟通，实现跨国行政等。
智的方面，还涉及整个亚洲的法律体系建设。亚洲国家可以探索建立亚洲刑事法院、海事法院、人权法院，因为现在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从罗马公约的制度上发展出来，而亚洲很多国家并没有签署罗马公约。
“互联互通，是中国式的一体化或区域一体化，要能体现出中国人在处理大机遇上的智慧。”苏长和说。
亚投行、金砖行，各有深意
新成立的亚投行、金砖行“两大行”，各自又在外交战略中负有什么样的使命？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巴殿君总结说，亚投行的作用，就是把钱投在“一带一路”上，激活这个区域的互联互通。金砖行是为促进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建立利益共同体而设立。这些银行，构成一套“组合拳”，勾勒出习近平时代的外交思路。
一个更大的背景是，崛起的中国一直面临一个国际秩序挑战——如何处理与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和三大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是融入现有的体系、一直听从美国的安排，还是另起炉灶？或者是在现有体系当中逐渐改造，提高中国的话语权？
“中国选择的道路，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相互补充。”巴殿君说，“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抛弃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而是通过上述举措来完善和促进当下秩序的改革，以形成面向未来的良性循环。”
“搭车论”的细节智慧
关于周边外交，习近平不止一次提到“搭车论”，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之车。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分析说，在日常生活中，“搭车”包括五大要素：司机、乘客、车、车费和车道。
在习主席提到的“搭車论”中，司机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不是中国和美国、或者中国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双司机，而只是中国。
“乘客”主要为周边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当中那些经济体量较小、发展速度不是很快、可能需要更好发展的国家，比如蒙古。
中国是一辆“快车”，各国可以享受或者创造出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互利共赢的局面;中国是高速行驶的列车，不是只搭几个朋友的小车，这意在说明，中国能够让很多国家上车，当然也和中国高铁走出去有关联。
“这些细节，体现了领导人在外交战略设计中的周到考虑。”宋国友说。
他还认为，中国的“搭车论”不是中国的单方面援助付出，而是一种利益共同体。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国家对中国“搭车论”的怀疑抵触，从而放心共赢。
而车道方面，中国已经规划出“一带一路”——这就是中国高速发展列车最好的驶向地区未来的车道。
日本教训启示中国
在周边外交方面，一个可资借鉴的亚洲先例是日本。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泡沫经济时代，也曾是国际影响非常大的“战略型国家”，其核心“魅力”就在于经济外交，但泡沫破裂之后，其外交魅力也基本上消解了。
“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它没有能够真正建构起一种可以长久发挥影响力的外交理念。”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说。
中国现在已进入经济运行的“新常态”，当经济增速放缓之后，外交能否保持良好的势头，并且真正走得更远？
胡令远说，除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以外，中国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构外交理念：从如何超越以经济为推手的发展阶段，走向真正的理念外交和魅力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