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与亚太经济一体化未来

来源 :国际问题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zhengpeng1986022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 要〕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于强化地区经济合作机制,推动成员国法律规则融合,构建以东盟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贸易规则体系,重塑亚太区域政治经济利益平衡,加速区域新经济格局的形成将发挥重要推动作用。随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对经贸合作的冲击不断上升,各国对贸易规则和标准主导权的争夺加剧,亚太经济一体化面临多种因素干扰。成员国应加快推动协定的生效与实施,逐步吸收更多发展中成员国参与,推动贸易规则升级来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关 键 词〕亚太区域經济一体化、RCEP、CPTPP、FTAAP
  〔作者简介〕潘晓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5期0108-10
  2 0 2 0年1 1月,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十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 C E P)。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R C E P的达成和即将生效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亮点。该协定的签署不仅显示了成员国对自由贸易的重要承诺,更标志着亚太区域经济融合迈出重要一步。客观评估R C E P的作用,探讨亚太经济一体化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对落实及未来升级R C E P、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RCEP有助于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R C E P这一以东亚国家为核心力量推动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安排,是目前涵盖范围最广、最具影响力的超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M e g a - R e g i o n a l F r e e T r a d e A g r e e m e n t)。R C E P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国家间在更广泛的议题上进行合作,推动各国市场开放,实现经济共赢发展,更在于推动亚太区域架构中的经贸机制一体化,促进成员国间经贸规则融合,从而实现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发生结构性转变。
  (一)推动区域经贸机制一体化
  在R C E P签订前,东盟已与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澳新联合签署)达成了4个“东盟+1”双边自贸安排,但中日和日韩之间并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RCEP以15国、六方区域多边自贸安排机制取代多个双边自贸协定安排,不但重整和优化了亚太自贸协定安排的框架和结构,[ 1 ]同时也扩大了亚太自贸协定安排的覆盖范围。就机制水平而言,RCEP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治理机制。该协定的第1 8章规定,设立部长会议、共同委员会以及下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可持续发展和营商环境四个机构,并常设秘书处,负责R C E P实施后的日常事务。此外,RCEP还设立了争端解决机制,负责处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策争议。这种更为明确的分工和有效的机制安排,有助于推动成员国之间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区域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深度开放,从而促使成员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转变”。[ 2 ]在世界贸易组织(WT 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长期停滞的背景下,R C E P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制失效带来的机制缺位及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实现“机制对冲”,[ 3 ]为亚太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区域环境。
  (二)推动区域经贸规则融合
  R C E P是发展中国家推动新规则制定、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典范,既坚持贸易投资开放、实现经济融合的目标,同时兼顾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 1 ]R C E P强调成员国的共同发展,以成员国一致同意的贸易规则规范贸易和投资政策,以统一的“原产地规则”消除多个自由贸易协议并存带来的“面条碗效应”,实现成员国之间经贸规则的融通,提升成员国规则和标准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与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同,R C E P是以东盟为核心、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区域自由协定,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包容性。东盟主导的RC E P反映了广泛成员国的利益诉求,维护了包括欠发达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R C E P明确规定了协定的目的,即考虑国家发展差异,促进贸易和投资流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给予欠发达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和更多灵活性,并在服务贸易等关键领域提升欠发达国家参与等。第二,开放性。成员国在关税减让上采取渐进式开放,可以根据自身产业发展情况承诺开放时间表。同时,R C E P未来可能参照东盟其他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升级,提升贸易和市场开放水平。[ 2 ]第三,平衡性。R C E P规则制定采取“平衡”的手法,兼顾各方利益,以协定第1 1章“知识产权保护规定”为例,第1 1 . 2条强调技术创新的保护和技术传播的平衡,强调知识产权所有人和使用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主张知识产权保护应服务社会经济福祉,这与发达国家单纯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有所差别。
  (三)加快区域经济利益的融合进程
  R C E P推动成员国之间削减货物贸易关税,将贸易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扩大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准入范围,促进更大范围的市场准入,加快贸易和投资在成员国之间流动。另外,推出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使更多中间品因在成员国国内生产而享受优惠关税,减少区域供应链的运营成本,吸引更多域外资本流入成员国。
  R C E P将有助于提升成员国之间的系统性经济利益。国际贸易协定对于成员国的权利义务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R C E P成员国应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所承诺的义务。在发生争议时,争端解决机制督促各成员国切实有效履行义务,强化成员国的权利保护。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背景下,RC E P重申自由贸易主张,继续推进成员国市场开放,以有效的机制督促成员国履行义务。这不仅有利于各成员国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更能够加强各国经济利益的联系,减少经济政策摩擦及其产生的利益冲突,维护和推动亚太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亚太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亚太地区既是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也是大国竞争的重点区域,是各种利益摩擦和力量博弈的最前线。在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R C E P的签署虽给地区经济整合注入强大动力和信心,但仍将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与挑战。
  (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风潮
  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和国际自由经济体系的动摇是百年大变局在经贸领域的重要表征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其进一步凸显。20 0 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力图重振本国产业,但相关措施并未随着危机后经济的好转而减少。[ 1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推到更高的水平,日本、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也纷纷效仿,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 2 ]拜登政府上台后,主张“买美国货”以提升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福祉的政策,[ 3 ]其在本质上仍是“限制进口、扩大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 4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速转向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1 ]这与相关经济体自身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相对实力下降密切相关,其为保护自身产业、维持经济竞争优势,采取制造业“回流”和产业保护政策限制对他国产品的进口。
  发达国家持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干扰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传统的“欧美设计、东亚生产组装、欧美消费”的全球和区域经济融合模式造成冲击。在原有的世界经济融合模式中,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高端生产位置,所获利润丰厚,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的核心消费市场,为全球价值链中各国协作生产的最终产品提供消费市场。亚太地区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作为区域价值链中重要的生产国,受益于这一分工协作模式,许多国家依赖原材料出口和初级零部件的生产和出口,创造自身经济发展的空间。然而,随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不断加码,其國家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提升,全球价值链生产和销售分工协作的原有平衡正在被打破。亚太区域国家出口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更多的准入限制和非关税壁垒,而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和产业保护,使亚太国家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亚太国家以出口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面临严峻的结构性挑战,而以区域国家协作分工为基础的区域经济融合模式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使各国管控措施不断升级,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受阻,全球经济受到消费端和生产端的双向挤压。客观上,此次疫情加剧了国际环境的封闭性,各国政策内倾趋势更为明显,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更盛,国际合作的脆弱性凸显。在逆全球化思潮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亚太地区国家并未采取有效的贸易促进政策加以应对,一些国家甚至转而奉行保护主义政策。截至20 2 1年8月12日,RCEP的15个成员国正在实施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达24 7 1 8个,与20 2 0年1月1日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数量(24 7 4 8个)基本持平。[ 2 ]如此大量的非关税壁垒阻碍了亚太地区国家贸易反弹,区域经济融合踟蹰不前。
  (二)大国博弈冲击
  亚太区域内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变量。美国为遏制中国快速崛起势头,积极在科技、贸易领域对中国打压。除自身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限制对华技术出口外,美国还极力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拼凑所谓“民主科技联盟”“民主供应链联盟”“新经贸规则联盟”围堵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借机劝说其他国家脱离中国产业链。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以实现国家安全为由、推动本国跨国公司供应链调整为手段,试图实现自身产业重振,重塑国家竞争优势。拜登政府推出促进供应链本土化行政法令,[ 1 ]加速制造业工作回流以重振美国经济。美国以国家安全考量为由通过一系列法律,包括强化禁止核心技术出口的规定、强化对外投资限制和外国投资准入限制,[ 2 ]介入和推动疫情后企业供应链重组,强化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科技和高端制造竞争优势。日本政府效仿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力度,并通过政府基金鼓励日本公司加快供应链转移,[ 3 ]推出“成长战略计划”支持高科技发展。[ 4 ]不仅如此,美日高层峰会还明确加强两国在数字技术、生物科技、供应链以及贸易领域的协调和合作,以维持两国在区域乃至全球的创新优势和竞争力。[5]
  美国和日本推出的高新科技出口限制措施冲击区域价值链现有的分工布局,搅动区域价值链的运行和发展,增加了区域价值链运行的短期风险。从长期来看,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布局战略受市场、东道国政策、生产结构[ 1 ]等因素影响。区域价值链重构会在不同国家、产业和产品之间出现分化,呈现出复杂的结果。[ 2 ]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处于亚太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国家面临地缘政治上升的风险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这将不利于地区国家凝心聚力推进一体化合作。
  (三)规则标准之争
  利用规则标准制定权来防范限制竞争对手是美西方国家长期惯用的伎俩。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以打造“下一代高标准贸易协定”排斥中国在亚太经贸合作中的地位。特朗普政府退出TPP谈判,发起“蓝点网络计划”,试图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与欧盟等盟友进行协调合作,共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改革,以应对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2021年3月,“七国集团”(G7)举行贸易部长级会议,启动“贸易路线”计划(Trade Track),强调“世界领先的民主贸易国家”加强合作,推动全球贸易体系更加自由、公平和可持续。拜登政府考虑在印太地区国家间签订有关数字经济的协定,加强其在印太盟友中的凝聚力和领导力,引领数字经济发展,对抗中国经济崛起之势。[ 3 ]
  美国联合盟友对数字经贸规则和标准的“圈地运动”给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重要阻碍。数字科技标准和数字经贸规则林立将导致区域市场割裂。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脱钩”和中美科技竞争加剧,将带来不同的数字技术标准和数字经贸规则并行存在的局面,进而造成区域市场的割裂,严重阻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尽管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在协调国际贸易中各国技术标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世界范围内关税的大幅降低,技术标准仍然是主要的非关税壁垒。不同的数字技术标准可能成为一些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这些国家可以强调自身标准和规则合法性、合理性之名,行对自身产业和高科技保护之实,阻碍跨境贸易的自由流动。   三、以RCEP为抓手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作为亚太区域超大自由贸易协定,R C E P生效将对推动亚太经济融合发展乃至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当前,尽管亚太经济一体化前景仍不明朗,但推动这一进程符合各方长远利益。RC E P成员国应充分发挥协定的抓手作用,坚定不移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朝纵深方向发展。
  (一)加快推动RCEP在成员国生效实施
  以往经验表明,区域国家贸易投资政策的协调对区域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1 ]R C E P的生效实施能够有效推动东亚区域市场加速形成,[ 2 ]在区域范围创造有利的贸易投资环境,强化区域价值链的有效合作,帮助各国抓住疫情后世界范围内需求恢复的发展机遇,[ 3 ]对冲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和风险,实现对外贸易反弹,带动各国经济复苏。
  按照规定,在3个非东盟成员国和6个东盟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程序批准RCEP生效的60日后,RCEP将正式生效。尽管成员国承诺在2021年年底前通过,但截至2 0 2 1年8月31日,只有新加坡、中国、日本和泰国4个国家批准了该协定。因此,成员国政府应作出政治决断,加快推动RC E P在本国立法机构的批准程序,争取尽快实现其在全范围的生效和实施。
  (二)逐步吸收更多发展中国家成员参与
  R C E P应凝聚更多区域国家参与,将其发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格局调整的重要平台。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RC E P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身发展利益、影响区域经济格局提供了重要抓手。这一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不仅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亚太变局和大国博弈中的规则和机制影响力,更能够在成员国家间形成合力,撬动区域经济格局朝着有利于发展中成员国的演进和发展。
  RCEP在生效实施后应逐步考虑扩员问题,推动在更大区域范围实现区域经济包容性发展。与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发展中国家为融入全球价值链,主动单边降低关税,甚至低于其在WTO承诺的关税水平,代表着发展中国家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 1 ]RCEP应秉持开放态度,吸纳更多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参与,使地区国家人民分享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和福祉,为建立亚太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RCEP的签定为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亚太经济融合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2 ]随着拉美国家与东亚国家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彼此已经形成错综交织的贸易协定网络。R C E P应吸收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加入,为拉美各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融合、提升自身发展潜力创造更多的空间和可能,同时推进亚太区域实现更广泛的经济融合。
  (三)主动推动区域经贸规则升级
  2014年,APEC会议一致通过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目前该愿景尚在可行性研究阶段。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 P T P P)分别代表了亚太地区两种不同的自贸范式,二者对实现F T A A P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尽管CPTPP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设立了远高于RCEP的标准,但RCEP与CPTPP并非简单的贸易规则制定权竞争关系,事实上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互动对于亚太自贸区乃至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制定都具有重要价值。[ 3 ]
  R C E P成员国中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文莱、越南、马来西亚是CP T P P的成员,韩国、泰国及中国均表达了加入CPTP P的意愿。由此可见,三分之二的R C E P成员愿意接受CPTPP规则,说明RCEP成员国推动区域贸易规则不断升级具有良好的基础。当然,RCEP规则升级并不必然以CPTPP规则为标杆,而是根据国际经贸规则形势发展变化及成员国实际发展水平确定升级的目标。例如,RCEP设专章对电子商务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对包括数据的自由跨境流动、隐私保护等基本问题的立场,但有关规定仍属于原则性规定,对电子商务以外的数字经济形态未做详细规定。亚太国家可利用RCEP规则磋商机制,加快数字经济领域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对数据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等新议题提出新方案,推动区域数字经济规则不断发展和完善,进而推动区域电子商务市场的融合发展。
  此外,亚太區域国家应推动提升成员国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和一致性(regulatory coherence)。随着区域价值链的深入,区域各国不同的规则和标准降低了价值链生产的效率,加剧了区域市场的割裂。成员国应在R C E P框架下继续推动各国法律法规以及标准的协调机制建设,提升各国规则和标准制定和实施的透明度,加强各国进行相关的政策协调和沟通,进一步推动区域范围内规则标准的融合,为区域共同市场的发展和壮大提供基础。
  四、结语
  RCEP是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其对地区国家构建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经济秩序,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融合具有重要推动作用。RCEP的生效有助于实现贸易增长和疫情后经济复苏,惠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成员国。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之一和RCEP的坚定支持者,应积极推动RCEP尽快生效,同时不断推进自身对外开放水平,为亚太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携手地区国家共创亚太美好的未来。
  【完稿日期:2021-8-30】
  【责任编辑:李 静】
  [1] 樊莹:“RCEP:重塑亚太经济合作与筑基新发展格局”,《当代世界》20 2 1年第8期,第54页。
  [2] Peter A. Petri and Michael G. Plummer, “East Asia Decoup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Wars, COVID-19 and East Asia’s New Trade Bloc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roking Paper 20-9, June 2020, https://www.piie.com/system/files/documents/wp20-9. pdf.(上网时间:2021年8月14日)   [3] Mie Ob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sian Regionalism: Institutional Hedging in An Uncertain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Vol.8, No.2, 2019, pp.125-140, p.126.
  [1] 保建云:“新區域经济一体化与亚太共同体构建”,《人民论坛》2021年第13期,第100页。
  [2] “Peter Petri on How RCEP Strengthens Asia’s Economic Integration,” Asia Expert Forum, February 9, 2021, http://asiaexpertsforum.org/peter-petri-rcep-strengthens-asias-economicintegration/.(上网时间:2021年6月16日)
  [1] Chad Bown, “Protectionism was Threaten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before Trump,”Peterson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vember 8, 2018, https://www.piie.com/blogs/ 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protectionism-was-threatening-global-supply-chains-trump.(上网时间:2021年8月12日)
  [2] OECD, “Acquisition and Ownership-related Policies to Safeguard Essential Security Interests: Current and Emerging Trend, Observed Designs, and Policy Practice in 62 Countries,”Research Note by the OECD Secretariat, May 2020, p.11, https://www.oecd.org/investment/OECDAcquisition-ownership-policies-security-May2020.pdf.(上网时间:2021年8月14日)
  [3] Antony J. Blinken,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Washington D.C., March 3, 2021, 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上网时间:2021年6月22日)
  [4] Kori Schake, “Biden Brings More Class Warfare to Foreign Policy,” The Atlantic, May 27, 202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5/biden-foreign-policy-america-first-middleclass/618999/.(上网时间:2021年6月23日)
  [1]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Newman, “The New Age of Protectionism: Coronavirus‘Vaccine Wars’ could Herald a Broader Retreat from Free Market,” Foreign Affairs, April 5,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europe/2021-04-05/new-age-protectionism.(上网时间:2021年6月21日)
  [2] 作者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测算得出,参见https://trains.unctad.org/Default. aspx。(上网时间:2021年8月12日)
  [1]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executive-order-onamericas-supply-chains/.(上网时间:2021年6月23日)
  [2] Demetri Sevastopulo, “US Adds Chinese Supercomputing Companies to Export Blacklist,”Financial Times, April 9,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2d43d15b-12d5-4abf-96a1-3eee96a63a10; Evan Vucci, “Biden Broadens Trump’s Policy Restricting Investment in Chinese Firms,” Politico, June 3, 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6/03/biden-restricting-investment-chinesefirms-491784; Don McGahn, Schuyler Schouten and Chad Mizelle, “Rigorous CFIUS Reviews will Continue Under Biden: How to Prepare,” https://www.jonesday.com/en/insights/2021/04/rigorouscfius-reviews-will-continue-under-biden-how-to-prepare.(上网时间:2021年6月24日)   [3] Naomi Tajitsu, Makiko Yamazaki and Ritsuko Shimazu, “Japan Wants Manufacturing Back from China, But 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 So,” Reuters, June 9, 2020, https://www.reuters.com/ 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japan-production-a-idUSKBN23F2ZO.(上网时间:2021年6月25日)
  [4] “The Growth Strategic Action Plan,” Cabinet Secretariat of Japan, June 2, 2021, https://www. cas.go.jp/jp/seisaku/seicho/seichosenryakukaigi/dai11/siryou1-1.pdf.(上网时间:2021年6月25日)
  [5] “U.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The White House, April 1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上网时间:2021年6月26日)
  [1] Mitsuru Obe, “Decoupling Denied: Japan Inc Lays Its Bet on China,”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7,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d1e2f806-1958-4cd6-8047-e27901786f26.(上网时间:2021年6月26日)
  [2] “Understanding U.S.-China Decoupling: Macro Trends and Industry Impacts,” US Chamber of Commerce China Center, 2021, p.70, https://www.uschamber.com/report/understanding-us-chinadecoupling-macro-trends-and-industry-impacts.(上网时间:2021年7月14日)
  [3] Peter Martin, Eric Martin and Saleha Mohsin, “Biden Administration Weighs Digital Trade Deal to Counter China in Asia,” Bloomberg, July 13, 202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2021-07-12/biden-team-weighs-digital-trade-deal-to-counter-china-in-asia.(上网时间:2021年7月14日)
  [1] Fukunari Kimira et al. “Pandemic (COVID-19) Policy,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Emerging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ol.34, No.1, pp.3-27.
  [2] 潘晓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下的东亚经济融合”,《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第133页。
  [3] Roland Rajah, “Southeast Asia’s Post-Pandemic Recovery Outlook,”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15,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1/03/15/southeast-asias-postpandemic-recovery-outlook/.(上网时间:2021年8月14日)
  [1] Robert Z. Lawrence, “The Unappreciated Trend Toward Unilateral Trade Liberalization,”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No.21-6, March 2021, p.11, https://www. pii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b21-6.pdf.(上網时间:2021年8月14日)
  [2] Hiromi Iijima Cruz, “The RCEP: The New Trade Asian Block Facing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Observatorio Económico Latinoamericao, February 22, 2021, http://www.obela.org/enanalisis/the-rcep-the-new-trade-asian-block-facing-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上网时间:2021年7月2日)
  [3] 沈铭辉、郭明英:“大变局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特征、影响与机遇”,《当代世界》20 2 1年第1期,第49页。
其他文献
“枫桥经验”法治化就是在“多元化化解矛盾、全时空守护平安、零距离服务群众”的各个环节及各个领域,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枫桥经验”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有效举措,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是“四个自信”的生动实践。基层对“枫桥经验”法治化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强化基层保障力度,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法治素养,夯实法治文化土壤,以推进“枫桥经验”法治化。
为了减少群际偏见,缓解青少年群体冲突,本研究采用单因素(积极想象接触vs.消极想象接触vs.控制组)被试间实验设计,并引入中介变量共情和再范畴化,探究想象接触对外群体态度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结果发现,想象接触主要通过再范畴化影响青少年的外群体态度,即积极想象接触可促使被试再范畴化外群体成员为内群体成员,进而改善被试的外群体态度;想象接触不能通过改变被试的共情水平来影响被试的外群体态度。这可以为减少青少年社会偏见,增进群际友谊提供建议。
当前支付行业迅速发展,支付方式日益更新,第四方支付的出现极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第四方支付也逐渐沦为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工具,用于从事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盗窃、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了网络安全和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由于犯罪手段隐蔽、资金交易复杂、犯罪呈产业化发展、民众安全意识淡薄等因素,给发现、调查、打击、防范此类犯罪带来很大难度。因此,公安机关应拓宽案源渠道,多途径获取线索;创新侦查手段,全方位收集证据;强化侦查经营意识,实施深层次规模打击;树立防范意识,多元化宣传教育。
坐落在辽东半岛大连市郊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一所正规海军学校,原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1952年9月后的名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海军学校(简称“大连海校”)。中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是这所学校主要奠基人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始终关怀支持着该校的建设、发展,以此为基点,为海军发展乃至全军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结缘大海,进入海军  1952年初,
采用生活满意度问卷、正负情绪量表、主观活力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欲望指数量表对429名大学生、研究生和已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考察了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内外部目标对幸福感(well-being)和不幸福感(ill-being)的影响。结果发现:(1)相比于外部目标,我国被试更加看中内部目标;(2)女性比男性更加注重内部目标;(3)在校学生比已工作人员更加注重成名;(4)内部目标显著正向预测了幸福感,负向预测了不幸福感,外部目标无法预测幸福感,但正向预测了不幸福感。
使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探讨不同鉴赏方式下诗句再认过程的认知神经机制。鉴赏阶段,借鉴猜谜-催化范式,通过呈现“诗眼”诱发诗句完形,并将诗句鉴赏分为“有顿悟”和“无顿悟”两种方式。再认阶段,呈现完整诗句,被试进行新旧判断。结果发现,“有顿悟”较“无顿悟”的诗句再认反应时更快;在550~750ms内,仅“有顿悟”诗句的再认诱发了顶部新旧效应。结果表明,顿悟促进了诗歌意象的整合与联结记忆编码,是诗歌鉴赏过程中一种特异性的深层加工方式。
我国台湾地区2016年底出台了新“洗钱防制法”,扩大了洗钱罪的范围,增加了抽象危险犯和未遂犯的处罚规定,并将刑罚发动的时间予以前置,以上都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同时,该“法”以“反洗钱”名义肆意扩大犯罪圈,致使更多行为入罪化,这无疑对个人自由构成了直接限制,破坏了刑法的谦抑性与合比例性。整体衡量来看,对洗钱罪犯罪构成的考量不仅应在法技术层面展开,更重要的是明确立法的行为导向和价值取向。大陆对洗钱罪的规制严格限制了上游犯罪类型,从而使入罪门槛更高,显现出谦抑性的价值取向,但其与相关犯罪的关联性规定偏少、不
〔提 要〕 全球化在挫折中继续发展,全球治理也依然是国际社会的重大需求。但随着霸权秩序的衰退,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霸权秩序更加偏好垂直式治理,即依照霸权国理念,在国际体系顶层建立制度,自上而下地管理全球事务。随着霸权衰退日趋明显,多元世界逐步显现,一个基本标识是权力的下沉和分散。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开始趋向扁平,这意味着后霸权世界会出现一个多元的复合治理网络,以多层面、多领域和多主
作为一名现代杰出的心理学家,林传鼎为中国心理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林传鼎关于儿童情绪发展、智力开发与测量、心理健康教育等的思想与实践,一方面反映了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中国教育心理学发展的一般路径。对其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林传鼎的学术人生,把握新中国教育心理学科学化的进程。
本研究基于地位分化模型,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法检验了判断者和被判断者的经济状况对大学生道德判断的交互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产生该交互效应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状况相似的大学生,彼此之间的道德判断倾向于更加严格;而经济状况不相似的大学生,彼此之间的道德判断则倾向于更加宽松;经济状况的相似性感知中介着判断者和被判断者的经济状况对大学生道德判断的交互效应。最后,讨论了本研究的贡献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