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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柏松古城位于吉林省通化县快大茂镇西南约2.5公里的山前低矮台地上，北高南低，平面呈不规则矩形，城墙周长1051米，设有4处城门和3座角楼。该城址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其后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而正式的考古发掘是在21世纪进行的，2005至2011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城址分两个阶段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主要清理城内东部院落居址，并解剖北城墙。城内出土的绳纹板瓦和筒瓦等建筑构件，汉式风格明显，表明该城具有显著的汉文化因素;而所出铁器与中原地区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中期的同类器物形制相似，年代也大体相当，学界由此推断赤柏松古城的存续年代大约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关于该城址的性质，发掘者认为，赤柏松古城既具有军事要塞之功能，同时也达到了东北地区县级城市的规模，可能为汉代中央政权管辖范围内最东北处的一座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的城池。
本文介绍的这件石器，2008年出土于赤柏松城址东部一处台基式排房建筑的外侧，滑石质料，通体磨制，长方条形，长14.76、宽3.76、厚3.15厘米，器身下部有一块斜角残损，表体存在多处戳划痕迹。款文“苍颉”二字，分别刻划于器身两面的上部，另外还有一“苍”字，刻划于侧面的上部，三个字大小基本相同，长约2.5厘米。款文书体为小篆，字形结构，方圆兼备，线条劲挺而有笔势，从细部观察，每一笔画基本为一次完成，几乎没有停顿断笔的现象，线条转折、衔接较为流畅自然，可见刻字者对于篆书形体结构的把握相当娴熟。从文字史的角度看，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衰落的趋势，隶书变曲为直、化繁为简，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使用的主流书体，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目前发现的东汉碑刻、简牍等文字材料，多用隶书，篆书作品已不多见，由此推测这件篆书刻款石器，有可能属于西汉时期的遗物。关于该器物的性质，考古发掘者暂定名为“磨光石器”，其实，判断这件器物的功用和属性，从以下几点似可得出结论：其一，这件器物为滑石材质，滑石在常见的10种矿物中，莫氏硬度值为1，是一种比石膏的硬度值还小一半的石料，从石料硬度考虑，一般是不会作为制造生产工具的材料的，而比较适合制作摆设、饰品和把玩观赏类物件，由此基本可以判斷该器物属于非生产性器物。其二，将造字圣人苍颉之名镌刻于这件器物上，可说是为这件器物贴上了标签，其文化含意是显而易见的。其三，该器身的边棱处存在光滑细腻的磨痕，据有关专家分析鉴定，应属长时间抚摩把玩留下的痕迹。基于上述三点，笔者推断该器物应是一件西汉时期在文案上使用的镇器。
镇，压物之器，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早期的镇器，系压席角、帷帐之用，以石、铜材质居多，常见多为动物造型，考古学名谓“席镇”。作为文房书案的镇器，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古代文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玩欣赏，因为它们都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人们在玩赏的同时，也会信手用来镇压文书。二是由受席镇功能的启发，由此衍生而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镇器正式进入文房不晚于南北朝时期，多引证《南史-垣荣祖传》这条史料：“帝尝以书案下安鼻为楯，以铁为书镇如意，甚壮大，以备不虞，欲以代杖。”稍晚，唐代杜光庭《录异记史·异石》也载有：“会稽进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为书镇焉。”这是古人使用镇器最早的文献记录。所谓“书镇”，乃是文书之镇，纸张发明以后使用的是纸质书写材料，故书镇称谓“镇纸”或“纸镇”。书镇的实物材料，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大多为宋元以后的遗物，之前的实物制品比较少见，而早至西汉时期的书镇，更是极为罕见，通化赤柏松古城址发现的这件器物，表明早在西汉时期，书镇已经开始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该镇器的形制为长方条形，与明清流行的尺形书镇相近似，我们可视其为镇尺的初型。据考古发现，尽管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已有纸张出现，但属初始阶段，尚未普及使用，所以赤柏松古城所出的书镇，镇压的应该还是帛、麻一类的丝织品书写材料，以石镇压，防止起皱和移动，便于书写。
关于该镇器上的“苍颉”款文，也是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可做合理解读的。
仓颉，一名苍颉，原姓侯岗，俗称仓颉先师，历史传说中的皇帝左史官和造字始祖，其身份和造字的事迹，自战国以来便广泛流行。稽诸文献，汉代及以前的相关文字记录颇多，例如：《荀子史·解蔽》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史五蠹》载：“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吕氏春秋史·君守篇》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淮南子史·本经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春秋元命苞》载：“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乌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苍颉在汉代以前，已被知识阶层所熟知，成为文化人尊崇的对象，尤其在西汉时期，将其神化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以秦小篆书写，作为中国统一文字的依据。入汉以后，该书经过改编，以隶书形式再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汉武帝时期，实行武攻文治的国家政策，重视教育，兴办太学，发展地方教育机构和私学。“苍颉作书，以昭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戒。”《仓颉篇》作为学童使用的识字课本，随着政府颁布和人口流动等多种传播途径，遍行全国各地，已普及到地方的郡县一级。由海外人士捐赠、北京大学收藏的竹书《仓颉篇》，据考证时代最早、文字最多，是西汉武帝时期的版本。据报道，“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的偏远城邦小国精绝国遗址，也发现了《仓颉篇》残简，由此可见，这部学童课本普及面之广泛。其实，《仓颉篇》并不单纯是一部字书，而是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和教化功能的教科书，其中便含有西汉政权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输入汉文化的政治意图。汉武帝平定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部地区建立四郡，郡县级官吏皆由中央政府派遣，政治、经济和文化典章制度基本遵循汉式，加之大量中原移民的涌入，汉文化在这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通化赤柏松古城正位于汉四郡之一的玄菟郡境内，在学术界，甚至有诸多学者认为，该城址便是汉代玄菟郡下辖三县之一的上殷台县治所所在。赤柏松城址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具有汉文化因素的器物，表明该城当时的居民多有汉人的成分，这件“苍颉”款石镇器，便是上述历史背景下的一件汉人遗物，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牧风）
本文介绍的这件石器，2008年出土于赤柏松城址东部一处台基式排房建筑的外侧，滑石质料，通体磨制，长方条形，长14.76、宽3.76、厚3.15厘米，器身下部有一块斜角残损，表体存在多处戳划痕迹。款文“苍颉”二字，分别刻划于器身两面的上部，另外还有一“苍”字，刻划于侧面的上部，三个字大小基本相同，长约2.5厘米。款文书体为小篆，字形结构，方圆兼备，线条劲挺而有笔势，从细部观察，每一笔画基本为一次完成，几乎没有停顿断笔的现象，线条转折、衔接较为流畅自然，可见刻字者对于篆书形体结构的把握相当娴熟。从文字史的角度看，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衰落的趋势，隶书变曲为直、化繁为简，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使用的主流书体，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目前发现的东汉碑刻、简牍等文字材料，多用隶书，篆书作品已不多见，由此推测这件篆书刻款石器，有可能属于西汉时期的遗物。关于该器物的性质，考古发掘者暂定名为“磨光石器”，其实，判断这件器物的功用和属性，从以下几点似可得出结论：其一，这件器物为滑石材质，滑石在常见的10种矿物中，莫氏硬度值为1，是一种比石膏的硬度值还小一半的石料，从石料硬度考虑，一般是不会作为制造生产工具的材料的，而比较适合制作摆设、饰品和把玩观赏类物件，由此基本可以判斷该器物属于非生产性器物。其二，将造字圣人苍颉之名镌刻于这件器物上，可说是为这件器物贴上了标签，其文化含意是显而易见的。其三，该器身的边棱处存在光滑细腻的磨痕，据有关专家分析鉴定，应属长时间抚摩把玩留下的痕迹。基于上述三点，笔者推断该器物应是一件西汉时期在文案上使用的镇器。
镇，压物之器，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早期的镇器，系压席角、帷帐之用，以石、铜材质居多，常见多为动物造型，考古学名谓“席镇”。作为文房书案的镇器，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古代文人时常会把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上把玩欣赏，因为它们都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人们在玩赏的同时，也会信手用来镇压文书。二是由受席镇功能的启发，由此衍生而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镇器正式进入文房不晚于南北朝时期，多引证《南史-垣荣祖传》这条史料：“帝尝以书案下安鼻为楯，以铁为书镇如意，甚壮大，以备不虞，欲以代杖。”稍晚，唐代杜光庭《录异记史·异石》也载有：“会稽进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为书镇焉。”这是古人使用镇器最早的文献记录。所谓“书镇”，乃是文书之镇，纸张发明以后使用的是纸质书写材料，故书镇称谓“镇纸”或“纸镇”。书镇的实物材料，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大多为宋元以后的遗物，之前的实物制品比较少见，而早至西汉时期的书镇，更是极为罕见，通化赤柏松古城址发现的这件器物，表明早在西汉时期，书镇已经开始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该镇器的形制为长方条形，与明清流行的尺形书镇相近似，我们可视其为镇尺的初型。据考古发现，尽管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已有纸张出现，但属初始阶段，尚未普及使用，所以赤柏松古城所出的书镇，镇压的应该还是帛、麻一类的丝织品书写材料，以石镇压，防止起皱和移动，便于书写。
关于该镇器上的“苍颉”款文，也是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可做合理解读的。
仓颉，一名苍颉，原姓侯岗，俗称仓颉先师，历史传说中的皇帝左史官和造字始祖，其身份和造字的事迹，自战国以来便广泛流行。稽诸文献，汉代及以前的相关文字记录颇多，例如：《荀子史·解蔽》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史五蠹》载：“昔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吕氏春秋史·君守篇》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淮南子史·本经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春秋元命苞》载：“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乌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苍颉在汉代以前，已被知识阶层所熟知，成为文化人尊崇的对象，尤其在西汉时期，将其神化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以秦小篆书写，作为中国统一文字的依据。入汉以后，该书经过改编，以隶书形式再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汉武帝时期，实行武攻文治的国家政策，重视教育，兴办太学，发展地方教育机构和私学。“苍颉作书，以昭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戒。”《仓颉篇》作为学童使用的识字课本，随着政府颁布和人口流动等多种传播途径，遍行全国各地，已普及到地方的郡县一级。由海外人士捐赠、北京大学收藏的竹书《仓颉篇》，据考证时代最早、文字最多，是西汉武帝时期的版本。据报道，“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的偏远城邦小国精绝国遗址，也发现了《仓颉篇》残简，由此可见，这部学童课本普及面之广泛。其实，《仓颉篇》并不单纯是一部字书，而是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和教化功能的教科书，其中便含有西汉政权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输入汉文化的政治意图。汉武帝平定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部地区建立四郡，郡县级官吏皆由中央政府派遣，政治、经济和文化典章制度基本遵循汉式，加之大量中原移民的涌入，汉文化在这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通化赤柏松古城正位于汉四郡之一的玄菟郡境内，在学术界，甚至有诸多学者认为，该城址便是汉代玄菟郡下辖三县之一的上殷台县治所所在。赤柏松城址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具有汉文化因素的器物，表明该城当时的居民多有汉人的成分，这件“苍颉”款石镇器，便是上述历史背景下的一件汉人遗物，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