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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从日常谈话，还是从教科书中，你可能有两个印象很深：一个是金融就是给富人服务，对富人才重要！一个是在借贷市场上都是富人借给穷人，富人剥削穷人。因此，金融就成了富人剥削穷人的工具。
这两个印象符合事实吗？这些观念站得住脚吗？当然，今后你会了解到，如果金融受到太多行政管制、被抑制得过分了，金融可能真的会成为富人俱乐部，老百姓连沾边也别想。比如，直到最近二十几年以前，中国老百姓原来除了往银行存钱之外，得不到任何其它金融服务，情况就是那样的。
今天，我们就讲借贷市场，从这个行业中你会学到，如果民间金融的空间足够大、足够顺当，金融对普通老百姓其实更重要，金融完全可以普惠。尤其是，你会看到，那些关于借贷市场历来就是富人借给穷人、剥削穷人的印象，其实跟实际不符。
湖北王垸村的故事
我们就以很普通的湖北省王垸村为例。王垸村位于湖北省监利县，地处洪湖岸边，家家户户都有水产养殖，但像多数村庄一样，这里有机会创业致富、增加就业，可是缺少资金，每年资金缺口约 500万。而另一方面，虽然本地人钱不多，但从老年到青年人，很多人有投资需要，尤其是老农民，他们不仅承受一般意义上的“三农”之苦，而且还因子女数量少、子女外出打工多等因素，面对极不确定的养老挑战。对他们来说，互助性金融机构不仅最合适，而且最需要。
据《南风窗》报道，2006年3月的时候，李昌平跟村委会成立了“王垸村老年人协会”，这个协会实际上是以放贷为主的老年人互助基金。当年，86 人入股，股金总额 27万元。年底分红，每位老人拿到 280元。至 2010 年底，协会股金总额 104万元，有219位老年人参股。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吸纳同村老人股金，向村民发放贷款，利息用于分红。2009 和 2010 年，每位入股老人分别得到分红 650 元和 500 元。对城市人，几百元分红可能无足轻重，但对这些老农却是另一回事。
就以村委會 75 岁的守门老人为例，她独居村委会提供的宿舍，2010 年收入是低保金 600元，加村委会工资2000元，一共2600元，所以，基金会分红的500元，对她很重要。另外，在老年会员生日和去世之时，基金会会拿出几十元慰问金。
在这个故事里，你看到，放贷的实际就是这个基金背后的股东，也就是村里普通的老年人，而得到贷款的是村里需要资金经营水产养殖的年轻人，也是普通农民。都是普通人跟普通人之间的交易，而不是什么富人借给穷人。
养老基金会的好处有很多：一是资金投放本地，增加年轻农民的就业；二是有利于社会和谐，让年轻农民不必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能跟父辈和子女在一起生活；三是通过老年人股东每年的分红收入，缓和养老问题；四是减轻政府的养老负担，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政府给农民补贴，是不错，但更重要的是还给农民金融权利。
可是，像这样对个人、社会和政府是多赢的养老基金会，在2007年和2011年两次被勒令取缔，理由是该基金会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在银监体系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存在区域、股东资格、资金门槛等诸多限制。这些限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到2010年末，全国数万个乡镇中，已开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才395家，其中村镇银行349家，贷款公司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7家。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只好通过工商渠道注册，获得“准身份”，打“擦边球”。监管部门一不高兴，这些自发金融机构随时可被定性为“非法集资”。
对于监管部门的这些取缔命令，67岁的王垸村养老基金会理事长说，“一不犯法，二不贪污，村民也满意，为什么就不能办了呢？”在养老基金会召开会员大会讨论时，90%的老人支持“继续办”！
王垸村是否为特例呢？并非如此。国务院参事汤敏博士几年前去内蒙古武川县农村调研，了解到，在那里也是普通老百姓相互融通资金，而不是富人放贷给穷人。但在民间金融被压制的情况下，许多人特别是退休老人没法扩大养鸡业务，去自己给自己养老。
说到底还是由于对私人经营放贷的不信任，没有走出剥削论的思维。当然，也有许多人说是怕民间金融带来金融危机风险。比如，上世纪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坏账近3000万元，有的说亏损数亿元，最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填补了窟窿，接下来就打压农村金融。即使农村金融有几十亿呆坏账，也远比四大国有银行在2005年之前产生的3万亿呆坏账小几个数量级，更何况农村金融服务了8亿农村人口、改善了他们的民生。为什么没有因3万亿元呆坏账而取缔四大国有银行，却因最多几亿元呆坏账而禁止农村金融呢？
清朝借贷中是谁借给谁？
你可能会说，上面讲到的是现在农村的情况，而过去民间借贷中更是富人剥削穷人的。那时候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在我跟彭凯翔、林展从清朝刑课题本收集的近5000借贷案例中，在18、19世纪的农村借贷关系中，68%的借方为雇农、23%为佃农，而贷方中63%为雇农、14%为佃农、12%为自耕农，所以，放贷人中地主富农只占11%，而63%的放贷人为雇农！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放贷人是剥削者，那么多数时候剥削者是雇农了。
其实道理蛮简单，因为就像今天，马化腾有2000亿财富、王健林有1000多亿，但是他们的财富都在股票和其它资产之中，这些财富是基本不能动，也不容易变现的，所以，如果你找他们借钱，他们可能真的手头现金不多。
当年的地主和富农也一样，他们富有，但财富都在田地、房屋和不动产上面，而相对而言，正因为雇农、佃农没有财富，没有田地房产，所以，他们仅有的财富可能是现金，因此，普通人找他们借钱，可能反而有钱可借。另外，普通人借钱金额小，富人未必有兴趣做这种小额贷款。
这就造成了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在普通人需要借钱时，更可能是普通人借给普通人，而不会是富人借给穷人，富人可能对大额的商业放贷更感兴趣。
所以，为了推动普惠金融、改善老百姓福利，我们需要从根本观念上梳理清楚，消除一些误解。金融完全可以普惠，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放开民间金融，允许并保护私营银行和各类私营金融机构。金融能否普惠其实就是一念之差的事情。
这两个印象符合事实吗？这些观念站得住脚吗？当然，今后你会了解到，如果金融受到太多行政管制、被抑制得过分了，金融可能真的会成为富人俱乐部，老百姓连沾边也别想。比如，直到最近二十几年以前，中国老百姓原来除了往银行存钱之外，得不到任何其它金融服务，情况就是那样的。
今天，我们就讲借贷市场，从这个行业中你会学到，如果民间金融的空间足够大、足够顺当，金融对普通老百姓其实更重要，金融完全可以普惠。尤其是，你会看到，那些关于借贷市场历来就是富人借给穷人、剥削穷人的印象，其实跟实际不符。
湖北王垸村的故事
我们就以很普通的湖北省王垸村为例。王垸村位于湖北省监利县，地处洪湖岸边，家家户户都有水产养殖，但像多数村庄一样，这里有机会创业致富、增加就业，可是缺少资金，每年资金缺口约 500万。而另一方面，虽然本地人钱不多，但从老年到青年人，很多人有投资需要，尤其是老农民，他们不仅承受一般意义上的“三农”之苦，而且还因子女数量少、子女外出打工多等因素，面对极不确定的养老挑战。对他们来说，互助性金融机构不仅最合适，而且最需要。
据《南风窗》报道，2006年3月的时候，李昌平跟村委会成立了“王垸村老年人协会”，这个协会实际上是以放贷为主的老年人互助基金。当年，86 人入股，股金总额 27万元。年底分红，每位老人拿到 280元。至 2010 年底，协会股金总额 104万元，有219位老年人参股。
王垸村养老基金会，吸纳同村老人股金，向村民发放贷款，利息用于分红。2009 和 2010 年，每位入股老人分别得到分红 650 元和 500 元。对城市人，几百元分红可能无足轻重，但对这些老农却是另一回事。
就以村委會 75 岁的守门老人为例，她独居村委会提供的宿舍，2010 年收入是低保金 600元，加村委会工资2000元，一共2600元，所以，基金会分红的500元，对她很重要。另外，在老年会员生日和去世之时，基金会会拿出几十元慰问金。
在这个故事里，你看到，放贷的实际就是这个基金背后的股东，也就是村里普通的老年人，而得到贷款的是村里需要资金经营水产养殖的年轻人，也是普通农民。都是普通人跟普通人之间的交易，而不是什么富人借给穷人。
养老基金会的好处有很多：一是资金投放本地，增加年轻农民的就业；二是有利于社会和谐，让年轻农民不必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能跟父辈和子女在一起生活；三是通过老年人股东每年的分红收入，缓和养老问题；四是减轻政府的养老负担，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政府给农民补贴，是不错，但更重要的是还给农民金融权利。
可是，像这样对个人、社会和政府是多赢的养老基金会，在2007年和2011年两次被勒令取缔，理由是该基金会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在银监体系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存在区域、股东资格、资金门槛等诸多限制。这些限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到2010年末，全国数万个乡镇中，已开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才395家，其中村镇银行349家，贷款公司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7家。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只好通过工商渠道注册，获得“准身份”，打“擦边球”。监管部门一不高兴，这些自发金融机构随时可被定性为“非法集资”。
对于监管部门的这些取缔命令，67岁的王垸村养老基金会理事长说，“一不犯法，二不贪污，村民也满意，为什么就不能办了呢？”在养老基金会召开会员大会讨论时，90%的老人支持“继续办”！
王垸村是否为特例呢？并非如此。国务院参事汤敏博士几年前去内蒙古武川县农村调研，了解到，在那里也是普通老百姓相互融通资金，而不是富人放贷给穷人。但在民间金融被压制的情况下，许多人特别是退休老人没法扩大养鸡业务，去自己给自己养老。
说到底还是由于对私人经营放贷的不信任，没有走出剥削论的思维。当然，也有许多人说是怕民间金融带来金融危机风险。比如，上世纪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坏账近3000万元，有的说亏损数亿元，最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填补了窟窿，接下来就打压农村金融。即使农村金融有几十亿呆坏账，也远比四大国有银行在2005年之前产生的3万亿呆坏账小几个数量级，更何况农村金融服务了8亿农村人口、改善了他们的民生。为什么没有因3万亿元呆坏账而取缔四大国有银行，却因最多几亿元呆坏账而禁止农村金融呢？
清朝借贷中是谁借给谁？
你可能会说，上面讲到的是现在农村的情况，而过去民间借贷中更是富人剥削穷人的。那时候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在我跟彭凯翔、林展从清朝刑课题本收集的近5000借贷案例中，在18、19世纪的农村借贷关系中，68%的借方为雇农、23%为佃农，而贷方中63%为雇农、14%为佃农、12%为自耕农，所以，放贷人中地主富农只占11%，而63%的放贷人为雇农！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放贷人是剥削者，那么多数时候剥削者是雇农了。
其实道理蛮简单，因为就像今天，马化腾有2000亿财富、王健林有1000多亿，但是他们的财富都在股票和其它资产之中，这些财富是基本不能动，也不容易变现的，所以，如果你找他们借钱，他们可能真的手头现金不多。
当年的地主和富农也一样，他们富有，但财富都在田地、房屋和不动产上面，而相对而言，正因为雇农、佃农没有财富，没有田地房产，所以，他们仅有的财富可能是现金，因此，普通人找他们借钱，可能反而有钱可借。另外，普通人借钱金额小，富人未必有兴趣做这种小额贷款。
这就造成了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在普通人需要借钱时，更可能是普通人借给普通人，而不会是富人借给穷人，富人可能对大额的商业放贷更感兴趣。
所以，为了推动普惠金融、改善老百姓福利，我们需要从根本观念上梳理清楚，消除一些误解。金融完全可以普惠，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放开民间金融，允许并保护私营银行和各类私营金融机构。金融能否普惠其实就是一念之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