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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无疑是今年的一大亮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接受《陆家嘴》采访时表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角是实质性减税降费，基建投资重在起到托底与补短板的作用，而非大干快上。”
2019年实际的财政支持力度会更大
《陆家嘴》： 2018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8年减税降费1.1万亿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你对此怎样解析？
沈建光：总体来看，我认为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减税降费措施符合市场预期和诉求，传递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当前能否缓解民营经济困境、消费下滑、制造业疲软，已成为扭转中国经济下行的关键，因而在个税改革落地以后，报告重点强调了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比2018年多出7000亿元（2018年实际完成减税降费1.3万亿），规模更大、力度更强，符合市场的预期及诉求。
从构成上来看，增值税改革、社保降费成为“主菜”。根据财政部部长刘昆的说法，2019年减税降费措施中减税贡献大约占七成，减税的份额里又以增值税降率为主，其余将主要由个税改革、社保降费以及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构成。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等措施，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陆家嘴》：当前提出的大规模减税降费在你看来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可操作性怎样？
沈建光：自去年以来，减税降费的市场呼声一直很高，目前已经成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抓手，现实意义巨大。究其原因，我认为一是当前居民中长期收入下滑、企业成本端压力过重成为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消费、生产均现出疲态，急需减负。
二是过去依靠大规模基建投资、刺激房地产等传统手段进行稳增长在当前不再适用，面临投资效率下滑、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等诸多限制因素。因而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角是实质性减税降费，基建投资重在起到托底与补短板的作用，而非大干快上。
从可操作性来看，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算低，减税降费有较大空间；财政预算压力也尚在合理范围内，2019年赤字率目标从2018年的2.6%提升至2.8%还是相对谨慎的，但考虑到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加速国资划转充实社保、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等开源节流手段将同步进行，实际的财政支持力度将会更大。
《陆家嘴》：你觉得财政可承受范围内调整空间有多少？
沈建光：目标赤字率并不代表实际赤字水平，市场普遍关注实际赤字率的问题，例如2018年实际赤字率上升的情况已经出现，2018年政府年初的财政赤字目标是从2017年的3%下調至2.6%，但当年实际赤字率却从2017年的2.9%上升至3.4%。
2019年来看，伴随着减税降费的推进，财政预算预计将面临一定压力，但考虑到美国2018年实际财政赤字率接近4%，我认为中国也无需为财政赤字问题过分担忧。
2019年赤字率目标从2018年的2.6%提升至2.8%还是相对谨慎的。究其原因，中国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早前几轮的稳增长政策中财政刺激往往与政府债务积累相伴，因而当前更加注重处理好刺激政策与预算平衡之间的矛盾，以防止重蹈覆辙、避免滋生政府债务风险。
结构性减税定位精准
《陆家嘴》：在你看来企业税负中面临的痛点是什么？
沈建光：企业税负最大的痛点依然是税负过重。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企业的综合税率在全球排名第12，而社保税负则更高，排名第2。过高的税负极大压缩了企业盈利水平，企业现金流紧张，更新设备、技术创新、人才优化等关乎企业长期发展的措施便无法实施，结果是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生存环境艰难。
当然，民营企业状况恶化不完全是税负的问题，但整体来看，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是过高的。具体来说，增值税和社保费率过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应该说本次结构性减税定位是比较精准的。
《陆家嘴》：今年结构性减增值税的方案下，行业效益势必会明显分化。谁能在减税浪潮中受益较多？对上中下游上市公司分别有怎样的影响？
沈建光：关于减税受益，我认为短期内主要应从议价能力的角度去考虑。例如，如果企业或者行业的议价能力较强，减税之后产品价格能保持较高水平，则减税益处将转化为企业和行业的利润增厚，利好生产端；如果议价能力较差，则减税之后产品价格将明显下降，会利好消费，消费者将享受更多减税的福利。
从上下游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由于增值税的征收额是销项税抵扣进项税，这决定了下游企业的增值税负会受到其采购原材料上游企业的影响，例如，如果上游企业减税收益较大，则下游企业抵扣的进项税反而更少了，如果销项税率变动不大，税负是有可能升高的，判断对下游企业的影响，应综合进项税率与销项税率的相对变动来看。
《陆家嘴》：降低电价10%、降低过桥过路费等方式降低企业负担在你看来实际影响多大？
沈建光：降低电价10%、降低过桥过路费等方式丰富了降低企业负担的维度。电价是工商业、大工业用户最为敏感的生产要素，尤其对于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高耗能产业而言，电费是其产品生产成本的重要构成。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巡视员张满英2018年的发言，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约0.8元/千瓦时，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10%，涉及降价金额约800亿元，数额不算小。降低过桥过路费如果能够尽快推进，对物流成本占比较高的企业来说，是个很大利好。 财政增收十分关键
《陆家嘴》：你认为国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较大的难点和阻碍会来自哪些方面？
沈建光：难点和阻碍主要还是来自于“减税降费”与“财政预算”之间的矛盾。经济下行压力下，必须坚持积极财政，这意味需要财政支出的地方将会更多。如基建投资方面，尽管不再大干快上，但从年初情况来看，交通、轨道、机场、水利等领域补短板的力度还是超出预期的，项目审批和开工的速度都在加快。
社保方面也存在费率降低与社保收支缺口逐年扩大、各地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今年社保转移支付的预算安排达到6000亿元；此外，去年减税降费1.3万亿，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在年底已经开始同比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增收十分关键，如果大幅增加地方专项债额度至2.15万亿、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加速推进等能够落实到位，这部分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今年的财政预算压力，如我之前所说，短期内还不会引发担忧。
《陆家嘴》：国家在推进更大力度、更大规模降税费过程中，你觉得在具体实施中会有哪些问题，有什么建议？
沈建光：第一个问题我在前面提到了，关键在于落实，要让减税落到实处，要让企业和居民有“获得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二个问题在于加强征管，我认为减税降费和加强征管应该是并行的，前者减负、后者增收，长期来看两者应该平衡起来，否则财政预算、税收公平等问题都会受到挑战。
建议方面，与前面的观点基本一致，一是要把减税降费落到实处，二是要在加强征管方面做长期的考虑，三是减税降费事实上还有空间，尤其是降低社保费率方面，按照我之前的测算，加强征管的条件下，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有5%左右的下调空间，16%的费率仍然不算低。
货币政策仍以定向工具为主
《陆家嘴》：格力电器董事长将个税起征点调整至10000元。从专业角度你怎么看这个提议？
沈建光：从减税总量和普惠性的角度来看，由于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缴纳人群基数较低，提升起征点等措施能够惠及的人数有限，大多数居民无法享受到减税的福利，减税空间也相对有限；还是应该从降低五险一金费率方面入手，尽快推动费率降低相关措施的落实，以扩大减税降费的惠及范围，降低企业负担、提升居民中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
从减少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看，提升起征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影响收入差距的不仅是起征点，还有分档税率、五险一金缴纳基数等因素影响，整体来看，收入分配改革还是应该注重结构上的统一安排，调高起征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陆家嘴》：最后，请你谈一下，去年的报告中，对M2和社融增速的预期目标被“合理增长”的表述所取代，而今年则提出M2和社融增速均要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表述背后隐含的意思是什么？你认为在2019年，会实行几次降准？节奏大概会是怎样的？
沈建光：从目前来看，决策层对于过去货币过度放水的警惕性很高，近期反复强调不会大水漫灌，我认为在财政政策相当积极的情况下，大规模放水也确实没有必要，因而报告提出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GDP相匹配，是与上述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相适应的。
整体来看，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货币政策仍将维持宽松态势，预期会有2～3次降准，短期内的任务重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解决服务实体经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
政策工具方面，考慮到货币政策传导的不畅，仍将以定向工具为主。例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预计年内仍将有定向降准，节奏和力度需要观察实际贷款利率的走势；此外，TMLF、定向再贷款、再贴现等手段也在政策工具箱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