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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章（1889-1954），字瑞甫，号濠园，其堂兄徐世昌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徐世章毕业于北京同文馆，后入比利时里达大学学习，并获商业学士学位。1911年，徐世章赴意大利担任万国博览会审查委员，继赴英、法、德等国考察商业及铁路行政。1912年学成回国后，徐世章先后任交通部路政司属官和京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1920年任交通部次长，全国铁路督办和交通银行副总裁、中国国际运输局局长、币制局局长等职。1922年随着徐世昌的下台而去职来津，寓居今和平区睦南道122号，“今后不再参与政治”。
徐世章堪称“五大道”公寓里最会盖房子的“地产商”。作为津门房地产开发的先驱，徐世章因精通建筑学，具有经济头脑，又极富远见，故房地产业做得红火兴旺，为家族奠定了雄厚基业。徐世章并不买已经火起来的地皮，而是选择当时有些冷僻但他认为有可能发展成繁华地段者，并且他在建楼时也很讲求质量。他当时花了很大的代价请到了德国的设计师盖苓，这使得今天的五大道出现了很多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徐世章去世之后，家人把其收藏及一些财产捐献给了政府，关于房地产方面就捐献了56所房屋及一块空地，而这些房屋都处在今日的天津繁华地带——天津五大道地区。
徐世章旧宅位于睦南道126号，建于1922年，英庭院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摩登风格。内装修部分欧式，部分日式。一楼书房有古希腊风格的壁挂式烛台，是用汉白玉制作而成。门上有精美中式玉雕，人物栩栩如生，现保存完好。
《朱砂荷鱼澄泥砚》砚背上方隶书：“给谏公赏”;中间另刻楷书小字铭：“离尘垢 伴文人 腹中书满 同上龙门。”落款“宋开蕤”;下方刻有铭文两行：“初颐园大司马赠 宋开莱藏”。1954年，明代荷鱼朱砂澄泥砚由天津著名文物收藏家徐世章先生的亲属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黄玉猪龙形珮》，天津博物馆。
徐世章除购置房产外，还兴办教育、医务、实业，并致力于收藏、整理文物。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曾任铁路学院名誉董事、天津耀华中学董事、工商学院董事长、天和医院董事长等闲职。
新中国成立后，徐世章积极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1952年，徐世章为抗美援朝卖房捐献15000元购买飞机大炮（当时，一架苏式米格-15型战斗机约15萬元，豫剧大师常香玉曾捐款购买一架）;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他还认购当时尚不被群众信任的10年期公债25000元，是当时私人认购公债数额最高者之一。
徐世章一生博雅好古，致力于文物收藏。其收藏以古玉、古砚为主，还兼收古墨、书画、古籍善本、古代各种工艺品等。其中的古玉和古砚两类，后来构成了天津博物馆这两项的主要藏品，该馆还特为此开辟了中国唯一一个古砚陈列专室。
徐世章好砚如痴如醉，曾名其书室为“宝砚室”，还刻了许多闲章以表心境，如“濠园宝比过明珠骏马”“闲人以砚为忙事”等。徐世章对砚台的爱好程度绝不输于前辈藏砚大家纪晓岚，他对自己的藏砚极其用心，专门写有《藏砚手记》（后由其二女儿保留）。其中写道：“吾人收集古人之砚，不独以砚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砚。”这正是徐世章藏砚的主旨所在。
徐氏藏砚，种类繁多，风格各异，上起唐宋、下迄明清，各代不乏精品。其收藏特点有四：其一，材质齐全;其二，铭砚居多;其三，风格独特;其四，注重赏砚。
徐世章所藏多数砚上有刻名人题铭跋语。这些铭刻不仅是书法艺术，而且更属宝贵历史资料。如清代书画家金农、伊秉缓、高凤翰、吴昌硕，金石学家翁方纲、黄易、吴式芬，古砚收藏家黄任、高兆，篆刻家周芷岩等人铭砚。清代著名制砚家顾二娘款匕燕落花端砚更是难得名品。这些刻铭是研究名人生平事迹的好资料，且具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是按宋拓本石鼓文所刻，砚面、周、底刻秦石鼓文四百余字。在国内尚无宋拓本石鼓文流传的情况下，此砚对石鼓文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郭沫若先生著《石鼓文研究》一书，就参照了此砚的铭文行数排列。此外，诸如明末曹学佺凌云竹节砚、清吴士芬藏毛公鼎石砚、乾隆御铭八方金星歙砚等俱为珍品。
徐世章藏砚，砚材繁多、质地精良，陶、瓦、砖、泥、铜等品种，而端石中的清花、蕉叶白、火捺、够鹆眼，歙石中的金星歙，澄泥中的朱砂澄泥等更为稀世之宝。曾为清代著名砚台收藏家黄任收藏的精品十砚之一的“墨雨砚”，砚石的黑色斑纹，若泼墨点点、如细雨丝丝，故而得名“墨雨”。
徐世章藏砚多造型俊秀典雅，雕刻精美，既有时代风格，又具有地方特色。如宋鹦鹉石砚，厚重古拙，清王岫君山水纹端砚、清琅嬛仙馆端砚山、清小灵动山馆砚山等等，均是佳作。
除了收藏砚台，徐世章还特别重视砚台拓本。每件砚入藏后，大部分要经过传拓。每砚拓10张，所用宣纸，均从南方宣纸产地订购，裁成若干一定尺寸规格，基本上是竖一尺半、横二尺余对折，右下印有篆书竖排“濠园砚谱”印，每砚要拓正、反两面及四侧。墨也是用上好的古墨，黝黑发亮，花纹清晰分明，所拓的平面不是简单的“平铺直叙”，而是层次分明，深浅适度，极富变化，既忠实原作，又不板滞，全面而生动地反映出件件砚台的风姿。这些精美的拓片，几乎与砚同样具有文物价值。
这些砚拓出自著名篆刻传拓专家、素有“中国第一拓手”之称的周希丁及其徒弟、已故著名文物鉴定家傅大卣之手。师徒二人在徐家传拓器物达七八年之久。徐世章能请到这样的高手到家里来传拓，真可谓将遇良才，而周希丁师徒亦在砚海中大显身手。他们施用立体拓，把拓片搞得如同照片，施用着色拓，有些有色泽的砚材用相应颜色拓，把砚台拓美了，拓活了，使砚拓璀璨生辉，大放异彩。
徐世章藏黄金黄田黄石扁章
徐世章除了请人拓砚外，还搜集砚拓。有时是先见拓片，按图寻物;有时是得砚后再搜集砚拓。传拓留影，可丰富藏砚内容，使砚增辉添彩，欣赏或出版皆可;搜集旧拓，则可查清源流，确认真伪，徐先生之用心可谓良苦矣！
徐世章和徐世昌都喜欢砚台，两兄弟也时常一起赏砚，徐世昌还经常为徐世章的砚拓本题跋，后来他的一些珍贵的砚台也成了徐世章手中的珍藏。但两人藏砚的态度有所区别，徐世昌藏砚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兴趣爱好，而徐世章不然，他是源于对砚台发自内心的爱护和珍重。
从1934年起，徐世章开始将古砚整理成系列，着手编纂砚谱。砚谱拓出来后，由擅草书的徐世昌和擅篆书的徐世襄，或他本人作序、题跋，详记藏品名称、形制、尺寸、质料、图案、铭文，考订旧有藏主身世、流传过程，记述收藏经过，装订成册，名曰《濠园砚谱》。
徐世章收藏的古玉多是商周到两汉的各类玉器，共600余件，品类齐全，流传有序，足见其对中国古代玉器之笃好。所藏玉器特色鲜明：其一，时代悉俱，自成系统;其二，独辟蹊径，掘猎精品;其三，精究典籍，着力研考;其四，精心收藏，妥善养护。
徐世章所藏玉器，上始新石器时代，下迄明清，代代有绪，极具中国古玉的代表性。如红山文化青玉兽面形珮，造型奇奥，碾琢圆润，工艺独特，是红山文化玉器中难得的典型佳作。龙山文化青玉鹰攫人面珮，上翻琢成一侧首高冠展翅雄鹰，利爪攫持人首，造型精致绝妙，透雕和剔地阳纹并用，展现了古人高超的工艺技巧。
类似玉珮在全国极罕见，其丰富内涵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西周白玉兽面纹饰，玉质晶莹，纹饰独特。西汉黄玉谷纹璧，雕琢精致，色泽灿烂。西汉白玉刚卯严卯，是帝王贵族避凶求吉的珮玉，完整成对且涂有朱砂，非常少见。汉代玻璃谷纹璧，系中国早期玻璃工艺的代表之作。以上藏品，均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古玉的私人收藏，在历史时代上能自成系统、排列有序，实属难能可贵。
徐氏集玉，其纳宝踪迹遍及全国。一些著名学者、专家或收藏家，乃至名位较高的商贾的名品，都是他百般搜求的对象。如商代青玉龟腹版、战国青玉谷纹龙形珮、汉青玉卷云纹饰等珍品，均出自名士之宝藏。其他名家如吴桐渊、卢雨亭、陶北溟、裴振山、郭草臣的商周美玉，很多都易手于先生，而被庋藏。
徐氏爱玉如宝，只要在书籍、图录上见到的美玉定穷追不舍。如著录于《古玉图录初集》《衡斋藏见古玉图》的商黄玉牛面珮及龙首纹，本为古玉巨商黄浚爱藏，徐世章见过则钟情不已，故向黄征求。遗憾的是黄玉牛面珮及龙首纹已转往历史学家于省吾先生处，徐氏则千方百计，苦苦求索，最终如愿以偿。于氏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也是忍痛创爱呀。濠园藏玉至富，好玉如宝，又是古玉内行，否则我也是不肯罢的。”1928年安阳殷墟遗址首次发掘，商王贵族生前享用的服饰珮玉、礼仪用玉，重现人间。徐世章差专人前去征宝，几年内即搜得精品达数十件。藏玉可谓“玉不美不收，器不绝不藏。”
徐世章收藏古物不是单纯的好古、玩赏，而更注重对它们的研究。他定期邀集同好，共同鉴品珍爱宝物，切磋所得。他精究典籍，得其要义。并从玉器的造型和文饰上，挖掘其文化内涵及学术价值。对玉器的发掘源地、流传经历努力钻研，并笔录于囊盒内，作为收藏与研究的原始基本料。在其所捐古玉中，记有某年“彰得出土”（今安阳）者，不下数十件。刻有双钩“庚寅辛”三字的商青玉片，得于小屯，先生秘岌数年，却不解其贵，遂示予天津古文字学家陈邦怀先生，方知它是原宫廷所用一整套甲子表玉版的残部。因世所仅见，故极为珍贵。徐氏所积累的诸多研究成就，至今仍为博物馆内专业人员所借鉴。
徐氏嗜玉，从其对玉的养护可见一斑。仅制囊匣一项，一年就耗费数千银元。徐世章特聘请高手匠师，根据玉器的价值区别，分制布盒、绸盒、锦盒，珍品则专用楠木盒，内里加棉绸软囊。不但使玉器卧之“舒适”，而且又可防潮、防损。他还专门设置古玉专柜，严加保护，做到万无一失。观赏“生坑”玉器时，更要防与汗手接触，为保持自然“包浆”，避免蜕化变质。正是他的悉心养护，才使众多古玉精品得以妥善保存。
徐世章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对那些高价收购到的文物，他都悉心保管。其装潢均有一定特色，形成一种风格，直至今天，一般鉴定工作者一见到这种装潢，就知道是徐世章故物。因此，徐世章还与南方大收藏家龚心钊并称为“南龚北徐”。
徐世章收藏文物的装潢特色主要表现为用料考究、做工精湛、雅致得体。用料中木材多为紫檀木、红木、花梨木、楠木、鸡翅木等，紡织物有锦、缎、呢绒、棉布等。
砚台盒是其文物装潢中大宗。所做砚盒一般为紫檀木内盒，外盒为楠木、紫檀木、蓝布几种。木盒是专程去北京请高手制作，有的内木盒是按砚形整挖，有的雕刻纹饰或镶嵌饰物，盒内又多按砚形缝制绸垫或裁剪得体的薄呢绒，以防硬碰硬，损伤砚石。砚盒本身几乎成了工艺品。有的漆盒因年久失修，有开裂、破损、残缺之处，他便请北京一位有特殊手艺的工匠孙天庆师傅（原在北京琉璃厂“小器作”，除做各类硬木小器件，还兼营修理硬木家具）进行修补。修补后的东西就是内行人也看不出哪些地方是修补过的。
徐世章本人，或邀请徐世昌（擅长草书）、徐世襄（擅长篆书），在砚盒外套上题铭刻字。对那些有来历的精品还在匣中的缎里上题跋、注明出处。
徐世章所藏，有的是文物商送货上门的，有的是通过朋友介绍从名人后裔手中获得的，而更多的还是他不辞辛苦，往来奔波于全国各古玩市场淘换来的。因他肯出大价钱，而被文物商人视为“财神爷”。据说，他购买金大定红訇小砚时，因其为世人罕见的金代遗物，故而几乎用了与之同重的黄金购得。 在“七七”事变以前，天津日本租界有个叫大罗天的古玩市场，大约有几十家古玩店铺。他差不多每天都到那里去看，遇到有收藏价值的就买下来，每次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获。20世纪30年代初，他转到法租界泰康、天祥两商场的古玩店寻宝。他听到外地有古砚、古玉待售，就会命人立马跟踪寻迹，常为购买一件文物而马不停蹄地跑上几座城市。天津和各地古玩店的人常到徐宅，送上他的喜爱之物。他曾说：“只要是精品，不管多少钱，统统往我家送。”
徐世章为了买砚台，下了很大的工夫，据说他有一次在南京夫子庙看上了一宋代端砚，因为那古玩商知道他是藏砚的大家，马上把价格提高了一倍，徐世章因为手头紧，跟古玩商说自己拿不出那么多现钱，这位商人就说，你是房地产大亨，可以拿土地来换。徐世章果真就拿了一块黄金地段的地皮换得了这方端砚，而他的这个行为受到了朋友们的嘲笑，说他搞房地产很是精明，假如一旦遇到了端砚，马上就变得不灵光。对于这一点，徐世章也承认，他在得到这方端砚后写道：“当此世乱年荒之际，而以重金得之，人能不嗤我愚也，然我以卖地之金易此砚，却以之为余幸。”
徐世章耳目通灵，平日一听到有出售文物的消息，就立即赶到现场，不遗余力买到手。有时为了得到一方名砚，更要历时数年，辗转几座城市。明代顾从义摹刻的“石鼓砚”，他心仪已久，魂牵梦绕十余载。1935年冬，当听说它现身北京时，徐世章衣服没来得及换，家人没顾上打招呼，只身一人急急地赶赴京城拜访收藏者李氏，但还是晚了一步，宝砚已被某厂肆商家购去。于是，他又按图索骥，追踪到厂商高价收购。当这方梦寐以求的宝砚终于捧在手上时，徐世章兴奋得像个孩子，欢呼雀跃。回津后，欣然撰写题记，记叙得砚之经过，说明得砚之艰难，抒发得砚之愉悦。
从其撰写的《藏砚手记》中可以得知，仅1934年用于购砚达12116元，1935年为10017元，1936年为8375元，1937年为5739元，合计达近4万余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他曾对子女说：“要是将我购买文物的钱用来买钻石，足可以买一大簸箩了！”
购买古物，虽然他舍得花钱，但也是尽量能省则省。由于他懂行识货，还常以廉价购得珍品，如1937年1月，他以6元之价购得明代宣德款识的铁砚一方。他自己也经常奔波于文玩古店、荒摊冷肆。当钱一时凑不齐，又出让一些古砚，购得更精罕的古砚。对于无从购买者，采取与人以砚易砚的交换方式，如他曾以自藏清桂馥大龙尾砚，换得徐世襄所藏朱笥河大石砚。
徐世章购买文物虽不吝钱财，在生活上却十分简朴，他不尚奢华，不乱花一文钱，衣食均不讲究，粗茶淡饭足矣。为了培养子女的勤俭意识，每逢春夏之交，他还让孩子们吃上几顿野菜饭。从其《藏砚手记》等账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日常生活开支才一二百元，而一块砚台就要六七百元。
关于天津图书馆得到的濠园旧藏，白莉蓉老师《精品荟萃流芳千古——记天津图书馆藏徐世章捐赠古籍善本书》有这样的评价：“徐世章先生捐赠的这批藏书共84部，虽然数量不多，却独具特色，不乏精品。其中明代刻本6部、明清抄本13部、清刻本中武英殿刻书就有近4O部，拓本、砚谱、印谱等7部，其他清代刻本包括丛书以及日本刻本等也有十余部之多。在这些藏品中有多部都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及版本价值以及艺术代表性的精抄佳刻，甚至是海内孤帙，弥足珍贵。其中有27部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国家级善本。”
白老师还在自己的文中列举了十余种徐世章藏书中的精品。名家的稿抄校本，其中名气最大的一部书，则是姚绶抄本《斗南老人诗集》，此书卷末有明代项元汴的跋语，是极有价值的文物性善本，该书已被评定为一级文物。
当年徐世章的藏书重点之一，是品相完好的殿版书，可见其收藏观念不随流俗。清代武英殿刻书向来以纸墨考究，写刻精良，装潢精美而著称，是其他官私刻书所无法比拟的，展卷即可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或许正是因为殿板书刊刻之精美，受到徐世章先生的青睐，在徐氏藏书中殿版书几占一半。徐世章还藏有四库馆的抄本4部;他的藏品中还有一部《月泉吟社集》;另外还有多部有价值的稿抄校本。
徐世章还藏有纪晓岚的《四库提要》原稿，那是何等的大部头，又是何等的重要著作。然而这部书在徐世章身后去了哪里，却没有相关记录。他还有一件纪晓岚的旧藏——《河间纪文达公砚谱》，不过这个砚谱不是书，而是一册古砚的拓片。此砚谱内收纪晓岚所藏古砚拓片96方，这部砚谱里有不少纪晓岚的题铭，因为纪氏的手迹流传很是稀见，在这些拓片中能够见到，当属极难得的文献。徐世章的藏书质量虽然不能跟他的砚台相比，但从数量及独特性而言，徐世章当然是位藏书家，可惜世人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
徐世章题跋秦汉瓦当拓本
民国时期，美国某大财团曾出数百万美元的天文数字开价收购他的文物，被其断然拒绝。当解放战争的炮火在天津城上空隆隆响起时，当时城内一片混乱，达官贵人、富商豪贾，不少人挟金银细软，纷纷南逃。也有人劝他携文物去美国享受高级华人待遇。徐世章说：“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绝不能从我手中流散到国外！”
徐世章晚年病重，心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花费几十年心血收集的文物。他对子女说：“我毕生精力致力于收藏文物，几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将它们由分散变为集中。如果传给你们，势必又由集中变为分散。我考虑再三，只有捐献给国家，才更易于保管，供全社会、全民共赏。希望我死后，将捐献之文物开辟一个陈列室进行陈列，供大家欣赏，这也是我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徐世章1954年辞世后，其夫人杨立贤及子女通过周叔弢正式转达了要将家藏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的意愿。
1954年7月，天津文化事业管理局组成接收小组，第一次从徐家接受捐献文物2380件，计古砚类964件、古玉类612件、字画拓片类95件、金石类250件、文玩类353件、古籍善本书帖类103种（4000余册）。
1954年12月，天津市文化局第二次又从徐家接受捐献文物369件，计旧墨166件、毛笔13件、古印章73件、拓片79件、古玉21件、金石9件以及其他文物，還有笺纸45张，绫锦缂丝17方。以上两次合计捐献文物2749件。上述捐献文物是天津市文化局上世纪50年代收到的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一批文物。
第三次捐献，在徐家发现罕见巨作“万里长江图”共6卷，正本2卷，副本4卷，清黄鼎所绘正本长达80米。
1954年8月，天津市文物部门选择其中部分精品，在天津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爱国捐献文物展览”。展览开幕式上，市领导向徐氏后人颁发了文化部沈雁冰（茅盾）部长签署的褒奖状。
1999年，在徐世章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天津艺术博物馆出版了画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为其题辞：“珍宝无价，爱国情深”。古代典籍《管子》上记载玉有九德，即：仁、智、义、行、洁、勇、精、容、辞。君子如玉，徐世章先生正是如此。他一生淡泊名利，却不惜倾注一世心血，致力于古物收藏，殚精竭虑传承祖国优秀遗产文化。他的慷慨捐赠，不仅充实了天津博物馆的收藏，也为弘扬中国独特的物质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徐世章堪称“五大道”公寓里最会盖房子的“地产商”。作为津门房地产开发的先驱，徐世章因精通建筑学，具有经济头脑，又极富远见，故房地产业做得红火兴旺，为家族奠定了雄厚基业。徐世章并不买已经火起来的地皮，而是选择当时有些冷僻但他认为有可能发展成繁华地段者，并且他在建楼时也很讲求质量。他当时花了很大的代价请到了德国的设计师盖苓，这使得今天的五大道出现了很多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徐世章去世之后，家人把其收藏及一些财产捐献给了政府，关于房地产方面就捐献了56所房屋及一块空地，而这些房屋都处在今日的天津繁华地带——天津五大道地区。
徐世章旧宅位于睦南道126号，建于1922年，英庭院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摩登风格。内装修部分欧式，部分日式。一楼书房有古希腊风格的壁挂式烛台，是用汉白玉制作而成。门上有精美中式玉雕，人物栩栩如生，现保存完好。
徐世章除购置房产外，还兴办教育、医务、实业，并致力于收藏、整理文物。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曾任铁路学院名誉董事、天津耀华中学董事、工商学院董事长、天和医院董事长等闲职。
新中国成立后，徐世章积极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1952年，徐世章为抗美援朝卖房捐献15000元购买飞机大炮（当时，一架苏式米格-15型战斗机约15萬元，豫剧大师常香玉曾捐款购买一架）;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他还认购当时尚不被群众信任的10年期公债25000元，是当时私人认购公债数额最高者之一。
徐世章一生博雅好古，致力于文物收藏。其收藏以古玉、古砚为主，还兼收古墨、书画、古籍善本、古代各种工艺品等。其中的古玉和古砚两类，后来构成了天津博物馆这两项的主要藏品，该馆还特为此开辟了中国唯一一个古砚陈列专室。
宝砚室“闲人以砚为忙事”
徐世章好砚如痴如醉，曾名其书室为“宝砚室”，还刻了许多闲章以表心境，如“濠园宝比过明珠骏马”“闲人以砚为忙事”等。徐世章对砚台的爱好程度绝不输于前辈藏砚大家纪晓岚，他对自己的藏砚极其用心，专门写有《藏砚手记》（后由其二女儿保留）。其中写道：“吾人收集古人之砚，不独以砚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砚。”这正是徐世章藏砚的主旨所在。
徐氏藏砚，种类繁多，风格各异，上起唐宋、下迄明清，各代不乏精品。其收藏特点有四：其一，材质齐全;其二，铭砚居多;其三，风格独特;其四，注重赏砚。
徐世章所藏多数砚上有刻名人题铭跋语。这些铭刻不仅是书法艺术，而且更属宝贵历史资料。如清代书画家金农、伊秉缓、高凤翰、吴昌硕，金石学家翁方纲、黄易、吴式芬，古砚收藏家黄任、高兆，篆刻家周芷岩等人铭砚。清代著名制砚家顾二娘款匕燕落花端砚更是难得名品。这些刻铭是研究名人生平事迹的好资料，且具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明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是按宋拓本石鼓文所刻，砚面、周、底刻秦石鼓文四百余字。在国内尚无宋拓本石鼓文流传的情况下，此砚对石鼓文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郭沫若先生著《石鼓文研究》一书，就参照了此砚的铭文行数排列。此外，诸如明末曹学佺凌云竹节砚、清吴士芬藏毛公鼎石砚、乾隆御铭八方金星歙砚等俱为珍品。
徐世章藏砚，砚材繁多、质地精良，陶、瓦、砖、泥、铜等品种，而端石中的清花、蕉叶白、火捺、够鹆眼，歙石中的金星歙，澄泥中的朱砂澄泥等更为稀世之宝。曾为清代著名砚台收藏家黄任收藏的精品十砚之一的“墨雨砚”，砚石的黑色斑纹，若泼墨点点、如细雨丝丝，故而得名“墨雨”。
徐世章藏砚多造型俊秀典雅，雕刻精美，既有时代风格，又具有地方特色。如宋鹦鹉石砚，厚重古拙，清王岫君山水纹端砚、清琅嬛仙馆端砚山、清小灵动山馆砚山等等，均是佳作。
除了收藏砚台，徐世章还特别重视砚台拓本。每件砚入藏后，大部分要经过传拓。每砚拓10张，所用宣纸，均从南方宣纸产地订购，裁成若干一定尺寸规格，基本上是竖一尺半、横二尺余对折，右下印有篆书竖排“濠园砚谱”印，每砚要拓正、反两面及四侧。墨也是用上好的古墨，黝黑发亮，花纹清晰分明，所拓的平面不是简单的“平铺直叙”，而是层次分明，深浅适度，极富变化，既忠实原作，又不板滞，全面而生动地反映出件件砚台的风姿。这些精美的拓片，几乎与砚同样具有文物价值。
这些砚拓出自著名篆刻传拓专家、素有“中国第一拓手”之称的周希丁及其徒弟、已故著名文物鉴定家傅大卣之手。师徒二人在徐家传拓器物达七八年之久。徐世章能请到这样的高手到家里来传拓，真可谓将遇良才，而周希丁师徒亦在砚海中大显身手。他们施用立体拓，把拓片搞得如同照片，施用着色拓，有些有色泽的砚材用相应颜色拓，把砚台拓美了，拓活了，使砚拓璀璨生辉，大放异彩。
徐世章除了请人拓砚外，还搜集砚拓。有时是先见拓片，按图寻物;有时是得砚后再搜集砚拓。传拓留影，可丰富藏砚内容，使砚增辉添彩，欣赏或出版皆可;搜集旧拓，则可查清源流，确认真伪，徐先生之用心可谓良苦矣！
徐世章和徐世昌都喜欢砚台，两兄弟也时常一起赏砚，徐世昌还经常为徐世章的砚拓本题跋，后来他的一些珍贵的砚台也成了徐世章手中的珍藏。但两人藏砚的态度有所区别，徐世昌藏砚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兴趣爱好，而徐世章不然，他是源于对砚台发自内心的爱护和珍重。
从1934年起，徐世章开始将古砚整理成系列，着手编纂砚谱。砚谱拓出来后，由擅草书的徐世昌和擅篆书的徐世襄，或他本人作序、题跋，详记藏品名称、形制、尺寸、质料、图案、铭文，考订旧有藏主身世、流传过程，记述收藏经过，装订成册，名曰《濠园砚谱》。
玉不美不收，器不绝不藏
徐世章收藏的古玉多是商周到两汉的各类玉器，共600余件，品类齐全，流传有序，足见其对中国古代玉器之笃好。所藏玉器特色鲜明：其一，时代悉俱，自成系统;其二，独辟蹊径，掘猎精品;其三，精究典籍，着力研考;其四，精心收藏，妥善养护。
徐世章所藏玉器，上始新石器时代，下迄明清，代代有绪，极具中国古玉的代表性。如红山文化青玉兽面形珮，造型奇奥，碾琢圆润，工艺独特，是红山文化玉器中难得的典型佳作。龙山文化青玉鹰攫人面珮，上翻琢成一侧首高冠展翅雄鹰，利爪攫持人首，造型精致绝妙，透雕和剔地阳纹并用，展现了古人高超的工艺技巧。
类似玉珮在全国极罕见，其丰富内涵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西周白玉兽面纹饰，玉质晶莹，纹饰独特。西汉黄玉谷纹璧，雕琢精致，色泽灿烂。西汉白玉刚卯严卯，是帝王贵族避凶求吉的珮玉，完整成对且涂有朱砂，非常少见。汉代玻璃谷纹璧，系中国早期玻璃工艺的代表之作。以上藏品，均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古玉的私人收藏，在历史时代上能自成系统、排列有序，实属难能可贵。
徐氏集玉，其纳宝踪迹遍及全国。一些著名学者、专家或收藏家，乃至名位较高的商贾的名品，都是他百般搜求的对象。如商代青玉龟腹版、战国青玉谷纹龙形珮、汉青玉卷云纹饰等珍品，均出自名士之宝藏。其他名家如吴桐渊、卢雨亭、陶北溟、裴振山、郭草臣的商周美玉，很多都易手于先生，而被庋藏。
徐氏爱玉如宝，只要在书籍、图录上见到的美玉定穷追不舍。如著录于《古玉图录初集》《衡斋藏见古玉图》的商黄玉牛面珮及龙首纹，本为古玉巨商黄浚爱藏，徐世章见过则钟情不已，故向黄征求。遗憾的是黄玉牛面珮及龙首纹已转往历史学家于省吾先生处，徐氏则千方百计，苦苦求索，最终如愿以偿。于氏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也是忍痛创爱呀。濠园藏玉至富，好玉如宝，又是古玉内行，否则我也是不肯罢的。”1928年安阳殷墟遗址首次发掘，商王贵族生前享用的服饰珮玉、礼仪用玉，重现人间。徐世章差专人前去征宝，几年内即搜得精品达数十件。藏玉可谓“玉不美不收，器不绝不藏。”
徐世章收藏古物不是单纯的好古、玩赏，而更注重对它们的研究。他定期邀集同好，共同鉴品珍爱宝物，切磋所得。他精究典籍，得其要义。并从玉器的造型和文饰上，挖掘其文化内涵及学术价值。对玉器的发掘源地、流传经历努力钻研，并笔录于囊盒内，作为收藏与研究的原始基本料。在其所捐古玉中，记有某年“彰得出土”（今安阳）者，不下数十件。刻有双钩“庚寅辛”三字的商青玉片，得于小屯，先生秘岌数年，却不解其贵，遂示予天津古文字学家陈邦怀先生，方知它是原宫廷所用一整套甲子表玉版的残部。因世所仅见，故极为珍贵。徐氏所积累的诸多研究成就，至今仍为博物馆内专业人员所借鉴。
徐氏嗜玉，从其对玉的养护可见一斑。仅制囊匣一项，一年就耗费数千银元。徐世章特聘请高手匠师，根据玉器的价值区别，分制布盒、绸盒、锦盒，珍品则专用楠木盒，内里加棉绸软囊。不但使玉器卧之“舒适”，而且又可防潮、防损。他还专门设置古玉专柜，严加保护，做到万无一失。观赏“生坑”玉器时，更要防与汗手接触，为保持自然“包浆”，避免蜕化变质。正是他的悉心养护，才使众多古玉精品得以妥善保存。
南龚北徐
徐世章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对那些高价收购到的文物，他都悉心保管。其装潢均有一定特色，形成一种风格，直至今天，一般鉴定工作者一见到这种装潢，就知道是徐世章故物。因此，徐世章还与南方大收藏家龚心钊并称为“南龚北徐”。
徐世章收藏文物的装潢特色主要表现为用料考究、做工精湛、雅致得体。用料中木材多为紫檀木、红木、花梨木、楠木、鸡翅木等，紡织物有锦、缎、呢绒、棉布等。
砚台盒是其文物装潢中大宗。所做砚盒一般为紫檀木内盒，外盒为楠木、紫檀木、蓝布几种。木盒是专程去北京请高手制作，有的内木盒是按砚形整挖，有的雕刻纹饰或镶嵌饰物，盒内又多按砚形缝制绸垫或裁剪得体的薄呢绒，以防硬碰硬，损伤砚石。砚盒本身几乎成了工艺品。有的漆盒因年久失修，有开裂、破损、残缺之处，他便请北京一位有特殊手艺的工匠孙天庆师傅（原在北京琉璃厂“小器作”，除做各类硬木小器件，还兼营修理硬木家具）进行修补。修补后的东西就是内行人也看不出哪些地方是修补过的。
徐世章本人，或邀请徐世昌（擅长草书）、徐世襄（擅长篆书），在砚盒外套上题铭刻字。对那些有来历的精品还在匣中的缎里上题跋、注明出处。
徐世章所藏，有的是文物商送货上门的，有的是通过朋友介绍从名人后裔手中获得的，而更多的还是他不辞辛苦，往来奔波于全国各古玩市场淘换来的。因他肯出大价钱，而被文物商人视为“财神爷”。据说，他购买金大定红訇小砚时，因其为世人罕见的金代遗物，故而几乎用了与之同重的黄金购得。 在“七七”事变以前，天津日本租界有个叫大罗天的古玩市场，大约有几十家古玩店铺。他差不多每天都到那里去看，遇到有收藏价值的就买下来，每次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获。20世纪30年代初，他转到法租界泰康、天祥两商场的古玩店寻宝。他听到外地有古砚、古玉待售，就会命人立马跟踪寻迹，常为购买一件文物而马不停蹄地跑上几座城市。天津和各地古玩店的人常到徐宅，送上他的喜爱之物。他曾说：“只要是精品，不管多少钱，统统往我家送。”
徐世章为了买砚台，下了很大的工夫，据说他有一次在南京夫子庙看上了一宋代端砚，因为那古玩商知道他是藏砚的大家，马上把价格提高了一倍，徐世章因为手头紧，跟古玩商说自己拿不出那么多现钱，这位商人就说，你是房地产大亨，可以拿土地来换。徐世章果真就拿了一块黄金地段的地皮换得了这方端砚，而他的这个行为受到了朋友们的嘲笑，说他搞房地产很是精明，假如一旦遇到了端砚，马上就变得不灵光。对于这一点，徐世章也承认，他在得到这方端砚后写道：“当此世乱年荒之际，而以重金得之，人能不嗤我愚也，然我以卖地之金易此砚，却以之为余幸。”
徐世章耳目通灵，平日一听到有出售文物的消息，就立即赶到现场，不遗余力买到手。有时为了得到一方名砚，更要历时数年，辗转几座城市。明代顾从义摹刻的“石鼓砚”，他心仪已久，魂牵梦绕十余载。1935年冬，当听说它现身北京时，徐世章衣服没来得及换，家人没顾上打招呼，只身一人急急地赶赴京城拜访收藏者李氏，但还是晚了一步，宝砚已被某厂肆商家购去。于是，他又按图索骥，追踪到厂商高价收购。当这方梦寐以求的宝砚终于捧在手上时，徐世章兴奋得像个孩子，欢呼雀跃。回津后，欣然撰写题记，记叙得砚之经过，说明得砚之艰难，抒发得砚之愉悦。
从其撰写的《藏砚手记》中可以得知，仅1934年用于购砚达12116元，1935年为10017元，1936年为8375元，1937年为5739元，合计达近4万余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他曾对子女说：“要是将我购买文物的钱用来买钻石，足可以买一大簸箩了！”
购买古物，虽然他舍得花钱，但也是尽量能省则省。由于他懂行识货，还常以廉价购得珍品，如1937年1月，他以6元之价购得明代宣德款识的铁砚一方。他自己也经常奔波于文玩古店、荒摊冷肆。当钱一时凑不齐，又出让一些古砚，购得更精罕的古砚。对于无从购买者，采取与人以砚易砚的交换方式，如他曾以自藏清桂馥大龙尾砚，换得徐世襄所藏朱笥河大石砚。
徐世章购买文物虽不吝钱财，在生活上却十分简朴，他不尚奢华，不乱花一文钱，衣食均不讲究，粗茶淡饭足矣。为了培养子女的勤俭意识，每逢春夏之交，他还让孩子们吃上几顿野菜饭。从其《藏砚手记》等账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日常生活开支才一二百元，而一块砚台就要六七百元。
珍宝无价，爱国情深
关于天津图书馆得到的濠园旧藏，白莉蓉老师《精品荟萃流芳千古——记天津图书馆藏徐世章捐赠古籍善本书》有这样的评价：“徐世章先生捐赠的这批藏书共84部，虽然数量不多，却独具特色，不乏精品。其中明代刻本6部、明清抄本13部、清刻本中武英殿刻书就有近4O部，拓本、砚谱、印谱等7部，其他清代刻本包括丛书以及日本刻本等也有十余部之多。在这些藏品中有多部都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及版本价值以及艺术代表性的精抄佳刻，甚至是海内孤帙，弥足珍贵。其中有27部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国家级善本。”
白老师还在自己的文中列举了十余种徐世章藏书中的精品。名家的稿抄校本，其中名气最大的一部书，则是姚绶抄本《斗南老人诗集》，此书卷末有明代项元汴的跋语，是极有价值的文物性善本，该书已被评定为一级文物。
当年徐世章的藏书重点之一，是品相完好的殿版书，可见其收藏观念不随流俗。清代武英殿刻书向来以纸墨考究，写刻精良，装潢精美而著称，是其他官私刻书所无法比拟的，展卷即可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或许正是因为殿板书刊刻之精美，受到徐世章先生的青睐，在徐氏藏书中殿版书几占一半。徐世章还藏有四库馆的抄本4部;他的藏品中还有一部《月泉吟社集》;另外还有多部有价值的稿抄校本。
徐世章还藏有纪晓岚的《四库提要》原稿，那是何等的大部头，又是何等的重要著作。然而这部书在徐世章身后去了哪里，却没有相关记录。他还有一件纪晓岚的旧藏——《河间纪文达公砚谱》，不过这个砚谱不是书，而是一册古砚的拓片。此砚谱内收纪晓岚所藏古砚拓片96方，这部砚谱里有不少纪晓岚的题铭，因为纪氏的手迹流传很是稀见，在这些拓片中能够见到，当属极难得的文献。徐世章的藏书质量虽然不能跟他的砚台相比，但从数量及独特性而言，徐世章当然是位藏书家，可惜世人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
民国时期，美国某大财团曾出数百万美元的天文数字开价收购他的文物，被其断然拒绝。当解放战争的炮火在天津城上空隆隆响起时，当时城内一片混乱，达官贵人、富商豪贾，不少人挟金银细软，纷纷南逃。也有人劝他携文物去美国享受高级华人待遇。徐世章说：“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绝不能从我手中流散到国外！”
徐世章晚年病重，心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花费几十年心血收集的文物。他对子女说：“我毕生精力致力于收藏文物，几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将它们由分散变为集中。如果传给你们，势必又由集中变为分散。我考虑再三，只有捐献给国家，才更易于保管，供全社会、全民共赏。希望我死后，将捐献之文物开辟一个陈列室进行陈列，供大家欣赏，这也是我对社会的一点贡献。”
徐世章1954年辞世后，其夫人杨立贤及子女通过周叔弢正式转达了要将家藏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的意愿。
1954年7月，天津文化事业管理局组成接收小组，第一次从徐家接受捐献文物2380件，计古砚类964件、古玉类612件、字画拓片类95件、金石类250件、文玩类353件、古籍善本书帖类103种（4000余册）。
1954年12月，天津市文化局第二次又从徐家接受捐献文物369件，计旧墨166件、毛笔13件、古印章73件、拓片79件、古玉21件、金石9件以及其他文物，還有笺纸45张，绫锦缂丝17方。以上两次合计捐献文物2749件。上述捐献文物是天津市文化局上世纪50年代收到的数量最多、质量最精的一批文物。
第三次捐献，在徐家发现罕见巨作“万里长江图”共6卷，正本2卷，副本4卷，清黄鼎所绘正本长达80米。
1954年8月，天津市文物部门选择其中部分精品，在天津历史博物馆举办了“爱国捐献文物展览”。展览开幕式上，市领导向徐氏后人颁发了文化部沈雁冰（茅盾）部长签署的褒奖状。
1999年，在徐世章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天津艺术博物馆出版了画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为其题辞：“珍宝无价，爱国情深”。古代典籍《管子》上记载玉有九德，即：仁、智、义、行、洁、勇、精、容、辞。君子如玉，徐世章先生正是如此。他一生淡泊名利，却不惜倾注一世心血，致力于古物收藏，殚精竭虑传承祖国优秀遗产文化。他的慷慨捐赠，不仅充实了天津博物馆的收藏，也为弘扬中国独特的物质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