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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化的存在，是实践的主体，当人只为维持生存而劳动时，人的本质被颠倒，人就陷入了“异化劳动”的泥沼。笔者认为，首先，小说中卖血成了主人公许三观维持基本生活的手段，是一种极端的“异化劳动”;其次，许三观以卖血的方式解决家庭困难，在沉重的伦理负担中逐渐走向“道德形象”的正面，卻并未发挥主体能动性，看似“英雄式”的卖血行动，实质属于消极的实践，因此陷入了“自我异化”的困境。主人公许三观的形象构建正是在“劳动异化”与道德形象“自我异化”的二重奏中完成的;最后，许三观也曾做过超越异化的尝试，却终归失败。总之，许三观的悲剧是异化的悲剧，表达了作者对时代病症强有力的控诉。
一、作为异化劳动的卖血行动
马克思认为，动物的活动是一种生命的冲动，动物生命的活动就是为了生存这一简单的动因，人则不同。他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本身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是对象”。人能影响他人、社会、自然，人唯有在行动和意识当中才能确定自身存在。因此，没有孤立的事物，只有人的对象化活动、实践活动。
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劳动生产是一种有意识的实践活动、能动活动，作为劳动对象的生活，是一种类的活动的创造物，体现为人的意图和力量的实现。《许三观卖血记》中，卖血是整部作品最重要的行动。在小说描述的苦难时代，维持自身和家人的生存是许三观卖血的一大动因。卖血作为一种颇为极端的劳动生产，成了主人公渡过难关的基本手段。卖血作为一种人的对象化活动，是一种以人体造血器官为生产工具的生产劳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炒猪肝”和“黄酒”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补充，血液即是产品。卖血作为劳动生产，具有极端原始性，很难说体现了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的创造性，但仍然属于人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是一种能动的、生产的、对象化活动。但是，这是一种被异化了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对象化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一种脱离动物生存本能的主观能动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创造性活动。当人变得只为维持生存而劳动时，就是将人的本质颠倒了。人原本的目的变成了手段。在生活比较困难的年代，大饥荒、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让许三观只能以卖血的方式解决自己和家人的温饱问题，卖血行动就成了一种异化劳动。
二、作为自我异化的卖血行动
费尔巴哈认为，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其本质体现在宗教中。宗教作为一种“神圣形象”，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意义的集合，只有不断向宗教求索，人才能和动物区别开来。“神圣形象”概念在西方集中表现在宗教上，在中国文化中表现为“道德形象”的塑造，这种“道德形象”在家庭伦理观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许三观卖血记》中，除了解决温饱问题，许三观卖血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伦理责任和“道德形象”的自我完善。小说中，许三观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道德楷模，从道德有瑕疵的普遍人逐渐转变成一个充满光辉的“道德形象”，许三观的形象经历了一次质的蜕变。纵观许三观的十一次卖血行动，其中有八次是出于“家庭责任”而非维持生存。为了尽到伦理责任，许三观卖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而许三观从有瑕疵的“小市民形象”向光辉的“道德形象”的过渡，也是在伦理责任的路途中逐步完成的。宗教里，“神圣形象”作为人生意义的寄托，主要表现为精神幻觉和自我安慰。宗教作为一种的集体意识，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本质及全部价值体现。在中国底层家庭中，回归家庭观念和重塑伦理形象重于一切。在漫长的人生苦役中，到最后，多数人都趋向于在家庭结构中获得自己的认同和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是中国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归属，伦理形象的构建就成了漫漫人生最重要的寄托。
1999年1月12日，王安忆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上撰文说：“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这里所强调的世人就是最终走向伦理道德形象的人。人们为许三观卖血的行动感动，却很难为此振奋。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人在宗教中丧失了创造力和实践能力，造成了一种自我束缚的异化困境。许三观在家庭责任和“道德形象”中越陷越深，解决问题的途径唯有卖血，如此简单粗暴。马克思指出，人类创造的“神圣形象”及种种规范成为束缚人的枷锁，“神圣形象”作为一种人生意义的寄托，只是一种精神幻觉和自我安慰，并不鼓励人的创造和实践。许三观的“道德形象”虽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幻觉，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却仍是自我异化的活动。卖血作为一种对象化的活动，是自我摧残式的，是向内的，而非利用外部资源;是机械式的，而非利用人的理性;是自舔伤口，而非科学问诊。因此，看似“英雄式”的卖血行动实质属于消极的实践，许三观并未因此改变异化的命运。
三、超越异化的尝试与失败
历数许三观的卖血行动，人们可以发现，这似乎是一场“劳动异化”与道德形象“自我异化”的二重奏，许三观人物形象的建构和许三观的个人悲喜剧就建立在这样的历史、现实基础上。回到人物生活的背景，许三观所处的历史不同于马克思所述的历史语境。马克思所述的“劳动异化”与宗教中的“自我异化”展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从初生到蓬勃发展的历史境况。许三观所处的历史时期是相对封闭的中国，也是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中国。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资本主义兴盛发展，个人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充足机会，马克思鼓励人们去主动实践、去创造;许三观所处的时代，似乎没有这样充实的外部环境，这也是人物只能通过自我摧残的方式去维持生存的根源所在。外部环境重重压迫，个体无法去施展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只能从自身挖掘产品，以残酷的方式求得生存空间。
许三观也曾做过超越异化的尝试，但都归失败。最突出的一点，许三观最后一次想要为自己卖一次血，却没人要他的血了。许三观老了，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都笼罩在维持生存和家庭责任两点之间，没有意识到为自己做点事，甚至没有主动去思考。这种无奈的异化人生正是马克思异化理论所要极力否定的。许三观单纯地想卖点血，这是人物主观意识真正意义上的觉醒。新时代来临，符合马克思所述历史语境的时代到来了，许三观可以自由施展自己了，却已年华老去，这是许三观最大意义上的悲剧，这也是作者对苦难时代最有力的揭露与控诉。
（西北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西北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创意写作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ykc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肖（1991-），男，陕西榆林人，硕士，研究方向：创意写作。
一、作为异化劳动的卖血行动
马克思认为，动物的活动是一种生命的冲动，动物生命的活动就是为了生存这一简单的动因，人则不同。他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本身的生活对他来说才是对象”。人能影响他人、社会、自然，人唯有在行动和意识当中才能确定自身存在。因此，没有孤立的事物，只有人的对象化活动、实践活动。
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劳动生产是一种有意识的实践活动、能动活动，作为劳动对象的生活，是一种类的活动的创造物，体现为人的意图和力量的实现。《许三观卖血记》中，卖血是整部作品最重要的行动。在小说描述的苦难时代，维持自身和家人的生存是许三观卖血的一大动因。卖血作为一种颇为极端的劳动生产，成了主人公渡过难关的基本手段。卖血作为一种人的对象化活动，是一种以人体造血器官为生产工具的生产劳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炒猪肝”和“黄酒”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补充，血液即是产品。卖血作为劳动生产，具有极端原始性，很难说体现了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的创造性，但仍然属于人有意识的对象化活动，是一种能动的、生产的、对象化活动。但是，这是一种被异化了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对象化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一种脱离动物生存本能的主观能动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创造性活动。当人变得只为维持生存而劳动时，就是将人的本质颠倒了。人原本的目的变成了手段。在生活比较困难的年代，大饥荒、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让许三观只能以卖血的方式解决自己和家人的温饱问题，卖血行动就成了一种异化劳动。
二、作为自我异化的卖血行动
费尔巴哈认为，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其本质体现在宗教中。宗教作为一种“神圣形象”，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意义的集合，只有不断向宗教求索，人才能和动物区别开来。“神圣形象”概念在西方集中表现在宗教上，在中国文化中表现为“道德形象”的塑造，这种“道德形象”在家庭伦理观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许三观卖血记》中，除了解决温饱问题，许三观卖血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伦理责任和“道德形象”的自我完善。小说中，许三观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道德楷模，从道德有瑕疵的普遍人逐渐转变成一个充满光辉的“道德形象”，许三观的形象经历了一次质的蜕变。纵观许三观的十一次卖血行动，其中有八次是出于“家庭责任”而非维持生存。为了尽到伦理责任，许三观卖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而许三观从有瑕疵的“小市民形象”向光辉的“道德形象”的过渡，也是在伦理责任的路途中逐步完成的。宗教里，“神圣形象”作为人生意义的寄托，主要表现为精神幻觉和自我安慰。宗教作为一种的集体意识，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本质及全部价值体现。在中国底层家庭中，回归家庭观念和重塑伦理形象重于一切。在漫长的人生苦役中，到最后，多数人都趋向于在家庭结构中获得自己的认同和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是中国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归属，伦理形象的构建就成了漫漫人生最重要的寄托。
1999年1月12日，王安忆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上撰文说：“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这里所强调的世人就是最终走向伦理道德形象的人。人们为许三观卖血的行动感动，却很难为此振奋。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人在宗教中丧失了创造力和实践能力，造成了一种自我束缚的异化困境。许三观在家庭责任和“道德形象”中越陷越深，解决问题的途径唯有卖血，如此简单粗暴。马克思指出，人类创造的“神圣形象”及种种规范成为束缚人的枷锁，“神圣形象”作为一种人生意义的寄托，只是一种精神幻觉和自我安慰，并不鼓励人的创造和实践。许三观的“道德形象”虽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幻觉，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却仍是自我异化的活动。卖血作为一种对象化的活动，是自我摧残式的，是向内的，而非利用外部资源;是机械式的，而非利用人的理性;是自舔伤口，而非科学问诊。因此，看似“英雄式”的卖血行动实质属于消极的实践，许三观并未因此改变异化的命运。
三、超越异化的尝试与失败
历数许三观的卖血行动，人们可以发现，这似乎是一场“劳动异化”与道德形象“自我异化”的二重奏，许三观人物形象的建构和许三观的个人悲喜剧就建立在这样的历史、现实基础上。回到人物生活的背景，许三观所处的历史不同于马克思所述的历史语境。马克思所述的“劳动异化”与宗教中的“自我异化”展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从初生到蓬勃发展的历史境况。许三观所处的历史时期是相对封闭的中国，也是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中国。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资本主义兴盛发展，个人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充足机会，马克思鼓励人们去主动实践、去创造;许三观所处的时代，似乎没有这样充实的外部环境，这也是人物只能通过自我摧残的方式去维持生存的根源所在。外部环境重重压迫，个体无法去施展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只能从自身挖掘产品，以残酷的方式求得生存空间。
许三观也曾做过超越异化的尝试，但都归失败。最突出的一点，许三观最后一次想要为自己卖一次血，却没人要他的血了。许三观老了，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都笼罩在维持生存和家庭责任两点之间，没有意识到为自己做点事，甚至没有主动去思考。这种无奈的异化人生正是马克思异化理论所要极力否定的。许三观单纯地想卖点血，这是人物主观意识真正意义上的觉醒。新时代来临，符合马克思所述历史语境的时代到来了，许三观可以自由施展自己了，却已年华老去，这是许三观最大意义上的悲剧，这也是作者对苦难时代最有力的揭露与控诉。
（西北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西北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创意写作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ykc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肖（1991-），男，陕西榆林人，硕士，研究方向：创意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