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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是现代“先锋派”的代表性人物，以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丰富的语言表现力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荒诞文学”。本文选取了余华早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以下简称《十八岁》）和较晚的《第七天》两部荒诞色彩浓厚的小说进行研究。文本细读后，笔者通过分析两部小说的异同，解读余华先锋写作的语言试验和主旨内涵，探究其荒诞叙事的延续与发展。
一、概述
在川端康成细节感觉和卡夫卡自由书写的影响下，余华结合自身的兴趣经验和情感体验，创作了相当多具有先锋特征的“荒诞文学”，其中就包含《十八岁》和《第七天》。
奇妙之处在于，这两部小说创作时间相隔26年，人们却依旧能从中找寻到一些相似的影子。基于此，本文将对两部小说的异同进行探究，梳理余华荒诞叙事与先锋写作的发展脉络，体会其现实关注与先锋态度的情感指向。
二、荒诞叙事传统的延续
（一）非线性的叙事顺序
打破线性的叙事顺序是先锋作家解构传统的首要任务，余华的小说广泛运用插叙、倒叙等方法，在时空的倒置与并置中还原故事的全貌。
《十八岁》开篇就是天真善良的“我”抱着对成人世界的憧憬和希望上路，却经历了搭车被拒、保护苹果被打、背包被抢的一系列悲剧，最终在“同病相怜”的汽车上孤独过夜。
余华在最后才明确“我”是因为父母的劝告才去远行的，少年踏进成人世界的第一步就伴随着理想的坠落，社会的严酷不言而喻。“我”初出家门的欢快与最后“以车为家”的落魄形成鲜明对比，余华用倒叙增强了读者的共鸣和情感冲击，深化了小说的讽刺意味与荒诞色彩。
《第七天》有着更为复杂的时间线索与情节构成。余华以第一人称“我”叙事，讲述了杨飞在死后七天逐渐解开了自己死亡之谜的过程。作者在事件向前的发展中穿插着主人公对生前的回忆，各种线索交缠暗合，时间顺序不断被打破，又一次次被重塑，引领读者一步步走到余华想展现的社会黑暗面前。
从《十八岁》到《第七天》，余华以非线性的叙事深化荒谬感，为读者塑造一种跳跃、怪异和荒诞的感受，吸引读者不断思考情节和叙事背后的深刻内涵。
（二）反常规的叙事逻辑
荒诞叙事的关键是不合情理的情节设计或叙事逻辑，这在余华的存在主义小说中表现明显。
《十八岁》有一些荒谬的细节，比如，司机看着自己的苹果被抢却不加干预;几个山民当街抢苹果，还聚众打人。这些令人不解的情节背后恰恰是作者的用心，不合常理不代表不存在，余华只是放大了人性之恶。个别山民的抢劫行为是丧失了道德感和主体意识的集体无意识。而司机则早已熟悉非理性和无规则的成人世界，所以在利弊权衡之下放弃抵抗。“集体无意识”“助强不扶弱”这都是余华隐藏在荒诞中想要表达的“合理”。
《第七天》亡灵视角的叙事出发点就是反常规的，而余华恰恰借助这种陌生化完成对死亡、对社会现实、对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我”最后在谭家菜饭馆着火时没有跟随人流逃跑，这无疑与生存的本能相悖。另外，小说各种事件“巧合”相连也让人觉得不合情理。荒诞的背后隐藏着血淋淋的现实，余华正是想通过命运的无目的性揭示人存在的意义，通过看似不可能的情节加深整部小说的荒谬感和宿命感。
《十八岁》和《第七天》从整体故事的构造到具体情节的设置都包含很多反常的叙事，这些是构成存在主义荒谬感的重要来源，蕴含着余华对人性与世界思考。
（三）真实新闻事件的现实依据
《十八岁》和《第七天》对真实新闻事件的选用不谋而合，正所谓“比小说更荒诞的是现实”。
余华曾自述《十八岁》是有创作原型的，他看到了新闻上报道的“高速公路抢苹果”事件，由此触动了一个作家的敏锐嗅觉;而《第七天》更是将震动整个社会的新闻事件拼接式地呈现出来，比如，伍超的卖肾买墓案就取材于卖肾车间案，李姓男子袭警就取材于杨佳袭警案，医疗垃圾就取材于济宁死婴案件。用真实的事件作为创作依据，这就意味着余华所虚构的荒诞中包含着合理，同时深化了社会讽刺与人性批判，将人与人、人与世界关系的荒谬感放大到极致。
三、荒诞叙事传统的发展
（一）“小荒诞”向“大荒诞”——主旨内容的转变
暴力是余华先锋小说中永恒的主题，他企图将社会的黑暗与荒诞、人性的丑恶与扭曲以“明目张胆”的刺激呈现给读者，带领读者一起思考人与世界之存在的意义。
《十八岁》的暴力书写已经达到“语出惊人”的地步，余华写“我”被几个山民围攻的情景：“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而《第七天》直接将暴力升级为死亡，余华描写跳楼女“鼠妹”死时的样子：“刘梅留在那个世界里最后的情景是嘴巴和耳朵喷射出鲜血，巨大的冲击力把她的牛仔裤崩裂了。”余华用一种更为彻底的对传统写作的反叛表达其想要“写出一个国家疼痛”的先锋态度。
从《十八岁》到《第七天》，余华暴力书写的升级象征着他对社会现实思考的深入，他将个人与国家的苦痛撕裂，毫不掩饰地暴露于阳光之下，就是希望引起人们对自己生存的世界的思考：如何规正畸形的人性，如何改变扭曲的人际关系，如何解决社会的非理性和弱势群体的失语等深刻的主题。
（二）“朴素”向“诡丽”——语言形式的转变
《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李陀用“朴素”一词来评价余华的《十八岁》，的确，纵观全文四千余字，余华只用了最平常的文字来叙述：“我现在需要旅店，旅店没有就需要汽车，汽车就在眼前”“这话简直像我兄弟说的，这话可真亲切”。这篇小说语言虽然朴素，但叙事十分细腻，这也是《十八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七天》包含两种截然相反的语言风格。它充满了诡异神秘的气氛和抑郁绝望的基调：“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然而行。”而描写“死无葬身之地”时，其又用了温暖、美好的詩性语言：“我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感到树叶仿佛在向我招手，石头仿佛在向我微笑，河水仿佛在向我问候。”两种极端的笔触在一篇小说中的结合充分表现出余华语言试验的写作态度。
语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两部小说想要表达的主旨不尽相同，但是无论是朴素还是华丽的语言都呈现出强烈的荒诞感，这才是余华小说语言的魅力所在。
四、结语
《十八岁》和《第七天》都体现了余华典型的荒诞叙事手法，本文也正是通过比较两者的异同来分析余华创作的发展面貌。两部小说的荒诞叙事既有继承又有转变，但其中包含的现实伤痛有一致之处。余华的创作从来都是给人和人性最大的关照，他关心现实社会，以细腻的情感窥见物欲世界本身的荒诞以及带给人的疏离感、孤独感以及失语感。余华企图揭开荒诞背后隐藏的问题——人存在于世界的意义，展现物欲世界的二元对立，探寻如何抚平社会的伤痛。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一、概述
在川端康成细节感觉和卡夫卡自由书写的影响下，余华结合自身的兴趣经验和情感体验，创作了相当多具有先锋特征的“荒诞文学”，其中就包含《十八岁》和《第七天》。
奇妙之处在于，这两部小说创作时间相隔26年，人们却依旧能从中找寻到一些相似的影子。基于此，本文将对两部小说的异同进行探究，梳理余华荒诞叙事与先锋写作的发展脉络，体会其现实关注与先锋态度的情感指向。
二、荒诞叙事传统的延续
（一）非线性的叙事顺序
打破线性的叙事顺序是先锋作家解构传统的首要任务，余华的小说广泛运用插叙、倒叙等方法，在时空的倒置与并置中还原故事的全貌。
《十八岁》开篇就是天真善良的“我”抱着对成人世界的憧憬和希望上路，却经历了搭车被拒、保护苹果被打、背包被抢的一系列悲剧，最终在“同病相怜”的汽车上孤独过夜。
余华在最后才明确“我”是因为父母的劝告才去远行的，少年踏进成人世界的第一步就伴随着理想的坠落，社会的严酷不言而喻。“我”初出家门的欢快与最后“以车为家”的落魄形成鲜明对比，余华用倒叙增强了读者的共鸣和情感冲击，深化了小说的讽刺意味与荒诞色彩。
《第七天》有着更为复杂的时间线索与情节构成。余华以第一人称“我”叙事，讲述了杨飞在死后七天逐渐解开了自己死亡之谜的过程。作者在事件向前的发展中穿插着主人公对生前的回忆，各种线索交缠暗合，时间顺序不断被打破，又一次次被重塑，引领读者一步步走到余华想展现的社会黑暗面前。
从《十八岁》到《第七天》，余华以非线性的叙事深化荒谬感，为读者塑造一种跳跃、怪异和荒诞的感受，吸引读者不断思考情节和叙事背后的深刻内涵。
（二）反常规的叙事逻辑
荒诞叙事的关键是不合情理的情节设计或叙事逻辑，这在余华的存在主义小说中表现明显。
《十八岁》有一些荒谬的细节，比如，司机看着自己的苹果被抢却不加干预;几个山民当街抢苹果，还聚众打人。这些令人不解的情节背后恰恰是作者的用心，不合常理不代表不存在，余华只是放大了人性之恶。个别山民的抢劫行为是丧失了道德感和主体意识的集体无意识。而司机则早已熟悉非理性和无规则的成人世界，所以在利弊权衡之下放弃抵抗。“集体无意识”“助强不扶弱”这都是余华隐藏在荒诞中想要表达的“合理”。
《第七天》亡灵视角的叙事出发点就是反常规的，而余华恰恰借助这种陌生化完成对死亡、对社会现实、对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我”最后在谭家菜饭馆着火时没有跟随人流逃跑，这无疑与生存的本能相悖。另外，小说各种事件“巧合”相连也让人觉得不合情理。荒诞的背后隐藏着血淋淋的现实，余华正是想通过命运的无目的性揭示人存在的意义，通过看似不可能的情节加深整部小说的荒谬感和宿命感。
《十八岁》和《第七天》从整体故事的构造到具体情节的设置都包含很多反常的叙事，这些是构成存在主义荒谬感的重要来源，蕴含着余华对人性与世界思考。
（三）真实新闻事件的现实依据
《十八岁》和《第七天》对真实新闻事件的选用不谋而合，正所谓“比小说更荒诞的是现实”。
余华曾自述《十八岁》是有创作原型的，他看到了新闻上报道的“高速公路抢苹果”事件，由此触动了一个作家的敏锐嗅觉;而《第七天》更是将震动整个社会的新闻事件拼接式地呈现出来，比如，伍超的卖肾买墓案就取材于卖肾车间案，李姓男子袭警就取材于杨佳袭警案，医疗垃圾就取材于济宁死婴案件。用真实的事件作为创作依据，这就意味着余华所虚构的荒诞中包含着合理，同时深化了社会讽刺与人性批判，将人与人、人与世界关系的荒谬感放大到极致。
三、荒诞叙事传统的发展
（一）“小荒诞”向“大荒诞”——主旨内容的转变
暴力是余华先锋小说中永恒的主题，他企图将社会的黑暗与荒诞、人性的丑恶与扭曲以“明目张胆”的刺激呈现给读者，带领读者一起思考人与世界之存在的意义。
《十八岁》的暴力书写已经达到“语出惊人”的地步，余华写“我”被几个山民围攻的情景：“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而《第七天》直接将暴力升级为死亡，余华描写跳楼女“鼠妹”死时的样子：“刘梅留在那个世界里最后的情景是嘴巴和耳朵喷射出鲜血，巨大的冲击力把她的牛仔裤崩裂了。”余华用一种更为彻底的对传统写作的反叛表达其想要“写出一个国家疼痛”的先锋态度。
从《十八岁》到《第七天》，余华暴力书写的升级象征着他对社会现实思考的深入，他将个人与国家的苦痛撕裂，毫不掩饰地暴露于阳光之下，就是希望引起人们对自己生存的世界的思考：如何规正畸形的人性，如何改变扭曲的人际关系，如何解决社会的非理性和弱势群体的失语等深刻的主题。
（二）“朴素”向“诡丽”——语言形式的转变
《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李陀用“朴素”一词来评价余华的《十八岁》，的确，纵观全文四千余字，余华只用了最平常的文字来叙述：“我现在需要旅店，旅店没有就需要汽车，汽车就在眼前”“这话简直像我兄弟说的，这话可真亲切”。这篇小说语言虽然朴素，但叙事十分细腻，这也是《十八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七天》包含两种截然相反的语言风格。它充满了诡异神秘的气氛和抑郁绝望的基调：“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然而行。”而描写“死无葬身之地”时，其又用了温暖、美好的詩性语言：“我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感到树叶仿佛在向我招手，石头仿佛在向我微笑，河水仿佛在向我问候。”两种极端的笔触在一篇小说中的结合充分表现出余华语言试验的写作态度。
语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两部小说想要表达的主旨不尽相同，但是无论是朴素还是华丽的语言都呈现出强烈的荒诞感，这才是余华小说语言的魅力所在。
四、结语
《十八岁》和《第七天》都体现了余华典型的荒诞叙事手法，本文也正是通过比较两者的异同来分析余华创作的发展面貌。两部小说的荒诞叙事既有继承又有转变，但其中包含的现实伤痛有一致之处。余华的创作从来都是给人和人性最大的关照，他关心现实社会，以细腻的情感窥见物欲世界本身的荒诞以及带给人的疏离感、孤独感以及失语感。余华企图揭开荒诞背后隐藏的问题——人存在于世界的意义，展现物欲世界的二元对立，探寻如何抚平社会的伤痛。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