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袁克定
最后一个想当皇帝的人
我一直相信，袁世凯一生精明，最后却因为逆天而动，复辟帝制，落得个不得好死的下场，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是居功至伟的。被老袁一手请下皇帝宝座的溥仪后来在东北的种种作为都逃不掉一个“伪”字，那么算起来，袁克定，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有机会而又拚命要抓住机会想当皇帝的人了。
袁世凯曾经对他的铁杆部下冯国璋说过：“我绝不想当皇帝，当皇帝有什么好处？前清前明那些皇帝都是什么下场？他们的子女都是什么下场？我可不想给儿孙们留下杀身的隐患。”作为老兄弟，老冯是信了老袁的这段话的，因此日后老袁自食其言，到底套上了不伦不类的龙袍，老冯就非常生气，明里不得不万岁几声，背地里在南京却没少拆老袁的台。外有民军护国，内有老兄弟捣乱，老袁想不一命呜乎都难了。那么当初老袁是不是有意骗老冯？这是一段公案。老袁已死，死无对证，可就是老袁活着，也没法对证。只是我一直想，也许老袁在和老冯说这些话的那一刻，内心是不乏真诚的，他倒不是对民主共和有多深多厚的感情，只是凭他的聪明，他不能不考虑历史的骂名。
可是历史的骂名毕竟是身后事，当其时，围绕他的一群人却不想让他清静。杨度空有一身帝王之术而无用武之地，刘师培懂得揖让之礼也想大显身手，尤其是袁大公子，就是将来有可能当太子的那个袁克定，居然就敢做一份假报纸，只供老袁一个人看。今天，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欺上瞒下之辈，但他们顶多是弄些假数字邀功跑官而已，还没听说过有人做假报纸吧。袁克定做的那份报纸，不是老袁所能控制的，也不属民党，算是比较中立，因此那上面登的消息，老袁就爱信。都是些什么消息呢？说全国人民包括乞丐和妓女，都希望老袁当皇帝，为什么呢？因为老袁当皇帝，能救民于水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共和的结果是大家只知道吵架，什么事也办不成，还不如拥戴一个好皇帝，大家就都有好果子吃了。总统民选，皇权却神授，老袁面对选择，心里不可能不痒，袁克定一挠就挠准了。再说了，袁克定纯金的“大皇子印”都打造好了，老袁不到还没凉透的龙椅上坐坐行吗？
等到老袁发现自己被儿子用一张报纸骗苦了的时候，天下大势已颓然不可挽回，老袁的身体也已经江河日下，无力处罚袁克定了。老袁一死，袁克定倒是实打实地分了不少财产：银元8万两、黄金40两、股票7万元，他还借嫡长子的身份，把老袁的古玩玉器、昂贵钟表、名人字画等十余箱全部攫为己有，趁夜黑风高偷偷运到天津去了。
袁克定到了天津，并不老老实实地当“寓公”，时不时地折磨一下老袁昔日的老部下。明明是他想找湖北督军王占元办事，可他却让听差给王打一个电话，说：“大爷想您，近日想来看您。”实际上，是在告诉王：你得来看我啦。久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这袁克定也想学他爹的作派，可惜只学了点皮毛，顶多在想笼络某人时弄点小菜，让仆人抬上，穿过一条条的横竖马路，送到某人府上，再关照：“这是大爷知道您爱吃的，特地来送给您。”这些小花活儿玩腻了，他还有更绝的，为了考验北洋旧将们对他是不是忠诚，他会写封亲笔信，借钱，而当别人真把钱送到他手里时，他又马上还给人家，并且满脸堆笑地说：“笑谈，笑谈。”别人这时也得陪着他笑，心里却早在骂八辈祖宗了。
他的这些小把戏，到底闹出了一场大风波。一次，王占元从湖北回天津省亲，知道袁克定爱挑事儿，就特地到他的寓所来拜望。听差通风报信之后，袁克定却借口有“要务”，不来相见，让王占元足足等了两小时。实际上，袁克定没当上太子，身无一官半职，哪里来的“要务”？纯粹是在摆“大公子”的架子，不摆足了都不过瘾。后来王占元路经河南彰德时，又专程去老袁的墓前痛哭了一鼻子。这件事一传扬开，老袁的部下们就约齐了，从此再不理袁克定了。
北洋旧将不理他，有人理他。日本人占了华北以后，极力拉拢袁克定，坂西利八郎、土肥原、喜多诚一等一些日军头子都来拜访过他，请他出山，担任伪职，但他都以体弱多病为由拒绝了。1939年，汤尔和等汉奸在未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冒他的名发表所谓“拥护东亚新秩序”声明，袁克定急出了一脑门子汗，要公开登报澄清，可是北京天津两地的报纸谁也不敢给他登，那不是公开跟日本人对着干嘛？后来在一个日本人的帮助下，才在一家小报上发了一小条：“未经本人同意，署名不予承认。”乱世浊浊，袁克定在此事上算是为自己挽回了一点清名。
也许想当皇帝的人都是不用自己理财的吧，袁克定在临死前，手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只好借住在表弟张伯驹家，衣食也靠张来周济，因此常靠咸菜窝头活命。最后一死，也是死在张家，没睡着一张自己的床。
孙科
老实人
历史课本中评价孙中山先生的功绩时有这样一句话：从此，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这话用到孙科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他从来没有被人认真地当太子对待过。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却实实在在被储为了影子太子，洋洋得意过，踌躇满志过，代价则是避无可避地沦为后世笑柄。
在各种版本的“民国四公子”中，孙科都铁定占有一个席位，可是，他在后世人的眼里，面目并不清晰，这颇有点不可思议。当然，他面目模糊，肯定和长相关系不大。当年曾有新闻记者写诗描绘过立法院院长孙科的样貌：“我们院长CS孙 （CS为孙哲生英文缩写），面孔卜卜月样圆。近视之人看不出，连同眼镜三个圈。”卜卜，粤语，圆的意思。比较孙科与国民党其他要人性情相左之处，有一种说法非常形象：蒋介石会客，客说话，他不说；汪精卫会客，客说一半，他说一半；胡汉民会客，客不说，他说话；而孙科会客，则是两不说话。由此可以判断：蒋阴沉，汪客套，胡话痨，而孙则实实在在是老实。 作家黄集伟先生说过，他自己话密，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虚弱；若以此作为公理来引发推论，那么孙科话少，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虚弱需要掩饰了？也是的，中山先生的公子，走到哪儿，面子都大得足以当铺盖。当年国民党开一大，孙科就是指定的中央委员。当时倒也有过“太子派”的猜测，但这派人马中只不过有陈友仁、覃振、石青阳等人，手中无兵，兜里没钱，在国民党中顶多算是二流人物，根本没成过大气候。而他这个中委也真不是吃干饭的，那会儿他正在广州市政厅长任上，曾奉命草拟市政条例，竟在一夜之间，将市政范围、性质、权责、职权等一一列出，完成了一部《广州市组织条例》！其中“公安”与“公用”两局名称就是孙科发明的，沿用至今。他这样对待工作，实在枉担了一个公子的名号，典型一个老实人的作派。
孙科曾于1931年和1948年两度出任行政院长，也就是总理。第一次不到一个月，第二次只干了68天。“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孙科组织责任内阁，本拟甩开膀子大干一番，搞搞建设，加强一下国防，无奈手里钱紧，寸步难行。他告借无门，又不甘心举外债，只好辞职离京。老实人担这么大的职责，实在有点难为他了。等到淮海战役结束后，地质学家出身的行政院长翁文灏坚决撂挑子了，李宗仁代总统左选右请，就是没人肯接翁手里的烫手大印——但凡脑筋活络些的，谁肯在这风雨飘摇之际骑上光背马？也就只有孙科，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态，二度出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硬着头皮，背起十字架”。可他与李代总统又水火难容，行政院长的宝座还没坐热，又辞去职务，到香港过起了流亡生活。
其后国民党败退，孙科没有去台湾，他去了美国，寄居在子女家中。老实人，没有多少钱，只能租房住，那房是用木板搭建的，风一吹门就开，孙科名之曰“火柴盒”。为了节省开支，孙科自己种菜，自己煮饭，自己洒扫庭院，自己步行去超市购买杂物。说起来，他也是个政府首脑级的人物，最后平民化至如此田地，不知他心中曾有过何种感受。
说起来，惟一能表明他公子身份的事情，就是他与蓝妮的一段情缘。蓝妮是苗民王公后裔，貌极美，与孙科在友人家宴上一见钟情，孙科娶之为二太太。此风流故事曾是当年媒体狗崽队追踪的热点，甚至在孙科竞选副总统时，还被对手揭出来用作炮弹，打得他遍体酸痛，副总统之位也因之擦肩而过。
但谁也想不到，在蓝妮手里，还有这样一张如假包换的孙科手书字条：“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绝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今天已经无法确知这字条是孙科为了示爱主动写的，还是蓝妮一把鼻涕一把泪换来的，但不管怎么样，这种发誓带咒的语气，活脱脱让一个老实人的面目跃然纸上了。
张伯驹
天生公子
张伯驹从来就没有过正经职业，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一出坐吃山空的全本大戏。这让负责安排生活的夫人费尽了思量，可张伯驹还要买书画、买古董，要花钱，要花大笔的钱。夫人想跟他聊聊生活的难处，他不听。夫人冷下脸，不理他，他就索性躺倒在地，任夫人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身。最后，夫人不得不允诺，拿出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灰土，没事儿似的回屋睡觉去了。这时节，他已60岁有余。
1949年后曾任交通部长的章伯钧与女儿章诒和有过这样一番对话：“你背过床前明月光吧？”“这是李白的诗。”“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谁写的？”“杜牧。”“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先天下之忧而忧是谁的名句？”“范仲淹。”“张伯驹也有范仲淹的手卷。”这些，还不是最宝贝的，陆机的《平复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作品，花了张伯驹4万大洋；而为了买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卖了北京弓弦胡同的一所大宅子（李莲英旧居），外加夫人的首饰，才凑足240两黄金！
张伯驹哪来这么多闲钱？其父大大有名，张镇芳，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光绪三十年进士，曾任河南都督，张勋复辟时任内阁议政大臣，为此获罪下狱。出狱后投身于金融业，为盐业银行董事长。出身豪门的张伯驹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由此进入军界，当过提调参议。以他的性情，是从内心厌倦军队生活的，认为当军人是一种耻辱。于是不顾双亲的反对，毅然退出。从此，读书、唱戏、写字、当公子，就成了他的职业、他的行儿。
张镇芳临终，不放心，握着张伯驹的手说：“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你的母亲啊！”就为这句话，张伯驹含泪就任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可他干过的具体事，也就是从银行里支钱，买书画，或是为余叔岩这样的京剧界人士帮衬生活。这是什么行径？这就是公子行径，见识过钱，知道钱是用来花的，甚至是用来玩的。
因此，我不太相信后世人非说张伯驹花大力买画是为了防止这些国宝流到国外去云云。这么说，是好心，是要给张伯驹脸上贴金。但贴的金毕竟隔层皮，说穿了，还是觉得他的公子作派难以理解。至于后来，张伯驹把这些国宝都捐献出来，则有自保的意思，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意思了。
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晚年一直生活在张家，最后也是死在张家。据张伯驹讲，袁克定至死不失公子风度，吃饭时没有鱼，没有肉，但还是要在胸前围上餐巾，手捧拉丁文书籍，把玉米面窝窝头切成片，佐以咸菜。张伯驹曾为此写诗一首：“池水昆明映碧虚，望洋空叹食无鱼；粗茶淡饭仪如旧，只少宫詹注起居。”
那么张伯驹自己又如何呢？80年代初，张离开寄身的长春返京，画家黄永玉曾在京郊一家西餐厅里见到他，只见他正襟危坐，点了一盆红菜汤，四片面包，果酱一小碟，黄油两小块。菜上齐了，他也是胸围餐巾，缓慢从容不失风度地进餐，喝完了红菜汤，掏出一方手巾，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面包细心包好，拎上，缓缓离去。
风霜雪雨，居然给他活到了改革开放的年月，难怪黄永玉都要目瞪口呆了。
说点题外话，曾见过张伯驹夫人潘素1937年的照片，当得起“典雅娴静”4个字，足以令我等后辈怦然心动。如果世间真有气质这一回事，那么扮演过潘玉良的巩俐之于潘素，则几乎相当于鹦鹉见凤凰了。
宋子文的立场倒未必与蒋介石反动，但他实在受不了老蒋对日本人一味姑息的软弱。宋在1932年就曾公开批评蒋消极抗日的政策，并且与抗日急先锋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同一天辞过一回职。作家刘震云发掘史料，找出蒋介石这样一段话：我羡慕甘地和毛泽东，他们都能成为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我却不能了。如果这真是蒋说的，绝对会让今天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而1933年的宋子文肯定也是一样。
宋子文晚年坚持不去台湾，滞留在美国做生意。蒋介石一催再催，宋置之不理，结果蒋开除了宋的国民党党籍。一说，这是因为宋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担心去了台湾，还像当初在大陆一样，什么正事也干不成；二说是因为他已捞足，怕赴台后被人暗算。总之，宋与蒋的结局，是宋又被蒋打了一记耳光——也不好说是谁打谁，蒋远隔重洋费劲巴力地开除宋，几乎是向空气中猛力抡出了一掌，掌梢在收势中，难免会撩到自己的脸颊，也是火辣辣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