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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交往2000多年的历史，早已昭示出“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经验总结。所以，即便是在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最为困难的今天，中日仍然坚持要对话沟通，要善邻睦邻，要和平友好。反之，任何以邻为壑的战略猜忌，渲染威胁的无端指责，终将把中日引向灾难。而中日这样的大国间的灾难，就意味着世界的灾难，人类的灾难。
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
最近，两国有识之士在接触交往中纷纷指出影响两国关系的四个主要问题，即“历史认识问题”、“国民感情问题”、 “钓鱼岛及东海争端问题”和“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对此，我们持以下看法。
很多日本人不喜欢中国方面提及历史，甚至觉得这是中国方面在打“历史牌”，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历来认为，战后的中日关系应当“向前看”，应当努力用今天的友好合作为子孙创造21世纪和平相处的新的历史。然而，想要超越历史，就必须正视过去的历史，这是改善日本与所有侵略战争受害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前提。记得关于如何超越过去那段不幸的历史，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出一个积极有效的办法：“对过去不幸的历史，中国人不要说，日本人不要忘”。然而，现实却是日本有少数人极力掩盖过去的罪恶，反倒刺激中国民众久久难以忘怀痛苦的历史。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什么坚决反对日本首相、重臣以现职参拜靖国神社呢？主要是因为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在不断给战争受害国民众的精神伤口上撒盐。一方面，那场不幸的战争虽然已经过去近70年之久，但经历过战争的老人还健在，痛苦的记忆在受害方尚未完全消退。日军在战争期间共生产化学毒剂7375吨，各类化学弹药约747万枚，其中大部分运往中国战场。日军侵华期间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目前有确切使用实践、地点及造成伤害记录的也多达1241例，共导致大约20万中国军民伤亡。更为严重的是，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至今仍时不时造成新的泄漏伤害。日本的在华战争亲历者都深知日本的的确确曾在中国杀人放火长达14年之久，关于南京大屠杀，远东法庭早有定案判决，最近中国公布了在华审判的战争罪犯的认罪证词，再一次揭示了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战争罪行这一不容置疑的铁的事实。此外，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不仅在国际正义与公理上站不住脚，也不能用日本文化加以解释。靖国神社的特殊宗教色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无名战士墓或美国的阿灵顿公墓。至于所谓“首相参拜是文化传统、信仰自由”的说词也完全站不住脚。关于靖国神社对侵略战争炮灰的片面祭祀并不符合传统神道的理念和祭祀习俗，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权威中村元、梅原猛等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曾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不合理性做过宗教学和民俗学的解释。何况，1979年靖国神社把甲级战犯“合祀”到其中后，天皇本人就不再参拜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同样道理。
钓鱼岛主权争端是横亘在中日之间的一道难题。了解历史的人心里都清楚，钓鱼岛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手中窃取的，历史是中日政治关系的基础，中国方面在提出主权要求的同时，一直希望日本方面正视主权争议，主张两国相向而行，通过对话、谈判寻求妥善解决争端的有效办法。假如日本方面能够放弃错误做法，坦诚面对客观存在的主权争端，那么中日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解决，或者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换言之，今天东海危局的根源就在于安倍政府“不愿意正视历史、不承认主权争议、不同意对话谈判”的“三不主义”。而一味追求依傍美国的强军策略，这不正是在把东海局势推向危险方向，甚至战争的边缘吗？中日两个强大国家毗邻在东亚，“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道理尽人皆知。以对话谈判方式化解矛盾是两大民族福祉所在，而在中日交恶、甚至交战中获利的只能是那些恐惧中日友好相处会危及自身利益的域外大国。毋宁说，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今天的日本政府在战略选择中人为造成的。人的问题只能由人来解决，日本的国家发展走向归根结底应由广大日本人民来决定。中国反对日方某些人蓄意制造所谓“中国威胁”来推进国内政治议程，希望日方切实尊重亚洲邻国的正当安全关切，慎重处理有关问题，不得损害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所有东亚民众的安全利益，不要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2014年7月初，安倍政府以“内阁决议”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这种在“历史修正主义”背景下的“扩大解释宪法”引发了周边邻国的忧虑和抗议。中韩两国首脑在会谈中一致认为“对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态度所导致的扩大集体自卫权，表示深深的忧虑”。较之日本周边邻国的担心，日本普通老百姓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反应，各地爆发了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诺贝尔奖获奖者大江健三郎发起的“反战千人委员会”宣言，全日本佛教会的斋藤明圣理事长谈话，以及日本律师联合会村跃进会长的声明，都纷纷谴责安倍政府在违宪前提下强行推进集体自卫权的危险做法。的确，日本老百姓有理由对政府的做法表示不满，因为日本毕竟发生过对外侵略扩张并最终导致国内生灵涂炭的不幸历史。平心而论，安倍政府通过扩大宪法解释达到行使“集体自卫”权力，首先威胁的恰恰是日本國民的自身安全。人们还记得，近代历史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曾经使日本列岛上的文明成果化为灰烬，而恰恰是战后走过的和平主义道路造就了今天日本的富足与繁荣。在东亚传统中，“兵者乃不祥之器”，倘若战端一开，少数政治家或许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但千百万日本国民则被再一次捆绑到军事对抗的战车上。现代战争的威力恐怕早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战争的受害者恐怕还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百姓，只有共同维护和平才是保障人类共同家园安宁、祥和的正确选择。
努力推进中日友好相处
冷战已经结束20多年，但抱有冷战思维的人依然大有人在。这种零和思维和阴谋论调在中国国力迅速壮大，美国绝对优势日渐削弱的今天愈演愈烈。然而，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依然存在。今年6月日本政府出台了《日本复兴战略报告》，内容涉及到雇佣制度、妇女就业、开放劳动力市场、调整税收、改善养老金制度等多个领域。8月日本内阁人事调整也指向振兴地方经济，推动深化改革。这些举措显然离不开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外部环境配套，而中国巨大的市场、多层次的消费群体、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产业集群及稳定的政局，依然是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日本企业不会、也不应该轻易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国在日本投资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尤其重要的是，在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金融危机、经济低迷、能源枯竭、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环境污染、流行疾病等重大挑战的今天，中日两国有什么理由不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而突破旧的思维窠臼，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呢？ 综上所述，日本需要正视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实际需要，中国强调捍卫历史真相就是为了捍卫和平，就是为了帮助日本真正放下历史的包袱，走向新的繁荣。当然，国家关系是由双方共同打造的。为此，我认为中国应当为改善中日关系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继续秉持和平外交方针，让世界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理解一个真实的中國。同时，在依法治国，努力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更好地尊重和保护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努力防止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
未来两国努力方向
对于未来两国关系，双方应着眼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中国与日本需要努力修复政治基础。因为两国在战略上的某些一致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走共同繁荣道路的必要性，两国人民长远和根本性的利益等“大局”决定了我们必须保持和谐、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大国关系，决定了我们在今天仍要维护和平友好关系，只有这样，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的利益。
第二，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了解。中日之间虽然在政府层面早已发表过四个政治文件，但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真正意义的“民族和解”（即草根层面的宽恕、谅解乃至融和）还远未形成。已故的竹内实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友好容易理解难”。当前的中日关系显得错综复杂，既有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各自原因，也有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只有把中日关系放在地区和全球的大背景下考量，才能真正认识到两国在长远发展上的一致性，克服“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等负面的消极意识。为了挽救渐行渐远的双方国民感情，中日需要共同面对东亚的历史。历史“活在”现实的记忆中，每一次回忆都是今人以再认方式对历史记忆的强化。只有在正视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学术交流与民间交往逐渐化解恩怨。中日两大民族的真正和解离不开草根层面的和解，随着时代发展，民意越来越明显地在根本意义上决定着政府的外交方针。
第三，加强经济结构调整、环境保护、老龄化对策、社会治理等方面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相互尊重对方的民族性及重大关切。中日在民族性与思维方式上有明显区别，加之各自立场和角度不同，不仅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双方的行为准则与对事物的判断上的特色也会使其忽视对方的重大关切。在这里尤其需要相互尊重对方合理的诉求，以求同存异实现良性互补，促进两国关系朝着平稳和光明的前途共同发展。
第四，开展战略对话，共同为地区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坦诚对话需要运用政治智慧、权衡利弊的积极思考。记得当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与周恩来会谈后，曾对日本记者的提问，用汉文书写了他对中国总理印象的诗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我期待在今天，两国政治家能够像先人那样，怀有发展两国关系的坚定信念，同时运用东方民族的“政治智慧”去克服某些暂时难以超越的外交难题。
有一位中国现代诗人曾说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黑眼睛、黄皮肤是亚洲民族人民的共同特征，我们需要共同寻找光明。因为，亚洲的未来在亚洲人民手上，在我们两大民族、两个负责任大国的手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此文为作者在中日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
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
最近，两国有识之士在接触交往中纷纷指出影响两国关系的四个主要问题，即“历史认识问题”、“国民感情问题”、 “钓鱼岛及东海争端问题”和“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对此，我们持以下看法。
很多日本人不喜欢中国方面提及历史，甚至觉得这是中国方面在打“历史牌”，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历来认为，战后的中日关系应当“向前看”，应当努力用今天的友好合作为子孙创造21世纪和平相处的新的历史。然而，想要超越历史，就必须正视过去的历史，这是改善日本与所有侵略战争受害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前提。记得关于如何超越过去那段不幸的历史，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出一个积极有效的办法：“对过去不幸的历史，中国人不要说，日本人不要忘”。然而，现实却是日本有少数人极力掩盖过去的罪恶，反倒刺激中国民众久久难以忘怀痛苦的历史。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什么坚决反对日本首相、重臣以现职参拜靖国神社呢？主要是因为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在不断给战争受害国民众的精神伤口上撒盐。一方面，那场不幸的战争虽然已经过去近70年之久，但经历过战争的老人还健在，痛苦的记忆在受害方尚未完全消退。日军在战争期间共生产化学毒剂7375吨，各类化学弹药约747万枚，其中大部分运往中国战场。日军侵华期间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目前有确切使用实践、地点及造成伤害记录的也多达1241例，共导致大约20万中国军民伤亡。更为严重的是，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至今仍时不时造成新的泄漏伤害。日本的在华战争亲历者都深知日本的的确确曾在中国杀人放火长达14年之久，关于南京大屠杀，远东法庭早有定案判决，最近中国公布了在华审判的战争罪犯的认罪证词，再一次揭示了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战争罪行这一不容置疑的铁的事实。此外，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不仅在国际正义与公理上站不住脚，也不能用日本文化加以解释。靖国神社的特殊宗教色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无名战士墓或美国的阿灵顿公墓。至于所谓“首相参拜是文化传统、信仰自由”的说词也完全站不住脚。关于靖国神社对侵略战争炮灰的片面祭祀并不符合传统神道的理念和祭祀习俗，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权威中村元、梅原猛等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曾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不合理性做过宗教学和民俗学的解释。何况，1979年靖国神社把甲级战犯“合祀”到其中后，天皇本人就不再参拜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同样道理。
钓鱼岛主权争端是横亘在中日之间的一道难题。了解历史的人心里都清楚，钓鱼岛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手中窃取的，历史是中日政治关系的基础，中国方面在提出主权要求的同时，一直希望日本方面正视主权争议，主张两国相向而行，通过对话、谈判寻求妥善解决争端的有效办法。假如日本方面能够放弃错误做法，坦诚面对客观存在的主权争端，那么中日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解决，或者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换言之，今天东海危局的根源就在于安倍政府“不愿意正视历史、不承认主权争议、不同意对话谈判”的“三不主义”。而一味追求依傍美国的强军策略，这不正是在把东海局势推向危险方向，甚至战争的边缘吗？中日两个强大国家毗邻在东亚，“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道理尽人皆知。以对话谈判方式化解矛盾是两大民族福祉所在，而在中日交恶、甚至交战中获利的只能是那些恐惧中日友好相处会危及自身利益的域外大国。毋宁说，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今天的日本政府在战略选择中人为造成的。人的问题只能由人来解决，日本的国家发展走向归根结底应由广大日本人民来决定。中国反对日方某些人蓄意制造所谓“中国威胁”来推进国内政治议程，希望日方切实尊重亚洲邻国的正当安全关切，慎重处理有关问题，不得损害包括日本国民在内的所有东亚民众的安全利益，不要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2014年7月初，安倍政府以“内阁决议”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这种在“历史修正主义”背景下的“扩大解释宪法”引发了周边邻国的忧虑和抗议。中韩两国首脑在会谈中一致认为“对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态度所导致的扩大集体自卫权，表示深深的忧虑”。较之日本周边邻国的担心，日本普通老百姓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反应，各地爆发了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诺贝尔奖获奖者大江健三郎发起的“反战千人委员会”宣言，全日本佛教会的斋藤明圣理事长谈话，以及日本律师联合会村跃进会长的声明，都纷纷谴责安倍政府在违宪前提下强行推进集体自卫权的危险做法。的确，日本老百姓有理由对政府的做法表示不满，因为日本毕竟发生过对外侵略扩张并最终导致国内生灵涂炭的不幸历史。平心而论，安倍政府通过扩大宪法解释达到行使“集体自卫”权力，首先威胁的恰恰是日本國民的自身安全。人们还记得，近代历史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曾经使日本列岛上的文明成果化为灰烬，而恰恰是战后走过的和平主义道路造就了今天日本的富足与繁荣。在东亚传统中，“兵者乃不祥之器”，倘若战端一开，少数政治家或许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但千百万日本国民则被再一次捆绑到军事对抗的战车上。现代战争的威力恐怕早已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战争的受害者恐怕还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百姓，只有共同维护和平才是保障人类共同家园安宁、祥和的正确选择。
努力推进中日友好相处
冷战已经结束20多年，但抱有冷战思维的人依然大有人在。这种零和思维和阴谋论调在中国国力迅速壮大，美国绝对优势日渐削弱的今天愈演愈烈。然而，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性依然存在。今年6月日本政府出台了《日本复兴战略报告》，内容涉及到雇佣制度、妇女就业、开放劳动力市场、调整税收、改善养老金制度等多个领域。8月日本内阁人事调整也指向振兴地方经济，推动深化改革。这些举措显然离不开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外部环境配套，而中国巨大的市场、多层次的消费群体、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产业集群及稳定的政局，依然是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日本企业不会、也不应该轻易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国在日本投资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尤其重要的是，在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金融危机、经济低迷、能源枯竭、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环境污染、流行疾病等重大挑战的今天，中日两国有什么理由不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而突破旧的思维窠臼，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呢？ 综上所述，日本需要正视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实际需要，中国强调捍卫历史真相就是为了捍卫和平，就是为了帮助日本真正放下历史的包袱，走向新的繁荣。当然，国家关系是由双方共同打造的。为此，我认为中国应当为改善中日关系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继续秉持和平外交方针，让世界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理解一个真实的中國。同时，在依法治国，努力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更好地尊重和保护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努力防止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
未来两国努力方向
对于未来两国关系，双方应着眼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中国与日本需要努力修复政治基础。因为两国在战略上的某些一致性，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走共同繁荣道路的必要性，两国人民长远和根本性的利益等“大局”决定了我们必须保持和谐、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大国关系，决定了我们在今天仍要维护和平友好关系，只有这样，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的利益。
第二，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了解。中日之间虽然在政府层面早已发表过四个政治文件，但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真正意义的“民族和解”（即草根层面的宽恕、谅解乃至融和）还远未形成。已故的竹内实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友好容易理解难”。当前的中日关系显得错综复杂，既有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各自原因，也有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只有把中日关系放在地区和全球的大背景下考量，才能真正认识到两国在长远发展上的一致性，克服“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等负面的消极意识。为了挽救渐行渐远的双方国民感情，中日需要共同面对东亚的历史。历史“活在”现实的记忆中，每一次回忆都是今人以再认方式对历史记忆的强化。只有在正视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学术交流与民间交往逐渐化解恩怨。中日两大民族的真正和解离不开草根层面的和解，随着时代发展，民意越来越明显地在根本意义上决定着政府的外交方针。
第三，加强经济结构调整、环境保护、老龄化对策、社会治理等方面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相互尊重对方的民族性及重大关切。中日在民族性与思维方式上有明显区别，加之各自立场和角度不同，不仅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双方的行为准则与对事物的判断上的特色也会使其忽视对方的重大关切。在这里尤其需要相互尊重对方合理的诉求，以求同存异实现良性互补，促进两国关系朝着平稳和光明的前途共同发展。
第四，开展战略对话，共同为地区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坦诚对话需要运用政治智慧、权衡利弊的积极思考。记得当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与周恩来会谈后，曾对日本记者的提问，用汉文书写了他对中国总理印象的诗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我期待在今天，两国政治家能够像先人那样，怀有发展两国关系的坚定信念，同时运用东方民族的“政治智慧”去克服某些暂时难以超越的外交难题。
有一位中国现代诗人曾说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黑眼睛、黄皮肤是亚洲民族人民的共同特征，我们需要共同寻找光明。因为，亚洲的未来在亚洲人民手上，在我们两大民族、两个负责任大国的手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此文为作者在中日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