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钟叔河出生时，父亲已经是58岁了。他的母亲是续弦，比父亲小20岁。母亲觉得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跟了一个年纪这么大的做老婆，觉得委屈，所以她很严格地管教子女读书。钟叔河本来就爱读书，但是他不喜欢被母亲管教，让他有了逆反心理。长期以来他心里更靠拢父亲，父亲对他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管他……
从本期起，长沙老人将陆续讲述他们的民国记忆里的父亲母亲。在平江的时候，母亲有告诉一首歌，歌词是：“平江出人了不得，余蛮子带兵打外国。”余蛮子是余虎恩，这个人打仗不怕死，他跟着左宗棠到新疆去了，做到了提督，和俄国打过，后来也参与过甲午战争。下两句是“李次青，张岳龄；七篇文字钟昌勤。”李次青是李元度，曾国藩手下打仗的，学问也很好，还著了许多书，《国朝先正事略》就是他的著作，很多研究清史的人都要看看他的书。张岳龄这个人也是湘军将领，也当了官。钟昌勤是我们姓钟的一个进士，平江出进士不多——湖南考取的都不多，因为朝考要作七篇文章，做得好，才会高中。那首歌后面的内容，我就记不得了，但我晓得，母亲是希望我读书读好一点。
我母亲是平江长寿街的。长寿街有五里八将军的说法，以前是农民革命的一个根据地，张震他们就是长寿街的。我母亲的一个侄子跟我讲过，大革命（1924-1927）的时候，我母亲也去参加过农会的活动，不一定是有什么革命觉悟，但肯定是觉得新鲜，能够走出家门。大革命失败后，她就离开长寿街，到了平江县城做了个打袜子的女工。那个时候我父亲丧偶，有子女没人带，必须要再找个人，平江就有人把我母亲介绍给了在长沙当老师的父亲。
1937年开始抗战，38年日本就占领了岳阳，之后，长沙就要准备会战了，所以很多人就要逃难了。哥哥他们进了中学，学校哪里走，他们就在学校里跟着走。我那个时候还小，是个累赘，就把我送回平江老家去了。当时我父亲他们是准备逃到重庆去的。父亲后来还是没去重庆，留在长沙，他回过平江，但时间很短。
我父亲是平江向家镇大家庭出来的。我的曾祖父有个个儿子，房田很多，七个儿子就分成七份，每个儿子生得多的生四五个，少的也生一两个，分到我父亲那里也有几十担谷子，有五六间房子。为什么把我一个人先送到那里去呢，我现在想，可能是想让我去消费那些谷子、那些钱。也有这个意思。
我回老家不久，我母亲也回去了。抗战时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晚上看小说，用茶油灯把自己的影子投影在墙壁上，很大；灯光昏黄，我母亲在旁边做针线、纳鞋底，我看她的影子也很大。那时我看的是神怪小说，《聊斋志异>等，影子投影在墙上，风吹起来，灯焰是动的，影子也是动的，印象很深不容易忘记。
我当时很反感我母亲，她总在我面前念念念，要读书不要贪玩。我觉得她不对，小孩子玩不会玩坏，你要一个人一天到晚坐在那里读书是不可能的。
小时候总觉得母亲脾气不好，对我也不好。我是我父亲58岁那年生的，是他最小的儿子。我母亲是父亲续弦的，是他的第三个老婆，比他小20岁。我们现在是老年人，很难看：我们年轻时候不难看，就是因为我母亲还可以一一我父亲也长得不好。我父亲读了很多书。他因为有一个朋友圈子，整天去外面去玩，不待在家里，我母亲进不了他的朋友圈子。其实我母亲还是很了不起的，她不是很满意我家里的。她是平江的农家妇女，我的父亲家人是读书人家庭，门不当户不对。在平江老家，父亲这边的侄子侄媳妇都比她大，没什么人把她放在眼里，都给气给她受。我的哥哥姐姐进学校去了，她骂不到，就我在她门口，有脾气就对我发。这是我后来理解的。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省出版局宿舍），我小的时候叫协操坪，清朝末年湖南练新军的地方，再说过去就是曾国藩练兵的地方。我还是五六岁的时候，经常从红墙巷的家里跑出来，横过一条铁路，跑到这个协操坪来玩。这里是草，就睡在草地上，就捉蚱蜢，捉蛐蚰，捉蟋蟀。这也是我母亲生气的原因，因为家里当时父亲是教授，算是有点地位的人，但是我就喜欢跑出来跟外面这些野孩子玩，把衣服搞坏、搞脏，在外面闯祸，搞得别人来告状。
我有些伯她，不亲她，就是因为当时她管我管得严一点。我现在觉得她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正面的教育，甚至还有些坏的——她不管教我读书，我可能读得还多一些，我本来就是喜欢读书，我不要你管教，你管教，我就有逆反。
有一条值得讲的，就是我母亲一再坚持让我父亲对待女儿像对待儿子一样。因为她没有读书，所以跟了一个年纪这么大的做老婆，她觉得委屈，所以她说女孩子也要读书。抗战时期，女孩一个人出去读书，不太安全，我父亲有点犹豫，说女孩子读个中专算了，读个什么师范学校。因为这个，母亲和父亲争吵过，说你儿子读大学，女儿也应该读大学。这点我觉得她很了不起。不过，她也不要我的两个姐姐搞家务，我是觉得她这个方式不好，并不是女孩子应不应该搞家务，我们男的也可以搞家务，会搞生活总是会有意思一些嘛。我姐姐的生活能力很差，生活并不舒服咧。
我母亲叫喻淑贤，《喻世明言》的“喻”，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给她取的，她家里的名字是宝什么，我的表哥喊她宝姑。她没读什么书，但认识些字，看得懂丈夫儿子写给她的家信，她记性很好，父亲念过的诗，她只要多听几遍，就能记住。她到钟家生了两儿两女。现在我—个姐姐、一个哥哥还在。我大姐姐叫钟城北，小姐姐叫钟城南，我哥哥叫钟仲功，功是成功的功，我的名字叫钟叔河，这是我父亲取的名字。我哥哥看到《论语》里面有个仲弓，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后来他写文章就改成弓箭的弓箭。我也改过名字，我以前的he是和平的和。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叫钟雄。当时幼稚得很，想做英雄，我还想把我哥哥的名字改作英。我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只有六年，小学六年级一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六年书。进学校要取名字，我给自己取了名字，我看书看到《三侠五义》里有个飞叉太保叫钟雄。工作后，我改成了现在的名字钟叔河。现在还有好多老同志喊我钟雄。
我父亲叫做钟昌言，别人一般也叫他佩箴。抗战前，有一年他生日，为了躲那些人给他来做寿，他带着我出去吃东西，这我还是有印象的，因为他很少带我出去。那次，他对我说过一番话，说你要比我有成就，要多读点书，不能像我一样毫无成就。他是清朝时候受的教育，读过时务学堂。有时候他也会吹嘘一下，说他的很多同学，像蔡锷，当过北师大校长的范源濂，搞学问的杨树达，都很有成就，他自己没成就，是机会不好。
长期以来在心里我是靠拢父亲一些，因为他不大管我——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管我。他既参加过清朝的科举考试，又读过新的学校，而且他是梁后超的学生，他读了很多书。我父亲不反对我看小说，他也还买一些书给我看。他只管过我一次看书，抗战的时候，我在平江，有堂叔拿《金瓶梅》给我看，我那时还小，其实是看不懂的。他发现后，他抓起一根竹竿子追着那个堂叔打，讲那个堂叔太坏了，要把我带坏。其实看了也没有坏，我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的事，没犯过什么罪，但是他是担心我。
我读中学的时候，长沙有七八份大报，也还有三四份小报，那时我们这些中学生写的东西，很容易在那些报纸上就发表了。我父亲他不知道我在报纸上写文章，我也不会让他晓得，让他晓得我还有稿费，他就不会给我钱了。我确实很调皮，学校里那个时候成绩好可以免学费，我都不会告诉家里，我会拿着学费去吃东西吃掉，我不需要他在口头上表扬我成绩好，不实惠。
父亲是1965年秋去世的，享年88岁，现在我每回想起他，是他老人家的泪眼。我和他同活在世上的35年中，我只看过他哭过一回，那是为我哭的——1949年6月，我在长沙文艺中学读高二，是校内公认的左倾学生。快放暑假的时候，地下党要求学生留校护校，说是快解放了，要留下来保护校产。学校里的三青团坚持放假，要停止开伙，分掉结余的伙食费，于是就打了起来，我头破血流地被送进医院。学校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推开病房门，看到了我，在床边坐下后，他讲了句“打成噶样子了。”就哭出了声。我父亲和我是讲长沙话的。
我母亲没什么文化，但是聪明；我父亲有文化，但是不聪明，是个对世事没什么了解的书呆子。
1958年，我打成右派，开除了，要送去劳教，按政策可以申请回家自谋生活。我找父亲商量，他说去劳教也没什么不好，就当是出国留学好了。他以为去劳教和出国留学差不多。我真是哭笑不得。后来，他还是依了我，给统战部写了封信，把我接回家了。
从本期起，长沙老人将陆续讲述他们的民国记忆里的父亲母亲。在平江的时候，母亲有告诉一首歌，歌词是：“平江出人了不得，余蛮子带兵打外国。”余蛮子是余虎恩，这个人打仗不怕死，他跟着左宗棠到新疆去了，做到了提督，和俄国打过，后来也参与过甲午战争。下两句是“李次青，张岳龄；七篇文字钟昌勤。”李次青是李元度，曾国藩手下打仗的，学问也很好，还著了许多书，《国朝先正事略》就是他的著作，很多研究清史的人都要看看他的书。张岳龄这个人也是湘军将领，也当了官。钟昌勤是我们姓钟的一个进士，平江出进士不多——湖南考取的都不多，因为朝考要作七篇文章，做得好，才会高中。那首歌后面的内容，我就记不得了，但我晓得，母亲是希望我读书读好一点。
我母亲是平江长寿街的。长寿街有五里八将军的说法，以前是农民革命的一个根据地，张震他们就是长寿街的。我母亲的一个侄子跟我讲过，大革命（1924-1927）的时候，我母亲也去参加过农会的活动，不一定是有什么革命觉悟，但肯定是觉得新鲜，能够走出家门。大革命失败后，她就离开长寿街，到了平江县城做了个打袜子的女工。那个时候我父亲丧偶，有子女没人带，必须要再找个人，平江就有人把我母亲介绍给了在长沙当老师的父亲。
1937年开始抗战，38年日本就占领了岳阳，之后，长沙就要准备会战了，所以很多人就要逃难了。哥哥他们进了中学，学校哪里走，他们就在学校里跟着走。我那个时候还小，是个累赘，就把我送回平江老家去了。当时我父亲他们是准备逃到重庆去的。父亲后来还是没去重庆，留在长沙，他回过平江，但时间很短。
我父亲是平江向家镇大家庭出来的。我的曾祖父有个个儿子，房田很多，七个儿子就分成七份，每个儿子生得多的生四五个，少的也生一两个，分到我父亲那里也有几十担谷子，有五六间房子。为什么把我一个人先送到那里去呢，我现在想，可能是想让我去消费那些谷子、那些钱。也有这个意思。
我回老家不久，我母亲也回去了。抗战时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晚上看小说，用茶油灯把自己的影子投影在墙壁上，很大；灯光昏黄，我母亲在旁边做针线、纳鞋底，我看她的影子也很大。那时我看的是神怪小说，《聊斋志异>等，影子投影在墙上，风吹起来，灯焰是动的，影子也是动的，印象很深不容易忘记。
我当时很反感我母亲，她总在我面前念念念，要读书不要贪玩。我觉得她不对，小孩子玩不会玩坏，你要一个人一天到晚坐在那里读书是不可能的。
小时候总觉得母亲脾气不好，对我也不好。我是我父亲58岁那年生的，是他最小的儿子。我母亲是父亲续弦的，是他的第三个老婆，比他小20岁。我们现在是老年人，很难看：我们年轻时候不难看，就是因为我母亲还可以一一我父亲也长得不好。我父亲读了很多书。他因为有一个朋友圈子，整天去外面去玩，不待在家里，我母亲进不了他的朋友圈子。其实我母亲还是很了不起的，她不是很满意我家里的。她是平江的农家妇女，我的父亲家人是读书人家庭，门不当户不对。在平江老家，父亲这边的侄子侄媳妇都比她大，没什么人把她放在眼里，都给气给她受。我的哥哥姐姐进学校去了，她骂不到，就我在她门口，有脾气就对我发。这是我后来理解的。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省出版局宿舍），我小的时候叫协操坪，清朝末年湖南练新军的地方，再说过去就是曾国藩练兵的地方。我还是五六岁的时候，经常从红墙巷的家里跑出来，横过一条铁路，跑到这个协操坪来玩。这里是草，就睡在草地上，就捉蚱蜢，捉蛐蚰，捉蟋蟀。这也是我母亲生气的原因，因为家里当时父亲是教授，算是有点地位的人，但是我就喜欢跑出来跟外面这些野孩子玩，把衣服搞坏、搞脏，在外面闯祸，搞得别人来告状。
我有些伯她，不亲她，就是因为当时她管我管得严一点。我现在觉得她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正面的教育，甚至还有些坏的——她不管教我读书，我可能读得还多一些，我本来就是喜欢读书，我不要你管教，你管教，我就有逆反。
有一条值得讲的，就是我母亲一再坚持让我父亲对待女儿像对待儿子一样。因为她没有读书，所以跟了一个年纪这么大的做老婆，她觉得委屈，所以她说女孩子也要读书。抗战时期，女孩一个人出去读书，不太安全，我父亲有点犹豫，说女孩子读个中专算了，读个什么师范学校。因为这个，母亲和父亲争吵过，说你儿子读大学，女儿也应该读大学。这点我觉得她很了不起。不过，她也不要我的两个姐姐搞家务，我是觉得她这个方式不好，并不是女孩子应不应该搞家务，我们男的也可以搞家务，会搞生活总是会有意思一些嘛。我姐姐的生活能力很差，生活并不舒服咧。
我母亲叫喻淑贤，《喻世明言》的“喻”，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给她取的，她家里的名字是宝什么，我的表哥喊她宝姑。她没读什么书，但认识些字，看得懂丈夫儿子写给她的家信，她记性很好，父亲念过的诗，她只要多听几遍，就能记住。她到钟家生了两儿两女。现在我—个姐姐、一个哥哥还在。我大姐姐叫钟城北，小姐姐叫钟城南，我哥哥叫钟仲功，功是成功的功，我的名字叫钟叔河，这是我父亲取的名字。我哥哥看到《论语》里面有个仲弓，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后来他写文章就改成弓箭的弓箭。我也改过名字，我以前的he是和平的和。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叫钟雄。当时幼稚得很，想做英雄，我还想把我哥哥的名字改作英。我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只有六年，小学六年级一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六年书。进学校要取名字，我给自己取了名字，我看书看到《三侠五义》里有个飞叉太保叫钟雄。工作后，我改成了现在的名字钟叔河。现在还有好多老同志喊我钟雄。
我父亲叫做钟昌言，别人一般也叫他佩箴。抗战前，有一年他生日，为了躲那些人给他来做寿，他带着我出去吃东西，这我还是有印象的，因为他很少带我出去。那次，他对我说过一番话，说你要比我有成就，要多读点书，不能像我一样毫无成就。他是清朝时候受的教育，读过时务学堂。有时候他也会吹嘘一下，说他的很多同学，像蔡锷，当过北师大校长的范源濂，搞学问的杨树达，都很有成就，他自己没成就，是机会不好。
长期以来在心里我是靠拢父亲一些，因为他不大管我——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管我。他既参加过清朝的科举考试，又读过新的学校，而且他是梁后超的学生，他读了很多书。我父亲不反对我看小说，他也还买一些书给我看。他只管过我一次看书，抗战的时候，我在平江，有堂叔拿《金瓶梅》给我看，我那时还小，其实是看不懂的。他发现后，他抓起一根竹竿子追着那个堂叔打，讲那个堂叔太坏了，要把我带坏。其实看了也没有坏，我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的事，没犯过什么罪，但是他是担心我。
我读中学的时候，长沙有七八份大报，也还有三四份小报，那时我们这些中学生写的东西，很容易在那些报纸上就发表了。我父亲他不知道我在报纸上写文章，我也不会让他晓得，让他晓得我还有稿费，他就不会给我钱了。我确实很调皮，学校里那个时候成绩好可以免学费，我都不会告诉家里，我会拿着学费去吃东西吃掉，我不需要他在口头上表扬我成绩好，不实惠。
父亲是1965年秋去世的，享年88岁，现在我每回想起他，是他老人家的泪眼。我和他同活在世上的35年中，我只看过他哭过一回，那是为我哭的——1949年6月，我在长沙文艺中学读高二，是校内公认的左倾学生。快放暑假的时候，地下党要求学生留校护校，说是快解放了，要留下来保护校产。学校里的三青团坚持放假，要停止开伙，分掉结余的伙食费，于是就打了起来，我头破血流地被送进医院。学校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推开病房门，看到了我，在床边坐下后，他讲了句“打成噶样子了。”就哭出了声。我父亲和我是讲长沙话的。
我母亲没什么文化，但是聪明；我父亲有文化，但是不聪明，是个对世事没什么了解的书呆子。
1958年，我打成右派，开除了，要送去劳教，按政策可以申请回家自谋生活。我找父亲商量，他说去劳教也没什么不好，就当是出国留学好了。他以为去劳教和出国留学差不多。我真是哭笑不得。后来，他还是依了我，给统战部写了封信，把我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