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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拉萨－羊八井－大竹卡－日喀则－拉孜(雅鲁藏布江)－二十二道班分岔口北路－措勤－改则－革吉盐湖－革吉－日土岩画－日土－甲部城堡－班公湖－狮泉河－扎达－达巴－鬼湖－门士－穹隆卡尔东遗址－二十一道班－拉孜－日喀则－拉萨
发现并不意味着拥有——写在前面
阿里考古十余年，其实内心直是矛盾的。或许考古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发现与保护的矛盾，尤其是在阿里。很多遗址没有被发现，渐渐地融于自然之中。我们的发现，见证了曾经的存在，这些被称之为历史。发现的过程是愉悦甚至欣喜的。然而，之后也常常会感到恐怖，那就是发现之后，它们是不是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在安静中，它们会不会因为发现而加快了被破坏的节奏。
此次阿里考古新发现的25处列石、石圈遗迹主要分布在藏北高原人烟极为稀少的游牧地区。遗迹结构复杂、内涵丰富，可分为四种形式单纯的列石、独石遗迹；单纯的石圈或石框遗迹，列石与石框或石圈相结合的遗迹：列石与石框以及石片图案结合的遗迹。初步推测其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金属时代早期。
新发现的五处岩画中以罗布措湖环湖分布的三处岩画点最为突出，有些画面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叠压和打破关系。早期岩画中出现的列石图案和牦牛交媾图为以前所未见的题材，一些鹿的造型与新疆“鹿石”和斯基泰金属牌饰上的造型极为相似。这提示西藏北部高原早已经与周边地区有了文化上的交流。
在象泉河支流河谷中新发现的阿钦石窟，开凿于十三世纪前后的古格王国早期，窟内壁画保存完好。壁画内容有释迦牟尼、十 面观音莲花手观音、四天王、八曼茶罗、高僧大德、佛传故事等。佛传故事以分幅长卷的形式绘制，从“白象入胎”到“涅槃”共分为33幅，详细描述了释迦牟尼一生中所有重要经历和事件。这处石窟的发现为研究古格王国历史和西藏后弘期佛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此行寻访了一百多个点，在几个方面做了考查记录。这在阿里的整个古代遗迹上只是一小部分。我们的考查工作还是根据可查线索进行的，考古调查是第一次。更深入的工作还没有做。这次的考古过程是否要公布于众，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很多人之前并不知道这些存在,而世界上的未被发现的净土原本就很少。
之所以最后将此行的发现展现出来，是希望在看过这些美好之后，能让看到它们的人感知、珍重自然。世界上，总有些东西不能拥有的，请让自然只属于自然。
张建林：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84年至1986年，带领陕西省援藏文物工作队赴藏，开展西藏第一次文物普查。作为业务队长，主持对古格王国遗址的全面考察，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了《古格故城》。1988年专题考察调查了托林寺、玛囊遗址。1997年～1999年主持托林寺的考古发掘和全面调查，编写出版了《托林寺》。2001年参加国家文物局、中央电视台组织的“象雄文明探秘”考察活动，担任专家组长。2005年担任“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调查”考古领队，对西藏境内720公里的铁路沿线进行了调查，发现各类文物点57处，编写出版了《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调查报告》。2005年到2006年主持西藏萨迦寺考古发掘与调查。
宗同昌：前故宫博物院文物摄影师，著名探险家、考古专家。作为文物摄影工作者，一直迷恋于西部探险。他曾参与过楼兰、罗布泊考察探险活动。七次参加西藏阿里地区古格考古，还于1995年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活动。2004年，历时73天成功地徒步穿越了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徒步走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在他七次阿里考古中，由他和张建林首次发现的古格遗址就有五十余处。
列石
分布：阿里地区东三县，改则，革吉和措勤都有分布，其中以改则分布最为密集。规模最大的是改则地区的康玛。河边的二级台地上，保存三组完整的列石阵，每一组包括石框，伞型列石群，石片图案。
曾有美国人约翰·贝勒沙对阿里列石进行过考查，随后出版了两本相关著作，对列石做了较详尽的介绍。1992年，阿里普查队曾到这里进行过调研，发现了25处列石。但是在《阿里文物志》里却没有相关的记录。这里的海拔在4600米左右，地势平坦，开着车来到这里，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一般性的探查，在现场做清理工作，绘图记录刚刚下过 场雨，康玛河的河水变得很急而且浑浊。晚上在此扎营，取河水烧开之后沉淀很久才能喝，颜色看起来若面汤。现场除了我们几个人，只有风的声响。在我们清理现场的第二天，一位牧民老远骑着马过来，一脸的困惑，他不知道我们围着石头在做什么，对我们的解释更是感到惊奇万分。也许是他太困惑了，所以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请来了一位游方僧喇嘛。这位喇嘛告诉我们他在尼玛县也见过这样的列石，当地人称之为门堆。
在格吉县的雄巴乡境内，有一处门多仁列石。门，在当地藏语中一般是指上古时期的人及其所处的时代。上古时期遗留的石框遗址统称“门杜尔”或“门卓”，即上古人立的长石之意。特指的“门”是现今印度喜玛偕尔邦西北部同西藏地区扎达县萨让、底雅两乡接壤的边境地区及其居民。阿里三围时期为桑噶王国的东部地区。遗址位于雄巴乡香绿康寺以西，沿香曲河东岸行十多公里的一级台地上。老人们称此列石为“门多仁”。但是，周围却残留着明显的祭坛遗迹，估计是后来移居至此的“门”人用建造祭坛的石料移建为现在的羊圈。
所谓石圈，是指用石块堆砌成的椭圆形或略呈方形的列石遗址，它与石丘墓遗址很难区分。规模较大的是坐落在日土县上曲龙鸣鼓沙山以北勾谷平坝一带的石圈遗址。上曲龙位于日土镇西三公里，玛卡藏布河畔，在一片开阔的平地上，南北依次排列着11个大小石堆，最大的足有二十多平方米，最小的也在十平方米左右。很难猜测出它的具体用途。是墓葬吗?却没有墓丘。是羊圈吗?很显然，中间面积太小。推断是防御攻势的可能性要大些。因为此地自古即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吐蕃与古波斯通商之要道。
从藏北草原到孔雀河畔，从古格古城到班公湖边，尖石、方石围筑而成的石框石圈时有所见。石框，是指片石或块石按 定方向排列成行，埋于地表的一种石构线条或图案。改则县康玛的石框，其拐角处的片石间镶有黑、白、红、绿石子、石框往往与立石，石圈、祭坛建筑在一起，并置于最东边。这是阿里北部最具代表性的石框。
而典型的石群应该是康玛尔三座祭坛遗址前面的三处立石群。那一块块棱角突现的石柱，站在一片苍茫的原野之上，祭祀台下的立石群排列整齐，仿佛聆听大地的誓言。在格吉县境内的狮麦村附近，位于
发现并不意味着拥有——写在前面
阿里考古十余年，其实内心直是矛盾的。或许考古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发现与保护的矛盾，尤其是在阿里。很多遗址没有被发现，渐渐地融于自然之中。我们的发现，见证了曾经的存在，这些被称之为历史。发现的过程是愉悦甚至欣喜的。然而，之后也常常会感到恐怖，那就是发现之后，它们是不是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持在安静中，它们会不会因为发现而加快了被破坏的节奏。
此次阿里考古新发现的25处列石、石圈遗迹主要分布在藏北高原人烟极为稀少的游牧地区。遗迹结构复杂、内涵丰富，可分为四种形式单纯的列石、独石遗迹；单纯的石圈或石框遗迹，列石与石框或石圈相结合的遗迹：列石与石框以及石片图案结合的遗迹。初步推测其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金属时代早期。
新发现的五处岩画中以罗布措湖环湖分布的三处岩画点最为突出，有些画面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叠压和打破关系。早期岩画中出现的列石图案和牦牛交媾图为以前所未见的题材，一些鹿的造型与新疆“鹿石”和斯基泰金属牌饰上的造型极为相似。这提示西藏北部高原早已经与周边地区有了文化上的交流。
在象泉河支流河谷中新发现的阿钦石窟，开凿于十三世纪前后的古格王国早期，窟内壁画保存完好。壁画内容有释迦牟尼、十 面观音莲花手观音、四天王、八曼茶罗、高僧大德、佛传故事等。佛传故事以分幅长卷的形式绘制，从“白象入胎”到“涅槃”共分为33幅，详细描述了释迦牟尼一生中所有重要经历和事件。这处石窟的发现为研究古格王国历史和西藏后弘期佛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此行寻访了一百多个点，在几个方面做了考查记录。这在阿里的整个古代遗迹上只是一小部分。我们的考查工作还是根据可查线索进行的，考古调查是第一次。更深入的工作还没有做。这次的考古过程是否要公布于众，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很多人之前并不知道这些存在,而世界上的未被发现的净土原本就很少。
之所以最后将此行的发现展现出来，是希望在看过这些美好之后，能让看到它们的人感知、珍重自然。世界上，总有些东西不能拥有的，请让自然只属于自然。
张建林：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84年至1986年，带领陕西省援藏文物工作队赴藏，开展西藏第一次文物普查。作为业务队长，主持对古格王国遗址的全面考察，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了《古格故城》。1988年专题考察调查了托林寺、玛囊遗址。1997年～1999年主持托林寺的考古发掘和全面调查，编写出版了《托林寺》。2001年参加国家文物局、中央电视台组织的“象雄文明探秘”考察活动，担任专家组长。2005年担任“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调查”考古领队，对西藏境内720公里的铁路沿线进行了调查，发现各类文物点57处，编写出版了《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调查报告》。2005年到2006年主持西藏萨迦寺考古发掘与调查。
宗同昌：前故宫博物院文物摄影师，著名探险家、考古专家。作为文物摄影工作者，一直迷恋于西部探险。他曾参与过楼兰、罗布泊考察探险活动。七次参加西藏阿里地区古格考古，还于1995年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活动。2004年，历时73天成功地徒步穿越了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徒步走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在他七次阿里考古中，由他和张建林首次发现的古格遗址就有五十余处。
列石
分布：阿里地区东三县，改则，革吉和措勤都有分布，其中以改则分布最为密集。规模最大的是改则地区的康玛。河边的二级台地上，保存三组完整的列石阵，每一组包括石框，伞型列石群，石片图案。
曾有美国人约翰·贝勒沙对阿里列石进行过考查，随后出版了两本相关著作，对列石做了较详尽的介绍。1992年，阿里普查队曾到这里进行过调研，发现了25处列石。但是在《阿里文物志》里却没有相关的记录。这里的海拔在4600米左右，地势平坦，开着车来到这里，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一般性的探查，在现场做清理工作，绘图记录刚刚下过 场雨，康玛河的河水变得很急而且浑浊。晚上在此扎营，取河水烧开之后沉淀很久才能喝，颜色看起来若面汤。现场除了我们几个人，只有风的声响。在我们清理现场的第二天，一位牧民老远骑着马过来，一脸的困惑，他不知道我们围着石头在做什么，对我们的解释更是感到惊奇万分。也许是他太困惑了，所以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请来了一位游方僧喇嘛。这位喇嘛告诉我们他在尼玛县也见过这样的列石，当地人称之为门堆。
在格吉县的雄巴乡境内，有一处门多仁列石。门，在当地藏语中一般是指上古时期的人及其所处的时代。上古时期遗留的石框遗址统称“门杜尔”或“门卓”，即上古人立的长石之意。特指的“门”是现今印度喜玛偕尔邦西北部同西藏地区扎达县萨让、底雅两乡接壤的边境地区及其居民。阿里三围时期为桑噶王国的东部地区。遗址位于雄巴乡香绿康寺以西，沿香曲河东岸行十多公里的一级台地上。老人们称此列石为“门多仁”。但是，周围却残留着明显的祭坛遗迹，估计是后来移居至此的“门”人用建造祭坛的石料移建为现在的羊圈。
所谓石圈，是指用石块堆砌成的椭圆形或略呈方形的列石遗址，它与石丘墓遗址很难区分。规模较大的是坐落在日土县上曲龙鸣鼓沙山以北勾谷平坝一带的石圈遗址。上曲龙位于日土镇西三公里，玛卡藏布河畔，在一片开阔的平地上，南北依次排列着11个大小石堆，最大的足有二十多平方米，最小的也在十平方米左右。很难猜测出它的具体用途。是墓葬吗?却没有墓丘。是羊圈吗?很显然，中间面积太小。推断是防御攻势的可能性要大些。因为此地自古即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吐蕃与古波斯通商之要道。
从藏北草原到孔雀河畔，从古格古城到班公湖边，尖石、方石围筑而成的石框石圈时有所见。石框，是指片石或块石按 定方向排列成行，埋于地表的一种石构线条或图案。改则县康玛的石框，其拐角处的片石间镶有黑、白、红、绿石子、石框往往与立石，石圈、祭坛建筑在一起，并置于最东边。这是阿里北部最具代表性的石框。
而典型的石群应该是康玛尔三座祭坛遗址前面的三处立石群。那一块块棱角突现的石柱，站在一片苍茫的原野之上，祭祀台下的立石群排列整齐，仿佛聆听大地的誓言。在格吉县境内的狮麦村附近，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