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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的尾巴
1977年，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我上大学的愿望“死灰复燃”。但看到具体规定后，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规定是30周岁，而当时我已满31周岁。抱着一线希望，我去招生处询问，得知对“30周岁”的解释是“不满31足岁”。我已失去报名资格，看来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的，在此以前，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那是1962年5月，我正读高二，在学校的一次体检中，我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我没能报考大学，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
所以，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而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我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心有余悸。尽管报名处的工作人员建议我凭“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和新当选的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争取在年龄上破格，我也不敢一试。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为了“不拘一格”，对学历没有任何要求。我再也无法抵挡大学的诱惑，但一点儿没有把握，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再三说明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学的结果，以免这种异想天开在学校引起不良影响。
报考研究生是要选专业和导师的，对此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我不知天高地厚，根本没有考虑或打听报考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哪位教授的难度如何，有多少人报名，反正只是试一试，倒也没有什么包袱，考前还是与平时一样工作，只是在晚上和星期天稍稍做些准备。
轻松通过考试
考场在上海工学院，离我工作的古田中学不远，骑自行车不过十分钟。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把握，既不想惊动同事，又不愿影响日常工作。我把这三天要上的课调了一下，每天早上还是像平时那样到广播室，在升旗后的早读时间里向全校同学简单讲话，然后骑车前往考场。
到了复试那天，我早早来到复旦大学，找到大礼堂。所有考生的笔试都集中在礼堂内，按专业分组，我们坐在靠近主席台的左侧。我们专业来的是周维衍、邹逸麟。走出考场，见外面等了不少人，都是考生的家属。有一位女士手提保温瓶，里面装着冷饮；有的立即送上毛巾、扇子；有的问长问短。这也难怪，听说好几对夫妇将夫妻团聚或另谋出路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次考试上，能不格外重视？
第二天是导师面试，导师谭其骧教授正在龙华医院住院，周维衍通知我们早上到复旦的大门口搭车。次日五位考生会齐，我第一次见到毕业于福州大学探矿专业、来自湖南岳阳煤矿的周振鹤，和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来自浙江长兴的周曙。
事先只见过谭其骧教授的照片，走进他的病房才第一次见到本人。正在治疗中的谭教授精神很好，声音洪亮。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在我提到钓鱼岛的归属时，他问我可以举出什么证据，我尽自己所知谈了。其他还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但从以后我们五人都被录取看，大概主要是了解我们的情况，而不是严格挑选。
复试过后，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学校无条件支持。记得当时的报纸曾发表过多篇评论，强调要“不拘一格”招收研究生，要求考生所在单位不得为难，但还是有不少人因种种原因，或无法报名，或受到“政审”“鉴定”的影响，或因单位不许离开而放弃。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是幸运的。10月初，我收到了复旦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
成为同学榜样
第二年，中学教师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量大增，其中也包括没有大学学历的。后来我曾经遇见其中一位，他也考上了研究生。他告诉我，1978年他没敢考，得知我的情况后，下决心在1979年报考，终于如愿以偿。我的高中同学得到消息，纷纷与我联系。他们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1978年时担心自己没有上完大学课程，怕考不上，所以没有报考；有的是“老三届”，“文革”中进了工厂，没有上过大学。听了我的介绍后，他们开始做报考准备，第二年都考上了，现在都是知名学者。
10月下旬，我到复旦大学报到，搬进了第10号宿舍楼210室。在我们这届研究生中，没有上过大学的有好几位，原学历最低的只相当于初中。同学间年龄也相差很大，最年长的出生于1939年，最年轻的大概出生于1957年，比我小十一二岁。当时的政策，凡原来已有工作的可保留关系，仍在原单位领工资，每年由学校发一笔书报费。我继续担任市人大代表，直到五年任满，同学经常戏称我为“代表”。
回忆当年，我认为，成功固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取决于机遇。要是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要是没有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恢复，绝不会有我的今天。但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同代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在我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们。
1977年，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我上大学的愿望“死灰复燃”。但看到具体规定后，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规定是30周岁，而当时我已满31周岁。抱着一线希望，我去招生处询问，得知对“30周岁”的解释是“不满31足岁”。我已失去报名资格，看来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的，在此以前，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那是1962年5月，我正读高二，在学校的一次体检中，我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我没能报考大学，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
所以，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而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我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心有余悸。尽管报名处的工作人员建议我凭“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和新当选的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争取在年龄上破格，我也不敢一试。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为了“不拘一格”，对学历没有任何要求。我再也无法抵挡大学的诱惑，但一点儿没有把握，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再三说明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学的结果，以免这种异想天开在学校引起不良影响。
报考研究生是要选专业和导师的，对此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我不知天高地厚，根本没有考虑或打听报考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哪位教授的难度如何，有多少人报名，反正只是试一试，倒也没有什么包袱，考前还是与平时一样工作，只是在晚上和星期天稍稍做些准备。
轻松通过考试
考场在上海工学院，离我工作的古田中学不远，骑自行车不过十分钟。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把握，既不想惊动同事，又不愿影响日常工作。我把这三天要上的课调了一下，每天早上还是像平时那样到广播室，在升旗后的早读时间里向全校同学简单讲话，然后骑车前往考场。
到了复试那天，我早早来到复旦大学，找到大礼堂。所有考生的笔试都集中在礼堂内，按专业分组，我们坐在靠近主席台的左侧。我们专业来的是周维衍、邹逸麟。走出考场，见外面等了不少人，都是考生的家属。有一位女士手提保温瓶，里面装着冷饮；有的立即送上毛巾、扇子；有的问长问短。这也难怪，听说好几对夫妇将夫妻团聚或另谋出路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次考试上，能不格外重视？
第二天是导师面试，导师谭其骧教授正在龙华医院住院，周维衍通知我们早上到复旦的大门口搭车。次日五位考生会齐，我第一次见到毕业于福州大学探矿专业、来自湖南岳阳煤矿的周振鹤，和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来自浙江长兴的周曙。
事先只见过谭其骧教授的照片，走进他的病房才第一次见到本人。正在治疗中的谭教授精神很好，声音洪亮。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在我提到钓鱼岛的归属时，他问我可以举出什么证据，我尽自己所知谈了。其他还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但从以后我们五人都被录取看，大概主要是了解我们的情况，而不是严格挑选。
复试过后，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学校无条件支持。记得当时的报纸曾发表过多篇评论，强调要“不拘一格”招收研究生，要求考生所在单位不得为难，但还是有不少人因种种原因，或无法报名，或受到“政审”“鉴定”的影响，或因单位不许离开而放弃。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是幸运的。10月初，我收到了复旦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
成为同学榜样
第二年，中学教师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量大增，其中也包括没有大学学历的。后来我曾经遇见其中一位，他也考上了研究生。他告诉我，1978年他没敢考，得知我的情况后，下决心在1979年报考，终于如愿以偿。我的高中同学得到消息，纷纷与我联系。他们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1978年时担心自己没有上完大学课程，怕考不上，所以没有报考；有的是“老三届”，“文革”中进了工厂，没有上过大学。听了我的介绍后，他们开始做报考准备，第二年都考上了，现在都是知名学者。
10月下旬，我到复旦大学报到，搬进了第10号宿舍楼210室。在我们这届研究生中，没有上过大学的有好几位，原学历最低的只相当于初中。同学间年龄也相差很大，最年长的出生于1939年，最年轻的大概出生于1957年，比我小十一二岁。当时的政策，凡原来已有工作的可保留关系，仍在原单位领工资，每年由学校发一笔书报费。我继续担任市人大代表，直到五年任满，同学经常戏称我为“代表”。
回忆当年，我认为，成功固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取决于机遇。要是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要是没有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恢复，绝不会有我的今天。但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同代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在我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