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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中国人是最关心“吃”的民族，而今却对食物失去了信心。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除了政府的监管，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
参看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如果列举出60多年前日本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一份长长的清单。日本20世纪50年代由于含镉稻米引发的“痛痛病”、含汞鱼贝导致的“水俣病”以及森永奶粉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当时的政府对大企业往往采取偏袒的态度。在这种环境下，民间力量的觉醒，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躁，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
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件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名。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协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日元赔款。
为了调解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
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专家们再次给出了不必担心后遗症的结论。
由于得不到舆论支持，父母们心灰意冷，“全协”被迫解散。但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
冈崎哲夫青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他爱好历史、哲学、中国的唐诗和欧洲的古典音乐。然而，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被日本政府强征至中国东北的虎头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华日军。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对帝国的疯狂，以及中国遭到的灾难都有过深刻的反思。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这样一批具有主体意识的民间力量，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落实在消费方面，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一批消费者团体的出现。例如，1949年12月，关西主妇联合会成立，其活动重点是降低物价、驱逐黑市。在大阪，由于正常价钱在40日元的牛肉，卖到了250日元，当地主妇会发起“不买牛肉运动”，要求牛肉降价，否则便不买。这些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66年，日本消费者协会正式设立，1967年2月26日，“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在东京召集主办了“全国消费者大会”，并发表了《消费者宣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日本还涌现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如“生活者运动”、“有机农业实践”、“消费者与生产者经济合作运动”等等。 对于尊严和正义的诉求，无疑是这些具有“中流意识”的人在食品安全上较真的动力。
冈崎哲夫几乎用了整个后半生的时间来进行对森永公司的维权，最艰难的时期，他和其他几位家长只能自带大米和帐篷在野外集会。去东京请愿时，由于用光了盘缠，他们不得不找警察署求助。
1966年，曙光终于出现了。由于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担忧，日本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在他们的推动下，冈山县对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
结果显示，这些受害儿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随即，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开始追踪调查。196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丸山报告”，证实了毒奶粉与后遗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一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法》，这意味着日本开始从发展主义的冷酷中转过身来，将重心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
一场迟到了多年的审判结果在1973年到来。这一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终审判决森永公司有罪，该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三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十亿日元的巨额资金，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
参看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如果列举出60多年前日本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一份长长的清单。日本20世纪50年代由于含镉稻米引发的“痛痛病”、含汞鱼贝导致的“水俣病”以及森永奶粉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当时的政府对大企业往往采取偏袒的态度。在这种环境下，民间力量的觉醒，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躁，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
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件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名。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协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日元赔款。
为了调解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
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专家们再次给出了不必担心后遗症的结论。
由于得不到舆论支持，父母们心灰意冷，“全协”被迫解散。但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
冈崎哲夫青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他爱好历史、哲学、中国的唐诗和欧洲的古典音乐。然而，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被日本政府强征至中国东北的虎头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华日军。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对帝国的疯狂，以及中国遭到的灾难都有过深刻的反思。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这样一批具有主体意识的民间力量，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落实在消费方面，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一批消费者团体的出现。例如，1949年12月，关西主妇联合会成立，其活动重点是降低物价、驱逐黑市。在大阪，由于正常价钱在40日元的牛肉，卖到了250日元，当地主妇会发起“不买牛肉运动”，要求牛肉降价，否则便不买。这些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66年，日本消费者协会正式设立，1967年2月26日，“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在东京召集主办了“全国消费者大会”，并发表了《消费者宣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日本还涌现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如“生活者运动”、“有机农业实践”、“消费者与生产者经济合作运动”等等。 对于尊严和正义的诉求，无疑是这些具有“中流意识”的人在食品安全上较真的动力。
冈崎哲夫几乎用了整个后半生的时间来进行对森永公司的维权，最艰难的时期，他和其他几位家长只能自带大米和帐篷在野外集会。去东京请愿时，由于用光了盘缠，他们不得不找警察署求助。
1966年，曙光终于出现了。由于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担忧，日本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在他们的推动下，冈山县对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
结果显示，这些受害儿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随即，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开始追踪调查。196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丸山报告”，证实了毒奶粉与后遗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一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法》，这意味着日本开始从发展主义的冷酷中转过身来，将重心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
一场迟到了多年的审判结果在1973年到来。这一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终审判决森永公司有罪，该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三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十亿日元的巨额资金，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