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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商业革命，理学，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14—06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体现在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直接渗透到近现代社会。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些评价足以证明宋代在中古史的地位。反观中学历史课标，对中古史的要求大都是宽泛的整体概念，如“列举从汉至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等等，对应课标，教材便将各朝代史实一一罗列。这样虽然可以让学生了解某一方面历史发展的全貌，但却无法突出历史的主干及横向联系。学生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往往会关注比较熟悉的统一王朝如秦汉、隋唐和明清，而忽略了“积贫积弱”的宋朝，殊不知宋朝在中古史的转型地位之重绝不亚于任何一个时期，因此笔者认为，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有必要改变教学策略，抓住“转型”这一特征，加深学生对宋史的理解。
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实际上，两宋时期，除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的政治文明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如宋代官僚政治体制内的改革，贵族政治的残余荡然无存，特别是科举完全向庶民开放、再无门第限制等等，但由于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宋代的政治文明并无明确要求，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教学策略。
(一)物质文明
关于宋代的物质文明成果，教材的陈述主要分散在必修二第一单元各课中。传统的观念使人们一提宋代就会想起“积贫积弱”，实际上，宋代弱却并不贫，即使贫，也仅仅是指其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财政困难，整体上宋代经济发展的程度是高于唐朝的，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质的飞跃。
宋代经济的转型主要呈现在商业方面，这是教材描述比较多的部分，也是教学中教师应该强调的部分。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费正清在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中也把宋代经济的发展称为“商业革命”，显然，宋代经济转型地位的确立主要归功于商业的高度发达。以商业城市为人口，唐都长安的平面图是一个棋盘式的结构，经营商业的地区“坊”是一个封闭的区域，而再看北宋都城开封的平面图，学生很自然就会发现，这种封闭性的结构被打破了，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走了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酒楼、茶坊、食店、瓦肆交相辉映，早市、夜市昼夜相接，呈现出繁华的商业气息和市井色彩，“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至朱雀门街西过桥，谓之曲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宋人孟元老的这段描述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开封浓厚的商业气息，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用写实的手法向世人直观地展现了宋都一派繁华的景象。凡此种种都表明，宋代的商品经济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如此发达的商业经济面前，金属货币已不能满足需要，由此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仁宗时，政府正式发行，至南宋时，纸币已成为主要流通的货币。纸币的发行对商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有学者将纸币的产生称为“金融革命”。至南宋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较之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都城杭州的繁华使马可·波罗惊讶得瞠目结舌。
宋代商品经济的日渐兴盛必然会引发政府经济政策转变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变动。笔者认为，高考并不会简单地只关注历史现象本身，更多的还是关注历史规律的发展，因此，对于宋代物质文明的转型，教师应站在更高的角度帮助学生加强理解。
宋代经济政策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商税政策上。自汉武帝以来，封建国家大都直接经营商业，通过均输、平准等手段独占商利，因此，在宋朝以前，政府是不需要完备的商税制度的。但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政府直接经营或完全排斥私商已不可行，而任其发展又会与国争利，因此，宋代制定系统的商税制度，将商人吸纳到国家的专卖领域，实行间接专卖，通过税收手段来建立国家与私商新的分利机制。商税的多样化使国家获利丰厚，学者陈长华曾统计：“庆历时，北宋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缗，盐课为715万余缗。”可见，商税收入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社会利益的分配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商人的地位逐步提升，工商业者亦成为国家之本，民营手工业也相应得到持续发展，在制瓷、纺织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至明朝中叶以后，终于超过官营占据全社会的主导地位。
除商税制度外，宋朝还完全废除了长期以来实行的坊市制度。交易活动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督。经济生活开放了，城市也不再只承担政治职能，开始更多地体现经济文化色彩。西方学者把临安看做是中国13世纪都市革命的标志，正是因为I临安具备浓厚的商业气息。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使得市民阶层兴起，文学领域的平民化、世俗化趋势日益明显，民众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制度的变化又会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运行机制，在宋代最主要的表现即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逐渐承担起管理者而非经营者的角色，经济活动的许多领域包括盐、铁、茶等国家专卖的行当都开始让与民间，经济的、市场的手段被更多地采用，如前文所述的商税制度、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和市坊制度的废除都是最好的体现。当然，对于封建政府而言，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会有所反复，如王安石变法时又出现了商业官营政策，但就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南宋以后再未出现完全的商业官营局面，而是逐渐呈现为官商一体、官商分利。 宋代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的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即社会观念的变化，贵贱观念逐渐被淡化，这一点为宋代的官僚政治注入新的因素，典型地表现在科举取士的改变上。
科举制自隋唐创建以来，虽然比以往的选官方式都更强调考试的作用，但才学取代门第并非在短时间内能够完全实行，门第也不会因为王朝更替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才学在唐代虽受到重视，但门第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但是到宋代，这一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唐末五代的激烈社会变动，贵族政治彻底崩溃了，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江南经济的高度繁荣，使得世族制下凝固的社会结构松动，社会流动日益活跃，“新型精英站在开新风气之前沿，文化传承者身份下移，知识传布面扩展”，科举的标准开始只论文章不论门第，下层士大夫得以进入政治舞台，甚至一向受到歧视的商人及其子弟也获得了科考入仕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宋代复合型的官僚群体最终得以形成。
官僚形态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政治体制的变革。最早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变革是唐宋变革中的核心。”宋代以后，各级政府都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中央与地方在各方面具体政务的运作中走向一体化，皇帝在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宰相逐渐纳入到政务裁决和执行部门的体系之中，宰相与君主的联系更多的是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这种基本格局直到20世纪前期也未改变。基于如此重大变革，德国汉学家库恩甚至论断，宋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
(二)精神文明
两宋精神文明的成果主要分布在必修三第一单元的《宋明理学》和第三单元《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中。邓小南教授曾说：“宋代新儒家的觉醒，学术思想的活跃创新，士人对于道德理性的不懈追求，艺术情趣与品位风尚的转移，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传播，民众生活习俗的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说，宋代在精神文明上的巨大而深远影响绝不亚于物质文明。
就思想学术而言，宋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为理学。教材中对理学定义为“融合佛道思想，形成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这样的概念表述本身就是模糊的，什么是佛道思想?什么是理为核心?这些概念的前因后果，如要在中学课堂上用一节课的时间讲懂讲透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课标中对这节课的要求还有“陆王心学”，因此，很多中学教师都将“宋明理学”戏称为“送命理学”。笔者认为，理学思想深奥，中学教学中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引导学生深掘它的内涵，能够让学生识记理学家的主要观点即可，但从整个单元主流思想演变的角度考虑，教师更应该关注理学的地位及其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实际上，宋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又一高峰，其流派纷呈、大师辈出的局面为先秦百家争鸣以来所罕见，教材给理学下的定义为新儒学实际是不确切的，史学界大都认为新儒学萌芽于唐后期而盛于北宋建国后，其特点是探索经义和经世致用。新儒学产生后，王安石新学一直占主要地位，理学在南宋高宗后才获得政府的支持，至理宗后才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葛兆光认为：“北宋皇权采取一系列方法确认国家的合法性，但是思想秩序的合理性危机仍然存在。因此，当确认权力合法性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确认思想合理性就成了士人最深刻的忧患，这种忧患使要求思想转型的取向渐渐显露出来。”可以说，宋学不单是学术，更是一种社会思潮，其对此后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及民族精神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则功不可没。
理学作为思想的转型首先表现在经世致用的理念上。与汉唐的空谈学风不同，理学以务实的精神，从根本上关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集大成者朱熹为例，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具体化、通俗化，自天子至百姓，构建了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此外，前文笔者已经论述，两宋时期皇帝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因此，为保证理想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士大夫亦努力“致其君为尧舜之君”，这在理学上则表现为其一贯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从二程到朱陆都是此理想的实践者。“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的突出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因此，自宋代开始，中国历史上便不断涌现大批如范仲淹、文天祥、张居正、杨涟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官僚士大夫，这种忧国忧民的理念进而又发展为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其影响一直渗透至今日。
理学的另一个重要转型则体现在中国文化由外向转为内省。盛唐以来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逐渐被理学所强调的个体规范化和社会伦理道德所取代，学术思想更注重“心性义理的研究和修身养性的规范”，而这一价值取向从学术开始逐渐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泽厚针对理学曾说：“在中国民族性格与中国实践理性的形成发展中，在中国民族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建立主体意志结构等方面，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可见，理学为核心的宋代思想对中国后世的重大影响是多层面的。
当然，理学也有其消极作用，这主要是到明清才集中体现出来。对此，虞云国教授总结为：其一，从社会影响上说，以精致的理论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使统治者得以“以理杀人”，扼杀了人性自由。其二，从思想学术上说，以“道统”思想扼杀了个人的创造力与学术自由。其三，从文化创新上说，以“崇儒”之说阻止了对外来异端文化的吸收与接纳，使中国文化渐趋保守、封闭与停滞。教材中所列举的“存天理、灭人欲”及对理学的评价都是从消极方面来论述的，这显然把理学这一复杂的思想简单化了。
除学术思想外，宋代的精神文明还包含科技文化这一重要的部分。宋代是中国古代传统科技的鼎盛时期，许多科技发明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例如教材中提到的四大发明，其中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在宋代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作了最好的描述：“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宋代的文学艺术亦可用光辉灿烂来形容。伴随着士人社会地位的变迁及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世俗化成为宋代文化最鲜明的新特征，雅俗共赏成为文人的一致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宋词成为文学的主流形式，并为后世留下诸多千古佳句；宋话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直接推动了明清小说的辉煌；宋代的散曲成为元代散曲的前身，对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功不可没；宋代的绘画被称为中国画的高峰，《清明上河图》是其杰出代表。除上述教材中提及的宋代文化成果之外，宋代在诗歌、散文、史学、书法、雕塑等方面也都有长足的发展。 由于宋代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重大成果，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理学传遍东亚乃至欧洲，唐代形成的中华文化圈在宋代思想文化的推动下终于达到新的高峰，特别是“朱子学派”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尤其显著，三大发明的外传对世界文明的转型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宋代虽不是一个统一强大的王朝，“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和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现行高中新课程标准和教科书都是以专题形式呈现，以专题角度来看，去探究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的历史似乎无此必要。笔者认为，姑且不论专题形式是否符合历史教学规律和高中生的认知水平，单有一点也是广大中学历史教师不可忽略的，那就是高考命题的专家的思维模式和命题角度绝不可能只从一个方面出发，通史、全球史的题目依旧会经常出现，更何况唐宋变革论已是史学界研究成果丰厚的命题，宋代文明在中古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自然会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高考试卷中也必然会有所体现。
2008年江苏卷第21题如下：
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称：“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东京)街南桑家瓦子，……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
材料二：梨园演戏，……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
材料三：金阊(今苏州城西南)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
——(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材料四：豆棚茅舍，邻里聚谈，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多举戏曲上之言词事实，以为资料，与文入学子引证格言、历史无异。
——高劳《东方杂志·农村之娱乐》卷十四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瓦子”又名“瓦肆”，它指的是什么?(2分)
(2)依据材料一、二、三，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戏曲发展的主要原因。(3分)
(3)材料二中的“花、雅两部”不断融合兼收，最终导致哪一剧种的形成?依据材料三、四概括戏曲的主要社会功能。(3分)
(4)在新史学理念的影响下，商人、戏曲及民间生活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这表明史学研究出现了怎样的变化?(2分)
2008年是江苏新课改高考的第一年，经济史部分主观题就选择了以宋代为切入点。此题所选史料虽不全是宋代，但就设问来说还是立意考查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对后世的影响，牵涉到瓦肆、戏曲及史学理念等概念。无独有偶，2009年江苏卷第25题A再次命中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因为是选修，在此不再例举。
再来看看2010年江苏卷第21题：
中国古代饮茶之风始于唐，盛于宋。到宋代，茶叶P，成为中原及周边各族人民“一日不可以无”的日常消费品，对宋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材料一：西戎茶马之市，自宋已然。盖土蕃潼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中原)藉之可以得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
——(明)谢肇制《五杂俎》
材料二：蜀中旧使交子(纸币)，惟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
——(宋)苏辙《论蜀茶五害状》
材料三：宋榷(专卖)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曰真州(江苏仪征)……初数户，后繁之。市中荼坊林立，徽人、晋人荟萃，五音杂语。……输之于边，数倍利之，骤富焉。
——(宋)庄季裕《鸡肋编》
材料四：(东京)朱雀门外除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又北山子茶坊，……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请回答：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宋政府茶叶专卖的主要原因。(3分)
(2)据材料二、三、四和所学知识，分析茶叶贸易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影响。(4分)
(3)茶坊、瓦肆等大量兴起，乃宋代开创之新气象。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在城市商业布局、思想、文学等方面的新变化。(3分) 此题完全立足于宋代，从茶叶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品人手，内容牵涉到专卖制度、商税收入、城市布局、纸币流通等重要的经济概念以及由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思想与文化的转变，其范围已经完全超出了专题史的范畴，是一道全方位考查宋代的题目。众所周知，高考的命题会有覆盖面的要求，中古史的主观题在试卷中只会有一道的份额，而江苏卷连续三年都命中了宋史，这绝不会是偶然，在命题专家们的心目中，宋代的地位可见一斑。显而易见，正是因为宋代在中古史中的转型地位及重大影响才值得，高考一再的从不同角度去反复考查，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
高考究竟考什么?《考试说明》里有明确的规定：“考查内容的选择，以课程标准的模块学习要点为依据，结合教学实际和学术标准，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考查内容的呈现，不拘泥于不同版本教科书的具体表述，重视新材料、新情景的创设与运用，鼓励考生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显然高考的取材是源于课标又高于课标的，它更加注重对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此外，课标虽以专题呈现，可《考试说明》却是按通史顺序排列考点，这种二元化模式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因此命题专家们在命题时完全可以灵活地处理课标内容，而对于教师来说就更需要加强对课标、对高考的研究，以此才能在高考复习时有的放矢。
以本文所讨论的宋史为例，宋代的史实是按照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模块分散在三本必修教材中的。课标与教材按照专题的模式编排，初衷是为了减少头绪繁多的知识点，加深对重要概念的理解，但这必须是建立在初中通史学习的基础上，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初中历史教学的现状众所周知，进入高中后，大部分学生没有对历史背景的理解就进入专题学习，要么就是囫囵吞枣，要么就是将专题所涉及的重大问题简单化、形式化。更何况，学生学习必修教材的时间前后长达一年半，在学习宋代思想文化史时恐怕早就将政治经济史遗忘殆尽，更遑论从整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呢?可高考命题并不会规避这些，如2010年江苏卷21题第3问，题目就让学生分析宋代在城市商业布局、思想、文学等方面的新变化，目的是考查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需要学生立足于宋代而不是经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是典型的通史思维。这就提示中学历史教师们，如果在新课的教学中因为各种因素而无法把通史概念与专题整合起来，那么在高考复习中也要把通史的问题落实到位，因为这是历史教学中永远无法跃过的环节。 作为一线教师，笔者在高考复习中关于通史专题模式的教学有许多思考。高中必修教材中关于中古史的内容共有四个单元，所牵涉的史实主要集中于先秦、秦汉、隋唐、两宋及明清五个时期，教材虽然按专题编排，但复习时我们完全可以不分政治、经济和文化，按照五个时期的顺序，重新整合课标内容，帮助学生把握每个时期的阶段特征。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用表格归纳的方式，也可以使用数轴演示的模式，总之，理清历史的脉络，掌握历史的主线是中学历史教学中必须达成的目标。
以所论的宋代为例，如果中学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史学研究的成果，最起码对宋代的转型地位会了然于胸，帮助学生归纳整理教材中如交子、商税、市坊等史实时会更有条理性、逻辑性，对经济现象背后的历史规律概括会更有深人性、透彻性，特别是对于一手的史料和史论，课堂上使用起来也会游刃有余，这样的历史课必然是有灵魂有深度的，而学生也必然能从单调的史实中获益匪浅。高考试题能从茶叶、瓦肆人手，是说明局限于教材史实已不能满足理解的需要，中学历史教师只有不断的拓展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自己的学术修养，许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何况《考试说明》中已明确提出要结合教学实际和学术标准呢!
【作者简介】卞姗姗，女，江苏南京人，中学一级教师，南京市梅园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和高考历史命题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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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14—06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体现在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直接渗透到近现代社会。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些评价足以证明宋代在中古史的地位。反观中学历史课标，对中古史的要求大都是宽泛的整体概念，如“列举从汉至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等等，对应课标，教材便将各朝代史实一一罗列。这样虽然可以让学生了解某一方面历史发展的全貌，但却无法突出历史的主干及横向联系。学生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往往会关注比较熟悉的统一王朝如秦汉、隋唐和明清，而忽略了“积贫积弱”的宋朝，殊不知宋朝在中古史的转型地位之重绝不亚于任何一个时期，因此笔者认为，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有必要改变教学策略，抓住“转型”这一特征，加深学生对宋史的理解。
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实际上，两宋时期，除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的政治文明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如宋代官僚政治体制内的改革，贵族政治的残余荡然无存，特别是科举完全向庶民开放、再无门第限制等等，但由于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宋代的政治文明并无明确要求，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教学策略。
(一)物质文明
关于宋代的物质文明成果，教材的陈述主要分散在必修二第一单元各课中。传统的观念使人们一提宋代就会想起“积贫积弱”，实际上，宋代弱却并不贫，即使贫，也仅仅是指其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财政困难，整体上宋代经济发展的程度是高于唐朝的，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质的飞跃。
宋代经济的转型主要呈现在商业方面，这是教材描述比较多的部分，也是教学中教师应该强调的部分。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费正清在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中也把宋代经济的发展称为“商业革命”，显然，宋代经济转型地位的确立主要归功于商业的高度发达。以商业城市为人口，唐都长安的平面图是一个棋盘式的结构，经营商业的地区“坊”是一个封闭的区域，而再看北宋都城开封的平面图，学生很自然就会发现，这种封闭性的结构被打破了，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走了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酒楼、茶坊、食店、瓦肆交相辉映，早市、夜市昼夜相接，呈现出繁华的商业气息和市井色彩，“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至朱雀门街西过桥，谓之曲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宋人孟元老的这段描述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开封浓厚的商业气息，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用写实的手法向世人直观地展现了宋都一派繁华的景象。凡此种种都表明，宋代的商品经济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如此发达的商业经济面前，金属货币已不能满足需要，由此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仁宗时，政府正式发行，至南宋时，纸币已成为主要流通的货币。纸币的发行对商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有学者将纸币的产生称为“金融革命”。至南宋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较之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都城杭州的繁华使马可·波罗惊讶得瞠目结舌。
宋代商品经济的日渐兴盛必然会引发政府经济政策转变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变动。笔者认为，高考并不会简单地只关注历史现象本身，更多的还是关注历史规律的发展，因此，对于宋代物质文明的转型，教师应站在更高的角度帮助学生加强理解。
宋代经济政策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商税政策上。自汉武帝以来，封建国家大都直接经营商业，通过均输、平准等手段独占商利，因此，在宋朝以前，政府是不需要完备的商税制度的。但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政府直接经营或完全排斥私商已不可行，而任其发展又会与国争利，因此，宋代制定系统的商税制度，将商人吸纳到国家的专卖领域，实行间接专卖，通过税收手段来建立国家与私商新的分利机制。商税的多样化使国家获利丰厚，学者陈长华曾统计：“庆历时，北宋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缗，盐课为715万余缗。”可见，商税收入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社会利益的分配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商人的地位逐步提升，工商业者亦成为国家之本，民营手工业也相应得到持续发展，在制瓷、纺织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至明朝中叶以后，终于超过官营占据全社会的主导地位。
除商税制度外，宋朝还完全废除了长期以来实行的坊市制度。交易活动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督。经济生活开放了，城市也不再只承担政治职能，开始更多地体现经济文化色彩。西方学者把临安看做是中国13世纪都市革命的标志，正是因为I临安具备浓厚的商业气息。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使得市民阶层兴起，文学领域的平民化、世俗化趋势日益明显，民众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制度的变化又会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运行机制，在宋代最主要的表现即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逐渐承担起管理者而非经营者的角色，经济活动的许多领域包括盐、铁、茶等国家专卖的行当都开始让与民间，经济的、市场的手段被更多地采用，如前文所述的商税制度、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和市坊制度的废除都是最好的体现。当然，对于封建政府而言，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会有所反复，如王安石变法时又出现了商业官营政策，但就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南宋以后再未出现完全的商业官营局面，而是逐渐呈现为官商一体、官商分利。 宋代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的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即社会观念的变化，贵贱观念逐渐被淡化，这一点为宋代的官僚政治注入新的因素，典型地表现在科举取士的改变上。
科举制自隋唐创建以来，虽然比以往的选官方式都更强调考试的作用，但才学取代门第并非在短时间内能够完全实行，门第也不会因为王朝更替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才学在唐代虽受到重视，但门第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但是到宋代，这一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唐末五代的激烈社会变动，贵族政治彻底崩溃了，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江南经济的高度繁荣，使得世族制下凝固的社会结构松动，社会流动日益活跃，“新型精英站在开新风气之前沿，文化传承者身份下移，知识传布面扩展”，科举的标准开始只论文章不论门第，下层士大夫得以进入政治舞台，甚至一向受到歧视的商人及其子弟也获得了科考入仕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宋代复合型的官僚群体最终得以形成。
官僚形态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政治体制的变革。最早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变革是唐宋变革中的核心。”宋代以后，各级政府都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中央与地方在各方面具体政务的运作中走向一体化，皇帝在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宰相逐渐纳入到政务裁决和执行部门的体系之中，宰相与君主的联系更多的是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这种基本格局直到20世纪前期也未改变。基于如此重大变革，德国汉学家库恩甚至论断，宋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
(二)精神文明
两宋精神文明的成果主要分布在必修三第一单元的《宋明理学》和第三单元《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中。邓小南教授曾说：“宋代新儒家的觉醒，学术思想的活跃创新，士人对于道德理性的不懈追求，艺术情趣与品位风尚的转移，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传播，民众生活习俗的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说，宋代在精神文明上的巨大而深远影响绝不亚于物质文明。
就思想学术而言，宋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为理学。教材中对理学定义为“融合佛道思想，形成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这样的概念表述本身就是模糊的，什么是佛道思想?什么是理为核心?这些概念的前因后果，如要在中学课堂上用一节课的时间讲懂讲透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课标中对这节课的要求还有“陆王心学”，因此，很多中学教师都将“宋明理学”戏称为“送命理学”。笔者认为，理学思想深奥，中学教学中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引导学生深掘它的内涵，能够让学生识记理学家的主要观点即可，但从整个单元主流思想演变的角度考虑，教师更应该关注理学的地位及其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实际上，宋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又一高峰，其流派纷呈、大师辈出的局面为先秦百家争鸣以来所罕见，教材给理学下的定义为新儒学实际是不确切的，史学界大都认为新儒学萌芽于唐后期而盛于北宋建国后，其特点是探索经义和经世致用。新儒学产生后，王安石新学一直占主要地位，理学在南宋高宗后才获得政府的支持，至理宗后才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葛兆光认为：“北宋皇权采取一系列方法确认国家的合法性，但是思想秩序的合理性危机仍然存在。因此，当确认权力合法性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确认思想合理性就成了士人最深刻的忧患，这种忧患使要求思想转型的取向渐渐显露出来。”可以说，宋学不单是学术，更是一种社会思潮，其对此后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及民族精神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则功不可没。
理学作为思想的转型首先表现在经世致用的理念上。与汉唐的空谈学风不同，理学以务实的精神，从根本上关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集大成者朱熹为例，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具体化、通俗化，自天子至百姓，构建了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此外，前文笔者已经论述，两宋时期皇帝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因此，为保证理想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士大夫亦努力“致其君为尧舜之君”，这在理学上则表现为其一贯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从二程到朱陆都是此理想的实践者。“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的突出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因此，自宋代开始，中国历史上便不断涌现大批如范仲淹、文天祥、张居正、杨涟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官僚士大夫，这种忧国忧民的理念进而又发展为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其影响一直渗透至今日。
理学的另一个重要转型则体现在中国文化由外向转为内省。盛唐以来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逐渐被理学所强调的个体规范化和社会伦理道德所取代，学术思想更注重“心性义理的研究和修身养性的规范”，而这一价值取向从学术开始逐渐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泽厚针对理学曾说：“在中国民族性格与中国实践理性的形成发展中，在中国民族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建立主体意志结构等方面，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可见，理学为核心的宋代思想对中国后世的重大影响是多层面的。
当然，理学也有其消极作用，这主要是到明清才集中体现出来。对此，虞云国教授总结为：其一，从社会影响上说，以精致的理论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使统治者得以“以理杀人”，扼杀了人性自由。其二，从思想学术上说，以“道统”思想扼杀了个人的创造力与学术自由。其三，从文化创新上说，以“崇儒”之说阻止了对外来异端文化的吸收与接纳，使中国文化渐趋保守、封闭与停滞。教材中所列举的“存天理、灭人欲”及对理学的评价都是从消极方面来论述的，这显然把理学这一复杂的思想简单化了。
除学术思想外，宋代的精神文明还包含科技文化这一重要的部分。宋代是中国古代传统科技的鼎盛时期，许多科技发明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例如教材中提到的四大发明，其中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在宋代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作了最好的描述：“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宋代的文学艺术亦可用光辉灿烂来形容。伴随着士人社会地位的变迁及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世俗化成为宋代文化最鲜明的新特征，雅俗共赏成为文人的一致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宋词成为文学的主流形式，并为后世留下诸多千古佳句；宋话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直接推动了明清小说的辉煌；宋代的散曲成为元代散曲的前身，对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功不可没；宋代的绘画被称为中国画的高峰，《清明上河图》是其杰出代表。除上述教材中提及的宋代文化成果之外，宋代在诗歌、散文、史学、书法、雕塑等方面也都有长足的发展。 由于宋代在精神文明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重大成果，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理学传遍东亚乃至欧洲，唐代形成的中华文化圈在宋代思想文化的推动下终于达到新的高峰，特别是“朱子学派”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尤其显著，三大发明的外传对世界文明的转型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宋代虽不是一个统一强大的王朝，“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和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现行高中新课程标准和教科书都是以专题形式呈现，以专题角度来看，去探究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的历史似乎无此必要。笔者认为，姑且不论专题形式是否符合历史教学规律和高中生的认知水平，单有一点也是广大中学历史教师不可忽略的，那就是高考命题的专家的思维模式和命题角度绝不可能只从一个方面出发，通史、全球史的题目依旧会经常出现，更何况唐宋变革论已是史学界研究成果丰厚的命题，宋代文明在中古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自然会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高考试卷中也必然会有所体现。
2008年江苏卷第21题如下：
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称：“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东京)街南桑家瓦子，……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
材料二：梨园演戏，……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
材料三：金阊(今苏州城西南)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
——(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材料四：豆棚茅舍，邻里聚谈，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多举戏曲上之言词事实，以为资料，与文入学子引证格言、历史无异。
——高劳《东方杂志·农村之娱乐》卷十四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瓦子”又名“瓦肆”，它指的是什么?(2分)
(2)依据材料一、二、三，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戏曲发展的主要原因。(3分)
(3)材料二中的“花、雅两部”不断融合兼收，最终导致哪一剧种的形成?依据材料三、四概括戏曲的主要社会功能。(3分)
(4)在新史学理念的影响下，商人、戏曲及民间生活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这表明史学研究出现了怎样的变化?(2分)
2008年是江苏新课改高考的第一年，经济史部分主观题就选择了以宋代为切入点。此题所选史料虽不全是宋代，但就设问来说还是立意考查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对后世的影响，牵涉到瓦肆、戏曲及史学理念等概念。无独有偶，2009年江苏卷第25题A再次命中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因为是选修，在此不再例举。
再来看看2010年江苏卷第21题：
中国古代饮茶之风始于唐，盛于宋。到宋代，茶叶P，成为中原及周边各族人民“一日不可以无”的日常消费品，对宋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材料一：西戎茶马之市，自宋已然。盖土蕃潼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中原)藉之可以得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
——(明)谢肇制《五杂俎》
材料二：蜀中旧使交子(纸币)，惟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
——(宋)苏辙《论蜀茶五害状》
材料三：宋榷(专卖)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曰真州(江苏仪征)……初数户，后繁之。市中荼坊林立，徽人、晋人荟萃，五音杂语。……输之于边，数倍利之，骤富焉。
——(宋)庄季裕《鸡肋编》
材料四：(东京)朱雀门外除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又北山子茶坊，……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请回答：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宋政府茶叶专卖的主要原因。(3分)
(2)据材料二、三、四和所学知识，分析茶叶贸易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影响。(4分)
(3)茶坊、瓦肆等大量兴起，乃宋代开创之新气象。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在城市商业布局、思想、文学等方面的新变化。(3分) 此题完全立足于宋代，从茶叶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品人手，内容牵涉到专卖制度、商税收入、城市布局、纸币流通等重要的经济概念以及由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思想与文化的转变，其范围已经完全超出了专题史的范畴，是一道全方位考查宋代的题目。众所周知，高考的命题会有覆盖面的要求，中古史的主观题在试卷中只会有一道的份额，而江苏卷连续三年都命中了宋史，这绝不会是偶然，在命题专家们的心目中，宋代的地位可见一斑。显而易见，正是因为宋代在中古史中的转型地位及重大影响才值得，高考一再的从不同角度去反复考查，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
高考究竟考什么?《考试说明》里有明确的规定：“考查内容的选择，以课程标准的模块学习要点为依据，结合教学实际和学术标准，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考查内容的呈现，不拘泥于不同版本教科书的具体表述，重视新材料、新情景的创设与运用，鼓励考生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显然高考的取材是源于课标又高于课标的，它更加注重对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此外，课标虽以专题呈现，可《考试说明》却是按通史顺序排列考点，这种二元化模式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因此命题专家们在命题时完全可以灵活地处理课标内容，而对于教师来说就更需要加强对课标、对高考的研究，以此才能在高考复习时有的放矢。
以本文所讨论的宋史为例，宋代的史实是按照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模块分散在三本必修教材中的。课标与教材按照专题的模式编排，初衷是为了减少头绪繁多的知识点，加深对重要概念的理解，但这必须是建立在初中通史学习的基础上，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初中历史教学的现状众所周知，进入高中后，大部分学生没有对历史背景的理解就进入专题学习，要么就是囫囵吞枣，要么就是将专题所涉及的重大问题简单化、形式化。更何况，学生学习必修教材的时间前后长达一年半，在学习宋代思想文化史时恐怕早就将政治经济史遗忘殆尽，更遑论从整体的高度把握历史呢?可高考命题并不会规避这些，如2010年江苏卷21题第3问，题目就让学生分析宋代在城市商业布局、思想、文学等方面的新变化，目的是考查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需要学生立足于宋代而不是经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是典型的通史思维。这就提示中学历史教师们，如果在新课的教学中因为各种因素而无法把通史概念与专题整合起来，那么在高考复习中也要把通史的问题落实到位，因为这是历史教学中永远无法跃过的环节。 作为一线教师，笔者在高考复习中关于通史专题模式的教学有许多思考。高中必修教材中关于中古史的内容共有四个单元，所牵涉的史实主要集中于先秦、秦汉、隋唐、两宋及明清五个时期，教材虽然按专题编排，但复习时我们完全可以不分政治、经济和文化，按照五个时期的顺序，重新整合课标内容，帮助学生把握每个时期的阶段特征。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采用表格归纳的方式，也可以使用数轴演示的模式，总之，理清历史的脉络，掌握历史的主线是中学历史教学中必须达成的目标。
以所论的宋代为例，如果中学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史学研究的成果，最起码对宋代的转型地位会了然于胸，帮助学生归纳整理教材中如交子、商税、市坊等史实时会更有条理性、逻辑性，对经济现象背后的历史规律概括会更有深人性、透彻性，特别是对于一手的史料和史论，课堂上使用起来也会游刃有余，这样的历史课必然是有灵魂有深度的，而学生也必然能从单调的史实中获益匪浅。高考试题能从茶叶、瓦肆人手，是说明局限于教材史实已不能满足理解的需要，中学历史教师只有不断的拓展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自己的学术修养，许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何况《考试说明》中已明确提出要结合教学实际和学术标准呢!
【作者简介】卞姗姗，女，江苏南京人，中学一级教师，南京市梅园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和高考历史命题研究。
【责任编辑：李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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