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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裹着的小脚走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是埃德加•斯诺笔下参加长征的三十个女红军之一；她是干部家属，却从未享受过特殊待遇；丈夫牺牲被误解，她背负伤痛十多年沉默不语；她鼓励女儿投身革命，把儿子送到部队当兵；临终前，她还记挂着工作……她，就是我的母亲，邱一涵。
母亲1907年出生于湖南，受革命浪潮和家庭的影响，17岁即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党并参加红军，曾随红三军团参加第一次打长沙，并协助父亲袁国平创办了我军第一份铅印大报——《红军日报》。她曾担任中共万载县委书记、湘赣省委妇女部长、红军大学副主任教员，参加了历次反围剿作战，右臂受伤致残。长征途中她任红三军团卫生部总支书记，此后，她还任过抗大四分校、华东军大等政治部主任，是我军战争年代唯一的女政治部主任，1949年参加了渡江解放南京战役。
为了革命事业，父母把我和姐姐寄养在湖南乡下，大姐13岁时就做了童养媳，二姐因贫病无医早夭，我曾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度日。与母亲初次见面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年我7岁，被陆楚梵舅舅带到上海与母亲团聚，我看着眼前身着旗袍的母亲异常胆怯。母亲抱起我，叫着我的小名，双泪直流。从此，我跟随母亲到处搬家，上海、南京、香港、大连……那时候我尚不能理解母亲的工作，她虽然经常带我去公园，但从不陪我游玩，和陌生人说几句话就匆匆离开；她从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我们的住址。
对母亲打击最大的莫过于父亲的牺牲。她与父亲相知相依，比翼战斗，曾被评为新四军的模范夫妻。1941年，父亲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多年蒙受不白之冤。为了抚慰我幼小的心灵，母亲或说父亲在外地做生意，或说当炊事员在前方打仗。记得我在“三八” 干部子弟小学上学时，许多同学都在比父母的官职，说他们的父亲是司令员，是政委，是军长……我也自豪地说，我父亲是炊事员，蛮以为这个“员”不比他们那个“员”差，但同学们告诉我，炊事员就是伙伕，就是烧饭的。受到大家讥笑以后，回到家我扑到妈妈怀里哭了，埋怨父亲没出息。而母亲却说：“司令员、炊事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炊事员烧饭，所有人都得饿肚皮，就无法打仗，更无法打胜仗。当炊事员同样光荣！”从此，我在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心目中是炊事员的儿子，有的老师甚至到母亲去世见报才知道我父母的情况。因为这件事，母亲再也不让我上干部子弟学校，她说，必须和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和农民的孩子一起读书。母亲一再告诫我不要把父母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要“忘记社会上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
父亲的冤屈丝毫没有动摇母亲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她以坚强的意志、坦荡的胸怀，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把悲痛埋在心底，全身心投入党的事业。同时她还积极做亲属的工作，她曾拿着父亲的遗书对我伯父袁醉如说：“国平置身革命是以牺牲一切为代价的，这一切就包括牺牲生命和承受委屈，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把问题搞清，还国平一个公正！”一方面是对父亲的深知与挚爱，一方面是对党的无限忠诚，母亲在漫长的等待与期盼中，心灵倍受煎熬，健康受到摧残，每到深夜，母亲就与挂在床头的父亲遗像诉说心事，倾诉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解放后，母亲身居江苏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华东妇联主任等职，但仍保持战争年代的艰苦作风，把收入所余支援家乡和周围同志，身患癌症，仍坚持工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询问同事：“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吗?” 这是她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每念及此，我都忍不住泪眼模糊。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见习编辑张秀格ggprtt@163.com）
母亲1907年出生于湖南，受革命浪潮和家庭的影响，17岁即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党并参加红军，曾随红三军团参加第一次打长沙，并协助父亲袁国平创办了我军第一份铅印大报——《红军日报》。她曾担任中共万载县委书记、湘赣省委妇女部长、红军大学副主任教员，参加了历次反围剿作战，右臂受伤致残。长征途中她任红三军团卫生部总支书记，此后，她还任过抗大四分校、华东军大等政治部主任，是我军战争年代唯一的女政治部主任，1949年参加了渡江解放南京战役。
为了革命事业，父母把我和姐姐寄养在湖南乡下，大姐13岁时就做了童养媳，二姐因贫病无医早夭，我曾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度日。与母亲初次见面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年我7岁，被陆楚梵舅舅带到上海与母亲团聚，我看着眼前身着旗袍的母亲异常胆怯。母亲抱起我，叫着我的小名，双泪直流。从此，我跟随母亲到处搬家，上海、南京、香港、大连……那时候我尚不能理解母亲的工作，她虽然经常带我去公园，但从不陪我游玩，和陌生人说几句话就匆匆离开；她从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我们的住址。
对母亲打击最大的莫过于父亲的牺牲。她与父亲相知相依，比翼战斗，曾被评为新四军的模范夫妻。1941年，父亲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多年蒙受不白之冤。为了抚慰我幼小的心灵，母亲或说父亲在外地做生意，或说当炊事员在前方打仗。记得我在“三八” 干部子弟小学上学时，许多同学都在比父母的官职，说他们的父亲是司令员，是政委，是军长……我也自豪地说，我父亲是炊事员，蛮以为这个“员”不比他们那个“员”差，但同学们告诉我，炊事员就是伙伕，就是烧饭的。受到大家讥笑以后，回到家我扑到妈妈怀里哭了，埋怨父亲没出息。而母亲却说：“司令员、炊事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炊事员烧饭，所有人都得饿肚皮，就无法打仗，更无法打胜仗。当炊事员同样光荣！”从此，我在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心目中是炊事员的儿子，有的老师甚至到母亲去世见报才知道我父母的情况。因为这件事，母亲再也不让我上干部子弟学校，她说，必须和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和农民的孩子一起读书。母亲一再告诫我不要把父母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要“忘记社会上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
父亲的冤屈丝毫没有动摇母亲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她以坚强的意志、坦荡的胸怀，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把悲痛埋在心底，全身心投入党的事业。同时她还积极做亲属的工作，她曾拿着父亲的遗书对我伯父袁醉如说：“国平置身革命是以牺牲一切为代价的，这一切就包括牺牲生命和承受委屈，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把问题搞清，还国平一个公正！”一方面是对父亲的深知与挚爱，一方面是对党的无限忠诚，母亲在漫长的等待与期盼中，心灵倍受煎熬，健康受到摧残，每到深夜，母亲就与挂在床头的父亲遗像诉说心事，倾诉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解放后，母亲身居江苏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华东妇联主任等职，但仍保持战争年代的艰苦作风，把收入所余支援家乡和周围同志，身患癌症，仍坚持工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询问同事：“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吗?” 这是她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每念及此，我都忍不住泪眼模糊。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见习编辑张秀格ggprt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