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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多独立电影是“独立类型电影”，这种电影主要是为电影节拍摄的，在西方它有固定的观众群，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以我多年的国外生活经历来看，西方电影节和观众对中国电影是有一种“成见”的。
李名：你曾作为画家和观念艺术家，能否谈谈之前的一些创作情况。
陆一同：我从四、五岁就喜欢画画，纯中国式的，临摹、写生那种，小学到中学一直在学习绘画。八十年代后，现代艺术冲击中国，现代艺术中的颠覆性和解构意味很快就吸引了我，九一年初到巴黎后，我自然就选择了用“行为”来表达“观念”。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那种理想主义情结很容易转化为对现实的反抗，反抗政治现实同时也反抗艺术现实，我选择用“解构”和“并置”的方式反抗。这是一种带嘲讽性质的，指向东方同时也指向西方。不过在反抗的同时，我也在寻求一种中国人、西方人以及东、西方文化之间平等对话的方式。我在巴黎、纽约的那些年主要是在思考、观看和做行为艺术，前卫艺术所具有的挑衅性很吸引我，有力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国际社会进入一个和平美好的时期，正好我在那个时候出国，尤其在国内经历过文革以及“六四”的动荡，一下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一觉醒来，发现生存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矛盾性、冲撞感用语言很难描述。当时有很多想法需要表达，绘画达不到，行为和装置更适合表达。
李名：后来为何想到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陆一同：因为对电影一直很感兴趣。我性情比较闲散，到巴黎后有很多闲暇的时间，我就去看电影，我很享受坐在黑暗中观察和思考的感觉。以前的绘画、观念艺术偏重形式，电影则偏故事化一些，看时很轻松。
李名：你认为电影是商品还是艺术品，或者说你认为应该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
陆一同：我真不知道电影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喜欢哪一类电影，《低俗小说》既在艺术院线上映，也进商业院线，这是我认为的好电影。电影既要有人看，同时还应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但终极价值不应该出问题。
李名：谈谈你理解的独立电影。
陆一同：“独立”是个相对的概念，国情不同，“独立”的概念也不同。中国很多独立电影是“独立类型电影”，这种电影主要是为电影节拍摄的，在西方它有固定的观众群，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以我多年的国外生活经历来看，西方电影节和观众对中国电影是有一种“成见”的，不过，大家也都知道“游戏规则”这个概念，要想加入游戏就得按规则来。反过来，中国人对西方也有许多。成见。十几年前，我的行为艺术活动就是想动摇和打破这些“成见”，今天看来，从整个世界看来，这些成见不但没有被打破，还反而在加深，这是现实。如果中国有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院线，中国独立电影才能“独立”。
李名：《武松打我》里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嘲讽，也有一针见血的对白，在我看来，影片既具备“好看”的商业价值潜质，也具有定思想深度。你希望自己能拍出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来?
陆一同：我希望拍出既有商业性，又能表达自己观点的电影。我认为科恩兄弟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你认为科恩兄弟的是独立电影吧，它又用了很多明星，当然他们是有选择的使用。他们在黑色电影的框架之中，揉进个人特征明显的哲学、美学和黑色幽默。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强调自己的影片是独立电影，过于强调独立会很容易陷进一种“不独立”的状况之下。在中国，你的电影独立于现行体制之外，就很容易掉进西方电影节的“标准”之中，这样还不能称之为独立。科恩兄弟的大部分电影在精神和经济上都相当独立，但并不标榜独立。
李名：《武松打我》送电影局之后他们要求你做过什么修改没有?
陆一同：没有做什么修改，只是要求去掉两个“他妈的”台词。
李名：《武松打我》是你自己和朋友掏了二百多万完成的，是从表达、创作自由的角度来考虑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陆一同：之前我也接触过一些大的影视公司，他们也都对这个故事比较感兴趣。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最后合作成功。后来因为有一些朋友的资金进来，正好我也打算让这个事情告一个段落，就自己拍了。人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个人的经历、经验、思考也是在变化之中。如果再不拍这个电影，我的兴趣就会转移到别的方面了。《武松打我》是我对青年生活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可以画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所以就自己把这部影片做出来了。
李名：中国很多的独立电影都是导演自筹资金来完成的，但他们自己的资金往往很有限，所以就选择尽可能低的成本方式(如DV、群众演员、纪录风格等)来进行。《武松打我》是用胶片拍的，你为何不考虑用更低的成本来拍?
陆一同：当时正好有那么多钱可以用，按照我一贯的生活态度，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做《武松打我》的时候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拍完了没钱做后期就等等，找到钱后再接着做。
李名：《武松打我》影片的各种工业质量(演员、摄影、录音、剪辑)都很棒，我想这也是低成本影片无法达到的效果。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应该剥夺电影的工业属性。
陆一同：这仍然是低成本电影，只是看上去成本更高些。我请过一些发行公司的专家看过影片，他们觉得像四百多万做出来的效果。我同意你说的，如果有条件，一定要尊重电影的工业属性。
李名：据说你想把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搬上银幕，最后因电影局未通过而搁浅。李银河说电影局不批准，这都是次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伟大的小说是不可改编的。李银河的意思是王小波的小说如果抽离其叙事形式，还能留下什么?请你谈谈你对王小波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
陆一同：李银河说得有道理。我改编的《黄金时代》几乎都没有动，旁白都是原话，只在小说的基础上加了一小点变化，让回忆者王二始终骑车在现在时的北京大街上转，其间穿插着他的闪回。我用了很多时间看他的所有作品，越看越觉得无法改。小说本身就是个电影，特别好看的电影。我所做的就是把文字视觉化，而且小说里面大部分的场景都已经描绘出来了。
李名：目前王小波的小说还没被改编成电影过。
陆一同：确实比较难改，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打算试一试。
李名：早在80年代你就参加过十几部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工作，请你谈谈这20年来你对中国电影的一些感受和认识。
陆一同：简单说点。小时候能看到的就是几部电影，翻来覆去地放，很多孩子都可以耳熟能详。文革后才有机会看了一些老电影。但对我冲击比较大的还是第五代的作品。看了这些电影，我也有些跃跃欲试，就参与了一些电影、电视剧的制作。后来1991年的时候就出国了，在国外时看到了《蓝风筝》、《活着》、《霸王别姬》这些第五代的巅峰之作。这几部作品也代表了中国电影某一个阶段的最高峰。但之后我就不太喜欢第五代的影片，第六代的导演也很少有真正能打动我的作品。我对电影的认识更多来自于在国外电影院的观影经验，而不是来自电影学院的。我发现我总是喜欢既能在艺术院线放映又能在商业院线发行的电影，这更加坚定了我要做这一类影片的决心。20年来的 中国电影对于我，开始是受到一些影响，到后来觉得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
李名：《武松打我》表面上是一个较写实的故事，包括演员的表演也不是那么夸张。
陆一同：我要的就是一种“冷”、“收”但又具有表现主义的效果，使得影片处于一种商业与艺术之间的状态。像我比较钦佩的美国导演科恩兄弟以及昆汀的影片，他们早期的电影请的不是很有名的演员，但他们的表演却是很有风格的，我觉得这样的影片既有力量又有趣。
李名：但《武松打我》本质上传达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也就是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环境中各路人马的千姿百态。我想影片里门德松的遭遇也和你的生活、电影创作的遭遇差不多吧7
陆一同：门德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这种人注定要在现实中失败。他身边的制片人、大款投资人、女人(潘金莲)等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个对立面，一个强大的现实在围绕着他。两面对比，强弱立现。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所经历的，所看见的，所听到的不就是这样吗?但我把这些事情都抽离、提炼了一番，使之更具有象征性。在现在的中国，“现实主义”是彻底地打败了理想主义。
李名：影片的风格及气质上与陈大明的《鸡犬不宁》很相似，黄建新的一些作品比如《脸对脸，背靠背》等也具有这种气质，我认为具有这种知识分子气质的影片是国产电影少有的。
陆一同：我和大明也是好朋友，黄建新的一些影片我也看过，从对人文的关怀，对社会的态度上可能相近，影片风格上都偏好黑色幽默。
李名：你是怎样理解黑色幽默影片的?
陆一同：我理解的黑色幽默是表现事物的多义性，是暗喻，是嘲讽，是话外有话。《武松打我》里面既有对主人公纯洁、正直等品质的赞叹，也有对他的嘲讽。再向深里看，还有对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反思，批判、调侃和解构。
李名：《武松打我》要是力度再大一些，再风格化一点将会愈加完美。
陆一同：第一次独立拍电影，各种条件都有限，所以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做电影要接触很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法回避的。在有限的时间和资金下，只能尽量去完成。
李名：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电影计划?
陆一同：有一个计划也是准备了好几年，是讲述父女之情的一个电影，是按照类型片框架，结合艺术性和独特性来写的，希望在商业上成功。另外也有一些其他题材的或许随时会做，而且要以“玩”的心态来做，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仅是一种表达而已。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有很多精彩的人生故事，我想用电影的方式纪录，呈现出来会比较有意思。
李名：你曾作为画家和观念艺术家，能否谈谈之前的一些创作情况。
陆一同：我从四、五岁就喜欢画画，纯中国式的，临摹、写生那种，小学到中学一直在学习绘画。八十年代后，现代艺术冲击中国，现代艺术中的颠覆性和解构意味很快就吸引了我，九一年初到巴黎后，我自然就选择了用“行为”来表达“观念”。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那种理想主义情结很容易转化为对现实的反抗，反抗政治现实同时也反抗艺术现实，我选择用“解构”和“并置”的方式反抗。这是一种带嘲讽性质的，指向东方同时也指向西方。不过在反抗的同时，我也在寻求一种中国人、西方人以及东、西方文化之间平等对话的方式。我在巴黎、纽约的那些年主要是在思考、观看和做行为艺术，前卫艺术所具有的挑衅性很吸引我，有力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国际社会进入一个和平美好的时期，正好我在那个时候出国，尤其在国内经历过文革以及“六四”的动荡，一下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一觉醒来，发现生存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矛盾性、冲撞感用语言很难描述。当时有很多想法需要表达，绘画达不到，行为和装置更适合表达。
李名：后来为何想到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陆一同：因为对电影一直很感兴趣。我性情比较闲散，到巴黎后有很多闲暇的时间，我就去看电影，我很享受坐在黑暗中观察和思考的感觉。以前的绘画、观念艺术偏重形式，电影则偏故事化一些，看时很轻松。
李名：你认为电影是商品还是艺术品，或者说你认为应该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
陆一同：我真不知道电影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喜欢哪一类电影，《低俗小说》既在艺术院线上映，也进商业院线，这是我认为的好电影。电影既要有人看，同时还应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但终极价值不应该出问题。
李名：谈谈你理解的独立电影。
陆一同：“独立”是个相对的概念，国情不同，“独立”的概念也不同。中国很多独立电影是“独立类型电影”，这种电影主要是为电影节拍摄的，在西方它有固定的观众群，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以我多年的国外生活经历来看，西方电影节和观众对中国电影是有一种“成见”的，不过，大家也都知道“游戏规则”这个概念，要想加入游戏就得按规则来。反过来，中国人对西方也有许多。成见。十几年前，我的行为艺术活动就是想动摇和打破这些“成见”，今天看来，从整个世界看来，这些成见不但没有被打破，还反而在加深，这是现实。如果中国有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院线，中国独立电影才能“独立”。
李名：《武松打我》里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嘲讽，也有一针见血的对白，在我看来，影片既具备“好看”的商业价值潜质，也具有定思想深度。你希望自己能拍出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来?
陆一同：我希望拍出既有商业性，又能表达自己观点的电影。我认为科恩兄弟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你认为科恩兄弟的是独立电影吧，它又用了很多明星，当然他们是有选择的使用。他们在黑色电影的框架之中，揉进个人特征明显的哲学、美学和黑色幽默。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强调自己的影片是独立电影，过于强调独立会很容易陷进一种“不独立”的状况之下。在中国，你的电影独立于现行体制之外，就很容易掉进西方电影节的“标准”之中，这样还不能称之为独立。科恩兄弟的大部分电影在精神和经济上都相当独立，但并不标榜独立。
李名：《武松打我》送电影局之后他们要求你做过什么修改没有?
陆一同：没有做什么修改，只是要求去掉两个“他妈的”台词。
李名：《武松打我》是你自己和朋友掏了二百多万完成的，是从表达、创作自由的角度来考虑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陆一同：之前我也接触过一些大的影视公司，他们也都对这个故事比较感兴趣。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最后合作成功。后来因为有一些朋友的资金进来，正好我也打算让这个事情告一个段落，就自己拍了。人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个人的经历、经验、思考也是在变化之中。如果再不拍这个电影，我的兴趣就会转移到别的方面了。《武松打我》是我对青年生活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可以画一个阶段性的句号，所以就自己把这部影片做出来了。
李名：中国很多的独立电影都是导演自筹资金来完成的，但他们自己的资金往往很有限，所以就选择尽可能低的成本方式(如DV、群众演员、纪录风格等)来进行。《武松打我》是用胶片拍的，你为何不考虑用更低的成本来拍?
陆一同：当时正好有那么多钱可以用，按照我一贯的生活态度，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做《武松打我》的时候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拍完了没钱做后期就等等，找到钱后再接着做。
李名：《武松打我》影片的各种工业质量(演员、摄影、录音、剪辑)都很棒，我想这也是低成本影片无法达到的效果。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应该剥夺电影的工业属性。
陆一同：这仍然是低成本电影，只是看上去成本更高些。我请过一些发行公司的专家看过影片，他们觉得像四百多万做出来的效果。我同意你说的，如果有条件，一定要尊重电影的工业属性。
李名：据说你想把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搬上银幕，最后因电影局未通过而搁浅。李银河说电影局不批准，这都是次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伟大的小说是不可改编的。李银河的意思是王小波的小说如果抽离其叙事形式，还能留下什么?请你谈谈你对王小波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
陆一同：李银河说得有道理。我改编的《黄金时代》几乎都没有动，旁白都是原话，只在小说的基础上加了一小点变化，让回忆者王二始终骑车在现在时的北京大街上转，其间穿插着他的闪回。我用了很多时间看他的所有作品，越看越觉得无法改。小说本身就是个电影，特别好看的电影。我所做的就是把文字视觉化，而且小说里面大部分的场景都已经描绘出来了。
李名：目前王小波的小说还没被改编成电影过。
陆一同：确实比较难改，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打算试一试。
李名：早在80年代你就参加过十几部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工作，请你谈谈这20年来你对中国电影的一些感受和认识。
陆一同：简单说点。小时候能看到的就是几部电影，翻来覆去地放，很多孩子都可以耳熟能详。文革后才有机会看了一些老电影。但对我冲击比较大的还是第五代的作品。看了这些电影，我也有些跃跃欲试，就参与了一些电影、电视剧的制作。后来1991年的时候就出国了，在国外时看到了《蓝风筝》、《活着》、《霸王别姬》这些第五代的巅峰之作。这几部作品也代表了中国电影某一个阶段的最高峰。但之后我就不太喜欢第五代的影片，第六代的导演也很少有真正能打动我的作品。我对电影的认识更多来自于在国外电影院的观影经验，而不是来自电影学院的。我发现我总是喜欢既能在艺术院线放映又能在商业院线发行的电影，这更加坚定了我要做这一类影片的决心。20年来的 中国电影对于我，开始是受到一些影响，到后来觉得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
李名：《武松打我》表面上是一个较写实的故事，包括演员的表演也不是那么夸张。
陆一同：我要的就是一种“冷”、“收”但又具有表现主义的效果，使得影片处于一种商业与艺术之间的状态。像我比较钦佩的美国导演科恩兄弟以及昆汀的影片，他们早期的电影请的不是很有名的演员，但他们的表演却是很有风格的，我觉得这样的影片既有力量又有趣。
李名：但《武松打我》本质上传达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也就是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环境中各路人马的千姿百态。我想影片里门德松的遭遇也和你的生活、电影创作的遭遇差不多吧7
陆一同：门德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这种人注定要在现实中失败。他身边的制片人、大款投资人、女人(潘金莲)等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一个对立面，一个强大的现实在围绕着他。两面对比，强弱立现。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所经历的，所看见的，所听到的不就是这样吗?但我把这些事情都抽离、提炼了一番，使之更具有象征性。在现在的中国，“现实主义”是彻底地打败了理想主义。
李名：影片的风格及气质上与陈大明的《鸡犬不宁》很相似，黄建新的一些作品比如《脸对脸，背靠背》等也具有这种气质，我认为具有这种知识分子气质的影片是国产电影少有的。
陆一同：我和大明也是好朋友，黄建新的一些影片我也看过，从对人文的关怀，对社会的态度上可能相近，影片风格上都偏好黑色幽默。
李名：你是怎样理解黑色幽默影片的?
陆一同：我理解的黑色幽默是表现事物的多义性，是暗喻，是嘲讽，是话外有话。《武松打我》里面既有对主人公纯洁、正直等品质的赞叹，也有对他的嘲讽。再向深里看，还有对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反思，批判、调侃和解构。
李名：《武松打我》要是力度再大一些，再风格化一点将会愈加完美。
陆一同：第一次独立拍电影，各种条件都有限，所以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做电影要接触很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法回避的。在有限的时间和资金下，只能尽量去完成。
李名：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电影计划?
陆一同：有一个计划也是准备了好几年，是讲述父女之情的一个电影，是按照类型片框架，结合艺术性和独特性来写的，希望在商业上成功。另外也有一些其他题材的或许随时会做，而且要以“玩”的心态来做，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仅是一种表达而已。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有很多精彩的人生故事，我想用电影的方式纪录，呈现出来会比较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