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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公共政策，如何改革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正义理论。地区差异、阶层差异等问题使得改革至为复杂，任何完美的方案，如果实行一刀切，结果肯定是一塌糊涂、漏洞百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如此多元的国家，应该允许多元的高考模式存在。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文革”中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劳动，是体力而非知识发挥了主导作用，所以人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衰退，人们纷纷开始考虑国家的和自己的前途。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是知识，而不是革命的乌托邦精神，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现代眼光的。因此，“文革”之后，他果断地选择了以恢复高考作为改革突破口，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由乱而治。
废除科举、恢复高考：
近现代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
其实，高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更是一个通过选拔社会精英来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社会制度。“文革”中高考被废止，人才出现严重断层，其间虽然也选拔工农兵进入大学学习，但录取的标准却是政治成分，而不是知识取向，这样，便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甚至还出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考入大学的荒谬事件。在革命的政治标准的导向下，全社会都拼命去赢得政治，而不是努力学习知识。因为只要在政治上红了，哪怕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照样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人物。
1977年恢复高考，其实质是重新以知识取向来规范和引导社会，选拔社会精英人才，这是20世纪具有革命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中，有两个事件至关重要。一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清廷一纸诏书废除了维系整个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科举考试，使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急剧的分化，特别是传统士绅逐步分化，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至引发了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第二个事件便是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高考使中国现代化得以重新起步，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格局，它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也关涉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毫无疑问，高考的恢复，确立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知识在国家中的地位，开启了以知识作为社会发展核心动力的现代化进程，对社会发展甚至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这一作用可以用“解放”两个字来概括，也就是把个人解放出来，把精英解放出来，把国家从僵化的体制中解放出来。高考用知识取向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准：知识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就此而言，无论怎样强调恢复高考的意义，都不为过。
高考的应试化倾向拒斥创新能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统一的高考制度遭受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和质疑，高考也在非议中经历了由统一趋向多元的变革。恢复高考后的30年，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15年和后15年。如果说前15年高考起到了解放思想、以考促学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后15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其实，高考的弊端并非后来始有，而是与考试这一选才方式相伴而生的，只是在恢复高考伊始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它的解放作用。在今天，现代化仅依靠知识的量的堆积已无法实现，只有创新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是社会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创新又具体体现为知识的创新。对于知识的创新，也就是如何建設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问题，高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考考什么，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取人，年轻的精英就会往哪个方向努力，从而影响整个文化的风气。
就这一目标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今天高考的整个制度，乃至具体的考试内容、方法和形式，都与创新型社会的内在要求相距甚远。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高考的应试化。表面看来，今天高考的很多题目比过去要科学得多，但客观题的分量越来越大，无形中将学生的思维强行纳入一个统一和标准化的模式里，这对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是很不利的。高考恢复之初，考试题目虽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大多为主观题，学生拥有相对自由发挥的空间，对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积极意义。但现在的高考变成了检阅学生知识是否合格的工具，忽略了对创新能力的考查。在外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考试竞争使高考变成了精致化考试。这样，高考强烈的指挥棒作用就造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应试化倾向。
目前的高考承担了非教育的使命
尽管我们的教育领域进行了诸多改革，强调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却依然无法扭转应试教育的大趋势。虽然高等教育经历了大规模的扩招，但招生录取依然是以知识取人。要竞争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要在标准化的考试制度下脱颖而出，就必须对知识进行非常精致化的掌握和钻研，从而形成了一个精致化的应试教育考试方式。归根到底，高考是为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的，这种精致化考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严重脱节。大学的目标是培养适应世界潮流的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除了需要扎实的知识基础之外，还需要创新精神和个性品格，但高考并非围绕创新来选拔学生，而以维护公平作为第一要务。
为什么高考导致了应试教育，遭受了那么多批评，甚至从教育官员到中学教师以至学生和家长都认为高考制度不合理，但却一直难以革新呢？这确实值得认真反思。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高考目前承担了一个非教育的使命：维护社会公平。从考试形式而言，高考是目前为止形式上最公平的考试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问出身、不问金钱，唯有分数决定成败。这给底层特别是农村来的许多读书人带来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这一传统源自科举制度。尽管明明知道高考制度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但是社会民众和舆论却在不断强化它，说到底是因为高考制度维系了社会公平的原则，具有形式公正的合理性。可以说，除此之外我们还找不到其他方式代替高考，高考也许是目前为止最让底层老百姓放心的一个制度。
不合理的高考如何改
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是多元化的，至少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继续实行原来的客观化考核方式；二是在经济发达、条件成熟的大城市实行自主招生改革。
之所以要两条腿走路，是因为改革会涉及教育和社会公平问题。如果按照知识的合理原则，那么30年前的那套高考选拔方式应该废除了，因为这套制度只是培养考试机器，在选拔导向上是有问题的；但在另一方面，采用能够选拔综合素质人才的制度，必须具备很多客观条件。比如在城乡差别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就会影响选拔的公平性。如果以客观化的书本知识选拔人才，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的考生还是相对公平的，正如科举时代一样，农村学生只要发愤苦读，仍然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如果以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来选拔学生，城乡之间与沿海和内地之间的不公平就会凸显出来。若要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中脱颖而出，必定需要很高的成本，譬如要考查学生的艺术修养，至少取决于几个条件：一是考生是否具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二是家庭是否能够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三是考生所生活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发展的空间。
公正可以分为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两者之间是有内在张力的，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难以同时兼顾。所以在现代社会中，首先要满足形式的公正，这也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亦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制度除了形式公正之外，还要符合更高的实质公正的原则。就高考而言，虽然它的形式是很公正的，但很难说做到了实质公正。美国的大学招生主要是种族间入学机会平等的问题，所以美国人依照补偿原则解决少数族裔的入学问题。中国的族群问题并不突出，更大问题来自阶层、地区和城乡的差异，如果按照美国补偿的方式来做，如何补偿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其实，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区高考名额越多，越是贫困的地区高考名额反而越少，从某种意义上看，是“贫困在补偿富裕，落后在补偿发达”，这一不正常的现象需要改变。
中国的地区差异问题的确非常复杂，不能用一种合理性抹煞另一种合理性，在几种合理性之间需要恰当的平衡。高考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公共政策，如何改革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正义理论，而现在我们缺乏理论工作者来论证这一问题。我们的改革和研究过多地停留在对策层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也是造成今天改革比较混乱的一个原因。所以，如何平衡高考改革中的各种合理性，已不仅是公共政策的选择问题，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对公正概念及原则的选择问题。
高考改革的策略，应在确定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下，允许若干大学进行各种自主招生模式的改革，探索招考制度的最佳模式。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刀切，因为地区差异、阶层差异等问题使得改革至为复杂，任何完美的方案，如果实行一刀切，结果肯定是一塌糊涂、漏洞百出。中国没有一个一劳永逸、可以包治百病的模式，在我们这样一个如此多元的国家，应该允许多元的高考模式存在。高考改革需要大胆试验，谨慎推广，特别是改革试点应该循序渐进地推开，而现实的改革则刚好相反，可谓“小心试验，大胆推广”：教育行政部门一道行政命令下来，各方没有充分论证就贸然全面推开，改革的善良愿望，很可能变成了行政长官的意志。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