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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最好不要在遇到困难时去麻烦大师们
先看两组数据：
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
全球2%最富有的成年人，拥有全球逾50%的财富，而50%最贫穷的人，仅拥有全球1%的财富。
透过以上数据可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表现出与全球经济一致的贫富分化趋势：为数很少的富人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而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掌握了最少量的财富。
现在，我们请出真的国学大师，而不是那些半桶水的，连自己都晃荡不清的“国学大师”，不仅请出中国的国学大师，也请来外国的国学大师们。
他们是：
讲道德的老子，道家学派的祖师爷；
讲仁义的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讲慈悲的释迦牟尼，佛家的创始人；
讲博爱的耶稣，基督徒在天国下的楷模；
这几位都是货真价实的文化大师、精神领袖、学术精英，我们请几位大人物对比一下两组数据，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来——如何在贫富分化的格局和趋势不变的前提下，多数人还能积极地在极少数人的领导下继续参与“资源配置”的活动，而且酝酿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企业文化”？
可以设想的是，如果各位大师不认为此要求乃强盗逻辑，那么老子讲演半天，不离“道德”；孔子的演讲，中心思想不离“仁义”；释迦牟尼讲演半天，不离慈悲；耶稣讲演半天，不离博爱。
他们的话分明是讲给富裕阶层和强势群体听的，这和处于资源配置末端的大多数有什么关系呢？
最有趣的是，“仁义”、“道德”、“慈悲”、“博爱”，这几个都是好词，典型的好词，不仅在普遍的意义上，在世俗的层面是近义词，而且在最高的境界，它们应该是同义词，说的本来是同样的意思。
不可以再去麻烦这些大师们了，企业家也最好不要在遇到困难时去麻烦他们。
大师们的话之所以有人听，是因为他们停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几乎个个都是穷得丁当响：孔子虽然父亲是不小的将军，自己未曾沾了什么光，一生周游列国，不为所用，最喜爱的徒弟颜回死了，无以为赠，只好把自己的破马车卖给颜回的老爸作为颜回的哀荣道具；老子当了几年国立图书馆馆长，任上没什么油水，其人也志不在此，最后骑青牛出关时，被迫用5000字“贿赂”把关的小头目；释迦牟尼本来是荣华富贵的王子，为了寻求真理，甘愿放弃尊贵，肚子饥了便到舍卫城“次第乞已”，他是一个穷汉富家一个都不放过的乞丐头儿；耶稣在世时向信徒规定了严格的“进贡”制度，但是自己未曾沾“贡品”的光，最后本人都上了十字架。
送走各位大师，只好自己的事自己办。
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家来说，前面的两组说明什么？
20％的中国富人是资本群体的主力，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市场、客户、消费者，还可能是他们的员工；
2％的国际巨富是全球资本群体的主力，大多数地球人是市场、客户、消费者，还可能是他们的员工。
这就是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全球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家面对的现实。
企业家为什么发展企业
在这现实环境里，2％的全球巨富和20％的中国富人们首先碰到一个难题，即现有的财富分割是否遵循了正义、公平、机会均等的程序？
其次，他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企业家发展企业，为了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巨富们无法回答的，全世界的巨富们，往往拥有两个国籍或干脆就是“某籍某人”的身份，就说明了各位内心的不适感。其次，全球各国对巨富阶层的财富密切关注、课以重税也说明社会对由极少数人掌握极大量财富的格局并不满意——国际公认的导致社会走向分裂还是走向和平发展的基尼系数为0.45也说明经济学界对贫富分化现象的严重关注。
既然对于第一个既成事实的困境无法赋予其正当性，那么在这块随时遭受质疑的脆弱磐石上，企业家发展企业为了什么？
也许“追求自我更加富裕”在以前可以被认为“理所当然”，那么目前全球经济加速融合的情况下，此种价值观只能导致投机，导致企业家本人及其企业的短期行为，导致极少数人离不开的“市场、客户、消费者和员工”的觉醒与反对。
既然“追求自我更加富裕”的价值观已经行不通，那么只能走向其反面，“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什么意思？
一个中国的，或者外国的企业家，当他（她）创立一个企业的时候，首要任务是先让自己的企业和员工生存下去，其次的任务是让自己的企业和员工强大起来，最后在资本的力量下，让社会上的更多人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最后，当他做完这一切，行将告别这世界的时候，需要最后的荣誉：我证明了我创造财富的能力，现在我将自己的财富归还给社会，让它继续发挥作用。
同时，在这个企业家从事一生的奋斗时，他必须注意到，在自己进行资源配置的时候，不得以伤害、浪费，或者破坏全人类共有的资源为代价。
在这方面目前正在复兴的“国学”还无法培养出合格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传统的国学也不能，中国曾有“十大商帮”，不能说他们对国学的理解没有今天的企业家深刻，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他们留下的豪华住宅区，和大灾之年零星的赈济故事，但缺乏更具号召力的精神。
巴菲特、比尔·盖茨，是最新的领袖人物，青壮年时期，他们是全球的“劳动模范”，在进入人生的黄昏之时，他们是全球的“慈善模范”。
“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当今全球企业和企业家生存与发展的真正磐石。
投机！投机！结果是同归失败？
参考这块巨大的磐石，我们看看激荡了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总体上走过了什么样的心灵之路。
由于体制的原因，中国的企业在1978年以来经过了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阶段。
因应这条演变线路，出现了三类企业家：国有企业当家人；股份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民营企业老板（也包括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是民营企业老板个人股份占主宰地位的股份制企业）。
在“激荡的三十年”中，国有企业当家人，股份制企业职业经理人，民营企业老板的群体心态具有一定的共性。
国有企业老板今天在位，明天可能不在位，他干得再好，财富不属于自己；
股份制企业经理人处境和国有企业老板有点类似，虽然有可能主宰企业的发展和决策主导权，其本身还只是个“打工皇帝”，随时可能被大老板炒鱿鱼；民营企业老板在《物权法》没有通过前，终日心有戚戚焉，因为它的财富再多，缺乏法律的保障，特别是当其财富的来源带有更多的“原罪”时尤其如此。
心态决定状态，思路决定出路。
由于上述困境，国有企业当家人在个人价值上无法普遍与企业的长远利益认同，因此往往成为本企业的“霸主”、“权威”，员工和部属见之往往如老鼠见猫；股份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在个人价值上也无法和企业的长远利益认同，不是在内部的争权夺利中成为牺牲品，就是在个人的失误和失败后“挂冠”而去；民营企业老板呢？将国有企业老板和股份制企业职业经理人的投机心态发挥到极致，什么来钱做什么，什么赚钱快做什么，最后在无数的短期行为中归于灭亡。
对于上述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老板们的群体心态，有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转制中，国有企业当家人和管理层热情似火的MBO（即管理层收购），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趁机火中取栗推波助澜，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被压抑太久了。
目前，尘埃几乎落定，“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达到，《物权法》通过，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老板们的群体身份已经各就各位，其个人价值和社会（包括政治地位的）回报也走上了一条比较正常的道路。
于是“民族企业”、“产业报国”、“和谐创富”的口号被企业家们提出来了。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潮流，但并不是最理想的口号，因为全球各国的企业家们为了各自利益也有类似的提法。
而实际上，在全球资本、资源日益趋向自由流动、自由配置的今天，已经很难界定，究竟一个企业有多少成分属于“民族的”，多少成分属于“国际的”，一个企业在中国注册，它的大部分业务和生产与销售流程可能在全球各地；反之，一个企业在其他国家注册，它的市场、生产和销售也可能在中国。
对于这种导致国家和民族界限越来越模糊的全球经济化浪潮，判断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将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占据主流的标准：它在那个国家和地区动用了更多的资源，吸收了更多的员工，并且合理合法地经营，它就有义务向所在国家和地区缴纳更多的税收，做更多的慈善事业。
如果它做到了这两点，那么该企业就应该说是一个发挥了财富的普惠价值和公益精神的优秀企业，同时，相应的荣誉也归于它的老板和团队。
这最后的心灵之路，是中国的各类企业家必然要经历的，他们将拥有真正的精神根基和企业文化赖以建立的磐石：自我价值的实现。
然而现在，“激荡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刚刚试图走出投机心态，更多幼稚的、新生的或者正在产生的企业还缺少这个意识，因此改变投机的心态，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2000年以来，无数曾经很火的企业在多元化中轰然倒塌，有的在跨国并购中严重受挫，究其根本，并非多元化和试图走出国界有什么错，而更多的是“投机导致了失败”。
投机心态一天不消除，文化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绊脚石”，试问，当一个企业给员工连三金都不愿缴纳，甚至克扣员工工资的时候，如何想像它能够“诚信立身、和谐发展”，当员工见了老板就像老鼠见了猫，这样的企业又怎么去创新，怎么去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