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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已没有了科研任务，但94岁高龄的王文采院士仍然坚持每周两天去北京西郊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他喜爱的植物标本。谈及倾注自己毕生心血的植物分类学，老人神采奕奕。
“那是1949年初冬，胡先生把我找了过去，说：‘听说你对植物分类学很有兴趣，帮我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怎么样？’我听后特别高兴，一口答应下来。”与胡先骕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王文采至今历历在目。
王文采结缘植物分类学，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林镕，另一个便是胡先骕。
大三时，王文采就读的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开设了植物分类学课程，授课的是当时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林镕。
王文采清晰地记得：1948年5月初，林镕第一次带全班学生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采集标本，“林老师随手采起植物，就能立即讲出其所代表的科属特性和花的构造。我當时好佩服他，什么植物都认识”。此后，王文采常常在假期跑到郊外去采集植物标本，有时候和同学一起，有时候独自前往。回来后，自己动手解剖花并绘图。
如果说林镕把王文采领进了植物分类学的大门，那么胡先骕则真正将他引向了植物分类学研究之路。王文采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担任动物分类学、生物技术和普通生物学三门课程的助教。194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开始在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兼任教授。这便成了胡先骕找到年轻的王文采，寻求编辑《中国植物图鉴》的由来。
在胡先骕极力推荐下，王文采从北平师范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开始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涯。
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百年来，我国植物分类学家们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历经40多年、四代人共同完成的80卷巨著《中国植物志》，具有科普及研究价值的工具书《中国高等植物图鉴》，都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而在这两项工作中，王文采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搞分类，采集标本是第一步。”王文采说，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标本和文献。
王文采介绍，我国植物种类丰富，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外国人就开始到中国来采集标本，先后来了200多人，采集到了大量珍贵标本。可惜，那时我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还没有起步。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后，王文采一直致力于野外考察工作，先后深入广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到过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采集标本。
野外考察很多时候是非常危险的。1958年11月，在云南勐腊热带雨林考察时，王文采得了恶性疟疾，忍痛返回昆明，住进了医院。到12月，他的病势越发严重，连续多日高烧不退，吃药也不见效。在这危急时刻，昆明植物所4名青年同志主动为王文采献血1600毫升。
“血输到我体内后，体温才逐渐降下来，也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王文采说，“尽管采集标本会遇到各种危险，但从事植物分类和保护工作，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获和快乐。”
从1950年春开始野外调查，王文采和同事们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采集到了大量的植物标本，获得了丰富的一手研究资料。“现在我们植物所的标本馆是中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但标本数量与几个世界著名植物标本馆的差距还是很大，只能研究中国的植物区系，世界的植物区系还是没法研究。”这一直让王文采觉得有些遗憾。
进入王文采的办公室，很多人都会惊讶于它的简陋：15平方米左右，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还有一张小沙发，此外再无任何摆设。60余年，春夏秋冬，王文采在这里默默耕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
1965年初，植物所抽出10个人，由王文采负责，脱产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一年后，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半多都编完了，可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后面几卷的编写工作被迫停止。
“那时候，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都下放到湖南去了，只能我自己做校对。出版社的工厂当时在北京通县，我在那里一待就是半年。”王文采回忆，那是自己最累的一段时间，校稿的工作量非常大，两册书共2000多页，而且图文要一一对应，不能出现偏差，特别费时费力费眼睛。在王文采的坚持和努力下，校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他也终于等到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恢复编写的那一天。
“为什么欧洲有那么多志书？就是因为他们200多年来一版一版地修订，一次比一次进步。而我们现在，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有大量工作要深入去做。”如今，已过鲐背之年的王文采依然在坚持工作，最近刚刚完成毛茛科银莲花属种类的补录，“《中国植物志》里是50多种，我现在补充到83种。”
多年伏案研究植物标本、画图，给王文采的视力带来了很大损伤。去年元宵节过后，他一进办公室就对助手说：“我啊，眼睛近期不太管用了，这可有点糟糕了。”助手一听很着急，赶紧开车带他去医院检查。那天，助手才得知，这次要看的是左眼，老人的右眼10年前就已经失明了。助手泪流满面，他只知道：这10年间，老师在实验室里看显微镜做研究，出版了多本著作、完成了几十篇论文、多次为他人作品写序，却不知道，他是用一只眼睛完成的。
回去的路上，助手一语不发，默默开车。王文采在后面坐着念叨：“趁着还能借助放大镜工作，我得赶紧把中国翠雀植物的文稿写完，后面的事情，就得麻烦你们了。”
虽已著作等身，王文采仍然很谦逊，并时刻自省。“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还有很多欠缺。”王文采说，希望年轻人能持续接力，为国家的植物分类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 来源|人民日报
◎ 图片|全景科学家
“那是1949年初冬，胡先生把我找了过去，说：‘听说你对植物分类学很有兴趣，帮我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怎么样？’我听后特别高兴，一口答应下来。”与胡先骕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王文采至今历历在目。
王文采结缘植物分类学，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林镕，另一个便是胡先骕。
大三时，王文采就读的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开设了植物分类学课程，授课的是当时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林镕。
王文采清晰地记得：1948年5月初，林镕第一次带全班学生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采集标本，“林老师随手采起植物，就能立即讲出其所代表的科属特性和花的构造。我當时好佩服他，什么植物都认识”。此后，王文采常常在假期跑到郊外去采集植物标本，有时候和同学一起，有时候独自前往。回来后，自己动手解剖花并绘图。
如果说林镕把王文采领进了植物分类学的大门，那么胡先骕则真正将他引向了植物分类学研究之路。王文采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担任动物分类学、生物技术和普通生物学三门课程的助教。194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开始在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兼任教授。这便成了胡先骕找到年轻的王文采，寻求编辑《中国植物图鉴》的由来。
在胡先骕极力推荐下，王文采从北平师范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开始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涯。
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百年来，我国植物分类学家们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历经40多年、四代人共同完成的80卷巨著《中国植物志》，具有科普及研究价值的工具书《中国高等植物图鉴》，都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而在这两项工作中，王文采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搞分类，采集标本是第一步。”王文采说，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标本和文献。
王文采介绍，我国植物种类丰富，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外国人就开始到中国来采集标本，先后来了200多人，采集到了大量珍贵标本。可惜，那时我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还没有起步。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后，王文采一直致力于野外考察工作，先后深入广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到过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采集标本。
野外考察很多时候是非常危险的。1958年11月，在云南勐腊热带雨林考察时，王文采得了恶性疟疾，忍痛返回昆明，住进了医院。到12月，他的病势越发严重，连续多日高烧不退，吃药也不见效。在这危急时刻，昆明植物所4名青年同志主动为王文采献血1600毫升。
“血输到我体内后，体温才逐渐降下来，也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王文采说，“尽管采集标本会遇到各种危险，但从事植物分类和保护工作，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获和快乐。”
从1950年春开始野外调查，王文采和同事们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采集到了大量的植物标本，获得了丰富的一手研究资料。“现在我们植物所的标本馆是中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但标本数量与几个世界著名植物标本馆的差距还是很大，只能研究中国的植物区系，世界的植物区系还是没法研究。”这一直让王文采觉得有些遗憾。
进入王文采的办公室，很多人都会惊讶于它的简陋：15平方米左右，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还有一张小沙发，此外再无任何摆设。60余年，春夏秋冬，王文采在这里默默耕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
1965年初，植物所抽出10个人，由王文采负责，脱产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一年后，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半多都编完了，可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后面几卷的编写工作被迫停止。
“那时候，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都下放到湖南去了，只能我自己做校对。出版社的工厂当时在北京通县，我在那里一待就是半年。”王文采回忆，那是自己最累的一段时间，校稿的工作量非常大，两册书共2000多页，而且图文要一一对应，不能出现偏差，特别费时费力费眼睛。在王文采的坚持和努力下，校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他也终于等到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恢复编写的那一天。
“为什么欧洲有那么多志书？就是因为他们200多年来一版一版地修订，一次比一次进步。而我们现在，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有大量工作要深入去做。”如今，已过鲐背之年的王文采依然在坚持工作，最近刚刚完成毛茛科银莲花属种类的补录，“《中国植物志》里是50多种，我现在补充到83种。”
多年伏案研究植物标本、画图，给王文采的视力带来了很大损伤。去年元宵节过后，他一进办公室就对助手说：“我啊，眼睛近期不太管用了，这可有点糟糕了。”助手一听很着急，赶紧开车带他去医院检查。那天，助手才得知，这次要看的是左眼，老人的右眼10年前就已经失明了。助手泪流满面，他只知道：这10年间，老师在实验室里看显微镜做研究，出版了多本著作、完成了几十篇论文、多次为他人作品写序，却不知道，他是用一只眼睛完成的。
回去的路上，助手一语不发，默默开车。王文采在后面坐着念叨：“趁着还能借助放大镜工作，我得赶紧把中国翠雀植物的文稿写完，后面的事情，就得麻烦你们了。”
虽已著作等身，王文采仍然很谦逊，并时刻自省。“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还有很多欠缺。”王文采说，希望年轻人能持续接力，为国家的植物分类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 来源|人民日报
◎ 图片|全景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