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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医疗废物处置战线从未停歇。但是面对疫情大考，我国医废处置仍暴露出了一些短板。例如：疫情初期，某些医疗机构存在医疗废物露天堆放的情况;在各地驰援湖北武汉的过程中，应急设备种类较多，部分设备没有有效发挥产能;在实际工作中，各地医废处置能力参差不齐，基础设施能力建设不足;医废处置收费和税率标准不一，影响行业积极性。
疫情期间医废“井喷”
“现在一个医废桶大概三四十公斤，最重时，甚至达到五六十公斤。”湖北襄阳一家环保企业企管部副总监孙瑜说，武汉封城后，公司接到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的电话，要求驰援武汉，帮助清运医疗垃圾。
随着疫情暴发，医疗废物不仅数量暴增，种类也超出以往。孙瑜说，平时常见的医疗废物，包括针管、盐水袋、棉签、口罩、防护服，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医废桶里不算重。但疫情期间，所有病人接触过的东西，都被视为医疗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床褥，甚至病人的呕吐物等。
“在疫情前，武汉的医疗废物产生量是（每天）40多吨。随着病例的逐渐增加，最高峰，医疗废物的产生量达到240多吨。”3月11日，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英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次疫情暴露出湖北武汉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差距比较大的情况。
2月13日，王春山带领7辆医废运输车，花了5个多小时，从襄阳开往武汉，又在城区辗转6个小时，才到达湖北省人民医院，连夜开始收集武汉的医疗废物。
王春山是襄阳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油环保）董事长。应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要求，1月29日，中油环保派出首批团队驰援武汉，包括5辆车、12名工作人员。2月13日，已经是公司派出的第三批支援团队。
医疗废物是一种特殊垃圾，可能具有感染性、毒性或者其他危害，需要特殊处置。
“疫情之前，有时候我们会隔天去一次医废的集中收集点。而在疫情最严重时，有的医院我们一天要去两次，保证医废及时清运。”孙瑜介绍，疫情期间的工作量是平时的数倍。疫情之前，按照规定，医疗废物暂时贮存时间不得超过72小时，如果公司遇到窑炉检修或者其他问题，有3天时间暂存。疫情期间，按照要求，必须在24小时内对所有医废日清日结。
小车和大车不停接力，高强度运转。往常，一辆运力1.5吨的小型运输车，跑几家医院收集医废，才能把车厢装满。2月份疫情最严重时，一家医院的医废就能填满一辆车，小车必须直接去处置点或者中转点清空医废，才能前往其他医院。医疗垃圾太多，医废桶也很快告急。来到武汉之后，中油环保分3次采购了5000个医废桶，240升的大容量，齐腰高，一次性投放到武汉。医废桶是周转容器，清运车到医院，医疗垃圾不能从桶里倒出来，而是要直接将桶装载到车上，运到处理厂，卸载下来后消毒，再返还到医院。孙瑜介绍，“比如说，一家医院装载一天的医废量，需要500个桶，那我们就得备下1000个。这是额外投入，实际上平常用到的桶并不多。”
医院最初也难以招架，医废堆积如山却运不出去，在武汉多个定点医院都曾出现过。武汉汉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是武汉市唯一一家具备处理医疗废物资质的企业。疫情期间，公司早已超负荷运转。该公司一名员工曾对媒体表示，公司目前每天处理2500多箱医疗垃圾，接近疫情前的两倍。
武汉本地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开始向外地寻求增援。起初，中油环保只是受武汉委托，支援医废的清运。2月上旬，除了运输，他们还要负责将一部分医疗垃圾运回襄阳，焚烧处理。除了中油环保，生态环境部南京所、南京中船绿洲环保有限公司等省外单位也都参与了运输和处置医疗废物。
进入3月，疫情趋缓，医废处理的高峰也随之过去了。孙瑜说，目前不再满负荷运转，“清运车到医院，医疗垃圾开始装不满一车了，有的车甚至当天不用出去转运垃圾了。”
支出大、收益小、落地难
有专家指出，此次疫情中，医废处置能力和支撑技术都存在问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工程部主任孙宁概括为“三缺乏一隐患”。“三缺乏”是指缺乏医疗废物应急设施、缺乏医疗废物转运车辆和转运箱、缺乏应急设施现场处置人员。
“一隐患”是指处置设施、处置效果方面，难以达到正常情况下环境排放标准要求。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采用的应急焚烧处置设施，总体技术水平较低，设施体系不健全，给环境和现场操作人员身心健康带来隐患和威胁。同时废物具体类型复杂，含水量比正常情况下收集废物的含水量明显偏高，对焚烧设施运营不利。
不仅是武汉，全国各地医疗废物处理能力也暴露了不同程度的短板。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英介绍，疫情以来，全国22个城市医疗废物处理在超负荷运行，还有28个城市是满负荷和接近满负荷运行。在上海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看来，这次暴露出的问题，更主要不是技术上的，“是管理的问题”。
医废处置项目落地难，也是长久以来困扰行业的问题，即使能达标排放，医废处置项目也很难被周边居民接受。2011 年，《人民日报》曾报道，6 年时间，选址20 多处，湖南湘潭医废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因村民反对，无法开工。
首先是缺乏医废应急处置的意识。杜欢政表示，不少政府和医疗机构对重大疫情是否会发生抱有侥幸心理，“大家觉得，平时能应付过去就好了，对应急处置的认识不到位。”还有的城市管理者有应急意识，但更在乎成本。大多数地方在安排资金时，只考虑现有医废处置，不会考虑对医废处置的应急能力进行拨款。
2003年“非典”后，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要求以地級市为单位，集中建设运营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但实际上，即使过去17年，并非每个地方都能做到。2017年11月2日，国家卫健委曾公布，全国还有近1/5的地级城市无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单位。
最主要的原因，关乎成本和收益。医废处置行业，支出大、收益小。杜欢政解释，有的地方平时医废量不多，单独建设处置设施，企业规模太小，难以盈利。
现实中，一些城市会将医疗垃圾运往附近城市的处置企业。但是这会带来极大隐患：一些城市为了节约运输成本，会分出一些被认为没有危害的医废，当作生活垃圾丢弃，其中一些可能重新流入市场。2019年的3·15晚会，央视曾曝光了河南省濮阳县的医疗废物处置黑色产业链：未被集中无害化处置的医疗废物被加工成破碎料，卖给下游企业，加工成塑料网袋、菜袋、洗脸盆、卫生盆等日用品。
醫废处置项目落地难，也是长久以来困扰行业的问题，即使能达标排放，医废处置项目也很难被周边居民接受。2011年，《人民日报》曾报道，6年时间，选址20多处，湖南湘潭医废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因村民反对，无法开工。
“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常规的处置项目都难以落地，更别说考虑应急状态。”杜欢政说。
此次疫情将医废处置困境进一步放大。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生态环境部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医疗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到今年年底，每个地级市都要建成一个规范的处理医疗垃圾的处置场。
应急能力也需要提升。杜欢政建议，有些地方正常容量是50吨，建设时，可以设计成60吨处理能力，适当大一点，兼顾成本。对一些医废产生量不大的城市，未来可使用移动式处理方法解决。应急时，这些移动设备能灵活调往有需要的城市。
需建立高效率医废处置体系
专家指出，进一步提高处置能力，要加快建设以大规模集中处置为主、移动式应急装备为辅的医废处置体系。
据了解，疫情发生前，武汉的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为50吨/天左右，收集处置医疗废物量为40吨/天左右。“疫情期间，医疗废物产生量不断增加，峰值时期是平时的5～6倍。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原有的处理设施难以满足处置需求。因此，需要发挥集中协同处置和移动式处置设备的优势。”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科技处副处长张胜田说。
为解决这一问题，广东深圳等地在此次疫情中针对大型集中处置设施进行了协同性尝试。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固体废物和化学品处处长林卫强介绍说：“深圳进行了危险废物焚烧厂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应急处置医疗废物的尝试，废气、废水排放指标均无明显变化。深圳计划新规划建设一个大型危废和医废协同处置项目，把一个焚烧炉分成两个口进料，在保证医废不扩散的基础上，提高医废动态处置能力，从容应对卫生防疫事件期间废物剧增问题。”
一般性医疗废物可以通过经必要改造和加强管理的集中式处理装置安全处置;但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等高危医疗废物，一方面靠原有的集中式处理装置处理，另一方面则需要移动式应急设备发力。
记者了解到，对于中小型医院、偏远地区或者其他转运难的医疗机构，移动式装备可以发挥有益的补充作用，移动应急装备储备应同样纳入到基础能力建设中去。国家危废处置技术中心副主任马建立表示：“针对分散的医疗机构和突发情况，推动移动装置作为应急储备或者备用设备，相应的管理条例和标准体系还应进一步完善。”
设备有了，设备的运营团队也是一种能力储备。疫情期间，虽然大量科研人员支援一线，但仍有不少装置没有及时转化为处置能力，专业人员缺乏也是医废处置能力不足的重要制约因素。马建立认为，科研人员有限，不能全部都到一线去，应该有专门的运营团队负责实现协同高效运转。运营团队应该接受专业培训，经过针对突发状况的技能培训，实现与科研人员的高效对接，从而提高医疗废物处理效率。
医废产业发展机制待健全
医废处置发挥着公共设施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医废产业走的是市场化道路，相关机制也有待健全。专家表示，市场化运营可以保证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数量和容纳能力，但如何保证企业处置备份能力，还需相关政策落地。
当前，我国医疗废物处置收费制度由各地方政府物价部门来核定当地的医疗废物处置收费的标准。收费标准相对固定，但处置成本却是浮动的，定价和成本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尤其是在疫情暴发以后，医疗废物的处置费用长期滞后于处置需要和产业发展需求的问题逐渐显露。
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危废部副主任郑洋认为，如果医废处置收费价格仅能勉强维持企业现有状态运营，那么在面对应急处置需求时就可能会暴露出能力、技术等方面的短板。保持应急备用能力非常重要，这需要相关政府部门予以相应支持。
对于不少企业而言，除了收费标准，税费是另一考虑因素。目前，我国医废处置行业税率在全国并未实现统一。辽宁省欧尔东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翁乾介绍说：“山东、吉林和山西等地的企业充分利用了国家颁布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享受了即征即退70%的政策优惠，但黑龙江、辽宁等地还没有享受这些优惠政策。相比之下，辽宁省相关税率为6%，而黑龙江省此种税率则高达13%。”
定价、税率以及运输等医废企业面临的种种问题，不能只靠环保一家之力为之。有专家表示，医废处置产业的定价和成本之间的矛盾仍未解决，其性质和定位仍需进一步明确。如果医废处置是城市的公益性服务设施，那应该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完全市场化的行业，最重要的是保障其服务功能。
◎ 来源|综合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环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