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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生动地刻画了明朝万历年间的几位重要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李贽，这六个人物矛盾且冲突的一生，正是明朝文官制度最为真实的写照。本文在指出文官制度的停滞不深的同时表达了对政治制度法律化的认同，认为践行依法治国是当前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重要保障。文末谈及对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肯定以及在当下的运用与思考。
关键词：文官制度；政治法律化；大历史观
本书的作者——黄仁宇，美籍华人，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他以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以及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万历十五年》一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于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先后被译成法语、德语、日语、中文出版。由于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是以直到1982年5月首次印刷出版。此后，本书多次重印，成为深入人心的经典作品。
《万历十五年》一书，作者在开篇即提到“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同样这平平淡淡的一年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会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而这正是作者的一个写作动机。本书总共分为七章，内容简短充实，第一章以“万历皇帝”开篇，第七章以哲学家“李贽”收尾。这七个部分实际上讲述了六个人物，看似独立，实为一体。万历、张居正、申时行和海瑞代表了明朝的行政，戚继光代表了明朝的军事，李贽代表了明朝当时的社会思潮。六个人物相互串联，从他们的事迹中作者分析了明朝的道德与制度，文末作者总结了一句话：“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其中，笔者对明朝时期的“文官制度”颇为感兴趣。谈起文官制度我们就不得不说说本书的六位主角以及他们背后所隐藏的制度危机。
一、文官制度的形成及其对皇权的制约
中国古代挑选文官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得以实现的。因此文人的科举考试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就考试内容而言，明朝时期的考试内容基本局限于宋儒朱熹注释的“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集中记述儒家经典的言行及做人的道理，对人格的形成和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确立，都具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论语》当中就有“学而优则仕”这一千古名句。以此来考察文人，一方面，考试范围较窄，内容单调，题型毫无新意，并且其固化程度远比宋朝时期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同样的学习经历也给了此时文官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成长背景。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们，以传统的儒家学说为标榜，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却也深深地陷入了这种制度的牢笼中而无法自拔，他们思想僵化，甚至行为木讷。而明朝时期的政事，更加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故而不会去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书中例举了一个对京官进行考核的例子（p52），这样的考核对于文官来说实在是让人心寒的。于是他们更加需要相互照顾，他们以各种形式形成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可以说，如若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的全国，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因此，书中也提到了所谓“乡谊”（同乡之谊）、“年谊”（同年登科之谊）、“姻谊”（姻亲情谊），这种种的“谊”也造成了文官派系的形成。到此，我们可以说明代的文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并且极易分辨的官员群体——文官集团。
关于明代文官集团的特点，作者在书中指出，明代文官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阴”、“阳”两面的双重性格。“阳”的一面，即文官在精神层面上所表现的克己奉公的人生理想；“阴”的一面，即文官们在现实层面所展现的个人私欲。尽管明朝不乏“海瑞”这样的清官典范，但是明朝时期的私欲取向可以说是体制性的，无法根除的。文官集团过于庞大、冗繁，并且处于绝对地位。文官实际上掌握着政治实权，他们甚至已经把皇权架空，让皇帝成为一个“傀儡”。书中写到了很多张居正作威作福的例子，且不说万历皇帝，就连慈圣太后都对张居正“言听计从”。书中也很讽刺的说万历皇帝是如何在首辅张居正，以及宦官冯保的教导下俭以养性的，可到最后万历却发现张居正奢侈无道，冯保亦是如此的事实。此时的万历皇帝感到痛心无比，何曾想教诲自己的大臣们满口仁义道德的外表下，尽都有一颗贪婪腐朽的心，尽都把自己当成他们实现私欲的一颗棋子。尽管最后张居正被清算，冯保被驱逐出京，但皇帝也并没有能真正掌握国家的大权，说到底他也是制度的产物。他依旧无法摆脱文官集团给他设定的条条框框。在明朝，国家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经过文官集团用传统道德加以粉饰最后往往归结于神学或美学问题，再也不是错综复杂的经济或社会问题。明朝这种由传统道德模式滋生出来的恶习，在官场中也突出地体现出来。这是一种从道德模式中衍生出来的制度困境。
二、道德牢笼中的政治制度
傀儡皇帝能否摆脱文官集团的束缚？答案是不可能的。拿张居正来说，他虽看清楚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但最终改革失败，正是因为他忽略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贸然改革。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引起文官集团的莫大恐慌，并动摇了文官集团的根本利益。他过度强求效率的提高，显然超出当时的限度，造成国家行政系统内部活跃，整个文官集团最终因压力过高而纷纷起来反对。改革出现的问题又被文官集团上升为道德问题，结果导致张居正被罢官抄家的悲惨下场。接任者的申时行，虽知道解决国家最大的问题的方案应该是立志于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提倡诚意，努力调解各方关系，但依旧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朝文官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整体，官员们在传统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导致文官集团内部的涣散，从而使得整个帝国制度腐朽，无法治理。
书中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反映当时政治制度，即立储。立储一事是万历皇帝同整个文官系统的一次对抗，可是它却使得一个帝国慢慢地陷于“宪法危机”之中。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始终无法正面的公开自己的意图，而是以一再拖延的手段来对抗强大的文官集团。“拖延”有的时候可以化解危机、转危为安，然而在“立储”这件事情上必须以严厉而坚决的态度做出反映，一再拖延的消极态度只能让大臣们笃定万历是一位缺乏信用和气魄的皇帝，从而更加不会偃旗息鼓。那么万历为什么没有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为什么无法为自己辩护废长立幼的合法性？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道德作为主宰的。另一方面，也与万历自小就登基有着不可磨灭的因素，因为他是在大臣们的教育下长大的，文官集团需要的就是一个“傀儡”皇帝。因此，这样的皇帝本身就是制度下的产物，是紫禁城里的囚徒，如果他想要跳出这样一种困境谈何容易。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臣。可是，万历就是不甘愿遵守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规范，反对这种由传统道德衍生而成制度，“立储”事件更是让他充满愤怒，无能为力却又无可奈何。由此，他甚至不再参加朝中繁琐的诸多事件，不再批阅奏章，在处理朝政时采取奉行道家的“无为而治”。书中写到“每当天气晴和，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这一细节处也体现了皇帝内心的苦闷。万历皇帝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对封建社会中传统道德最无声的反抗，也是对这种把道德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的“文官集团”最无力的反抗。 以上这些情况，反应了明朝时期过于重道德而轻制度的一个事实。书中第七章——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就很好的论证了这一点，思想上的困境，才导致了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困境。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等同于是把道德变成宗教。传统的儒家经典，已经成了那个时候最虔诚的信仰，明朝时期的官员们正是打着正统的旗号，钻了制度的漏洞，导致了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军事积滞不振，文化呆滞不深。试想如果百姓一个个都成了循规蹈矩的“道德机器人”，那么政治上的统治就变得容易多了。尽管，万历皇帝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文官制度的强大力量，对此他也只能“装聋作哑”，让制度束缚在道德的框架之下。
三、政治制度的法律化
研习历史，是为了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获得新生。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著有一本《停滞的帝国》，书中将中西方文明的撞击描述的深入细致，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丑陋面揭露无疑，事实上笔者甚是欣慰“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惊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君主和群臣，惊醒了一批又一批救亡图存的爱国人士。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思想，尤其是宪政思想的引入，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文官制度最有力的抨击。也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化做了理论和思想上的铺垫。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看重法治，“法治”优于“人治”的论点更是不胜枚举，政治制度的法律化可以说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我国也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近年来，我国也在不断完善立法制度的改革，积极处理好法律与实践、立法与改革这两对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笔者也是有感于书中人物的自相矛盾而又无可奈何，才在有限的认知范围内谈谈解决之道，然中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化道路依旧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肩负责任，践行使命。
四、何为“大历史观”
另外，笔者也想借此机会谈谈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作者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当中着重论述了这一观点，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向读者表明何为“大历史观”，但他却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同一时期英国、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阐述了他基于大历史观的见解。“大历史观”的产生可以说不仅仅是个人的成果，更多的源自于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作者说：“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这是作者个人的需要。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大历史的方法把中国的历史放入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中来探讨，增强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其实也是社会潮流的需要。作者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当时的历史事实，揭示了道德代替法律和制度带来的种种悲剧，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甚至哲学家李贽，他们无一人能幸免，无一人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功成身退。
这种“大历史观”的思维方式或者说研究方法，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无论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学术写作方面，我们都可以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从《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写作方法上来看，他从小事着手，逐步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层面。从几个典型的人物写起，以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等人讲述行政系统的固化；以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讲述军事体制的落后；以李贽等哲学思想家讲述思想的停滞不深。所有试图想要变革的主张都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被扼杀。这样的写作方式“以小窥大”，并且看似零碎，其实内部也隐含着很强的一体化结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学习和工作中一方面要做到善于把这一事物放到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要从一件事情的内涵和外延去研究它。正如黑格尔所言“A等于非非A”，也就是说当你想要理解A这个物体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什么是“非A”，这样你才能更好更全面的去理解A这一事物。同样的在研究过程中也要把经济的因素与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等多种因素相结合。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又为什么不是这样？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培养自己一体化的知识结构，培养我们的综合分析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树立起大历史的视角，并将其自觉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
参考文献：
[1]（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15（1）.
[2]张军强.“政教合一”社会结构下的囚徒—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3]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沈章明.“万历十五年”的道德危机[J].明德讲堂.2014（07）.
[5]刘静.走向民间生活的明代儒学教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作者简介：
朱静（1991.10～），女，安徽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国际政治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大国关系。
王伟（1991.08～），男，安徽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地方政府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县域治理。
关键词：文官制度；政治法律化；大历史观
本书的作者——黄仁宇，美籍华人，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他以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以及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万历十五年》一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于197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先后被译成法语、德语、日语、中文出版。由于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是以直到1982年5月首次印刷出版。此后，本书多次重印，成为深入人心的经典作品。
《万历十五年》一书，作者在开篇即提到“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同样这平平淡淡的一年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会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而这正是作者的一个写作动机。本书总共分为七章，内容简短充实，第一章以“万历皇帝”开篇，第七章以哲学家“李贽”收尾。这七个部分实际上讲述了六个人物，看似独立，实为一体。万历、张居正、申时行和海瑞代表了明朝的行政，戚继光代表了明朝的军事，李贽代表了明朝当时的社会思潮。六个人物相互串联，从他们的事迹中作者分析了明朝的道德与制度，文末作者总结了一句话：“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其中，笔者对明朝时期的“文官制度”颇为感兴趣。谈起文官制度我们就不得不说说本书的六位主角以及他们背后所隐藏的制度危机。
一、文官制度的形成及其对皇权的制约
中国古代挑选文官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得以实现的。因此文人的科举考试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就考试内容而言，明朝时期的考试内容基本局限于宋儒朱熹注释的“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集中记述儒家经典的言行及做人的道理，对人格的形成和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确立，都具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论语》当中就有“学而优则仕”这一千古名句。以此来考察文人，一方面，考试范围较窄，内容单调，题型毫无新意，并且其固化程度远比宋朝时期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同样的学习经历也给了此时文官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成长背景。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们，以传统的儒家学说为标榜，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却也深深地陷入了这种制度的牢笼中而无法自拔，他们思想僵化，甚至行为木讷。而明朝时期的政事，更加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故而不会去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书中例举了一个对京官进行考核的例子（p52），这样的考核对于文官来说实在是让人心寒的。于是他们更加需要相互照顾，他们以各种形式形成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可以说，如若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的全国，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因此，书中也提到了所谓“乡谊”（同乡之谊）、“年谊”（同年登科之谊）、“姻谊”（姻亲情谊），这种种的“谊”也造成了文官派系的形成。到此，我们可以说明代的文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并且极易分辨的官员群体——文官集团。
关于明代文官集团的特点，作者在书中指出，明代文官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阴”、“阳”两面的双重性格。“阳”的一面，即文官在精神层面上所表现的克己奉公的人生理想；“阴”的一面，即文官们在现实层面所展现的个人私欲。尽管明朝不乏“海瑞”这样的清官典范，但是明朝时期的私欲取向可以说是体制性的，无法根除的。文官集团过于庞大、冗繁，并且处于绝对地位。文官实际上掌握着政治实权，他们甚至已经把皇权架空，让皇帝成为一个“傀儡”。书中写到了很多张居正作威作福的例子，且不说万历皇帝，就连慈圣太后都对张居正“言听计从”。书中也很讽刺的说万历皇帝是如何在首辅张居正，以及宦官冯保的教导下俭以养性的，可到最后万历却发现张居正奢侈无道，冯保亦是如此的事实。此时的万历皇帝感到痛心无比，何曾想教诲自己的大臣们满口仁义道德的外表下，尽都有一颗贪婪腐朽的心，尽都把自己当成他们实现私欲的一颗棋子。尽管最后张居正被清算，冯保被驱逐出京，但皇帝也并没有能真正掌握国家的大权，说到底他也是制度的产物。他依旧无法摆脱文官集团给他设定的条条框框。在明朝，国家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经过文官集团用传统道德加以粉饰最后往往归结于神学或美学问题，再也不是错综复杂的经济或社会问题。明朝这种由传统道德模式滋生出来的恶习，在官场中也突出地体现出来。这是一种从道德模式中衍生出来的制度困境。
二、道德牢笼中的政治制度
傀儡皇帝能否摆脱文官集团的束缚？答案是不可能的。拿张居正来说，他虽看清楚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但最终改革失败，正是因为他忽略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贸然改革。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引起文官集团的莫大恐慌，并动摇了文官集团的根本利益。他过度强求效率的提高，显然超出当时的限度，造成国家行政系统内部活跃，整个文官集团最终因压力过高而纷纷起来反对。改革出现的问题又被文官集团上升为道德问题，结果导致张居正被罢官抄家的悲惨下场。接任者的申时行，虽知道解决国家最大的问题的方案应该是立志于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提倡诚意，努力调解各方关系，但依旧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朝文官集团有着不同的利益整体，官员们在传统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导致文官集团内部的涣散，从而使得整个帝国制度腐朽，无法治理。
书中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反映当时政治制度，即立储。立储一事是万历皇帝同整个文官系统的一次对抗，可是它却使得一个帝国慢慢地陷于“宪法危机”之中。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始终无法正面的公开自己的意图，而是以一再拖延的手段来对抗强大的文官集团。“拖延”有的时候可以化解危机、转危为安，然而在“立储”这件事情上必须以严厉而坚决的态度做出反映，一再拖延的消极态度只能让大臣们笃定万历是一位缺乏信用和气魄的皇帝，从而更加不会偃旗息鼓。那么万历为什么没有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为什么无法为自己辩护废长立幼的合法性？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道德作为主宰的。另一方面，也与万历自小就登基有着不可磨灭的因素，因为他是在大臣们的教育下长大的，文官集团需要的就是一个“傀儡”皇帝。因此，这样的皇帝本身就是制度下的产物，是紫禁城里的囚徒，如果他想要跳出这样一种困境谈何容易。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臣。可是，万历就是不甘愿遵守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规范，反对这种由传统道德衍生而成制度，“立储”事件更是让他充满愤怒，无能为力却又无可奈何。由此，他甚至不再参加朝中繁琐的诸多事件，不再批阅奏章，在处理朝政时采取奉行道家的“无为而治”。书中写到“每当天气晴和，他一高兴，就和宦官们掷银为戏”，这一细节处也体现了皇帝内心的苦闷。万历皇帝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对封建社会中传统道德最无声的反抗，也是对这种把道德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的“文官集团”最无力的反抗。 以上这些情况，反应了明朝时期过于重道德而轻制度的一个事实。书中第七章——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就很好的论证了这一点，思想上的困境，才导致了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困境。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等同于是把道德变成宗教。传统的儒家经典，已经成了那个时候最虔诚的信仰，明朝时期的官员们正是打着正统的旗号，钻了制度的漏洞，导致了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军事积滞不振，文化呆滞不深。试想如果百姓一个个都成了循规蹈矩的“道德机器人”，那么政治上的统治就变得容易多了。尽管，万历皇帝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文官制度的强大力量，对此他也只能“装聋作哑”，让制度束缚在道德的框架之下。
三、政治制度的法律化
研习历史，是为了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获得新生。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著有一本《停滞的帝国》，书中将中西方文明的撞击描述的深入细致，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丑陋面揭露无疑，事实上笔者甚是欣慰“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惊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君主和群臣，惊醒了一批又一批救亡图存的爱国人士。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思想，尤其是宪政思想的引入，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文官制度最有力的抨击。也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化做了理论和思想上的铺垫。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看重法治，“法治”优于“人治”的论点更是不胜枚举，政治制度的法律化可以说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我国也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近年来，我国也在不断完善立法制度的改革，积极处理好法律与实践、立法与改革这两对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笔者也是有感于书中人物的自相矛盾而又无可奈何，才在有限的认知范围内谈谈解决之道，然中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化道路依旧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肩负责任，践行使命。
四、何为“大历史观”
另外，笔者也想借此机会谈谈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作者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当中着重论述了这一观点，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向读者表明何为“大历史观”，但他却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同一时期英国、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阐述了他基于大历史观的见解。“大历史观”的产生可以说不仅仅是个人的成果，更多的源自于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作者说：“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这是作者个人的需要。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大历史的方法把中国的历史放入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中来探讨，增强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其实也是社会潮流的需要。作者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当时的历史事实，揭示了道德代替法律和制度带来的种种悲剧，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甚至哲学家李贽，他们无一人能幸免，无一人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功成身退。
这种“大历史观”的思维方式或者说研究方法，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无论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学术写作方面，我们都可以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从《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写作方法上来看，他从小事着手，逐步深入到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层面。从几个典型的人物写起，以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等人讲述行政系统的固化；以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讲述军事体制的落后；以李贽等哲学思想家讲述思想的停滞不深。所有试图想要变革的主张都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被扼杀。这样的写作方式“以小窥大”，并且看似零碎，其实内部也隐含着很强的一体化结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学习和工作中一方面要做到善于把这一事物放到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要从一件事情的内涵和外延去研究它。正如黑格尔所言“A等于非非A”，也就是说当你想要理解A这个物体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什么是“非A”，这样你才能更好更全面的去理解A这一事物。同样的在研究过程中也要把经济的因素与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等多种因素相结合。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又为什么不是这样？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培养自己一体化的知识结构，培养我们的综合分析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树立起大历史的视角，并将其自觉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
参考文献：
[1]（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15（1）.
[2]张军强.“政教合一”社会结构下的囚徒—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3]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沈章明.“万历十五年”的道德危机[J].明德讲堂.2014（07）.
[5]刘静.走向民间生活的明代儒学教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作者简介：
朱静（1991.10～），女，安徽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国际政治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大国关系。
王伟（1991.08～），男，安徽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地方政府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县域治理。